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和焦虑的关系：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中介作用

吴澜婷 李小保 吕厚超

（1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400715；2 中国时间心理学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3 中国社区心理学服务与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1 引言

焦虑是一种在普通人群中常见的情绪（Shin ＆Liberzon, 2010）, 是指个体面对一系列刺激或刺激事件时, 在主观上所产生的不愉快的感觉（包括紧张、忧虑、烦恼等心理）,以及自主神经系统活动同时出现的亢进现象（Etkin, 2010）。 而当面对刺激及其结果时, 个体因素所能发挥的作用主要受制于个体所处的环境因素, 其中社会支持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环境因素（Schaefer ＆ Moos, 1992）。

社会支持是个体与个体之间或个体与团体之间的依存关系,能改善个体应付短期挑战、应激和（社会关系）剥夺的能力（Caplan, 1981）。当个体面临外界刺激时, 社会支持可以为个体提供资源（Caplan,1981； 邢小莉 等,2016）。 社会支持缓冲效应模型（buffering effect model）认为,当面临外界刺激时,社会支持在认知上能降低个体对应激事件的知觉和评估,在行为上能减少或消除应激反应,在情绪上能减少焦虑的水平, 进而实现对应激体验和病理结果的干预,促进身心健康（Cohen ＆ Wills, 1985）。 从神经及内分泌机制来看, 社会支持通过改变或抑制应激相关脑区的活动, 缓冲应激所引起的自主神经系统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活动,使机体快速恢复到应激前的水平, 避免应激所引起的内稳定失衡对机体的伤害（邢小莉等, 2016）。 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1：社会支持能负向预测个体的焦虑。

Lang 和Carstensen（2002）认为未来时间洞察力（future time perspective, FTP） 是个体对未来剩余时间的感知,由两个维度组成,一是关注未来机会,指个体认为未来是充满机遇的；二是关注未来限制,指个体认为未来是充满限制的 （Cate ＆ John,2007）。个体对于未来的感知与个体所拥有的资源有着密切的关联（Gore, 2018）,社会支持是个体的一种重要资源（Hobfoll et al., 1990）,不仅可以为个体提供必需的资源以应对刺激 （Schaefer ＆ Moos,1998）, 还可为个体提供安全的环境氛围（周宵等,2014）。 Holman 和Zimbardo（2009）的研究发现拥有高水平的社会支持与FTP 呈正相关。 Lo-oh（2016）的研究也表明, 拥有支持性成人关系的青少年往往与更积极的未来取向呈正相关, 来自父母和同龄人的支持有助于学生实现其未来的长期生活目标（Shin et al., 2016）。 相反,当个体所拥有的资源处于低或不稳定状态时,他们更倾向于低估未来,同时可能更难进行与未来结果相关的思考和创造性认知加工 （Chisholm, 1999； Gore, 2018； Holman ＆Zimbardo, 2009）。 因此,社会支持与FTP 存在关联（Lo-oh, 2016； Shin et al., 2016； Gore, 2018）。据此,提出假设2a：社会支持与未来机会呈正相关；假设2b：社会支持与未来限制呈负相关。

拥有更多的社会支持可能会促使个体更积极地思考未来,拥有更高水平的FTP。 FTP 通常也与焦虑相关,因为焦虑的本质是一种对未来伤害或威胁的预期（Altan-Atalay et al., 2020）。FTP 也具有情感特征（即情感效价）（de Volder ＆ Lens, 1982； Ringle ＆Savickas, 1983）,这种情感特征是如何对焦虑产生作用的呢？ 具体而言,Andre 等人（2018）以及de Volder和Lens （ 1982） 的研究均表明,那些认为未来是开放的人往往在积极情感和生活意义上得分更高,而在消极情感上得分较低（Hicks et al., 2012）。 其次,与FTP 低的个体相比,拥有较高FTP 的个体不仅对未来更加乐观,还对实现未来的目标更有信心,并坚信当前的行为会促进未来目标的实现 （de Volder ＆Lens, 1982； Ringle ＆ Savickas, 1983； Kooij et al., 2018）。 而这种对未来的积极预期也被证实会对心理健康产生有益的影响 （Kooij et al., 2018；Prenda ＆ Lachman, 2001）。 Anagnostopoulos 和Griva（2012）的研究也表明FTP 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而使用积极应对策略的个体更可能发展出个人力量来促进创伤后成长（Dekel et al., 2011）。 即,高FTP 的个体可能有着更积极的情感、 对未来目标的实现更有信心,在刺激面前有更积极的应对策略,这有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 据此提出假设3a：未来机会与焦虑呈负相关；假设3b：未来限制与焦虑呈正相关。

同时,Gore（2018）认为时间洞察力是环境因素与行为结果之间的中介变量。 Adams（2009）也提出FTP 在安全、 支持性环境和预防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社会支持正是一种具有支持性的环境因素（Schaefer ＆ Moos, 1992）,我们认为FTP 不仅中介了环境因素和行为结果之间的关系, 还可能在环境因素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之中充当中介变量。因此,提出假设4a：未来机会在社会支持和焦虑的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4b：未来限制在社会支持和焦虑的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模型如图1 所示。

