企业诉讼风险与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决策
——基于管理层自利行为视角

周兆斌，杨志国，2（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

2020 年3 月1 日新修订的《证券法》开始实施，其强调投资者保护并强化了中介机构作为“看门人”的责任承担，同时明确了证券民事诉讼制度。随着资本市场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作为投资者保护的重要途径，越来越多企业选择用诉讼这一法律手段解决冲突。但诉讼具有不确定性，往往反映出公司较低的治理水平及经营管理能力（纪亚方等，2020）。因此，企业诉讼风险诱发的公司治理问题会影响审计师决策。

审计报告作为一种信用产品发挥着“增信”功能，企业管理层和治理层是影响财报质量的关键因素（杨志国，2021）。管理层可能从利润最大化角度做出有利于自身的选择，面对企业诉讼引发的一系列经营和财务问题可能存在着机会主义动机，比如选择减少信息披露（Rogers和Buskirk，2009）等，从而加大了股东了解公司信息的难度。审计活动具有信号传递功能，其通过传递企业财务可信性信息来缓解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随着审计民事责任制度的不断完善，审计师参与财务信息风险分配的比重增加，审计具有保险价值（陈汉文，2009）。基于审计需求的保险理论，审计师识别管理层自利行为的成本增加，一旦审计失败，审计师可能面临声誉和担保成本“双损失”。面对企业的诉讼风险，审计师会提高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概率，审计对于减少管理者自利行为的意义凸显。

基于此，本文以2010 ～2020 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管理层自利行为视角考察企业诉讼风险与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决策之间的关系，采用企业当年是否涉诉、涉诉次数和涉诉金额三个指标来衡量诉讼风险，并检验了代理成本与内部控制质量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在进一步研究中，考察了分析师跟踪、管理层风险偏好及持股比例异质性对诉讼风险与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影响。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其一，丰富了公司治理与审计的相关研究，从管理层自利视角来分析诉讼风险对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影响机制；其二，结合分析师和管理层两个角度进一步考察诉讼风险对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决策的影响，为企业防范诉讼风险的影响提供了分析路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持续经营审计意见是审计报告面向未来的重要标志。财政部于2016 年发布了修订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24 号——持续经营》，强化了注册会计师关注企业持续经营事项的责任，要求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单独部分。当前，国内外研究聚焦于审计师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厉国威等（2010）研究发现，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具有增量的决策有用性，投资者会降低对被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公司的价值认定水平；周楷唐等（2016）研究认为，持续经营审计意见为债权人提供额外价值，从而影响企业债务规模和债务成本。另外，持续经营审计意见会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张立民等，2017）、降低财务困境公司的代理成本（廖义刚等，2009）。关于导致审计师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因素，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审计师自身及审计内外部环境两方面进行考察。企业财务和经营状况是审计师判断企业持续经营能力的重要方面。

此外，事务所规模（Mo等，2015）、审计准则的实施（Raghunandan 和Rama，1995）、企业对外担保水平（张俊瑞等，2014）等也影响着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出具。诉讼事项给企业带来了不确定性和法律风险。已有研究认为，企业诉讼风险影响着企业创新活动（潘越等，2015）、慈善捐赠（傅超和吉利，2017）、融资约束（司海平等，2021）等。诉讼风险越高的公司，审计费用越高（刘颖斐和张小虎，2019），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大（姜涛和尚鼎，2019）。

