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娅的魔力
——《小小小小的火》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魏楚璇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引 言

新生代美籍华裔作家伍绮诗(Celeste Ng)于2017年推出了新作《小小小小的火》(LittleFiresEverywhere)(下文简称《小火》)。作品一经出版,便获得2017美国亚马逊年度小说桂冠,随后一口气拿下27项年度图书大奖,并居美国 Goodreads读者票选榜首。小说讲述了流浪艺术家米娅与女儿珀尔来到西克尔高地后与理查德森一家相遇相知,最终在矛盾和冲突下被迫搬离高地再次开始流浪的故事。

《小火》作为一本畅销书,不再局限于身份认同、种族歧视、母女关系等传统美国华裔文学主题,更多地探讨了具有普世价值的主题,如人的生存方式和人生意义、弱势群体的生存现状和未来展望等。目前国内已有学者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对《小火》进行了解读,如:余宁宁论述了3位“边缘人”——米娅、伊奇和贝比如何“以各自的方式抗争社会规范、家庭规则和种族制度”[1]168;艾庆华分析了伊奇的伦理选择与成长[2]。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米娅作为小说的关键人物,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探讨其与各个角色之间的联系及其如何影响了他人的伦理选择,对《小火》的主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挖掘。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视角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阅读、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3],强调让文学回归自身的伦理环境中,揭示文学在一系列道德事例和道德榜样中蕴含的道德价值。笔者拟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分析米娅如何以艺术家独有的颠覆性力量参与小说中各种重要的事件,推动剧情的发展,如何影响伊奇、珀尔和贝比,让他们做出了不合常规的伦理选择,在伦理困境中实现自身的道德成长。

一、突破规则的魔力:成人道德引导与儿童伦理意识的成长

小说中,一直以来过着流浪生活的米娅母女来到西克尔高地后决定定居。在这里,她们遇到了理查德森一家并成为了理查德森太太的租户。西克尔高地的信条为“凡事皆有定规”[4]10,而理查德森太太“在西克尔高地过了一辈子,西克尔的价值观早已深入骨髓”[4]156。读书时,她一直压抑内心的渴望,害怕别人的非议和陷入困苦的生活,不敢前往华盛顿加入自己支持的反战抗议,并且拒绝与从小就爱慕她的杰米前往加利福尼亚闯荡;工作后,她不愿意去挖掘意义深刻的故事和令人酸楚愤懑的悲剧,安于舒适,记者生涯止步于《阳光日报》这种当地的小报刊。可见,所谓的定规实则是对“实用主义和对舒适生活的追求”[4]160,这种规则致使人们在面对自我与理想的追求时裹足不前。然而,在理查德森太太看来,“遵守规则的人功成名就;违反规则的人则有可能将全世界都付之一炬”[4]161,她捍卫着西克尔高地的信条,并且认为由此给自己带来了“美丽的房子、稳定的工作、爱她的丈夫、健康快乐的孩子”[4]161。

伊奇是理查德森太太早产的小女儿,理查德森太太出于对她健康状况的过度担心,对伊奇管教得十分严格,甚至禁止她玩耍。然而,“人作为个体的存在,等同于一个完整的斯芬克斯因子,因此身上也就同时存在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5]。儿童作为一个不成熟的个体,人性因子难以控制兽性因子,因而“其行为和性格主要是由他们身上的兽性因子决定的”[6]。儿童拥有强烈的自由意志,渴望玩耍是天性使然,应该得到理解。理查德森太太的做法是在规则信条的驱使下成人伦理越位的典型案例——“很多成人都忽视了儿童的天性,超前地将成人的伦理价值观念运用到儿童身上,并以此来理解、评价和约束儿童”[6]。伊奇的反抗与母亲的强压让她们的母女关系总是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受母亲的影响,在姐姐莱克西和哥哥崔普眼里,“伊奇仿佛是一只随时都会发疯的狗”[4]41,两人与母亲一起将伊奇置于不被理解和接纳的家庭伦理环境中。

