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脏启动对负性道德情绪词加工的影响：具身隐喻视角

丁凤琴 王小芳

（宁夏大学教育学院,银川 750021）

1 前言

具身认知理论（embodied cognition）强调,个体通过身体体验探索未知世界（Niedenthal, 2007； 叶浩生, 2017）,身体经验是个体抽象概念加工的基础（Wilson, 2002； Winkielman et al., 2015）,如“怒发冲冠”“眉开眼笑” 等抽象情绪概念最初来源于个体的身体感官经验。 无独有偶, 概念隐喻理论也认为,人类概念系统的本质是隐喻,隐喻即个体使用具体形象的始源域概念表征抽象复杂的目标域概念（Lakoff ＆ Johnson, 2003）,而始源域概念最初来自于个体的身体感知经验。如“洁白无暇”“出淤泥而不染”与“君子美德”隐喻联结,“肮脏恶臭”“满身污浊”与“小人劣性”隐喻联结。可见,具身认知理论与概念隐喻理论殊途同归, 均强调身体感知经验是人类高级认知活动的本源。 以上两者结合也被称为具身隐喻理论（王继瑛等, 2018）。具身隐喻理论探究身体经验与抽象概念的隐喻联结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对于更好地理解抽象概念以及通过积极身体经验干预以提高抽象概念加工具有参考价值。

具身隐喻理论在道德领域的研究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研究认为,个体可以借助隐喻理解抽象的道德概念,从而形成道德概念隐喻（Lakoff ＆ Johnson, 2003； 赵岩, 伍麟, 2019）。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道德概念隐喻具有多维性：空间方面,道德概念与空间垂直概念形成隐喻联结,表现为 “道德为上”“不道德为下”（Meier et al., 2007； 鲁忠义 等,2017）；触感方面,Ackerman,Nocera 和Bargh（2010）研究发现, 软与温和友善、 硬与严肃刻板等品质关联,而张裕鼎、张翀和吴鹏（2020）研究则发现,软与随波逐流、硬与刚正不阿等品质联结；颜色方面,黑与不道德、白与道德隐喻联结（Meier et al., 2004；殷融, 叶浩生, 2014）；重量方面,解晴楠、任维聪和王汉林（2019）研究表明,“道德与重”的隐喻联结效应较“不道德与轻”更强。可见,个体日常生活经历中形成的空间、触感、颜色、重量等具身感知经验与抽象的道德概念形成隐喻表征, 从而益于概念达意的适宜性和人际互动的有效性。

近年来,研究发现,个体基于洁净和肮脏的具身感知经验表征道德和不道德概念, 即道德概念净脏隐喻（Lee ＆ Schwarz, 2010； Schnall et al., 2008；Zhong et al., 2010； 丁凤琴 等, 2017）。 英文中“pure hands”表征“道德”,“dirty hands”隐喻“不道德”（Zhong ＆ Liljenquist, 2006）。 罗一丽和张辉（2016） 对类似的语词现象归纳后认为,“污＋名词”及“dirty＋名词”意味着不道德,“清＋名词”和“clean＋名词”意味着道德。所以,洁净与道德、肮脏与不道德的隐喻联结在语义层面具有文化共通性。

