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瞿秋白到毛泽东:中共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探索与成熟

王棋,姜志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苏 南京 211106)

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前提条件。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曾引领了西方的学术发展,这一理论传播到中国后,也引起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重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同样极为深刻,党的领导人尤其是瞿秋白和毛泽东,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理论贡献并不亚于葛兰西,在具体实践方面的成效甚至更出色,只不过在学术挖掘和对外宣传方面,中国学术界这方面的工作还远远不够。意共和中共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探索基本处于同一时期,谈不上相互影响和相互借鉴,但两者都受到列宁意识形态实践的影响和启示,东西方思想进程中的这种异曲同工之妙,再次印证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研究这一问题不但有助于我们吸取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克服所谓“成王败寇”的虚无主义历史观,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

(一)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无产阶级的重要任务

瞿秋白早期虽然担任过中共领袖,但他投入最多、从事时间最长的大抵是思想文化方面的工作,如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经典俄国文学与领袖著作的翻译、革命刊物的编辑、文学创作与文艺研究等等,因此他对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的思考,从一开始就具有文化和普罗大众的视野,并与他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思考联系在一起。

瞿秋白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首先源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传统的继承。早在“五四”运动时期,瞿秋白就认识到,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产生,即新思想的产生必定源于“人类共同生活有了病”,“所以想补救这病,一定要求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觉悟,方才能够补救。若是不求大多数人的觉悟,单在局部着想,就容易生出流弊出来”[1]。他指出,革命家要做的事情,就是将文化与大众结合起来,希望通过新思想启发民众觉悟,形成救治社会弊病的广泛力量,这是推动瞿秋白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形成的最初源流。

20世纪30年代初,瞿秋白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历史背景,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2]489-490。在瞿秋白看来,劳动民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大都是从反动的大众文艺得来的,反动文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五四”运动前表现封建意识统治的封建文化,这种文化由于形成时间长、根底深、影响广,短暂的新文化运动很难在短期内将其根除;二是“五四”新文言文学基础上产生的革命文学和普罗文学,这种欧化文学是用绅士的语言写的,和普通民众没有关系。所以,无产阶级必然要通过文化革命,对反动的封建意识予以“打击和肃清”,以启发民众的革命意识。

再者,瞿秋白对文化领导权问题的重视,同他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瞿秋白是党内关于革命领导权问题的最早提出者之一,1923年国共合作之后,无产阶级的力量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愈发显示出来,成为“国民革命中之骨干”,而二者在统一战线上的斗争愈演愈烈,对此,瞿秋白明确主张:“务使最易组织最有战斗力之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3]而后瞿秋白又通过参加“五卅”运动以及在统一战线中与大资产阶级妥协派、国民党新老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等进行尖锐的斗争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不断发展他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在此后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中,针对右倾错误的干扰,瞿秋白在1927年5月发表的《论中国革命之三大问题》一文中指出:“以前所谓领导权仅仅指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至于政权与军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以外的……现在无产阶级应当参加革命的政权,应当指导革命中的武力,应使军队中的指挥成分继续由真正忠于革命的成分来代替和补充。”[4]将领导权的内涵延伸至军权、政权等方面,这就打开了思维空间,隐含着提出其他方面领导权包括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可能性。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为了推动革命潮流,党的六大确定,“现时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移至夺取广大工农兵群众与实施工农群众之政治训育”[5]822。这实际上包含两方面工作: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将组织与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作为基本任务;另一方面,党也认识到,缺乏理论指导是一个很大的弱点。为了打开思想战线的新局面,六大提出了一项宣传和教育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任务,即“发行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布哈林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领袖的重要著作”[5]828。这一时期,国民党也以“反革命的两手”对付“革命的两手”,在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对共产党展开了疯狂的“文化围剿”,从精神上压制革命力量的发展,这极大阻碍了革命力量的壮大。瞿秋白进一步认识到,要推动革命从低潮走出来,应依靠文化的力量来引导民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教育。于是,瞿秋白在1931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离开政治领导岗位,重返文学战线,领导左翼文学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国统区的文化运动。

瞿秋白投身文化工作固然有其政治受挫的特殊机缘,但也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而且,多年亲历革命的体验和革命家的政治思维,决定了他能够兼顾中国革命远景和当时的现实需求,高屋建瓴地看待和指导文化发展问题。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够完成民权革命在文化上的任务,它也绝对不愿意完成这种任务,而且正在反对民众自己的文化革命……无产阶级应当开始有系统的斗争,去开辟文艺大众化的道路。只有这种斗争能够保证无产阶级在文艺战线上的领导权,也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能够保证新的文艺革命的胜利。”[6]493在“革命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的关系上,瞿秋白认为“文艺革命上的领导权的争取也是无产阶级的严重的任务”[6]492,关系到整个革命的胜利。这些重要论断表明,瞿秋白即使已经离开实际领导岗位,也没有忽视对革命领导权问题的关注,他将夺取文化领导权视为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支撑,体现了他对历史发展方向的深刻洞察。