在这样的家庭伦理环境中,理查德森太太作为伊奇的母亲难以对伊奇进行有效的道德引导。理查德森太太对伊奇过于挑剔,当伊奇的伦理意识开始形成时,她一味批评、指责甚至惩罚伊奇,比如当理查德森太太得知,伊奇将自己买给她的衣服给了街上的流浪汉时,将伊奇禁足了1个月。儿童的伦理意识还没有成熟,人性因子还无法对兽性因子形成有效的约束,行为上存在一些不足是正常的,也正因如此他们需要成人的引导从而长大成人。然而,在各种伦理事件中,伊奇的善良却没有得到认可,理查德森太太惩罚她,哥哥姐姐跟着揶揄她,而不是对她的善意加以引导,去掉其中缺乏理性的因素。在缺乏成人道德引导的情况下,伊奇的伦理意识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人性因子无法很好地控制兽性因子,因而伊奇总是表现得孤僻、偏执、冲动和狂暴:在家时她总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避免与其他兄弟姐妹接触;当母亲要求她饮食均衡时,她就宣布自己是素食主义者;当伊奇想要在课堂上维护被彼得斯老师侮辱的黑人女孩德雅时,她直接将老师的琴弓掰成两截砸到老师脸上。

米娅的出现成为了伊奇人生的转折点,米娅是一位流浪艺术家,她突破了实用主义的束缚,一直追寻着自己所热爱的事物,将舒适的生活置于精神满足之下。她从小对摄影有极大的天赋和兴趣,将其视为表达自我的方式,但是她的爱好却没有得到父母的理解和支持。对于她的父母来说,米娅的爱好不过是在浪费钱,“‘务实’一词早已深入他们的骨髓”[4]197。米娅的父母希望她选择传授实用知识的大学,但是米娅却去了纽约美术学院学习摄影,对此她的父母拒绝为她支付学费,她只能一边辛苦地工作一边继续学业。当她的奖学金被取消后,走投无路的她选择通过代孕挣得自己的学费,其对艺术的追求可见一斑。有了女儿之后,她仍然继续着摄影事业,为了获得创作的灵感,她从来不在一个地方久留,过着贫穷和居无定所的生活。

与母亲截然不同的米娅让伊奇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善意和友好。伊奇把德雅事件的来龙去脉分享给米娅,得到了她的理解,并且在米娅的鼓励下,伊奇产生了更进一步行动的想法,此前“她已经习惯了忍气吞声”[4]79。在米娅的启发下,伊奇制造了轰动学校的“牙签事件”——将学校的锁孔用牙签塞住,以此来反抗随意惩罚孩子的大人。米娅接纳了儿童的兽性因子,肯定了伊奇的善意,与伊奇之间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此后,伊奇放学后不是独自待在家里练琴,而是来到米娅家中做她的助手,在米娅的开导与肯定中,伊奇变得越来越开朗,心情大为改观,甚至会主动融入哥哥姐姐。认识米娅之前从来没有开心过的伊奇没想到自己也能变得“好奇、友善和开朗,好像被施了魔咒”[4]322,更重要的是,伊奇感到“打破了束缚自己的框架,获得了无限的延展空间”[4]323。她在米娅的支持下挣脱了西克尔高地信条的束缚,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行动力,她不再忍气吞声,而是大胆追求自己想要的,正如当年米娅突破重重阻碍毅然决然追求摄影艺术一样。对于伊奇,米娅作为道德引导的主体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正如伍绮诗在访谈中所说,“生下你的那个女人,和对你起到母亲作用的那个女人,可能并不总是同一个人”[7],米娅成为了伊奇的精神之母。