此外, 以往研究依据净脏始源域的不同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道德概念净脏隐喻的探讨： 一是道德概念环境净脏隐喻,如丁凤琴等人（2017）以天空、河流等环境净脏图片为背景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当道德词呈现在清洁背景或不道德词出现在肮脏背景时被试的反应时更快；Schnall 等人 （2008） 的研究显示,脏乱的屋子、环境中的难闻气味会使被试对道德两难故事主人公的行为判断为更不道德； 也有研究表明,干净的屋子、环境中的清新气味使个体更偏爱清洁活动并促进其亲环境行为 （Holland et al.,2005）和美德行为（Liljenquist et al., 2010）。以上研究均表明,环境洁净与道德、环境肮脏与不道德隐喻联结。 二是道德概念自身净脏隐喻, 如Zhong 与Liljenquist（2006）研究发现,被试回忆自身不道德事件后更倾向于快速完成清洁词的词干补笔任务,也更容易产生对清洁产品的需求；Lee 与Schwarz（2010）的研究结果表明,被试口述自我不道德行为会对漱口水的评价更积极, 手写自我不道德行为对洗手液的评价更积极；丁凤琴等（2017）的实验也发现, 自身洁净启动的被试对道德两难故事更倾向于不道德判断, 而自身肮脏启动的被试对道德两难故事更倾向于道德判断。以上研究均证明,自身洁净与道德、自身肮脏与不道德隐喻联结。 毋庸置疑,道德概念环境净脏和自身净脏隐喻不仅在始源域上有所不同, 在净脏具体指向性方面亦有所差异。 我们认为, 道德概念环境净脏隐喻将关注点放在环境净脏情境中,个体需要对环境净脏情境重新解释,并赋予其更加洁净或肮脏的心理意义来调节道德概念加工；而道德概念自身净脏隐喻主要启动自身净脏,被试净脏体验直接指向自身, 关注自身净脏始源域影响道德概念加工速度的提升或降低。为此,环境净脏和自身净脏对个体抽象概念加工的影响可能不尽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 道德情绪在净脏与道德概念隐喻联结中的作用极其重要。 道德情绪是指个体依据一定的道德准则评判自身或他人行为和思想时所产生的情绪体验（Eisenberg, 2000； 周详等, 2007）。道德情绪来源于个体的道德认知与评价（李莹等,2019）, 是道德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Zhai et al.,2018）。 道德情绪可分为感戴、钦佩等正性道德情绪和厌恶、 内疚等负性道德情绪（陈英和等, 2015；王博韬, 魏萍, 2021）。那么,道德情绪如何加工？以往研究认为,道德情绪的加工具有自动化特征,能够使个体认知加工更加精细 （李莹 等, 2019）。 如Zhai,Guo 和Lu（2018）使用内隐联想测验法研究显示, 道德情绪负荷高的词汇加快了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映射进程。 Frimer 和Sinclair（2016）的一项富有创新的实验发现,当道德英雄（moral heroes）在画像或照片中的视线处于观察者的右上方时, 被试倾向于用自豪的正性道德情绪对其进行评价。 朱金富等（2018）和常行等（2020）均采用语义启动范式发现, 道德情绪中的厌恶情绪与垂直空间及水平空间概念均有隐喻映射效应。由此可见,作为道德概念的一部分, 道德情绪在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表征中不可或缺。

在净脏领域的相关探究中, 道德情绪亦受到研究者的极大关注。 Zhong 等研究者探讨了道德情绪与清洁行为的关系, 实验首先要求所有被试回忆亲身经历的不道德行为, 然后将其分到洗手组和不洗手组,最后测量他们的道德情绪（主要为负性,如羞愧、尴尬等）和非道德情绪（如自信、安静等）。结果表明, 回忆不道德行为所诱发的负性道德情绪随着洗手而降低, 从而使个体恢复道德自我意象（moral self image）, 而不洗手对非道德情绪没有影响（Zhong et al., 2006）。 由此可知,对不道德行为的回忆引发个体负性道德情绪, 而身体净化有助于降低或消解该负性情绪带来的消极效应,进而构成“不道德事件—负性道德情绪产生—身体净化—负性道德情绪降低”的心理行为模式。梁晓燕等（2012）通过内隐联想测验发现, 负性道德情绪启动后被试更偏爱自我洁净, 该实验也部分证实了Zhong 等人（2006）的实验结果。

当然, 也有一些研究关注负性道德情绪的亚型在道德概念隐喻中的作用。研究发现,自身肮脏启动与厌恶情绪相伴随（Schnall et al., 2008； Zhong et al., 2010）, 厌恶启动可能激活个体的肮脏体验,使之对身体清洁刺激更加敏感 （Sherman ＆ Clore,2009； 颜志雄 等, 2014）。 Schnall,Haidt,Clore 和Jordan（2008）研究发现,难闻的气味、不洁的屋子、看见或接触不洁物体等环境肮脏情境均会引发个体的厌恶感。神经生理方面的研究也发现,一般厌恶与道德厌恶拥有相似的面部表情和生理激活（Chapman et al., 2009）。也有研究发现,“违背道德”是个体内疚感的重要来源 （钱铭怡, 戚健俐, 2002；Tangney et al., 1996）,内疚感会随着身体的净化而减弱（lee ＆ Schwarz, 2010； Xu et al., 2014）。 还有研究发现, 清洁行为和观看清洁图片均可降低被试的羞愧感（Tang et al., 2017）。 以上研究表明,一方面,自身净脏、环境净脏均与负性道德情绪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具体负性道德情绪也与净脏概念相互作用。