虽然以往的研究多将FTP 作为一个单维结构,探究其与社会支持和焦虑的关系（Holman ＆ Zimbardo, 2009； Altan-Atalay et al., 2020）, 但是在单维结构里FTP 既包括一个人在未来遇到困难的倾向,也包括为更大的利益作出牺牲的可能性,此外还有制定计划和为未来做准备的习惯。 关注FTP 的不同组成部分, 可以更好地检验个体对未来的关注与心理痛苦水平之间的联系（Lyu et al., 2019）。 因此,本研究采用FTP 的两维度结构,探究社会支持、FTP 与焦虑之间的关系。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线上调查法,于2020 年7 月—8 月通过问卷星（survey Star, wjx.cn）平台发出问卷。截至2020年9 月6 日, 共1021 名中国参与者完成了调查,所有被试在被告知研究目的并经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学术委员会批准后同意参加本次研究。 研究对象来自重庆和新疆,剔除无效数据（缺失）23 人,最终得有效数据998 人（有效率97.8%）,其中重庆782 人,占78.4%,新疆216 人,占21.6%。 性别分布：男性351人,占35.2%,女性647 人,占64.8%。 年龄分布：18岁以下10 人占1%,18～60 岁925 人占92.7%,60 岁以上63 人占6.3%。 教育水平分布：初中及以下144人占14.4%,高中（中专、职高）262 人占26.3%；大专251 人占25.2%,本科284 人占28.5%,硕士及以上57 人占5.7%。

2.2 研究工具

2.2.1 未来时间洞察力

采用李小保和吕厚超（2018）修订的中文版未来时间洞察力量表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scale,FTPS； Carstensen ＆ Lang, 1996）, 此量表包含8个题项,采用1（完全不正确）～7（完全正确）级计分。两个维度分别是未来机会和未来限制, 其中未来机会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知觉到的未来机会越多,未来限制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知觉到未来受到更多的限制。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 系数为0.72。

2.2.2 社会支持

采用肖水源（1994） 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本量表包含三个维度：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 共10 个题目,总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社会支持感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量表的α系数为0.96。

2.2.3 广泛性焦虑

采用何筱衍等人（2010）的中文版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 本量表共包含7 个题目,目的是了解被试在过去两个星期, 有多少时候受到包括感觉紧张、担忧等7 个问题的困扰,要求被试根据其最近两周的真实情况进行回答,用“完全不会”“几天”“一半以上的日子”和“几乎每天”分别对应0,1,2,3 分进行计分,分值越高代表个体的焦虑状况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94。

2.3 研究方法

使用SPSS 22.0 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通过Amos 25.0 进行中介模型检验。 通过执行Bootstrap 程序检验假设模型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其中采用95%置信区间（CIs）,Bootstrap 设置为5000。95%的CIs 不包括零时,表明效应显著。

3 结果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的数据收集方法,可能存在着共同方法偏差的效应 （周浩, 龙立荣,2004）,因此在收集过程中采用了反向计分、匿名等方式进行了控制。 此外,还采用Harman 单因子检验进行统计控制, 将所有变量的项目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检验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 的因子共8 个,第一因子解释变异35.05%,低于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较小。

3.2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 社会支持与广泛性焦虑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说明个体的社会支持越高,则感知到的焦虑情绪越低； 未来限制与焦虑呈显著正相关,说明个体感知到的未来越受限制,其焦虑情绪越多；未来机会与焦虑呈显著负相关,说明个体感知到的未来机会越多,其焦虑情绪越少；社会支持与未来机会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当个体知觉到的社会支持越高时,其感知到的未来机会越多；社会支持与未来限制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当个体知觉到的社会支持越高,其感知到的未来越不受限制。此外,性别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 女性的社会支持高于男性；年龄与未来机会和焦虑之间均呈负相关,与未来限制之间呈正相关；受教育水平与未来机会、未来限制均呈正相关, 与焦虑呈负相关。 因此在后续分析中,将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纳入控制变量。

表1 各变量相关系数

3.3 中介模型检验

3.3.1 FTP 的中介作用检验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社会支持与FTP 和焦虑的关系,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都与本研究中的变量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 因此将它们作为控制变量。 模型包括社会支持、未来机会、未来限制对焦虑的直接效应,以及社会支持通过未来机会、未来限制的间接效应。 通过执行Bootstrap 程序检验直接和间接效应。 路径结果如图2 所示,模型拟合结果良好,模型拟合指数为：χ2／df＝5.66,RMSEA ＝0.07,CFI ＝0.97,TLI＝0.80,IFI＝0.97,RFI＝0.76。直接效应检验可知, 社会支持可以显著负向预测焦虑（β＝-0.17,p＜0.001）,假设1 成立；社会支持显著正向预测未来机会（β＝0.24,p＜0.001）,假设2a 成立；但是社会支持不能显著预测未来限制（β＝0.04,p＝0.21）, 假设2b不成立；未来机会能显著负向预测焦虑（β＝-0.14,p＜0.001）,假设3a 成立；未来限制能显著正向预测焦虑（β＝0.13,p＜0.001）,假设3b 成立。 从表2 可知,社会支持→未来机会→焦虑路径的间接路径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值为ab＝-0.03,95% CI［-0.05,-0.02］,假设4a 成立。 社会支持→未来限制→焦虑路径的置信区间包含0,该间接路径效应不显著,假设4b 不成立。

