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其铨书学中的“儒、禅、道”精神

廖明灿

（韩山师范学院 图书馆，广东 潮州 521041）

关键字：陈其铨；道德教化；妙悟；达观；书学

陈其铨（1917-2003），号奇川，祖籍广东丰顺，出生于广东潮安县城（今潮州市湘桥区）。他十岁习书法，十五岁从潮州宿儒郭照庭习欧阳询楷书。1931-1934 年，陈其铨就读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韩师前身）乡村师范科，读书期间得詹安泰、王显诏等名师启迪，向往书法研习、诗文写作与金石篆刻而一发不能收。他三十岁前遍习篆、隶、行、草，以及北魏诸碑，四十岁勤研商周甲文，五十岁后泛临晋唐诸法帖，并开始从事书论撰述与书法教育推广工作。至上世纪90年代后，积聚功力愈发深厚，笔力遒劲，显示出其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以及对人生和宇宙的深邃感悟。陈其铨为台湾地区五十年来书法的重振与发展付出极大的心力，成为当代推展书法教育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实为集书法创作、书法理论与书法教育于一身而卓然有成的大家。

陈其铨斐然的成就与他深厚的理论及躬行的品学修养密切相关。其行文作句对品学修行的强调尤注重书法技法本身，他在作品中写道：“书法最可贵的地方，不在精炼的技巧，而在丰富的内涵。一个人的学识品格胸襟，往往于书法中表露无遗。”［1］97一位书家的书法作品是其书法思想的表征，而其书法思想的形成也源于对人生哲学观的提炼。著名书法理论家熊秉明把古代书法理论加以整理，认为：“一个书法家在创作生活中，必抱有一个最高的理想，是他努力趋近的终极目的，这理想大概只能属于这六派中的一派。”［2］陈其铨在书法创作和书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呈现出多种思想的交汇与探索。

一、儒学——书道本乎道德教化

书法艺术作品是创作者的技法与思想的呈现，而技法所体现的审美意蕴则源于作者的文化思想，文化思想的形成受到创作者对文化艺术的认识和成长环境的影响。理解陈其铨书学中的儒学思想，应从他对书品的评价、思想取向，以及其书法传承事业和书法作品进行分析。

（一）立德传道的书艺与书品

书法作品是作者以书法技法形式书写文辞内容而成。书法作品的文辞内容个别是由书家即兴创作的，至近现代大多数书家是书写前人已有的内容，因此在作品的评判中文辞内容并非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技法形式似乎成为决定性的因素。然而在历代的书法作品评判中，技法并不作为一个独立的标准。艺术作品是艺术家艺术积聚的外在表现形式，这种积聚除了技法以外还包括了学识、才气、心志等，正如清代刘熙载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3］。因此书法作品的品评在艺术形式以外，对人的评价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对人的评判标准则是人格、人品。苏轼说：“古之论书者，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4］在苏东坡的立论中，书家即便是技法高超，如果在人品方面得不到肯定，其书作也不值得推崇。

书法作品以人品为先的评判思想跟儒家文化立德树人的价值观是相一致的。孔子以音乐作为媒介提出艺术作品要尽美又要尽善的评介标准，《论语》中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5］33这种美与善的思想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扩展和完善，成为了中国艺术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书法以“人”重于书的思想也在历史发展中形成。李泽厚在梳理中国美学历程时认为，魏晋是“文的觉醒”时期，而且他强调：所谓“文的自觉”，“是一个美学概念，非单指文学而已，其它艺术，特别是绘画与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6］103虽然是艺术形式的自我苏醒，然而书法这门艺术的特殊之处是她和文字书写构成整体，并且和日用交流文字一起演化发展。在科举考试制度设立和不断完善的背景下，书写出来的汉字形态是否符合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已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现象，书法很自然成为一个参考标准，书法也不再是单纯的艺术门类，她和科举考试、人才录用捆绑在一起，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起着道德教育、人伦教化的功用。清人项穆将这种功用总结为：“故书之为功，同流天地，翼卫教经者也。”［7］也就是说书法的教育功用和其它门类的教育是同等的。以儒家文化为主线的教育强调书家人品就变得顺理成章了，也就有了清人朱和羹说的：“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8］