综上, 以往研究侧重探究道德概念与净脏的隐喻表征, 负性道德情绪概念作为道德概念的重要部分,鲜有研究考察其与净脏概念是否存在隐喻联结,更未明确净脏的方向（即环境净脏和自身净脏）。 此外, 以往研究围绕负性道德情绪与净脏概念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的探索, 其一是将净脏线索作为启动某种负性道德情绪的手段, 继而研究该道德情绪对认知活动的影响。 其二是采用不道德事件引发个体的负性道德情绪进而考察净脏体验对该道德情绪的影响。 这两种研究视角均涉及负性道德情绪与净脏的间接联系, 但以往研究并未探讨二者直接的隐喻联结。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从环境净脏和自身净脏两个层面考察净脏启动对负性道德情绪词加工的影响,明确净脏与负性道德情绪的隐喻表征关系,并比较自身净脏和环境净脏对负性道德情绪词及其亚型词加工影响的差异。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1）与环境洁净启动相比, 环境肮脏启动条件下个体对负性道德情绪词加工更快；（2）与自我洁净启动相比,自我肮脏启动下个体加工负性道德情绪词的反应时更快；（3）与环境肮脏启动相比,自身肮脏启动条件下个体对负性道德情绪词及其亚型加工更快。 本研究将通过两个实验验证以上假设。

2 实验1 环境净脏启动对负性道德情绪词加工的影响

2.1 实验目的与假设

考察环境净脏启动对负性道德情绪词加工的影响。 本研究假设,相比环境洁净启动,环境肮脏启动下被试对负性道德情绪词加工的反应时更快。

2.2 被试

使用G＊Power3.1（Faul et al., 2007）计算被试量,在满足统计检验力为0.8 与效应量为0.2 的基础上获得的被试总量为52 人。 由于被试可能流失,本研究选取62 名大学生（男生20 人,平均分配到各实验组） 参与实验, 被试平均年龄为20.4 岁 （SD＝1.91）,均为右利手,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均未参加过此类实验。实验结束后给予小礼品以示谢意。

2.3 实验材料

环境净脏句： 借鉴Zhong, Strejcek 和Sivanathan（2010） 自我净脏陈述句编制环境净脏句12 个,其中,环境洁净句6 个（如：街道四处干净整洁）,环境肮脏句6 个（如：屋子里面落满灰尘）。 41 名不参与正式实验的大学生对环境净脏句进行效价评定,评定等级1～5,“1”表示“非常不洁净”或“非常不肮脏”,“5”表示“非常洁净”或“非常肮脏”。单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环境洁净句与理论均值3 的差异显著,M环境洁净＝4.08,SD环境洁净＝0.40,t（40）＝17.31,p＜0.001；环境肮脏句与理论均值3 的差异显著,M环境肮脏＝4.20,SD环境肮脏＝0.43,t（40）＝17.98,p＜0.001,表明环境净脏句的编制有效。

负性道德情绪词： 选取Zhong 与Liljenquist（2006）研究中所使用的6 个负性道德情绪词（厌恶、后悔、内疚、羞愧、尴尬、愤怒）和6 个非道德情绪词（自信、安静、刺激、苦闷、幸福、娱乐）。依据北京语言学院编写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1986）对两类词的笔画数和词频进行统计,结果发现,负性道德情绪词和非道德情绪词的笔画数差异不显著,M负性道德情绪＝17.83,SD负性道德情绪＝3.82；M非道德情绪＝18.00,SD非道德情绪＝4.29；t（10）＝-0.07,p＞0.05；词频差异也不显著,M负性道德情绪＝0.0017,SD负性道德情绪＝0.0014；M非道德情绪＝0.0047,SD非道德情绪＝0.0042；t（10）＝-1.66,p＞0.05。