(二)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7]77

如果说瞿秋白是具有革命精神的文学家,那么毛泽东则是具有文学气质的革命家,与瞿秋白不同,毛泽东是在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中,针对党自身的建设、党对军队和根据地领导的实现,在“问题倒逼”中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领部队在敌军势弱的农村开辟新的革命阵地。对于毛泽东的做法和经验,中央领导及1928年召开的六大决议给予了充分肯定,之后其他起义队伍也先后走上了这条道路。将中国革命重心放在农村,通过根据地不断波浪式地扩大以获得革命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的中国国情中走出来的特殊革命道路。此种形势下,革命想要顺利进行主要取决于三股力量,一是中国共产党,二是人民军队,三是广大群众。但在地处偏远的农村,无论哪一种力量其主要成员都是农民,在生活艰苦、环境险恶的农村环境中,如何保证革命力量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并不断发展壮大呢?这就需要强大的思想引导和精神力量。

首先,对于处于革命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说,随着党的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许多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使党内产生许多与无产阶级思想相对立的思想,这些错误思想破坏着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使党无法担负起领导革命的任务,这是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毛泽东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7]77

其次,对于人民军队而言,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党指挥枪”和军队中的民主主义原则,从政治上和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大量农民以及部分雇佣兵俘虏、游民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加入,加之游击战的作战方式导致未能及时对部队进行教育和训练,因此,军队中滋生了诸如片面强调民主、反对集中指导,只想流动作战、不愿建立根据地等不良思想,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破坏了“党指挥枪”的政治原则,严重妨碍了军队作用的发挥,这就使得军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就农民而言,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革命最广泛最深厚的力量来源,因此,谁掌握了农民,谁就将赢得最大多数社会力量的支持。因此,争取农民首先要帮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从经济上重塑农民的平等地位。但这么做还是不够,因为农民未必清楚帮助他们这么做的意义在哪里,即除了维护农民利益之外,如何从精神层面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得到他们的精神认同,使他们自觉地跟党走,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此外,农民群众中还广泛存在文化水平低、观念落后、思想迷信等方面问题,因此,对农民还有一个加强宣传、教育的问题。

实践的发展必然要求认识上的突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明确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1928年11月25日,他以中共红四军前委名义写报告给中央,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7]77之后,在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尽管党在政治宣传、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思想政治等方面的工作依然在持续有效地开展,但由于忙于应付战争以及反动派的阻隔,思想文化方面的运动与当时的革命战争,“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8]848,此时,毛泽东关注的焦点也主要是应付军事斗争,无暇顾及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并对此展开持续深入的理论研究。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再次与国民党合作,达成全国抗战局面,党的各方面工作开始走上正常轨道。但就国内形势而言,这一时期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逐渐浮出水面,在思想战线上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扬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还有一些其他阶级的主义、国内各种性质文化的多样化存在,对不少党员、干部、战士、知识分子和群众产生了负面影响,思想战线的斗争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回答“中国向何处去”,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再次显示出来。

此时,经过十几年革命实践和风雨洗礼,毛泽东无论是革命经验、理论视野,还是战略眼光都达到了更高境界,对无产阶级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看得更清楚,也有更从容的心态去关注并系统研究文化发展问题。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他旗帜鲜明、充满自信地指出:“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9]705毛泽东的这一重大论断意义重大,如果说此前毛泽东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围绕的是“如何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这个关乎革命成败的问题,并且直接服务于创建革命根据地这一目标,那么,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回答的则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这就为未来中国的发展包括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在这一背景下,这一命题的意义更加重大。

总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在探索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与瞿秋白可谓是交相辉映,他们一个在根据地建设实践中倡导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主张,一个在白区文化发展中倡导建立文化领域统一战线并掌握文化战线领导权,两人的思考角度、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虽然不同,但都通过各自的探索得出了这一论断,充分显示出这一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