最后米娅母女被母亲赶走,伊奇一怒之下选择火烧自家的住宅,离家出走寻找米娅。伊奇是在兽性因子的驱使下播下了冲动之火、暴力之火,同时也是在人性因子的作用下播下了毁灭之火与希望之火。米娅在离开前曾对伊奇说:“有时候,你需要把一切都烧干净,才会有新的东西生长出来,人也是这样,他们可以重新开始。”[4]324在米娅的启发下,伊奇通过纵火,摧毁了自家漂亮、整洁、奢华的大房子,因为它代表的是西克尔高地的精神枷锁,它用实用主义和舒适的生活圈住一个个追寻自我的人,这一情节“暗示破坏习俗需要真正的净化之火”[8]56。当大火熊熊燃烧时,理查德森太太正在房屋内,其身处火海象征着浴火重生,预示了她的改变。对于女儿的荒唐行为理查德森太太从一开始的指责变成了理解,她终于明白了“伊奇继承了她母亲很久以前便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反抗火苗”[4]336,自己曾因为规则而放弃自我,现在应该允许女儿去追求,至此她与女儿达成了和解。

在米娅的道德引导下,伊奇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最终做出了纵火和出逃的伦理选择。纵火代表了摧毁旧有的生活,而出逃则是在寻找新生活,在这一过程中,伊奇选择以儿童不成熟的方式冲出西克尔高地的束缚,与原本的生活决裂,摆脱了实用主义的桎梏,用实际行动追求自己想要的,实现了伦理成长。

二、颠覆常理的魔力:道德榜样与人性因子的胜利

米娅与珀尔有一段不同寻常的过往。米娅为了支付大学学费,选择为富有的瑞恩夫妇代孕生子,就血缘关系来说,珀尔是米娅与瑞恩先生的孩子。孩子出生后,米娅应该把孩子交给瑞恩夫妇,但是她最终违背了契约,带走了孩子。后来,米娅告知了珀尔她的身世,让她自己做出选择,要么继续与母亲踏上贫穷的流浪旅程,要么回去找自己富有的亲生父亲瑞恩。珀尔由此陷入了伦理困境,必须面对伦理两难抉择。

对于珀尔来说,与母亲一起的流浪生活使她精神和物质上都很匮乏。因为母亲的工作性质,珀尔只能频繁地更换住所和转校,因而她“不用刻意去交朋友,反正她只在那里待一段时间就走”[4]39。由于珀尔的特殊身份,米娅与自己的亲生父母和珀尔的父亲都断了联系,过着躲躲藏藏的生活,导致珀尔既没有可以联系的固定的朋友,也没有除母亲之外的家人,造成了她情感上的缺失。此外,米娅作为一位收入不算丰厚的艺术家,“真正的工作是艺术,出门赚钱是为了满足基本的衣食需要”[4]24,因而母女俩的生活一直处在仅够生存的状态,珀尔无法从母亲身上得到物质上的满足。

珀尔作为一个孩子,兽性因子促使她对精神满足和物质享受有强烈的本能渴望,也正因为如此,她迷上了理查德森一家。不同于自己和母亲的流浪生活,理查德森太太的家族已经在西克尔高地住了三代。不同于摆在自家捡来的简陋家具,理查德森家的房子里有许多又软又厚的沙发。不同于母亲做的诸如擦地板之类的不体面的苦役,理查德森先生是律师,太太是记者,对于他们来说,“工作似乎是一件相当高贵的事情”[4]35。珀尔对理查德森家的迷恋让她频繁出入理查德森家,并且与理查德森家的孩子们建立了友情甚至爱情,以此来满足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母亲进入理查德森家当保姆时,珀尔认为母亲入侵了“她的空间”[4]71,内心颇有不满。当她再次因为母亲的要求被迫搬离西克尔高地时,她感到强烈的痛苦和愤怒,一直以来积压的对母亲的埋怨喷涌而出,她又哭又闹不愿意离开西克尔高地。在这种情况下,珀尔可以选择回到本属于她的家庭,从而获得梦寐以求的富足生活。但是珀尔在思考了很久后,却颠覆常理地选择继续与母亲同行,这与米娅对珀尔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米娅作为珀尔的生母,履行了母亲这一伦理身份的责任,米娅总是尽她所能悉心照顾珀尔。米娅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既充当了母亲的角色,又扮演着父亲的角色,体现了“雌雄同体”的特征。一方面她操持家务,照顾孩子,用柔情呵护着珀尔的成才,对人宽容友善,富有同情心;另一方面,她外出挣钱,修理家具,任何困难都不能打倒她,她总是意志坚定,坚强不屈,理智清醒。米娅的男性气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珀尔没有父亲的遗憾,同时米娅把“雌雄同体”的特征也带给了珀尔,女儿成为了“母亲的倒影”[9],因而珀尔不仅安静、细腻、腼腆,还会像专家一样老练地使用各种工具,对待男女关系十分有主见,甚至主动出击。按照伍尔夫的观点,“人必须是具有女子气的男性,或是具有男子气的女性”[10],即只有阳刚气质的男性也是有缺陷的,同样,只有阴柔气质的女性也是不完美的。在米娅的影响下,珀尔得到了整体性的发展。