2.4 实验设计和程序

采用2（启动类型：环境洁净、环境肮脏）×2（词汇类别：负性道德情绪词、非道德情绪词）两因素混合设计,其中启动类型是被试间变量,词汇类别是被试内变量。 因变量为词汇分类判断的反应时。

采用E-prime 2.0 软件编制实验程序, 根据贾宁、陈换娟和鲁忠义（2018）的实验流程设置两个实验任务,即词汇分类加工任务和再认任务。正式实验时,首先在电脑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500ms。 然后在屏幕中央呈现环境洁净或环境肮脏启动句4000ms,使句子得到充分加工。 接着,在屏幕中央呈现负性道德情绪词或非道德情绪词1500ms,请被试完成词汇分类判断任务,道德情绪词按“F”键,非道德情绪词按“J”键（按键在不同被试间平衡）。正式实验共72 个trials。 词汇分类加工任务完成后,被试完成12 个双字词 （6 个来自该实验, 每个呈现1500ms）的再认任务,共12 个trials,判断该双字词在先前的句子中是否出现过,若出现按“1”键,若没有出现过按“0”键（按键在不同被试间平衡）。再认结果并不纳入最后的统计分析, 仅为保证被试能够认真阅读句子,见图1。

图1 实验1 词汇分类加工任务（左）及再认任务（右）流程图

2.5 实验结果与分析

删除词汇分类判断正确率低于80%的被试3名, 剩余59 名被试词汇分类判断反应时结果见表1。

表1 环境净脏启动下词汇分类判断的反应时（M±SD）（ms）

由于被试性别比例不平衡, 将性别作为协变量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启动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57）＝6.63,p＜0.05,η2＝0.106,环境肮脏启动的反应时明显快于环境洁净启动； 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1,57）＝0.002,p＞0.05；词汇类别主效应不显著,F（1,57）＝2.31,p＞0.05；启动类型和词汇类别交互作用显著,F（1,57）＝4.46,p＜0.05,η2＝0.074。简单效应分析发现,相比环境洁净启动,环境肮脏启动下负性道德情绪词的反应时更快,F（1,57）＝9.61,p＜0.01,η2＝0.147； 环境洁净与环境肮脏启动下非道德情绪词的判断反应时差异不显著,F（1,57）＝2.89,p＞0.05,见图2。词汇类别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57）＝1.05,p＞0.05。 由此可见,性别比例虽不平衡,但其对本研究结果不存在显著影响。

图2 环境净脏启动与词汇分类判断的交互作用图

2.6 讨论

实验1 结果显示,与环境洁净启动相比,环境肮脏启动后被试对负性道德情绪词判断的反应时更快； 环境洁净和环境肮脏启动后被试对非道德情绪词的判断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说明环境肮脏启动易化了负性道德情绪词的加工, 使二者之间产生隐喻联结。原因可能在于：肮脏环境对个体的健康和生存具有潜在威胁,使个体避之唯恐不及,更能引发被试心理的不适感和消极情绪体验, 环境肮脏与负性道德情绪概念迅速关联而产生隐喻联结, 表现出负性道德情绪概念环境肮脏隐喻的心理现实性。 实验1证实了环境净脏启动对负性道德情绪概念加工的差异化影响,与研究假设1 吻合。那么,启动自身净脏是否对负性道德情绪的加工产生更大影响？环境肮脏与自身肮脏启动对负性道德情绪及其亚型加工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随后进行的实验2 即回答此问题。

3 实验2 自身净脏启动对负性道德情绪词加工的影响

3.1 实验目的和假设

考察自身净脏启动对负性道德情绪词汇加工的影响, 并进一步比较环境与自身净脏启动对负性道德情绪及其亚型加工影响的差异。本研究假设,相比自身洁净启动, 自身肮脏启动下负性道德情绪概念加工更快,并且与环境肮脏启动相比,自身肮脏启动条件下被试对负性道德情绪词及其亚型加工更快。