二、关于如何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

中国革命既需要无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指导,也离不开广大民众的参与,争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目的就在于团结凝聚人民群众。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好比是“头脑”或“真理”,群众好比是“身体”或“主体”,这两方面的统一,就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过程。首先需要廓清“大众”的概念,明白文艺为谁服务;其次通过“文艺大众化”来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即对无产阶级新文化进行大众化的改革,用大众可以接受的方法来创作,培养群众的革命意识和阶级意识,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占领意识形态阵地;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思想机关”,应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在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过程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一)明确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瞿秋白与毛泽东都主张大众化的文艺方向论,希望用文学作品唤醒大众,使他们肩负起中国革命的重任。“五四”新文化运动把文学从少数士大夫的手里夺了过来,肯定了文学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作用,肯定了文艺的大众化方向。但应当承认,新文学并没有普及到工农大众中去,仅限于市民阶级中的知识分子,这些新的革命文学家与群众隔离,其作品趋于欧化,因此不能被工农大众所接受,大众所接受的仍是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要求文学应为劳苦大众的翻身事业服务。

文艺大众化的前提是“谁为大众?”,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高度关注的问题,恩格斯指出,文学应该“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10]。列宁认为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11]。瞿秋白从他们的理论出发,并根据中国国情指出:“普洛大众文艺应当在思想上意识上情绪上一般文化问题上,去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手工工人、城市贫民和农民群众。”[12]459毛泽东通过分析各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8]855工、农、兵都是党和革命所依靠的重要力量,其中工人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革命的同盟军,兵士是革命的主力军,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能够与我们长期合作的同盟者,凸显了“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实质上是要求文艺与工农大众、与工农大众的新时代相结合。

两人的阐述中都认为“大众”具有阶级属性,但所表达的实质却不尽相同,主要体现在对待农民的态度上。瞿秋白曾说“革命文学”应该用无产阶级的语言来写,因为在瞿秋白那里,农民虽也是“大众”的一部分,但与身处大都市和工厂的无产阶级不同,由于其“原始”“偏僻”的文化特性,所以不在“大众”中占主体地位。这与瞿秋白的个人经历有关,他与工人、农民相处较少,而毛泽东则是在与工农群众长期的密切联系中成长起来的,他指出,中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八成以上,“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的文化”[9]692。毛泽东通过对当时的革命任务和各阶级情况的分析,对“大众”进行了清晰的认定,廓清了当时根据地文艺家对大众的模糊理解。

(二)文艺大众化的全面确立

第一,大众文艺用什么语言写?文学作品能否被大众所接受,语言是关键。瞿秋白把语言问题视为“普洛文学的所有问题的首要问题”。“五四”前士大夫专用的文言和五四式的白话群众都看不懂;章回体的白话,例如《水浒》《红楼梦》等也不能代表当时大众所用的口语,因而都不能被群众采用。瞿秋白提倡使用大众现在口头上的俗话,即大众能读出来并且听得懂的“现代的中国普通话”。与瞿秋白将解决语言问题作为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先决条件”相类似,毛泽东在论述文艺大众化的主张时也将语言问题作为切入口。他在《在延安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听不懂, 还讲什么文艺创作呢?”[8]851正是因为许多文艺工作者对大众语言不了解,所以他们的作品不仅话语平淡,而且还经常使用与人民的语言相抵触的词汇。这样的作品群众不赏识,自然不能与工农兵大众打成一片,因此,“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9]708。

第二,大众文艺要写什么?一方面,关于大众文艺的形式。瞿秋白认为旧式的大众文艺较为口语化,叙述方式简单,群众乐于接受。因此,普洛文艺应从大众现有习惯和欣赏水平出发,用平铺直叙的形式,创作与口头文学接近的题材朴素的作品,如旧式题材的歌曲小调、故事小说等,但这不是盲目模仿,而应在创作实践中加以改革,利用老文体创造出新的俗话小说、戏剧、诗歌等形式。另一方面,关于大众文艺的内容。在当时民族和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条件下,在思想上武装和动员大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重中之重,所以瞿秋白主张当时文艺创作的口号应当是:“揭穿一切种种的假面具,表现革命战斗的英雄。”[2]495一是歌颂,一是暴露。文艺作品的内容可以以反映当时的革命斗争和政治事变、描写劳动群众的家庭生活和恋爱问题等为主要题材,歌颂革命英雄和群众英雄。同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真正明了敌人的意识在什么地方影响大众,才能正确估计敌人的力量,更好地与敌人作战,所以文艺作品还要暴露帝国主义列强和本国封建势力的种种恶行,革命文艺初期正是没有厘清革命文艺的任务,不会估计现实的形势,只有一般号召性口号的叫喊,看似十分“勇敢”,实则收效甚微。