综上可知，现有文献侧重于考察诉讼风险与审计费用及非标审计意见的关系，且许多研究从未决诉讼入手，但企业当年发生的所有诉讼事项会在一段时间内对企业经营及声誉等带来负面影响。基于此，本文探究企业诉讼风险对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从管理层自利视角检验代理成本与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机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强调审计师要识别并评估企业经营风险。诉讼给企业带来的经营和财务负面影响具有连锁效应，甚至会危及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潘越等，2015）。这会使得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受到影响，进而提高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的发生概率。企业诉讼风险具有信号传递效应，其会向市场传递企业风险信号（司海平等，2021）。面对存在诉讼风险的企业，作为“看门人”的审计师要将公司的真实财务和经营信息传递给股东，以降低审计中的检查风险。所以，审计师在出具审计报告时会更加严谨，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概率随之增加。而企业诉讼事项也可能将审计师卷入“诉讼风险”之中，如果审计出现问题，审计师可能在诉讼、赔偿及声誉等多方面受到负面影响。当审计师面临较高的审计风险时，会更谨慎地对待企业财务风险及杠杆操纵行为，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更大（徐亚琴和宋思淼，2021）。非标审计意见的出具一般意味着企业存在问题。持续经营审计意见是非标审计意见的典型代表，表明企业财务状况及经营活动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未来可能存在终止经营或破产清算的风险（周楷唐等，2016）。基于以上分析可知，面对企业诉讼风险，审计师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增加，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企业诉讼风险导致审计师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增加。

管理层激励不足与信息不对称是引发代理问题的两个重要原因（徐亚琴和宋思淼，2021）。而企业诉讼风险会导致第一类代理成本增加，原因如下：首先，诉讼风险引发经营危机，可能导致管理层薪酬激励不足。由于管理层薪酬与业绩挂钩，管理层为了获得更多薪酬，可能采用盈余操纵手段来提高业绩。同时，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都是高管薪酬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两者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傅颀和汪祥耀，2013）。管理层可能以增加在职消费的形式进行利益侵占，从而加剧代理问题。其次，诉讼风险可能引发管理层对信息披露的操纵，从而导致代理问题加剧。管理层为了满足投资者心理预期及维护企业声誉，可能会通过减少信息披露（Rogers 和Buskirk，2009）来掩盖诉讼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当企业存在诉讼问题时，理性的管理层会延缓盈余预告的发布并降低盈余预告准确性（高敬忠等，2011），或者使用冗长的文本降低可读性（刘军岭等，2022）以减少市场关注度，以期隐藏“坏消息”并增强投资者信心（王克敏等，2018），同时也可能采取报表粉饰行为以免再次遭遇诉讼问题（纪亚方等，2020）。总之，信息披露操纵多数是管理层出于自利目的而实施（曹雅楠等，2023），即通过维持良好的公司形象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资金，进而为自身牟取利益。

综上可知，当企业存在诉讼问题时，管理层可能会采取增加在职消费及信息披露操纵等自利行为，影响着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而审计师能够监督约束管理层自利行为并有效缓解代理问题（朱荣和李霞，2020），通过识别管理层隐匿的盈余管理活动来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刘玉华，2014）。同时，为了避免审计失败风险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审计师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企业诉讼风险导致第一类代理成本提高，进而增加审计师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可能性。

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是审计师进行风险判断的重要依据（粟立钟等，2019）。当企业存在诉讼问题时，管理层自利行为在内部控制中的体现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管理层防御是自利行为的重要体现（吴战篪和李素银，2012），为减弱诉讼风险对自身职位的冲击，管理层会将大部分资金和精力投入诉讼事项中，导致企业在内部控制建设中的资金投入减少，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刘军岭等，2022），从而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产生负面影响。第二，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方面，较高的信息披露质量会“暴露”管理层自利行为，所以降低信息披露质量能够进一步掩盖其盈余管理行为（夏立军和鹿小楠，2005）。当企业涉及诉讼事项时，管理层会倾向于降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真实性及完整性，通过维护企业形象来获得资金及资源支持，最终实现自利目的。第三，在内部控制有效实施方面，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实施需要具备松弛的内部控制环境（余海宗和吴艳玲，2015）。在企业面临诉讼风险时，管理层自利行为更加无法隐藏，其可能通过降低内部控制有效性加以掩盖。