3.2 被试

被试总量计算方法同实验1, 本研究选取不参加实验1 的另外60 名大学生（男生21 人）,平均年龄为21.08 岁（SD＝1.93）。 被试筛选条件同实验1。

3.3 实验材料

自身净脏句：借鉴Zhong 等（2010）实验材料编制自身净脏句12 个,其中,自身洁净句6 个（如：我的衣服洁净如新）,自身肮脏句6 个（如：我的衣服满是油污）。 36 名不参加类似评定任务的大学生对自身净脏句进行效价评定,评定等级1～5,“1”表示“非常不洁净”或“非常不肮脏”,“5”表示“非常洁净”或“非常肮脏”。单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自身洁净句与理论均值3 的差异显著,M自身洁净＝3.83,SD自身洁净＝0.91,t（35）＝5.49,p＜0.001；自身肮脏句与理论均值3的差异显著,M自身肮脏＝3.92,SD自身肮脏＝0.84,t（35）＝6.54,p＜0.001,表明自身净脏句均有效。

负性道德情绪词：同实验1。

3.4 实验设计和程序

采用2（启动类型：自身洁净、自身肮脏）×2（词汇类别：负性道德情绪词、非道德情绪词）两因素混合设计,其中启动类型为被试间变量,词汇类别为被试内变量。 因变量为被试判断词汇的反应时。

实验程序同实验1, 不同之处在于将实验1 的环境净脏启动句替换为自身净脏启动句。

3.5 实验结果

删除词汇分类判断正确率低于80%的被试两名,剩余58 名被试道德情绪词汇判断反应时见表2。

表2 自身净脏启动下词汇分类判断的反应时（M±SD）（ms）

同实验1 一样, 我们将性别作为协变量纳入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启动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1,57）＝2.08,p＞0.05；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1,57）＝0.01,p＞0.05；词汇类别主效应不显著,F（1,57）＝0.39,p＞0.05；启动类型和词汇类别交互作用显著,F（1,57）＝8.95,p＜0.01,η2＝0.140。 简单效应分析显示,相比自身洁净启动,自身肮脏启动下负性道德情绪词的反应时更快,F（1,57）＝5.28,p＜0.05,η2＝0.086； 自身洁净与自身肮脏启动下非道德情绪词的判断反应时无显著差异,F（1,57）＝0.20,p＞0.05,见图3。词汇类别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57）＝0.01,p＞0.05。 可知,性别对本研究结果没有明显影响。

图3 自身净脏启动与词汇分类判断的交互作用图

此外,由实验1 与实验2 结果可知,环境肮脏和自身肮脏启动下道德情绪词的加工都更快, 为进一步探讨二者的差异性, 整合实验1 和实验2 结果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结果发现, 相比环境肮脏启动,自身肮脏启动下道德情绪词的加工更快,t（57）＝2.49,p＜0.05。 为进一步探究环境肮脏与自身肮脏启动对负性道德情绪亚型词加工的影响差异, 对两类肮脏启动下道德情绪亚型词的反应时进行2×6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负性道德情绪亚型词的主效应不显著,F（5,285）＝0.92,p＞0.05；启动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285）＝6.20,p＜0.05,η2＝0.098,自身肮脏启动下的反应时显著快于环境肮脏启动下的反应时； 负性道德情绪亚型词与启动类型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5,285）＝1.98,p＝0.081,η2＝0.034。 简单效应分析显示,与环境肮脏启动相比,自身肮脏启动下负性道德情绪亚型的内疚、 尴尬和羞愧反应时更快,见表3。

表3 环境肮脏与自身肮脏启动下负性道德情绪亚型词判断的反应时（M±SD）（ms）及其它值

3.6 讨论

实验2 结果显示,与自身洁净启动相比,自身肮脏启动下被试对负性道德情绪词的判断反应时更快； 自身洁净和自身肮脏启动后被试对非道德情绪词的判断反应时无显著差异, 说明自身肮脏启动易化了负性道德情绪词的加工, 使自身肮脏概念与负性道德情绪概念产生隐喻联结。 自身肮脏启动可能引发被试强烈的负向情绪体验进而表现出避而远之的倾向,致使自身肮脏与负性道德情绪词迅速关联,表现出负性道德情绪概念与自身肮脏隐喻联结的心理现实性,该结果与本实验假设2 相符。