瞿秋白对文艺大众化语言形式、文字改革和民间题材体裁的可贵探索,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深入探讨了文艺的“民族形式”。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他主张要建立新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9]706。毛泽东推崇鲁迅,认为鲁迅的作品就带有民族风格,指出:“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9]698所以,在毛泽东看来想要创造出有民族特性的作品,在内容上必须体现出民族精神、民族立场和民族传统;在形式上必须利用中国文艺的旧形式,如大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故事、民俗语言以及民间戏曲等,作为新文艺的养料,“民族化”“旧壶装新酒”不等于复古,更不意味着排外,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吸收古今中外文化中的进步内容和有益形式,使之服务于文化民族化形态的形成。

第三,关于文艺批判的标准。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所以文艺批评同样具有意识形态性。瞿秋白虽没有提出文艺批评的具体标准,但他在论述文艺的社会功用时,较多地强调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宣传教育的武器,忽视了文艺的审美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尚未取得政权,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的权利,因此,瞿秋白更看重文艺的社会功能,这就抓住了本质和主流,但不足之处在于,如果只偏重文艺的政治属性不利于文艺创作的发展和提高。毛泽东通过对文艺工作的不断总结,指出文艺界的斗争方法之一就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是政治标准,二是艺术标准。每个阶级在衡量文艺作品时,总是从它持有的阶级立场出发,坚持政治标准高于艺术标准的文艺批评准则,但总体上还应坚持两个标准的统一,并不是要求政治可以毫无原则地干预艺术。

“瞿秋白关于文艺大众化的意见,明显是毛泽东后来关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论述的前奏。”[13]两者的文艺思想都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背景和实践基础上的,前者提出的“文艺大众化”思想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是40年代延安文艺的主要理论基础,两人思想一脉相承,但由于时代背景、个人经历等不同又有着明显区别,“瞿秋白将文艺大众化旨归于‘用文艺来做改造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武器’、‘用文艺来帮助革命’,包含有革命启蒙的性质,毛泽东则以政治的方式来实践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大众化’”[14]。

(三)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改造

第一,对于知识分子革命作用的认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要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和认同,离不开意识形态的宣传和传播,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此凸显出来。瞿秋白很早就认识到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思想机关”,他的职责就是反映和宣传某个特定阶级的意志,助其取得和巩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领导地位,所以每个阶级都应有自己的文学和自己的知识分子。但是由于中国工业资本发展既晚且慢,工人人数不多,中国的无产阶级多由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组成,他们有能力培育出自己的知识分子吗?对此,瞿秋白在1921年所著的《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一文中深刻地分析道:“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至今还没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尽管处于恶劣的环境,但是还没有觉醒。为什么?因为没有知识,没有组织……可以说,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还没有开始。我们完全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为人类服务。”[15]由于无产阶级长期处于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下,其影响力与组织能力都很弱小,很难凭借自身力量发出社会呼声,因此需要吸收其他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取得无产阶级的立场,“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创造出为群众喜爱且蕴含无产阶级思想的文艺作品,从而培育出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共同肩负起建设大众文艺的任务。

毛泽东更加强调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他曾举《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统治者善用诸葛亮、公孙胜、吴用等知识分子的例子,表明“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16]。“由于思想、文化与知识分子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故在很大程度上,知识分子的政策便构成了中共文化思想的核心。”[17]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共产党想要扩大革命统一战线,汇聚抗战力量,发展革命文化,就必须重视吸收知识分子。所以在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决定,提出应当“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18],并指出要将社会原有的知识分子争取过来,以帮助无产阶级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正是由于中共制定了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才使得数万知识分子毅然放弃城市的优渥生活奔赴延安,他们在解放区自信创作、自由辩论,各个根据地的文化生活因此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第二,如何实现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改造。关于吸收和改造知识分子的做法,党内一开始是存在疑问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生活和成长的背景优越,很难与工农大众的思想情感相一致。一些作家对掌握唯物辩证法、实现“无产阶级化”的理解存在偏颇,他们大都将“无产阶级化”视为把握无产阶级意识,又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视为把握无产阶级意识的主要途径。这种脱离革命实践的思想改造途径,反而把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远。面对这种教条主义式的学习态度,瞿秋白清醒地指出,“普罗文艺应当是民众的”[12]458,想要创作革命的大众文艺,就不能做“浮萍式”的作家,必须摆正自己与群众的关系,不要只想做群众导师,而应向群众学习。那么如何向群众学习呢?瞿秋白认为,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成为无产阶级作者,关键是要克服一切“异己的”情感和意识,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与大众在思想和情感上建立血肉联系。瞿秋白号召作家:革命的知识分子要“去观察、了解、经验那工人和贫民的生活和斗争,真正能够同着他们一块儿感觉到另外一个天地,要知道:单是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是不够的,还要会象无产阶级一样的去感觉”[12]478-479。瞿秋白还设想开展以下4种具体活动,即“工农通讯运动”“街头文学运动”“俗话文学革命运动”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在这些运动中帮助知识分子深入观察和体验群众的生活,学习群众的语言,渐渐地让他们成为大众文艺的主体。总之,瞿秋白对作家革命化的探讨和论述,开掘了理论深度,扩大了作家的视野,这为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改造方针作了积极的准备。