表2 路径系数

图2 FTP 在社会支持和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社会支持和焦虑的关系, 试图为个体缓解焦虑情绪提供启示和依据。本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显著负向预测焦虑。长期以来,社会支持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保护性因素, 可以防止恐惧和压力等负面生活事件对心理和生理产生不良的影响（Cohen＆ Wills, 1985； Vine et al., 2019； Zeidner et al., 2016）。 社会支持还是灾难后恢复力,暴露于创伤和灾难后、 创伤后成长的强大预测因素（Hall et al., 2010； Saltzman et al., 2018； Saltzman et al.,2020； Xu ＆ Ou, 2014）。 缺乏社会支持可能会加剧抑郁症、 其他精神疾病的症状或者流行病后常见的症状（Wang et al., 2018）。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社会支持的作用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能正向预测未来机会。 生命历程理论（life history theory, LHT）指出,生活在缺乏社会支持和资源不稳定的环境中, 个体会更倾向于低估未来的结果,采用注重短期发展的策略。而生活在支持性环境中的个体, 则更倾向于采取长期发展的策略（Kruger et al., 2008； Pianka, 1970）。以往的研究也表明, 个人资源与个体的未来规划相关（Gore, 2018）。 其中,经济资源与FTP 呈正相关（Adams, 2009）。 而根据本研究结果,社会支持作为一种具有保护性的人际资源 （Bonanno et al.,2007）也能促使个体对未来充满希望,提高FTP 水平。

同时,未来机会对焦虑具有负向预测作用,未来限制对焦虑则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焦虑早先被描述为一种（消极的）未来导向情绪,因为它涉及对未来负面事件发生的担忧（Papastamatelouet al., 2015）。根据Zimbardo 和Boyd （1999） 的时间洞察力模型（time perspective model）, 个体对时间的看法影响生活的不同方面,包括情绪、判断、决定、期望和行为等（Chan et al., 2019）。 其中,面向未来的个体对未来有强烈的目标感,能够清楚地阐述未来的目标,并预见到当前行为和决策对未来的影响 （Simons et al., 2004）,对未来有更高的自信、更积极乐观的态度。 因此, 积极／目标导向的FTP 会降低焦虑水平（Papastamatelou et al., 2015）。

综上所述,本研究表明,社会支持、FTP 都能有效影响个体的焦虑情绪, 社会支持还能通过未来机会影响个体的焦虑情绪。 这些研究结果不仅探究了社会支持与焦虑之间的作用机制, 还为实际生活提供了指导依据。首先,我们需要重视现实生活中的社交网络,与他人建立高质量的人际关系。在信息技术时代,还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如使用线上社交网络软件聊天、视频等）来获得社会支持,这可能有助于缓解个体的焦虑情绪（Smith et al., 2018）。 Sippel 等人（2015）也指出社交网络在促进抗压力和创伤能力方面的重要性。 其次, 由于FTP 具有可塑性（Kooij et al., 2018）,因此可以针对FTP 进行干预。 例如,训练个体转换时间的关注点,更多关注于未来机会,促进个体对未来的积极思考,增强对未来的信心,感受未来是充满可塑性和希望的。 个体的社会支持和对未来的美好希望、信心都有利于减少焦虑情绪,促进个体的身心健康。

本项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是横断研究,未纵向追踪被试在社会支持、FTP 和焦虑上的变化,难以得出这些变量之间的纵向关系。 因此,今后可以通过纵向追踪的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 其次,社会支持量表仅包含了客观社会支持、主观社会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三个方面, 但以往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的稳定性也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Gore, 2018）,因此,个体社会支持稳定性的测量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本研究中得出结果：社会支持可以显著预测未来机会,却不能显著预测未来限制。Cate 和John （ 2007） 认为FTP 可能是由两个独立的维度（关注未来机会和关注未来限制）组成的,因此可能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社会支持有利于个体对未来机会的感知, 但是对于未来限制的感知则作用不大。 这可能是因为对未来限制的关注更可能与年龄相关（Strough et al., 2016）。 因此我们认为未来限制与社会支持的关系还有待考证, 看看其中是否受到年龄或其他调节变量的作用。最后,FTP 和社会支持可能是一个积极循环的关系,通过社会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FTP 会增加,而这反过来又会加强社会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个人能够保持未来的积极方向, 他们可能会通过促进与他人的积极情感互动来提高幸福感 （Holman ＆ Zimbardo, 2009）。因此,为了更深入地研究FTP 和社会支持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未来可针对二者进行纵向研究。

5 结论

研究发现：社会支持显著负向预测焦虑；未来机会显著负向预测焦虑,未来限制显著正向预测焦虑；社会支持显著正向预测未来机会, 不能显著预测未来限制； 未来机会在社会支持和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