陈其铨认为：“一位卓越的书法家，除了具备熟练的技法外，更需要丰富的学识与高雅的气质和修养功夫来充实作品的内涵。一件完美的作品，便是作者学养气质与书写技法的总和。”［1］99陈其铨自身对书法的专注，立德传书，其书品与人品深得认同，当代书学泰斗启功的学生、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七任主席苏士澍对陈其铨有这样的评价：“上世纪90 年代当有人问起我，陈其铨为何人时，我总用一句简单的话回答他：台湾的启功。”［9］北京大学陈玉龙教授这样评价陈其铨：“道德文章，令人敬仰；精美书法，韵味醇深；人品书品，足资矜式。”［10］

（二）修己弘道的人生思想

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5］54由此以德为标准，行于道，做人立身是其第一要义，其目标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这种目标又从个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起，再由己而及人。陈其铨以书法为载体，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大道，这种思想时常体现在他书法作品的书写内容中。他的几幅作品内容“治家尊旧德，应事重新知”［11］241、“兴邦尊大德，正俗在弘文”［11］243，以道德为规范调整家庭关系，从家庭关系延伸至整个社会，这无不是面对当今人性迷惘、道德沦陷现象而提出的呼唤。他清醒地看到儒家的伦理道德精神在社会秩序中所起的作用，因此他以身学道、以身弘道，宣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

再看“文章启国运，礼义振人伦”［11］270、“是非观治乱，法纪振纲常”［11］219，这是在一个特定时代环境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新唤醒。白居易行文作诗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欧阳中石对书法在现时代中的使命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书以焕彩、切时如需”。［12］书法艺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每一个时代的艺术都与一时代的精神息息相关。陈其铨早年生活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历经颠沛流离。先是亲历了外族入侵而导致与家人亲友的生离死别，进而目睹了国内纷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惨状。在他83 岁写的这一幅书作“暮上阳明酬夙衷，华冈山色半迷蒙。徐行不记路深浅，风片雨丝兴意浓。野趣幽怀自不同，偶从书道论虚空。田园旧景萦归梦，腊尽岭南寻故踪”［11］86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早年动荡的人生经历所导致的复杂心情时刻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既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又感受着历史所赋予的使命。

陈其铨的学书历程是临摹与创作并进的一个过程。他对于作品的临摹学习是取众家之长，特别是在秦汉时代的作品学习上用功最多，又以习汉碑隶书最为勤快。他对碑学的选择既是受时代的书风影响，也是个人的审美情趣的契合。其求学阶段正是清末民初的碑学书风盛行之时，康有为举起的碑学大旗插满了书学界，碑学书家也人才辈出。李瑞清的书风更是盛极一时，陈其铨年少便直接临习过他的作品，“17 岁，习清道人李瑞清临本爨龙颜碑”［13］。他成长在潮州这个以仁、义、礼、信为核心的儒家传统文化氛围浓厚的地域，自少便随儒家学者学书，“15 岁，随潮州宿儒郭照庭习欧阳询楷书”［13］，这种氛围和学习经历对他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审美向度有着重要的影响。

