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透明度对公众清廉感知的影响机制探究
——基于CSS2017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2023-10-30 08:15陈思艺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3年5期
关键词:计分公职人员透明度

陈思艺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掀起了力度、广度、深度空前的反腐败斗争。实践证明,中国近年来的反腐败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廉洁拐点正在形成。但是,当前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因此,公众对腐败的认知和态度极为重要,了解公众的清廉感知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一步。

阳光被认为是天然的防腐剂,信息公开也被认为是政府廉洁的重要屏障[1]。腐败的关键特征之一就是隐蔽性,从公众的视角来看,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即是避免隐蔽性的要素之一。政府工作透明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廉洁程度,从而对公众清廉感知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政府工作透明度究竟是如何影响到公众的清廉感知的?目前学界并未对其影响机制做细致的探究。

应对上述问题,在实践中有利于厘清一些现实困惑,为什么有些工作透明度较高的政府,仍被公众认为其廉洁水平较低?在理论上,探寻政府工作透明度影响公众清廉感知的内在影响机制也有利于完善公众清廉感知的分析框架。

本文采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简称CSS)2017 年的数据,探究在政府工作透明度与公众清廉感知之间的中介效应。

一、公众清廉感知影响研究情况

清廉感知是指公众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廉洁程度的主观感受和态度,是评判政府廉政工作的重要指标之一[2]。目前学术界对公众清廉感知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绩效和制度这三个维度。

(一)文化维度

公众的清廉感知是一种文化观念,与公众腐败容忍度、社会信任等社会文化因素显著相关。倪星、孙宗峰的实证研究发现,绩效、文化和信息机制会显著影响公众的清廉感知[3]。倪星等利用2015 年全国廉情调查的数据,发现公众对不同层级政府清廉感知存在差序格局[4]。除了自身的腐败容忍以外,对社会和政府的信任程度也会影响清廉感知。

(二)绩效维度

从绩效维度的解释逻辑来看,政府绩效水平会影响政府合法性,进而影响公众清廉感知。学界已有关于经济绩效、反腐败绩效和政府治理绩效的研究。在经济绩效上,大多数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公众的清廉感知水平就越低。[5]在政府治理绩效上,徐士珺基于CGSS 2015的数据发现,政府治理透明度、政府治理效率、公共服务满意度等对公众的清廉感知有显著抑制作用。[6]

(三)制度维度

经济、政治、法律等制度因素会显著影响公众清廉感知。目前制度层面的研究多为跨国比较研究。Ades等探讨了经济制度对公众清廉感知的影响,发现自然资源出口型国家的公众清廉感知水平高于其他国家[7]。Treisman 探究了政治制度,发现单一制国家的公众清廉感知水平低于联邦制国家[8]。

此外,公众清廉感知还受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等人口学特征的影响,但由于不同受访者的个体差异较大,所以当前的研究大多将这些归为控制变量。

当前研究对解释公众清廉感知的成因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仍存在不足。一方面,当前大多数研究只是单纯针对文化、绩效或者制度的某一个维度进行探究,仍有部分因素没有纳入考虑范围。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对三个维度的因素进行杂糅探究,但缺少对因素间的内在关系研究,缺少对各影响因素的复杂机理和内在联系的探讨。

故本研究针对文化维度的政治信任和绩效维度的政府工作透明度进行探究,旨在发现两维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复杂机理,探究工作透明度何以影响公众清廉感知。

二、研究假设与框架建构

(一)政府工作透明度与清廉感知

政府信息公开与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被认为是政府廉洁的重要保障,信息的公开不仅塑造了新的公民理念和社会文化,也为反腐倡廉提供了有力武器。有研究发现,政府工作透明度的提升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公众对政府的不满,从而影响公众的清廉感知水平[9]。也有研究证实个人通过电视或网络获取政治信息越多,公民清廉感知水平越高[10]。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1:政府工作透明度对公众清廉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政治信任与清廉感知