综上可知，低质量的内部控制可能是管理层自利行为导致的内部资源配置不足，或是“掩盖”管理者自利行为的“有意为之”。信号传递理论视角下，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通常包含企业财报存在错误或舞弊等隐性信息，从而提高财务报表重大错报的发生概率（王加灿等，2019）。基于风险导向审计理论，审计师在风险评估过程中会对企业内部控制进行合理判断以降低审计风险，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概率随之增加。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企业诉讼风险导致内部控制质量降低，进而增加审计师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可能性。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于2009 年7 月1 日开始实施，所以本文以2010 ～2020 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按照如下原则进行处理：剔除金融业上市公司样本；剔除数据存在缺失的样本；剔除ST 公司样本；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按1%与99%分位进行缩尾处理。最终获得的样本数量为25832。诉讼风险数据来源于Wind 数据库并进行整理，其他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为验证诉讼风险对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影响，本文构建模型（1）～（3），分别使用企业当年是否涉诉（LITI）、企业当年涉诉次数（LITIN）及企业当年涉诉金额（LITIA）来衡量诉讼风险。

1.被解释变量。借鉴张俊瑞等（2014）的研究，若审计师在年度审计报告中明确表示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风险或对企业的持续经营存疑，则赋值为1，即认为审计师出具了持续经营审计意见（GCO），否则为0。

2.解释变量。借鉴毛新述和孟杰（2013）、潘越等（2015）的度量方法，本文采用三种方式来衡量企业诉讼风险：①企业当年是否涉诉（LITI），若企业当年存在诉讼事项则为1，否则为0；②企业当年涉诉次数（LITIN），企业当年累计涉诉次数加1 后取自然对数；③企业当年涉诉金额（LITIA），企业当年累计涉诉金额加1后取自然对数。

3.中介变量。借鉴Chae 等（2009）的研究，本文选取管理费用率来度量第一类代理成本（COST），即使用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衡量，该数值越大，表明股东与管理层存在的代理问题越严重。将迪博数据库中内部控制指数标准化（内部控制指数/100），用于衡量内部控制质量（IC），该指数越大表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

4.控制变量。借鉴以往研究，本文主要控制了公司及审计层面变量，同时控制了行业及年份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及定义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 中描述性结果显示，GCO 的均值为0.011，标准差为0.106，表明样本公司中被审计师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比重不大。LITI的均值为0.162，表明当年涉诉企业样本占16.2%，即涉诉企业占比较大。

表2 描述性统计

（二）基本回归分析

表3 是模型（1）～（3）的回归结果，LITI、LITIN、LITIA 的系数分别为0.615、0.319、0.065，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企业诉讼风险提高了审计师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概率，且企业涉诉次数越多、涉诉金额越大，审计师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概率越大。可见，审计师会将企业诉讼问题纳入考察范围内，根据诉讼的严重性来进行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决策，从而验证了H1。

表3 企业诉讼风险与持续经营审计意见

（三）机制检验

为考察代理成本与内部控制质量的中介作用，本文构建模型（4）、（5）：

其中，Medium 为中介变量，控制变量的选取如上文所述。表4是代理成本的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4列（1）～（3）是模型（4）的回归结果，LITI、LITIN、LITIA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企业诉讼风险能够提高第一类代理成本；表4 列（4）～（6）是模型（5）的回归结果，将诉讼风险与代理成本变量同时加入回归，发现LITI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LITIN、LITIA 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COST 的系数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为了验证机制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采用Sobel和Bootstrap检验进一步考察。Sobel 检验结果显示，LITI、LITIN、LITIA 的Z统计量绝对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Bootstrap 检验中，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这说明代理成本在诉讼风险与持续经营审计意见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表4 代理成本机制检验

表5是内部控制质量的机制检验结果。表5列（1）～（3）是模型（4）的回归结果，LITI、LITIN、LITIA 的系数分别为-0.289、-0.243、-0.043，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企业诉讼风险会降低内部控制质量；表5列（4）～（6）是模型（5）的回归结果，将诉讼风险与内部控制质量变量同时加入回归模型，发现LITI、LITIN、LITIA 的系数分别在1%、10%及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IC 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Sobel 检验结果显示，LITI、LITIN、LITIA 的Z 统计量绝对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Bootstrap 检验中，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以上结果说明内部控制质量在企业诉讼风险与持续经营审计意见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表5 内部控制质量机制检验

