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积极教养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高 旭 张 锋

（河南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所,开封 475004）

1 引言

从童年时期开始,“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就引导着孩子们思考未来的自我。 个体对未来自我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想象,会被纳入到自我认同当中, 并影响着现在的心理和行为（D’Argembeau et al., 2012）。个体的未来自我与现在自我之间的这种心理联系被称为未来自我连续性（future self-continuity, FSC）,它是指个体把未来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视为同一个人的程度（Hershfield, et al., 2009； Sokol ＆ Serper, 2019）。 研究发现,FSC 可以预测个体的不道德行为、社会不良行为以及亲社会行为等（刘云芝 等, 2018）, 高FSC的大学生自控力更强, 更多地考虑现在的行为对未来自己的影响, 拖延倾向显著降低 （Blouin-Hudon＆ Pychyl, 2015）, 学业投入会更多 （Adelman et al., 2017）。

现有研究已经探讨了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多种影响因素。如,细化表达时间的刻度可以改变个体感知到的时间长短,进而提高FSC（Lewis ＆ Oyserman,2015）； 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的FSC 也更高（Antonoplis ＆ Chen, 2020）； 年龄可以有效预测FSC,老年人将现在自我与未来自我看得更相似,联系也更紧密（Rutt ＆ Lockenhoff, 2016）。而且,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环境对未来自我及其相关品质具有塑造作用,在相互依存的集体主义社会中,寻求认同的倾向促使人们更多分享未来的事件 （Eby ＆Dobbins, 1997）； 中东人倾向于认为未来潜在的事件需要得到家庭成员的认可, 而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考虑未来时遵循更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Kagitcibasi, 2005）。 不过,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Bronfenbrenner, 1986）,“外层系统”需要通过“微观系统”才能对个体起作用, 家庭作为与个体联系紧密的重要“微观系统”,对个体未来的自我发展具有更直接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拟探讨家庭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影响及其机制。

在家庭中,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教养观念、教养行为及其对子女情感表现的一种组合方式, 它相对稳定,不随情境的改变而变化,反映了亲子交往的实质（Darling ＆ Steinberg, 1993）。 Cooley（1902）的镜像自我理论认为,个体通过“镜映过程”逐步形成“镜像自我”,对自我的界定是通过应对别人的态度与反应形成的。 Mead（1934）又进一步提出了父母作为“重要他人”对子女自我概念发展的影响作用,温暖和支持的教养方式能反映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积极关系,这使子女更容易接受和内化父母的观点,有助于子女自我概念的发展 （Mcclun ＆ Merrell, 1998；Jugert et al., 2016）； 父母的情感温暖不仅对青少年人格偏离的形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因子, 还能够预测青少年积极的人格特质（曲晓艳等, 2005）。研究发现, 父母积极的教养方式更有利于儿女接纳父母的建议,促进其建构未来目标（Seginer et al.,2016）。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父母积极教养能显著正向预测未来自我连续性。