政治信任是指民众对政治运作体系的信任[11],更多地是对这一抽象体系的信任程度。它是指公众在期望与认知之间对政府运作的一种归属心理和感知态度。

一方面,民众对政府和公职人员信任的形成过程中,信息作为信任关系建立的基础可谓举足轻重。信息是人选择行为时进行评价的依据和基础。信息公开的渠道越多、政府工作透明度程度越高,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互动就会越多,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也会越来越高。芮国强等的研究证实了政府工作透明度对政府信任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12]。

另一方面,已有大量研究发现,公众清廉感知能显著影响政治信任,清廉感知与政治信任呈正相关。也有学者发现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平以及清廉程度会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现有关于政府信任与清廉感知结合的研究,大多认为政府腐败状况会影响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即二者存在因果关系且感知变化一致。然而,也有学者指出腐败感知与政治信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影响关系,而是一对相互影响的关系[13-14]。腐败感知与政治信任互为因果、交互影响[15]。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H2:公职人员信任对公众清廉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H3:政府信任对公众清廉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H4:公职人员信任对政府工作透明度和清廉感知具有中介作用。

假设H5:政府信任对政府工作透明度和清廉感知具有中介作用。

三、基于CSS2017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基本情况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是一个全国性的大规模连续抽样调查项目。数据涉及全国公众的社会态度、家庭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范围广泛。本研究结合清廉感知的研究主题,经过去除缺失值、极端值等处理,最终得到8498 个样本。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公众清廉感知,即公众对政府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廉洁程度的主观感知及评价。在问卷中选取题项G3-6“您认为政府在廉洁奉公、惩治腐败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不好?”来对因变量进行测量。该题项采用李克特四点反向计分(1=很好,2=比较好,3=不太好,4=很不好,8=不清楚)。结合公众对政府行为评价相对谨慎的特点,也为了样本的合理利用,本研究基于王晓莹等的观点,将8“不清楚”看作公众对清廉感知持中立态度,并赋值为3 表示“一般”,再重新赋值1=很不好,2=不太好,4=比较好,5=很好,从而使李克特四点反向计分转化为五点正向计分[16]。分值越高,公众的清廉感知就越高。

2.自变量

自变量为政府工作透明度,在问卷中选取题项G3-10“您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不好?”来对自变量进行测量。该题项同清廉感知题项相同,采用李克特四点反向计分(1=很好,2=比较好,3=不太好,4=很不好,8=不清楚)。类似因变量的计分方法,将8“不清楚”看作公众持中立态度,并赋值为3表示“一般”,再重新赋值1=很不好,2=不太好,4=比较好,5=很好,从而使李克特四点反向计分转化为五点正向计分。分值越高,公众的政府工作透明度越高。

3.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为政治信任,政治信任包括政府信任和公职人员信任,根据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选取题项F1a2“请问,您信任下列机构吗?”来测量自变量,其中,将对区县政府和乡镇政府的信任程度视为地方政府信任,该题项采用李克特四点计分,1=完全不信任,2=不太信任,3=比较信任,4=非常信任,8=不好说。类似因变量清廉感知的计分方法,本研究中,“完全不信任”“不太信任”分别赋值为1、2,将“不好说”重新赋值为3表示“一般”,并且重新赋值5为“非常信任”,4 为“比较信任”,从而使得李克特四点计分转化为五点计分。政府公信力由区县政府和乡镇政府信任加总求均值得到,得分越高政府信任越高。

4.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即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和受教育程度等。

本研究涉及的所有变量的题项及解释描述见表1。

(二)实证分析

1.信效度检验

在信度检验方面,政府工作透明度、公职人员信任、政府信任、清廉感知这4个变量的Cronbach’s alpha分别为0.705、0.697、0.679、0.699,说明这4 个变量均具有较高的信度水平,可靠性较高。

在效度检验方面,本文得出四因子的KMO值为0.686,具有较好的效度水平,有效性较高(见表2)。

表2 信度与效度检验

2.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四个变量的平均值介于3.23-3.63 之间,标准差均低于1.5,说明样本的离散程度较小,拟合程度较好。其中,受访公众的清廉感知最低,均值为3.23;政府信任的均值最高,为3.63。从相关系数分析结果来看,四个变量之间两两相关,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01(见表3)。