上文曾谈到,我们党的民主作风和尊重知识分子的政策,使延安和根据地的文化生活十分活跃,但知识分子往往带有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行事风格,“亭子间”的人来到“山头”上,存在傲视工农兵大众、文艺作品与实践脱节等问题。由于当时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比较宽松,而文艺家本身就喜欢发表个人意见,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个人主义至上的追求,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中提出延安物质供应匮乏,要求实行绝对平均主义,还有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等文章都表现出了不满实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揭露解放区工作和生活中存在的不良现象。面对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个人主义、平均主义、宗派主义和行帮主义等纷乱现象,毛泽东意识到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首先,毛泽东强调要增强知识分子对人民群众的内在情感认同。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本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在此前提下,毛泽东从道德情感入手,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8]851。此外“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曾作为中国封建政治的理想范式,知识分子依此将自己置于“启蒙者”的精英位置,毛泽东教育知识分子要正视工农,应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到群众、农村、工厂中去,参加实际生产劳动,在实践中学习,并以自己的思想转变为例,诚恳坦言他对工农兵群众的心态转变过程,“曾经他也觉得只有手脚干净、衣服整洁的知识分子才是世上最干净的人,而参加革命后,与工农战士接触后才发现,工人农民虽然手脚黝黑,甚至沾染牛屎,但相比未改造的知识分子,他们内心才是最革命、最干净的人”。毛泽东通过在道德层面上的论辩,巧妙地打破了知识分子高人一等的心理优越感,“将知识分子文艺家置于道德困境,从而成功地解构了他们的精英心态,使之心悦诚服地做工农兵大众的小学生和党的文艺战线的忠诚战士”[19]37。

其次,毛泽东注重运用外在政策引导知识分子。毛泽东不仅将知识分子置于“大众”的改造之下,还提出要将他们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是否具有“党性”是知识分子是否无产阶级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在积极引导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转变阶级立场。一方面,通过开办学校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培养。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先后创办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学校,组织大量延安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校学习,以此来造就一批政治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人才队伍。另一方面,通过整风运动、组织座谈等政治手段,完成了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改造。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其目的是“在整风运动的背景下重新厘定党的文艺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19]35。从政党政策的角度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从外部给知识分子施加了压力,客观上加速了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在座谈会的最后,毛泽东还要求在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艺工作者要采取欢迎的态度,并且给予物质优待、组织归属感和生活保障,从而使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地接受党的领导。“《讲话》的发表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整合‘文化军队’以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关键步骤。”[19]37

毛泽东与瞿秋白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他处在“延安根据地”已建立了合法政权的时期,瞿秋白呼吁知识分子自我改造,自觉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而毛泽东的目的是将知识分子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8]866。在如何造就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有机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思路对策更全面彻底,有实用性。

中共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是随着革命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瞿秋白以自身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素养, 开创性地论述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归属、文艺为大众服务、创造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等问题。这些问题在毛泽东这里得到转化和深化,进而明确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获得了民众广泛的文化“认同”,实现了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改造,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

三、余论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之一。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瞿秋白与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意义、途径和力量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和科学的回答,构建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事业全局和根本方向。然而,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面临着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社会思潮的多元多变和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等风险挑战,为此,如何有效应对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瞿秋白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对此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是瞿秋白与毛泽东同为中共领袖,两人都从政治需要的角度出发,强调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首要任务就是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兼顾当前革命胜利的现实任务和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一点为我们始终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加强对民间社会和各种社会组织的舆论和思想引导提供了重要启迪。二是瞿秋白和毛泽东强调文艺大众化是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要途径,要以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创作,提高大众对马列主义的认同感,以达到帮助大众进行革命的效果,这一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中需注重理论创新、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运用具有中国风格的表达方式、提高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等方面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三是瞿秋白和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中坚力量,需要造就为本阶级服务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一点对于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壮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加强中国新型智库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