米娅虽然为了生计不得已去做一些苦役,甚至成为了理查德森家的保姆,但是她进入理查德森家的初衷是为了履行好母亲的职责,照看珀尔,因后者下午大都在理查德森家度过。米娅真正的工作是艺术,她天赋异禀,才华横溢,对艺术执着追求,深受珀尔的崇拜。米娅之所以接受代孕也是为了继续自己的大学学业,学习摄影,“从米娅个人角度来考虑,她是为了实现个人理想和主体自我伦理而进行的正确选择”[1]170。然而,在代孕的过程中,米娅经历了“商品化和异化”[11]289,其中商品化指的是代孕母亲被视为一种工具,可以在代孕中将其自身提供的利益转化为金钱,而异化指生产某种东西的人不会拥有他们生产的产品,母亲必须克制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联系。米娅的弟弟曾反对姐姐将孩子送走,而他的突然死亡使米娅认识到亲情的重要性,最终促使米娅带走了孩子。因此,米娅带走孩子是在通过维系亲情的纽带实现对商品化和异化的反抗,尽管米娅违背了契约精神,但是却捍卫了人的尊严和人伦道德。

米娅用伟大的母爱与对理想和人伦的坚守为珀尔树立了道德榜样,赢得了珀尔的尊重与理解,因而珀尔在面对伦理两难抉择时,人性因子的理性能够压抑兽性因子的本能,选择对母亲不离不弃。一直以来,珀尔深受流浪生活的困扰,她渴望像理查德森家一样生活,羡慕他们优越的物质条件与稳定的生活状态,甚至试图融入其中享受生活,成为他们家的一分子。然而,当她真的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时,她却选择再度与母亲踏上了贫穷的旅途,这一伦理选择是对母亲违背代孕契约、剥夺了原本应该属于她的美好生活的原谅,更是对母亲道德力量的认可,珀尔最终摆脱了物质欲望的控制,在人性因子的主导下通过自主选择维系了母女亲情,获得了自身的道德成长与母女关系的升华。