儒家文化润育下的书法审美以刚毅、雄强、浑穆为核心，汉魏时期的碑刻作品代表了这种审美意趣。康有为宣扬的碑学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俊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14］正是儒家文化倡导的审美样式。陈其铨书作各体具善，功夫最深的是隶书。以隶书作品（图1）为例分析其技法特点，用笔以中锋、提按、衂挫、藏锋为其主要方式，中锋表现为劲健、提按增加入纸深度、衄挫加强逆锋行笔力量、藏锋使精气内含。其书写效果是饱含金石气，字里行间显得古朴、质雅、厚重，笔底线条具有方刚的立体感，如有气充于内，膨胀感几欲破纸而出，一如孟子所云“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其作品结字经历了如孙过庭所说的几个阶段“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之际，人书俱老”［15］，晚年作品已经是“人书俱老”的境界，变化多端又显平稳、方正，给人的感觉是“不激不厉，风规自远”，这与儒家所提倡的敦品笃学思想非常吻合。陈其铨的书作以碑学为根基，显正大、恢宏、肃穆的气息，作品常给人一种傲骨铮铮而又清雅平易的感受，使人不自觉地想到这就是其人格的写照与象征。他的人生信条“孝悌亲仁齐家典则，和平信义处世箴规”［10］14在书作（图2）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再次印证了孙过庭所言的书法的功能“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书法家的思想在有意或无意间融入书法的技法形式里，书法的技法形式是书家内在的综合表现。

图1

图2

（三）弘道书学的书论与书教

书法本来就不是远离尘俗、不食人间烟火的虚无缥缈的产物，而是饱浸着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养分的民族精神之花。项穆说道：“法书仙手，致中极和，可以发天地之玄微，宣道义之蕴奥，继往圣之绝学，开后觉之良心。功将礼乐同休，名于日月并曜，岂惟明窗净几、神怡务闲、笔砚精良、人生清福而已哉！”［7］传统儒家思想的书家在书学艺术上到处都散播着儒家文化。陈其铨同样也在阐释着儒家文化，他在《谈书道美》一文中对“书道”一词的语源作过详细的考述，并对“书道”的概念进行了解释：“中国书道，综合众妙通于自然，为中华文化艺术的结晶，也是品学心态的具体表现。”［1］106这是基于书法这一特定艺术的民族性、文化性、综合性极强的特点提出来的。他倡导书法当以“书道”名之，而认为书法绝不仅是一项技艺或者是西方本位主义者眼里的纯粹的艺术。

他的一幅作品写道：“书道笔法涵泳妙理，若能深加体会为用实无穷也，盖藏锋寓含蓄中求突破，中锋为堂堂正正之立场，侧锋喻因应与变化，回锋乃圆融之达成，露锋则属适时之表达也。”［11］77他把藏锋、中锋、侧锋、回锋、露锋等几种用笔方式都赋予了儒家文化的行为处世精神。这种以笔喻心的儒家思想渗透早已有之，最为世人所知的要算柳公权的提法：“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乃可为法。”［16］

陈其铨的另一幅作品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但又扩大了论述的范围：“笔的运作为弹性与潜力的发挥，墨的研磨犹忍耐与毅力的表现，纸的容纳寓亲和与宽容的雅量，砚的质地喻坚贞与细密的品格思想。”［11］53由此可见，作书即是做人，书法艺术为人之品格修养的体现，人内在的美是书道美的源本。作书与做人是统一的，包括与书相关的一切物品和行为，都与修身正心密不可分。这也正如郝经《陵川集》所说：“书法即心法也。故柳公权谓‘心正则笔下’，虽一时讽谏，亦书法之本也。苟其人品凡下，颇斜侧媚，纵其书工，其心中蕴藏者亦不能隐，有诸内者，必开讲外也。”［17］