那么, 父母积极教养是如何影响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呢？Zimet（1988）将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分为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其中家庭支持属于与个体联系最紧密的微观系统, 代表子女感知到的来自家庭的支持,包括父母的理解、鼓励和关心等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已有研究发现,父母积极教养可以通过领悟家庭支持对个体产生间接影响,父母的情感温暖和理解会使青少年感受到更多的家庭支持, 有利于降低青少年的孤独感和提升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张志涛等, 2012）。 同时,领悟家庭支持容易影响个体发展中的自我价值感和内控倾向,为个体“赋权”和“充能”（易进, 1999）,而个体感知到的力量能够提升未来自我连续性 （Pietroni ＆Hughes, 2016）。 依此看来,领悟家庭支持给个体带来“力量感”,这会对未来自我连续性产生影响。 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领悟家庭支持在父母积极教养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影响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根据家庭压力模型 （Conger et al., 1994；Masarik ＆ Conger, 2017）,家庭贫困的子女的自我发展受阻, 是由于家庭中的父母通常需要面对更为沉重的经济压力,其心理和精神压力较大,所以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育儿积极性较低、缺少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从而进一步阻碍孩子的身心发展,导致孩子问题行为的增多。新近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对FSC 有显著的预测作用（Antonoplis ＆ Chen, 2020）。 SES 是指家庭所拥有的有价值资源在其所处社会中的层级排名,它体现了个体占有资源的差异, 影响着未来自我的发展。 而且,家庭SES 作为外系统,不仅会影响作为内系统的父母教养方式的功能发挥, 而且还作用于个体的领悟社会支持（Tsai, 2006）。 因此,家庭SES 可能直接影响着FSC,也可能在父母积极教养→领悟家庭支持→FSC 的路径上影响父母积极教养和领悟家庭支持,最终影响FSC。 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a（家庭SES 在父母积极教养与未来自我连续性关系中存在调节作用）、假设3b（家庭SES 在父母积极教养与领悟家庭支持关系中存在调节作用）和假设3c（家庭SES 在领悟家庭支持与未来自我连续性关系中存在调节作用）。

综上,在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基于镜像自我理论及家庭压力模型,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探讨父母积极教养对FSC 的影响机制。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共发放问卷700 份,收回有效问卷641 份。 被试的年龄范围为17～24 岁,平均年龄为19.35 岁。 男生292 人,女生349 人。 常住地为农村的341 人,城市的300 人。 大一371 人,大二59人,大三209 人,大四2 人。

2.2 工具

2.2.1 父母积极教养问卷

采用Arrindell 等（1999）编制、蒋奖等（2010）修订的中文版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EMBU）的情感温暖维度作为父母积极教养问卷,共7 个条目,14个题项,采用“1＝从不,4＝总是”4 点计分。 该问卷包含父亲卷和母亲卷, 要求被试回想小时候父母对待他们的方式,得分越高,表示其父母越频繁地采取积极的教养方式。 本研究中, 父母积极教养问卷的Crobach’s α 系数为0.92。

2.2.2 未来自我连续性问卷

未来自我连续性问卷（Sokol ＆ Serper, 2020）包括三个维度,分别是相似性、生动性和积极性。 该问卷共10 个题项,采用1～6 级计分法,总分越高说明未来自我连续性水平越高。在正式研究中,该问卷的Crobach’s α 系数为0.80。

正式研究前, 本研究还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94 名大学生（男生119 人,女生175 人,年龄范围为16～24 岁,平均年龄为19.38 岁）,对未来自我连续性问卷进行了适用性检验。 KMO 和Bartlett’s 球形检验显示KMO 值为0.86,p＜0.001,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 随后测得所有项目的公因子方差均大于0.4,因此没有对题项进行删减。总问卷及相似性、生动性、积极性维度的Crobach’s α 系数依次为0.86,0.79,0.74 和0.89。

2.2.3 领悟家庭支持量表

根据研究目的, 参照前人研究 （Edwards ＆Lopez, 2006）,采用Zimet 等（1988）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的领悟家庭支持维度作为领悟家庭支持量表,共4 个题项,采用“1＝非常不同意,7＝完全同意”7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感知的家庭支持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领悟家庭支持量表的Crobach’s α 系数为0.84。

2.2.4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包括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父亲职业、母亲职业和家庭年收入共5 项指标（Moreno-Maldonad et al., 2018）。 父亲和母亲受教育程度按照受教育年限分为5 级, 得到父母受教育程度指标； 依照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国际职业编码将父母职业分为5 级, 得到父母职业地位指标；家庭年收入从“1000 元及以下”到“12000 元以上”分为12 级,得到家庭年收入指标。