三、对峙主流的魔力:伦理身份的质疑、相似与追寻

小说中的焦点事件之一为贝比与麦卡洛夫妇争夺孩子的抚养权。贝比为了男友从中国来到美国务工,怀孕后遭男友抛弃,独自产下一女婴。因无力抚养孩子,走投无路之中她把孩子放在消防局门口。后来孩子被生活无忧的麦卡洛夫妇收养,麦卡洛夫妇虽是白人,但对这个华裔女婴视如己出、呵护备至。贝比找到工作后,非常想找回女儿,却被警察告知她已经失去了孩子的抚养权,不能把孩子的去向告诉她。在她绝望之际,米娅把婴儿的消息透露给了她,并且帮助她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在小说中,贝比弃婴的伦理选择被视为自动放弃作为孩子的监护者的责任,由此失去了母亲的伦理身份。但是考虑到她当时的伦理处境,贝比的选择实则体现了一个母亲对孩子所能做的最大的保护。贝比生下孩子后,既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能帮她看孩子的人,因为语言不通,她甚至不知道该如何获得求助的途径,在她走投无路时,她选择将孩子包裹好后放在消防局门口——一个她认为对孩子来说很好的去处,而自己在几天后因为脱水和饥饿失去了意识被送去了收容所,她在境况稍微好转后,就一直在努力找回自己的孩子。可见,贝比并不是在丢弃自己的孩子,而是在艰难的伦理困境下尽一个母亲的责任,让自己的孩子活下来。

然而,贝比作为一个来美务工的华人,其“边缘人”的社会身份让她在找回母亲这一血亲身份的过程中遭遇了巨大的阻力。根据张黎呐对“边缘人”概念的整理,当这一概念被泛化,“边缘人成为一种泛指在种族、肤色、文化、性取向、习性、心理等诸方面异于美国社会核心人群的各类人群”[12]66,边缘人被社会主流文化所抛弃、排斥或忽略,处在社会主流价值观边缘。贝比在种族、财富、阶级上都不符合美国主流的价值观,是美国社会中“边缘人”的代表。

西克尔高地被标榜为没有种族歧视的伦理环境,理查德森家的小儿子穆迪却道明“这里人人都有种族歧视,唯一的区别是,我们假装没有”[4]42。而贝比作为一个华裔,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种族主义的受害者。面对贝比想要回女儿一事,大部分西克尔高地的居民都表示反对,认为白人家庭能照顾好华裔女婴,只有米娅和少数族裔家庭才支持贝比,为贝比辩护的也是一位华裔律师。此外,贝比英语蹩脚,从事的工作为中餐厅的全职服务员,收入低,处于社会底层。反对贝比的人质疑她抚养孩子的条件,认为麦卡洛夫妇能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可以说,贝比的困境是由她作为一个“边缘人”的身份带来的,对于这样的人,社会对其容忍度很低,一旦她抛弃了孩子,即使这是为了孩子能活下去所做的不得已的选择,她也被谴责为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被质疑其亲属身份的合理性,面临失去孩子的悲惨处境。正如伍绮诗在采访时所说,大多数人都会犯错,但是“有些人不只得到了第二次,而是第三次、第四次,甚至第五次机会来挽回自己的错误;而另一些人,他们犯了一个错误(甚至可以说是并无错误),却无法得到理解或原谅”,这些人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财富、种族或阶级——本质上,就是权力”,因而“有权有势的人、享有特权的人可以重复犯错,而那些‘边缘者’则不能”[7]。

伦理身份的相似性让米娅在贝比的事件中感同身受,她选择成为贝比坚定的拥护者,帮助贝比捍卫她作为母亲的权利。米娅作为一个流浪艺术家,其生存方式打破了主流的认知,属于“游离于社会规则之外的‘边缘人’”[1]169。在财富和阶级上,米娅也饱受贫穷的困扰,因为收入的问题常遭到人们质疑。最重要的是,米娅与贝比一样,作为单身妈妈也曾面临失去孩子的困境,但是她最终选择打破代孕契约带走孩子。不同的是,米娅是白种人,她在理查德森太太发现珀尔本不属于她时,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理查德森太太虽然对她的行为感到不齿,却并没有立刻报警或者通知瑞恩夫妇,这与她对待贝比的冷漠绝情截然不同,小说在此“展示了一位亚洲单身母亲如何受到西克尔社区的羞辱,而米娅则没有”[8]54,种族主义暴露无遗。