陈其铨对于书学临摹与创作给予了极大的耐心，对于书法教育也身体力行，以书弘道占据着他书学思想和实践的重要部分。晚清之前，在科举考试制度下，书法教育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书法技艺被视为重要的参考标准。在科举制度结束和近代社会变革下，书法教育几经中断。陈其铨对书法教育的触动主要来自两点：其一，他在《弘道书学丛刊辞》中记述，1955、1956年间“日本书道访问团，先后两度前来台北访问，我们竟找不出一个代表性的民间书法社团来接待。日本书道访问团在华期间，他们除了与台北部份书法家作私人的拜访交谊外，也参观了当时一切依陋就简的书法教学设施及书写工具的制造情形，部分日本访问团员，曾私底下表示：‘贵国三十年后，恐要派人到敝国研究书道了。’此语虽属近乎戏谑，但经报章刊载，也曾引起艺文界的不快，教育当局，更是面子无光。”［1］163日本访问团这话语对以弘扬书道为已任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其二，他认为通过书法的教育可以延伸至其它方面的教育：“书道习写，为一种心灵活动，面对先贤法帖，逐字临摹，此时但觉心中一片宁静，碑帖即如良师益友，它的形象所显示出来的庄严、雄浑、豪迈风神，即予吾人各种不同的感受，从而对碑帖的历史背景，乃至作者人品、学养、事功，激发向慕仿效的情愫，对品学修养有其潜默化的力量。”［1］11他进一步认为：“古人作书，主张存诚、存敬、必须平心静气地逐日书写，久而久之，这种活动，便是道致生理和心理的健康与和谐，也从外铄和内塑，造成人格的统一与完美。”［18］面对日本书法的兴盛和当时台湾地区书坛的糜弱，在此种力量的推动下，以及他认识书法的本质与功能，促使他一直致力于书法教育的发展。

对于陈其铨书法教育具体的开展情况，台湾林荣森的文章《台湾书法艺术发展的推手——陈其铨先生》［19］有详细的记述。归纳陈其铨书法教育实践，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过课堂讲授，在大中小学授课，包括开办“种子师资”班（他的很多学生即来源于这个班）；二是组建书法社团，促进社员交流共进；三是主办书法展览交流观摹；四是组织比赛，奖誉激励；五是编写教材，比较早地系统编写了书法教材，所编教材分为初、中、高三阶，三阶教材划分由不同的水平进阶构成，至今对书法教材的编写依然有启发意义；六是系统梳理书法史，出版研究专著；七是促进两岸书法交流，2000年应启功邀请在中国美术馆作展览，并举行讲座；八是到海外进行书法交流推广；九是无偿捐赠大量书法作品，其中受捐较多的有母校韩山师范学院、台湾中兴大学，两校均建有书法展览场所。他在书法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是立体的，既身体力行进行书法的临摹与创作，又从汉字的艺术元素深入挖掘并推广宣传，再形成理论著述。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在书法教育和弘扬书道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被誉为“台湾书法艺术发展的推手”［19］至为适宜。

二、禅学——嬗变源于心悟

千百年来，无数的文人墨客在禅风的直接陶染之下，澄观一心，闲淡自然，不断领悟印证艺术之真谛，遂形成了中国所独有的审美意趣、审美理想与价值取向。而禅与中国书法之间更结下了天然的不解之缘。历史上许多书家，自佛学在中国盛行后便大受影响，现在留存下来依然成为广大学书者临摹对象的许多名碑名帖作品，就是当时的抄经行为所作，从魏晋时期的造像如“始平公造像”，到唐代的抄经，如：颜真卿的“多宝塔”、柳公权的“玄秘塔”、智永的“千字文”等。如果把这些作品看成抄经的行为，即主要是一种为应用而产生的作品，那么到了宋代则表现出书家的思想直接受佛学影响。禅学作为佛学的一条分支，起源于唐代中期，发展到宋代，已成为士大夫追求的重要思想，其时禅宗的思想已经是无处不入。宋人的书论，往往带有禅家的“机锋”以启发人“顿悟”。以苏轼为代表的“尚意”书法理论，追求“无法之法”“不工之工”，主张“放笔一戏”“信手自然”，仍然贯彻着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等观念。

陈其铨受佛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可以直接追溯到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陈其铨从小生活在佛学风气浓厚的潮州城，此地有历史悠久的开元寺，而且香火鼎盛，佛学文化在这里有深厚的积淀，因此经常能吸引到高僧前来修行。弘一法师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所以陈其铨也有缘在很小的时候便窥见弘一法师书作。他在《学养功力并济》中谈到：“大概是民国十六年左右，弘一法师驻锡潮州开元寺，并在那里举行书法展览，我因对书法开始发生兴趣”［1］183。检阅陈其铨的著述，并未发现有关于禅学的专门论述，他的禅学思想都是作为书法作品的内容记述下来，其书作中的内容很大一部分为自作的诗句和一些随感，如作品“明镜止水以澄心，泰山高岳以立身，白日青天以应事，光风霁月以待人”［11］40。从其所作的这些诗句、随感中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小时候观人作字受到的影响不仅是书法而且还有佛学文化的潜移默化。