参照有关研究（任春荣, 2010）将5 项指标转换成标准分,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一个特征根大于1的主因子,其特征根为2.60,五项指标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72,0.75,0.79,0.77 和0.56, 从而计算出家庭SES 总分 ［（0.72×Z父亲受教育程度+0.75×Z母亲受教育程度+0.79×Z父亲职业+0.77×Z母亲职业+0.56×Z家庭年收入）／2.60］。得分越高,表明其家庭SES 越高。

2.3 研究程序

以班级为单位, 采用相同的指导语对河南省三所高校大学生进行团体施测, 并强调本调查对个人信息保密。 使用SPSS 21.0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采用PROCESS 3.0 插件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数据来源相同、测量环境等原因,本研究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首先,本研究采用潜在误差变量控制法来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结果显示,加入共同方法因子后,模型的拟合指数改善并不高,CFI、TLI 均只提高0.01,RMSEA、SRMR 只降低0.01, 这说明加入共同方法因子的模型的拟合数据未获得显著的改善。其次,采用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其特征值大于1 的公因子有18个, 第一个公因子解释了方差18.81%的变异, 小于40%。 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主要变量的平均数、 标准差和相关矩阵见表1。 可以看出,父母积极教养、领悟家庭支持与FSC彼此之间显著正相关；家庭SES 分别与父母积极教养和领悟家庭支持显著正相关；家庭SES 与FSC 以及家庭SES 与FSC 之间都不存在显著相关。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系数矩阵（N＝641）

3.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首先, 检验领悟家庭支持在父母积极教养和FSC 间的中介效应。 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性别、年龄为控制变量,父母积极教养为自变量,FSC 为因变量,领悟家庭支持为中介变量,采用PROCESS 宏程序模型4 进行中介模型检验。

以Bootstrap 重复抽样5000 次校正获得95%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中介效应显著。表2显示父母积极教养对领悟家庭支持正向预测显著,父母积极教养、 领悟家庭支持对FSC 正向预测显著,说明领悟家庭支持在父母积极教养和FSC 间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效应值为0.14。

表2 中介模型检验

将家庭SES 作为调节变量纳入原中介模型,采用PROCESS 宏程序模型59 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见表3）,结果显示：父母积极教养以及父母积极教养和家庭SES 的交互项对领悟家庭支持正向预测显著,家庭SES 对父母积极教养无显著作用。 同时,父母积极教养、领悟家庭支持对FSC 正向预测显著,但父母积极教养和家庭SES 的交互项以及领悟家庭支持和家庭SES 的交互项对FSC 都没有显著作用。 简单斜率分析显示,家庭SES 地位处于低（平均数-标准差）和高（平均数+标准差）水平时,父母积极教养对领悟家庭支持的效应分别为0.60 和0.71,ps＜0.001（见图2）。 这说明,随着家庭SES 的增加,父母积极教养对领悟家庭支持的正向预测更强。

表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图2 家庭SES 对父母积极教养与领悟家庭支持的调节

综上,家庭SES 在中介模型的前半段发挥了调节作用,当家庭SES 处于低度和高度水平时,领悟家庭支持在父母积极教养和未来自我连续性间的中介效应分别为0.09,0.20。 可见,随着家庭SES 的提高,领悟家庭支持的中介作用越来越强。

4 讨论

4.1 父母积极教养与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父母积极教养与FSC 及其各维度之间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在中介模型中,父母积极教养对FSC 的直接效应显著,支持了研究假设1, 即父母积极教养能显著正向预测未来自我连续性。

生态系统理论（Bronfenbrenner, 1986）认为,个体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是环境的产物。 作为微系统的家庭环境因素, 对系统核心的个体心理特征发生发展有着密切且直接的影响作用。 父母采用积极的教养方式意味着父母能够理解子女的情感, 与子女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同时给予子女积极的评价和反应, 使得子女从父母的积极教养中逐渐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 这同时也与镜像自我理论的观点契合（Mead, 1934）。