整合实验1 和实验2 结果发现, 自身肮脏启动比环境肮脏启动对负性道德情绪概念的加工更快,相较于环境肮脏与负性道德情绪的隐喻联结, 自身肮脏与负性道德情绪的隐喻联结更快, 隐喻联结效应更强,主要表现在羞愧、内疚和尴尬三种亚型情绪上。以往研究认为,道德情绪产生于特定情境下个体对自我的反省和评价, 是自我意识的情绪（Eisenberg, 2000）, 自身肮脏涉及自我评价与自我意识,二者在内涵上有一定的叠加。同时,相对于其它负性道德情绪,羞愧、内疚、尴尬与自我的联系更为密切（Tangney et al., 1996）。 当个体意识到自身处于肮脏状态时,更易产生羞愧感、内疚感和尴尬感,进而在随后的语义匹配任务中对这三种道德情绪反应更快。

4 综合讨论

4.1 负性道德情绪概念与肮脏隐喻联结的心理现实性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考察了净脏启动对负性道德情绪词加工的影响。实验1 和实验2 结果均发现,与环境或自身洁净启动相比, 环境或自身肮脏启动后负性道德情绪概念加工更快, 表现出负性道德情绪概念与肮脏概念的隐喻联结。 具身隐喻（embodied metaphors）理论强调,个体身体经验与抽象概念相互作用产生隐喻联结（王继瑛等, 2018）,隐喻根植于个体身体感知经验基础之上（Sheikh et al.,2013）。 身体经验来源于不同感觉通道（如视觉、听觉）所获得的信息,这些感知觉信息构成了个体概念系统中的始源域概念, 当个体需要解释某个抽象概念时, 头脑中与之有联系的具体概念就会自动激活而形成隐喻联结。洁净和肮脏属于视知觉信息,脏乱污秽的环境会令人心怀鄙夷；同样,满身邋遢则让人尴尬难堪。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肮脏能够增强被试的负性道德情绪（Schnall et al., 2008）； 引发个体的肮脏体验后, 身体清洁能降低负性道德情绪（Zhong＆ Liljenquist, 2006）。不难看出,不同来源的净脏经验与负性道德情绪密切关联。 Zhai 等人（2018）的研究也表明,与道德概念相比,道德情绪概念与具体体验的联结更快。 其原因就在于净脏情境呈现于个体眼前时, 道德评价过程所产生的道德情绪得到了优先反应,进而传递到更深层次的道德概念。

此外, 日常生活中个体已对环境或自身肮脏获得了丰富的感知经验, 形成了环境或自身肮脏的道德评判,并产生相应的道德情绪。当环境或自身肮脏句启动后,昔日的肮脏感知觉经验被激活,并迅速与随后的负性道德情绪自动联结, 因而表现出道德情绪肮脏隐喻的心理现实性。现实生活中,个体对穿着脏衣服、身有异味、肮脏环境均会产生反感和不良心理体验并尽量避而远之, 其原因可能就在于不同肮脏始源域概念与道德情绪概念的隐喻联结具有一致性。可见,积极创设整洁优美的生活、工作环境,同时也要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干净清爽的自身形象,内外兼修以激发个体积极情绪体验很有必要。

4.2 环境和自身肮脏启动影响负性道德情绪概念加工的差异性

本研究整合实验1 和实验2 结果发现, 与环境肮脏启动相比, 自身肮脏启动下被试对负性道德情绪词的加工更快。可能的原因：一是自身肮脏冲击个体的道德自我意象,唤起个体强烈的道德自我谴责。Zhong 和Liljenquist（2006）认为,清洗双手可降低人们对道德自我的谴责,恢复其良好的道德自我意象。本研究重复呈现自身肮脏信息可能对被试的道德自我意象造成威胁, 致使其产生一定程度的道德自我谴责,已有的道德自我谴责与负性道德情绪“一见如故”,从而迅速架构自身肮脏与负性道德情绪的隐喻联结。二是自身肮脏更能引发个体高度的自我关注。以往研究表明, 个体优先注意与自身相关信息（Holzma ＆ Valentiner, 2016）, 自身相关信息与个体消极情绪关系密切（李昳等, 2018）。本研究的环境肮脏信息对个体而言属于外部信息, 尚需通过自我认知与其建立间接联系, 而自身肮脏与个体直接相关, 个体对这类信息倾入更多注意资源并充分评估。在与随后出现的负性道德情绪词汇进行匹配时,对与评估结果联系不大的非道德情绪词反应较慢,对与评估结果联系密切的负性道德情绪词迅速反应, 从而促成自身肮脏与负性道德情绪概念的更快联结。