禅的修行，并不拘泥于形式，重在开悟。陈其铨在书法作品中留下非常多关于参禅开悟的记录。禅的修行形式是手段，其目的即“禅宗思想的根本就是四个字：见性成佛”［20］27。陈其铨深得其中的奥旨，他说“不念佛心中有佛、能参禅随处能禅”［11］218。陈其铨的书学思想中书法与禅之间的关系是在“妙悟”，他说“禅机妙悟知虚趣，书道能通与俗殊”，并且认为：“菩提梵语也，其义为觉不道。觉者悟也，道者，天地之至理，亦人世行为轨则（菩提）”［21］。他把禅学思想里面的明心见性和“道”联系在一起，提升了智慧，看见了自己的本心，找到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这种规律是时刻都在的，人们只有遵循规律才能更好地发展。

书法作为艺术，是传统的，也是创造的，但是这种创造不是把这些书风作些技术性的拼凑，而是把本已在心的积学融会贯通，心悟手从，思与神会之际，方能进入随心所欲、同乎自然、巧夺造化、思入妙微的境界。禅的思想认为“典型中国化了的禅宗所谓的禅实际上是一种意境，一种力图摆脱思维羁绊、超越相对、涵盖相对、游行自在的意境”［20］3，因此心通则一切通，心悟则一切悟。不悟者，往往心有所迷，目有所障，拘泥成法，不思变通。六祖慧能于《坛经》中说：“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22］230“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22］206而由迷至悟绝非一日可成，所谓“顿悟”更不是说不费吹灰之力，即不是可于一朝一夕顿入悟地。它常常需要由量变而至质变，由积功累力而至水到渠成。书法艺术境界的升华与实现亦如参禅，当以通身精神赴之，奋苦数十年，方能透过一关又一关，证悟真谛。陈其铨说“万物静观皆有妙趣，积时顿悟蕴含新机”［11］184。这种从“渐悟”到“顿悟”表现在书法上，是他从早年的勤研书学，积数十年功力，打下了篆、隶、行、草各体兼善的基础，及至“衰年变法”把几种书体融为一炉，写在同一件作品中，显得自然和谐，形成个人的创新风格，在法度的范围内达到了出新意的目的。陈其铨把各体书冶为一炉的原理提炼成了一首诗“笔法传承源一脉，顿提转折道兼通，篇章离合情虽异，点画回互理则同，笔韵风神窥品学，纵横欹正显机锋，错综群体浑成趣，篆隶笔意共冶融”［11］80（图3）。这首诗把书法技法中的用笔、结字、篇章、多种字体的融合，以及品学要求皆含概在其中，可谓是以数十年积学而达到的对认识书学中所共通的规律的揭示。

图3

陈其铨对书学不断深入研究和创变的同时，对生活的观照也达到了“众生平等”的境界。他对生活的情感和过去的述怀、对年青人的励志、对书学之道的领悟，都渗入到他的诗句里并表现在作品上，如“与德为邻宅安人吉 随缘惜福心静神怡”［11］253、“普渡众生唯佛法，空无一物即禅机”［21］60。由此也可以读出他的澹泊得失之心，也常存翛然之致，海阔天空，胸怀豁达。