米娅能置身于贝比的伦理处境,见证了贝比对孩子的思念以及孩子被麦卡洛夫妇收养过程中的痛苦。萨吉塔和瓦尤尼指出,贝比“因为孩子被收养而经历了异化”[11]289,作为生母的她感到了自己与孩子的隔离,就好像她在孩子的生活中并不重要,她只能远远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沐浴在其他人的爱和支持中,对孩子没有控制权。这种疏离感让贝比遭受了心灵上的巨大折磨,而贝比的反对者站在种族、财富和阶级的立场上,否认其母亲的伦理身份,要求她接受麦卡洛夫妇对孩子的抚养,刻意忽略贝比的痛苦,加剧了贝比作为“边缘人”的“无安全感、矛盾的情感、极度的自我意识、长期神经紧张”[12]66。米娅关注贝比作为一个母亲的需求,她知道“作为父母,你的孩子不只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处所,好比代表永恒的纳尼亚世界,你现在的人生、对过去的记忆、对未来的渴望都存在于那里”[4]122。基于母亲这一伦理身份的权利意识,米娅决定帮助贝比对峙主流社会,为边缘人争取第二次机会。

起初,从米娅口中得知孩子消息的贝比非常无助、茫然,她“眼睛无助地望着米娅,仿佛米娅是她的母亲”[4]125,是米娅为她出谋划策,让事件变成了新闻热点,贫穷的贝比也因此有了为自己辩护的律师。法院最终将孩子判给了麦卡洛夫妇后,悲痛欲绝的贝比来到米娅家中撕心裂肺地哭着,米娅告诉贝比“你永远是她的母亲,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4]296,她肯定了贝比作为母亲的伦理身份,再一次坚定了贝比找回孩子的决心。最后贝比独自实施了将孩子偷走的计划:她不仅提前了解了麦卡洛一家的生活作息规律,在夜里将孩子顺利偷走,而且提前买好了回中国的票,与孩子一起回到了中国,麦卡洛夫妇再也无法找回孩子。在此,贝比完全颠覆了先前被动无力的状态,展现了惊人的行动力。在做出偷回孩子这一伦理选择之前,她必然经历了艰难的伦理困境:要回孩子意味着违反法律;放弃孩子意味着放弃自己作为母亲的伦理身份,默许对“边缘人”的压迫。贝比在米娅的支持下最终选择了前者,勇敢地捍卫了自身的权利,在主流社会对“边缘人”的质疑中完成了对母亲这一伦理身份的追寻。

四、结语

米娅作为“内心暗藏破坏欲望的颠覆分子”[4]106,企图对抗被大部分人认可的观点,让受其影响的人仿佛被施加了魔力,做出了一个个不同寻常的选择。对于伊奇,米娅用合理的成人道德引导点燃了她内心的火苗,让其突破理查德森太太捍卫的规则,勇敢追寻自己想要的,但是代价是放弃了原有的安定生活和亲人。对自我的追求和对规则的坚守,都是人对生存方式和人生意义的探索,小说中伊奇这种不完美的选择反映了两者的矛盾,但是理查德森太太与伊奇最终达成和解。小说企图表明自我和规则之间会有矛盾,但不应该水火不容,《小火》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在于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包容性”[13]。

对于珀尔,米娅履行了母亲这一伦理身份的责任,坚守理想与人伦,成为了珀尔的道德榜样,最终珀尔的人性因子压制了兽性因子,面对唾手可得的精神和物质的享受却没有回到父亲身边,而是继续陪伴在母亲左右。而对于贝比,米娅因相似的伦理身份能对贝比艰难的伦理处境感同身受,进而选择帮助贝比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因而贝比能下定决心并用实际行动对抗美国主流社会对“边缘人”的质疑,在极端的伦理两难中完成对母亲这一伦理身份的追寻。海拉瓦蒂提出,文学通常包含事实现实(已经和正在发生的现实)和想象现实(预测的现实)[14],伍绮诗用文学的笔触在《小火》中探讨了代孕是否合理、单身母亲是否能照顾好孩子和“边缘人”的生存困境等“事实现实”,引发读者思考并展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