本研究进一步比较环境和自身肮脏启动对道德情绪亚型词加工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相比环境肮脏启动,自身肮脏启动后被试对羞愧、内疚和尴尬情绪词的加工更快。 究其原因,一方面,负性道德情绪亚型与自我意识的联系有亲疏远近之分。 在众多负性道德情绪中,羞愧、内疚、尴尬与自我意识的联系更密切 （钱铭怡, 戚健俐, 2002； Tangney et al.,1996）。本研究中,自身肮脏启动涉及个体自我评价,肮脏刺激启动使被试将自己代入肮脏情境并评估当前身体状态,产生的“不洁自我”认知评价更快与其自我意识联系密切的羞愧、 内疚和尴尬情绪产生隐喻联结。 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当个体意识到与他人交谈而口气有异味时, 一般会体验到较强烈的尴尬,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常备口香糖或口气清新剂；而当个体以一副脏兮兮、 邋里邋遢的形象出现在他人面前或公众场合, 他人诧异的目光可能使个体意识到自己不是十分“洁身自好”,从而为自己的不良形象而感到羞愧, 也为自身不得体形象给他人带来的心理困惑而感到内疚。以往研究认为,清洁活动可以清除个体的羞愧感和内疚感 （Xu et al., 2014；Tang et al., 2017）。 可见,人们可通过自身清洁活动、洁净衣着、净化自身等降低自身肮脏所引起的尴尬、羞愧、内疚等负性道德情绪,从而为个体带来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提升其道德自我意象,增强其道德意识并净化道德心灵。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考察了净脏启动对负性道德情绪词加工的影响,然而,其存在的不足尚需今后研究给予正视。首先,本研究探讨负性道德情绪与净脏概念的隐喻联结,并未关注正性道德情绪。道德情绪的效价有正性和负性之分, 不同研究者根据其研究目的和实际需要各有取舍。 本研究采用Zhong 和Liljenquist（2006）研究中探讨的负性道德情绪词和非道德情绪词作为目标刺激。显而易见,这种词汇选择法导致本研究只证实了负性道德情绪与肮脏概念的隐喻联结, 对正性道德情绪与洁净概念的隐喻关系尚未进行探讨。 未来研究可从正性和负性道德情绪两个方面系统探讨道德情绪概念净脏隐喻是否存在心理现实性。其次,研究方法缺乏多样性。 本研究仅从行为层面考察了净脏启动对负性道德情绪概念加工的影响, 并未采用更前沿的认知神经科学方法深入发掘净脏概念与道德情绪概念的关系。 今后研究可在脑神经机制方面进行一定的探索。最后,本研究只发现了负性道德情绪概念肮脏隐喻的心理现实性, 但并未考虑负性道德情绪概念肮脏隐喻的情境适用性,如一个满身污秽的人做了拾金不昧之事,这种情境会不会导致道德情绪肮脏隐喻的变化？ 未来研究可从社会情境的角度进行深入探讨。

5 结论

环境及自身肮脏启动促进负性道德情绪词的加工, 使得个体肮脏体验与负性道德情绪概念产生隐喻联结。 具体表现为,相比环境洁净启动,环境肮脏启动下被试的负性道德情绪概念加工更快； 相比自身洁净启动, 自身肮脏启动下被试对负性道德情绪概念加工更快。

环境和自身肮脏启动对负性道德情绪概念的加工具有差异性。 具体而言,与环境肮脏相比,自身肮脏与负性道德情绪概念的隐喻联结效应更强, 主要体现在羞愧、内疚和尴尬等亚型情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