三、道家——达观人生、游心太虚

中国道家精神对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家以《道德经》为宗，“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3］31，老子所说的自然既是自然界的万物，又是以造作相对的，是去雕饰的自然状态，即“见素抱朴”。以自然万物为母，必有自然万物的变化多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阳，冲气以为和”［23］43。自然状态则要求不受拘束，回归到本源的状态。“道法自然”，以自然为宗，妙合自然的艺术思想由此而生。这种思想以魏晋时期为最盛，此时所形成的书法风格被称为魏晋书风或晋人书风，王羲之是其杰出的代表，后世引为典范。陈其铨说：“书体贵乎自然。长短大小，因其体势与为消息，所以能尽百物情状，而与天地造化相当。”［1］109又说：“欣赏是一种常识，也是一种学问。它所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宇宙间的自然现象，地面上的山川草木，人世间的各种活动，形形色色，如果懂得欣赏，我们的感受，将会和这些现象事物发生一种直接或间接的共鸣作用，这种共鸣，往往会带给我们内心的怡悦和满足。”［1］83书家的妙合自然思想，在这里是不言而喻的。

道家思想融入书法，使本来难以明辨的书法思想与技法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书法的情性和形质之间关系历来微妙，认为情性重于形质或形质重于情性的各有论。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一语道破其中的机窍，“书道妙在情性，能在形质，然性情得于心而难名，形质当于目而有据”，［24］如果先论情性则陷入虚无飘渺之中，成为诡辩，因此先要落实在形质上，这正是庄子的“技进乎道”落实到书法的表述而已。从形质的技法而言，书家们认为学书应该是“先生而后熟，熟而后生”循序渐进的过程，由生而熟是技法的学习掌握阶段，熟而后生是回归自然的状态，保持自然的本真。

中国书法以毛笔、墨、纸为工具，以汉字为书写载体，表现出丰富的变化，本身包含的技法非常复杂。技法的训练是中国书法得以成立的前提，作品的技术含量已经决定了书家的层级。书家所积聚的知识、学养等形成的思想和书写过程的情绪反映在作品上便形成了“道”。中国书法是一种“技进乎道”的艺术，技法是基础性的、是“道”的载体。陈其铨对书法的技法有着深入的领会，至于由“技”进“道”，他采取的是一种“静观”的心态。他在“静观”的跋文中写道：“万物静观皆有妙趣 惟慧者能得之耳。”［11］51这与老庄哲学曾多次提出“致虚守静”的思想是一致的。老子《道德经》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23］25唯有在静的状态中，才能“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才能“万物静观皆自得”，深入核心，发掘深趣，才能感其玄妙，会其真境。

对于如何达到“会其真境”这种“游心太虚”的境界，陈其铨的看法是“羁锁于物故觉吾生之可哀，优游于真性觉吾生之可乐。知其可哀则尘情立破，知其可乐则胜境自臻”［11］106，这与庄子提出的静观默察、摒除杂念的具体方法：“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23］124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庄子看来，领会天地之美、万物之理、自然之妙，完全是一种神贯气注的心理活动。若无此心态，天地之大美是难以体认并深悟的。书法以有限的尺幅展现作者的胸襟和独有品格，体现出精微奥妙的书道，只有与书法创作者的胸中之灵融为一体，与物感化，才能“无己”而“游心太虚”。

小 结

书法作品是“人”的表现，解读书法作品其实就是在解读人。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5］308。纵观陈其铨的书法与品学，其澹泊仕途，处世待人，胸怀洒落，生活了然平淡天真，与自然融而为一，体悟书法的真谛。在他的书道中贯穿着以书法艺术为载体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正如孔子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5］63。也正是秉持着这种儒家文化精神的弘道思想，陈其铨为台湾地区的书法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其铨为人敦品笃学，他的书法创作思想和书学思想也保持了一致。他在早年的学书临摹与创作中保持着一种“无我”的学习状态，不管是在书作的表现还是在诗句的表达上，都显得虚怀若谷，到后期其整合各家思想找到自己的精神向往，以儒家思想作为主导，融合了禅学的妙悟和道家的道法自然精神。他的书学精神里表现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多种思相并非是排他的，几种思想既有独特的一面，更有相互融合、补充的成分。如李泽厚说：“道家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辅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理想、审美兴趣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6］59事实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陈其铨书学，既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个人文化精神追求，也为书法创作和艺术创新打开了一片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