根据Seginer（2005）提出的积极教养和未来取向关系的五阶段模型, 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不仅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自我评价, 而且通过对自我评价阶段的影响间接作用于未来取向的动机、认知、行动阶段 （沈莹, 2012）, 而对未来自我的积极思考正是FSC 最显著的特征（Hershfield et al., 2009）。 由此可见, 高水平的父母积极教养能促进子女更积极地看待未来自我,提升个体的FSC。

4.2 领悟家庭支持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 领悟家庭支持中介了父母积极教养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影响, 支持了假设2。 首先,父母积极教养正向预测个体领悟家庭支持。研究表明, 大学生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 情境或环境因素对领悟社会支持有预测作用（Gracia ＆ Herrero, 2004； 叶俊杰, 2005）。在本研究中, 父母积极教养对领悟家庭支持的路径系数达到0.66,预测作用较强,支持了前人的研究观点。 这说明子女虽然进入大学后, 与父母在一起相处机会变少, 但父母教养方式作为较为稳定的家庭环境因素, 依然能持久地对个体领悟家庭支持产生较强影响。其次,领悟家庭支持显著正向预测未来自我连续性。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可以预测个体对未来的希望感（Kashani et al., 1994）,希望感能使个体对未来的预期更加积极、生动,而对未来自我的积极性和生动性是FSC 的重要维度 （Hershfield et al.,2009）。 因此, 高水平的领悟家庭支持促进了个体FSC 的提高。

大量研究表明, 个体的认知因素在父母教养方式与诸多行为结果间发挥中介效应 （Georgiou et al., 2017； 张林, 邓小平, 2008）,父母积极教养是影响子女FSC 的外因,需经由主体的认知、理解过程才能进一步将外部刺激转化为个体心理发展的因素,如果缺乏这一中介过程,它就会减少甚至失去对个体的影响作用。因此,领悟家庭支持作为个体对家庭支持的期望、 评价以及可能获得的家庭支持的信念（Barrera, 1986）,在父母积极教养对FSC 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4.3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效应

调节作用分析结果发现, 父母积极教养与家庭SES 的交互项对领悟社会支持预测显著, 说明家庭SES 在父母积极教养对领悟社会支持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验证了假设3b。 简单斜率分析显示,相较于低SES,高SES 家庭的父母积极教养对子女领悟家庭支持的预测作用更强, 即高水平的家庭SES 强化了中介效应的影响。

“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 的促进假说认为,一种保护因子可能增强另一种保护因子对结果变量的预测作用（鲍振宙等, 2013）。 在本研究中,父母积极教养和家庭SES 均为领悟家庭支持的保护因子, 这两种保护因子在预测发展结果时产生了交互作用,家庭SES 有效地促进了父母积极教养对领悟家庭支持的预测作用。 其原因可能是, 第一, 家庭SES 作为一种保护因素, 与子女的多种认知能力间存在正向相关 （Feinstein ＆ Bynner, 2004）。 家庭SES 越高,子女就有着越高的认知能力,能越好地感知和领悟信息, 这样就越容易在父母积极教养的作用下, 感受到越高的家庭支持, 而相比之下, 家庭SES 越低则难得到良好的生活资料和教育资源以促进健康积极的认知发展（Larson et al., 2015）。 第二,低家庭SES 不仅会产生父母对子女缺少积极的教养方式,父母双方婚姻关系也更脆弱,更容易感情不和, 这可能长时间地影响子女的情感和认知。 第三,低SES 家庭亲子互动频率更低,父母不能及时感知子女的心理与行为变化并作出反应, 影响子女对家庭支持的感知（Hanson et al., 1997）。 由低家庭SES 带来的长期的物质资源不充裕、父母关系紧张、 亲子互动少这样的微系统环境不能被父母对子女的积极教养完全弥补, 这削弱了父母积极教养对领悟家庭支持的正向影响。

5 结论

父母积极教养不仅可以直接预测未来自我连续性, 而且还可以通过领悟家庭支持间接影响未来自我连续性；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显著地调节父母积极教养与子女领悟家庭支持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