表3 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矩阵

3.假设检验

(1)直接效应分析

公众清廉感知的影响要素中,三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1,标准化路径系数均为正数,表明三个变量均对公众清廉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政府工作透明度的影响最大,其次为政府信任,相对较小的是公职人员信任。在变量相关影响中,公职人员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度较高,路径系数为0.566;政府工作透明度对公职人员信任为0.347,对政府信任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353,两者影响程度相近(见表4)。故此,假设H1、H2、H3均成立。

表4 直接效应分析表

(2)中介效应分析

依据Bootstrap 检验结果可知,95%置信区间内P<0.001,公众清廉感知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因此该模型为部分中介模型。3 条中介效应的作用路径均在95%置信区间内P<0.001,中介效应显著存在(见表5)。故此,研究假设H4,H5成立。

表5 中介效应分析表

图1 政府工作透明度影响公众清廉感知的多重中介模型图

研究发现,公职人员信任在中介效应中发挥的作用效应(0.038)大于政府信任(0.027),说明在政府工作透明度影响清廉感知的内在机制中,公职人员信任对清廉感知的影响更大。即当政府进行政务公开后,公众会对政府内的公职人员转变态度,趋于信任,进而提升对政府的信任度。结果表明,公职人员的信任度影响力更大,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无论是政务公开还是其他业务,其最终施行者即党政机关干部及机关工作人员。另一方面,目前公众的清廉感知仍较多具象于政府公职人员,较少聚焦于抽象的政府机关,这也是导致公职人员的信任度对清廉感知起更大影响作用的原因。

四、结 语

政府工作透明度、政府信任、公职人员信任对公众清廉感知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因此,将政府工作透明度、公职人员信任、政府信任结合起来,促进公众的清廉感知的合力效应,是优化公众清廉感知的着力点。公众清廉感知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评估指标,应该和反腐败工作一样作为一项长期工程,从长期发展视角关注政府在公民中的廉洁程度。

(一)阳光政府惠民生,信息公开促清廉

政府需要完善并修改信息公开法律体系,加强顶层设计。一方面,可以在借鉴先进国家制度的同时与其他法律协同,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为根本目的;另一方面,需要明确各层级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标准、方式和奖惩制度,打破壁垒,明确权责,以保障高效实施,避免某些部门不愿公开、不想公开的情况发生。

构建阳光政府的重点在于信息公开平台,目前各级政府虽已逐渐完善信息公开平台的建设,但公开的信息仍较局限,且各省市公开形式并不统一。政府应该给予信息公开平台充分的政策支持,同时设定所有部门统一的格式、内容和范围等标准,把原有的分散数据统一集合并分类汇总,为公众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数据服务。再者,政府还应营造参政议政的良好氛围,鼓励公民申请信息公开并利用政府公开的信息,并且设置专门的信息公开反馈机构,畅通民意聚到,以不断获取公众反馈信息,有针对性地提高信息公开质量并进行评估。

(二)提高干部公信力,助力清廉稳提升

实证研究发现,政府信任和党政干部信任这两个变量既能以单独的形式充当中介变量,也能以连续的形式形成多重中介效应。对政府和党政机关干部信任水平越高的人,会认为政府更加清廉,而且党政机关干部的影响更大。这就要求政府需要从政府党政机关干部出发,提升公众对干部的信任程度。一方面可以呼吁党政干部们集思广益,创新性地推动政务公开,从多渠道开放政府信息,提升政府工作透明度。当政府信息公之于众,公众便会转变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态度,且倾向于认为其廉洁奉公。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真正从人民需求出发,以获取人民的信任。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借助CSS数据进行清廉感知的探究,量表题目数量较少,且对于政府的层级只集中在区县和乡镇级别的地方政府,这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其次,政府工作透明度对清廉感知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机制,其中可能存在政治信任以外的中介变量,未来还可以将其他的中介变量纳入这一机制中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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