（四）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内生性检验。借鉴纪亚方等（2020）的研究，本文选取各省份的执业律师人数（LAWYER）作为工具变量，原因如下：省执业律师人数影响诉讼风险，如果省执业律师人数较多，说明法律环境较好，当企业存在诉讼问题时能有更多机会寻求专业律师帮助；并且省份执业律师人数与审计师是否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无关，LAWYER 变量具有相关性和外生性。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表明，F统计量值均大于10，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回归结果显示，LITI、LITIN、LITIA的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2.Heckman两阶段检验。考虑到样本自选择偏误问题，借鉴潘越等（2015）的研究，在第一阶段中，使用企业当年是否发生诉讼（LITI）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Probit 模型回归并计算逆米尔斯比率IMR，在第二阶段中，将IMR 加入主回归模型，解释变量的系数依然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3.替换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为进一步缓解反向因果内生性问题，考虑到因果时序性，本文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回归，滞后一期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另外，使用企业当年累计诉讼次数（LITINN）、诉讼金额与资产比值（LITIAA）来衡量诉讼风险，回归结果显示LITINN、LITIAA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4.替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若审计意见中指出企业存在资不抵债、财务恶化、破产风险等问题，也视为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再次进行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5.更换回归方法。使用Probit 回归方法重复上述研究，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综上可知本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限于篇幅，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未予列示，留存备索。

六、进一步研究

（一）分析师跟踪异质性检验

作为资本市场信息中介，分析师通过收集、研究并发布报告来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李春涛等，2014）。张俊瑞等（2014）研究认为，分析师跟进在资本市场发挥着重要的监督作用，可显著降低企业的诉讼风险。本文认为，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少时，诉讼风险引发的管理层自利行为更严重，审计师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概率提高。本文将分析师跟踪人数按照中位数进行分组，由表6可以看出，相较于分析师跟踪人数多的组别，分析师跟踪人数少时，诉讼风险显著提高审计师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概率。Bootstrap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显示，经验p 值均为0.000，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诉讼风险对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决策的影响在分析师跟踪人数少的组别中更显著。

表6 分析师跟踪人数异质性检验

（二）管理层风险偏好异质性检验

管理层风险偏好是高管应对风险的态度，属于心理层面的隐性特征，显著影响着公司决策（郭道燕等，2016）。已有研究发现，管理层风险偏好程度越高，其操纵行为越严重。面对企业诉讼问题，管理层风险偏好程度高意味着更强烈的机会主义动机。借鉴郭道燕等（2016）对高管风险偏好的衡量方式，本文对高管风险偏好程度按照中位数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7 所示。在高管风险偏好程度高的组别中，诉讼风险显著提高审计师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概率；而在高管风险偏好程度低的组别中，诉讼风险对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影响不显著。Bootstrap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显示，经验p 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诉讼风险对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影响在管理层风险偏好程度高的组别中更显著。

表7 管理层风险偏好程度异质性检验

（三）管理层持股比例异质性检验

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长期激励工具，能够促使管理者为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而努力工作，从而减少因追求个人利益而引发的代理问题（苏坤，2015）。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时，面对企业诉讼风险，管理层会更加努力地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本文对管理层持股比例水平按照均值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8 所示。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时，诉讼风险显著提高审计师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概率。而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时，诉讼风险对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影响不显著。Bootstrap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显示，经验p 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诉讼风险对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影响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低的组别中更显著。

表8 管理层持股比例异质性检验

七、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0 ～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管理层自利视角实证考察了企业诉讼风险对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发现：诉讼风险显著增加审计师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决策的可能性，企业涉诉次数越多、涉诉金额越高，审计师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大；代理成本与内部控制质量是企业诉讼风险影响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出具的中介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分析师跟踪人数少、管理层风险偏好程度高及管理层持股比例低的分组中，企业诉讼风险能够显著提高审计师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概率。

基于以上研究提出以下建议：一是企业自身要具备防范法律风险的能力，减少诉讼问题的发生，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设计合适的管理层薪酬激励制度，提高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二是审计师要增加自身专业知识和技术储备，提高识别和应对风险的能力，进而提高审计独立性并出具恰当的审计意见。三是监管机构要进一步加强对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管，加大对违规披露的惩罚力度，缩减管理者的舞弊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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