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1-1935）校刊研究

姚则强，温优华

（韩山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东 潮州 521041）

一、引 言

晚清至民国，特别是戊戌变法之后，西学东渐、新学兴起，全国各地掀起办报、办学、办会的热潮。梁启超认为，近代报纸是资产阶级文明的产物，是传播文明的“学校、报纸、演说”三利器之一。①“传播文明三利器”的说法，源自梁启超在《传播文明三利器》中的论述：“日本维新以来，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曰学校，二曰报纸，三曰演说。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参见梁启超著《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页。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在救亡图存、开启民智的时代大背景下，办报或是“开启民智三大利器”中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指出:“武昌举义，全国景从，报纸鼓吹之功，不可没也。‘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既载诸临时约法中；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又说，“一国学术之盛衰，可于其杂志之多寡而知之。民国以来，出版事业日盛。”“世界新潮，澎湃东来，虽有大力，莫之能御。然一方面杂志之大声疾呼，使鼾睡者霍然醒觉，其影响亦非浅鲜，盖可断言。”［1］可见，学校报刊对于贯穿着启蒙、救亡和革命主题的民国时代，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清末民初，潮汕在地理区域上，沿袭了对外交流的前沿地位，汕头埠是较早开放的沿海港口。汕头埠的传播技术、设施和文化基础较好。1884年，汕头埠开通电报通讯，为新闻电讯事业的开启奠定了物质基础；1897年，清政府批准潮海关在汕头设立首家官办邮政局。［2］电报和邮局的开办，为近代报刊媒体的迅猛发展铺平了道路。加上该地区持续的海外移民历史，以及密集的人际传播网络，较易了解到全国行情和社会时势。另外，本土文化基础深厚，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文教事业昌盛，大量的私塾、社学、书院和府县学，新式民办学堂和官办学堂也争先创设。仅就当时的潮汕地区而言，关于革命、救亡和抗日等的进步报刊如雨后春笋。民国前后创办的《岭东日报》《新中华报》，以及《岭东民国日报》《星华日报》等都深受读者欢迎，对地方思想启蒙和传播影响深远。［3］

民国的韩师①韩师，即韩山师范学院，其前身可追溯到宋元祐五年（1090）创立的“韩山书院”，光绪廿九年（1903）改“韩山书院”为“惠潮嘉师范学堂”，古书院历史从此宣告结束。惠潮嘉师范学堂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批效仿西方教育制度培养师资的新式学堂之一。1912年改“惠潮嘉师范学堂”为“广东省惠潮梅师范学校”，1921年改校名为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35年改校名为广东省立韩山师范学校，1958年升格为韩山师范专科学校，1993年升格为本科师范学院至今。行文中统称时用“韩师”。数易校名。1921 年10 月，奉省令，原惠潮梅师范学校改名为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二师”），关翰昭任校长。此后，二师又经历熊退、方乃斌、谢贤明、李芳柏、叶青天五任校长，至1935年4月，改校名为广东省立韩山师范学校。②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1-1935）历任校长具体时间：关翰昭1915.11-1922.02，熊退1922.02-09，方乃斌1922.09-1927.04，谢贤明1927.04-1932.01，李芳柏1932.01-1934.08，叶青天1934.08-1936.07。参见《大事记》，载林英仪、吴伟成著《韩师史略》（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177页。作为当时潮汕地区唯一的省立师范学校③参见叶青天《最近本校之改进及今后之希望》，载《省立韩师卅四周年纪念特刊》，（1936 年2 月出版）第2-6页。朱无挂《本校纪念与展览之真精神》（载《省立韩师卅四周年纪念特刊》第10-11 页）则指出当时的韩师“为潮汕作育师资之唯一最高级机关”。，二师一方面凝聚人才、培养师资，体现着“勤教力学、为人师表”的师范教育品质；另一方面通过人才培养和思想文化传播，造就了引领地方文化高地的地位。

蔡元培在1923 年1 月出版的《华北大学旬刊》创刊号上发表《华北大学校刊发刊词》，称“现今我国中等以上学校殆无不有校刊。其为研究学术发表思想者，大抵为年刊或季刊或月刊，以学理奥赜，非历时稍久，不能有新著作也。其为揭载本校布告、记录、本校事实者，大抵用日刊，以其亟于公布也。在人数较少、事务较简之校，则往往合上述之两作用而为周刊、旬刊或不定期刊”。④转引自宫立《关于蔡元培撰写的两则校刊发刊词》，刊于《创作评谭》2020年第4期，第54-56页。

从出版于1932 年10 月的《二师一览》和当时的现存刊物及档案情况可以看到，二师时期出版的刊物中，校办刊物先后有《二师旬刊》《二师月刊》《反日旬刊》《二师周刊》，学生刊物有《读馀日报》《读馀周报》《二师学生》《知行社月刊》《小思潮》《飞轮社半月刊》等。这些刊物的出版，集中体现了当时二师的办学风貌和发展沿革，更从办刊的角度反映了学校的优良学风和学术成果、师生在战事频仍的时代关注时事热点和心系国是的情怀。那时二师的报刊注重学术争鸣和新思想、新文化的刊布，特别重视师范教育学科研究和学术动态的宣传，即便小到广告、按语、刊末、来信等，都体现着二师校刊的编辑和出版特色。回顾和研究这些民国时期的刊物，对校刊史、编辑史，乃至教育史、校史、学术史等都具有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

二、二师校刊出版概况

民国时期，“报”与“刊”未有明确的界分，学校报刊中报以“刊”名、刊以“报”称的情况比较常见。本文行文以尊重历史为原则，权以时称，不另作说明。同时，校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校刊指学校出版的各类报刊，包括校办刊物、学生刊物、协会组织等的刊物。狭义的校刊则专指校办刊物，即主要体现学校办学的意志、贯彻学校的教育教学方针政策等的刊物。本文探讨对象以校办刊物为主，兼及学生刊物。校刊既是研究校史、教育发展史、地方社会史等的重要文献，也是反映不同时代师生教育教学活动、思想状态、学术研究与社会生活等的重要史料。

二师时期，各类报刊可谓如雨后春笋一般。尽管有的报刊昙花一现，但大部分报刊，特别是校办刊物的编辑和设计细致而美观，出版情况前后接续连贯，编辑思路清晰明了，刊型丰富，刊文体裁多样，特别是报刊中体现的教育特色尤为珍贵。可以说，这些报刊都是在师范教育的花坛里竞相绽放的美丽花朵。这些报刊不仅体现了当时二师的办学方针和教育教学情况，更是韩师作为“中国师范教育制度的缩影”①韩师是中国师范教育制度的缩影，从1903年至今百余年经历了初级师范、中等师范、高等师范专科、高等师范本科的发展过程。办学连续性这么长的师范学校，广东唯此一所，全国也很稀罕。参见：韩山师范学院官网，学校沿革：［2022-07-08］.https：//www.hstc.edu.cn/xx/xxyg.htm；同时参见：林英仪、吴伟成著《韩师史略》（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1-2 页；韩山师范学院校史编委会编《韩山师范学院校史简编》（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各个办学阶段发展过程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这些报刊因为承载着二师时期广大师生在教育教学和学术上孜孜以求的勤教力学精神、特殊时期与国家民族共存亡的救亡图存意志、热爱生活和充满诗意的生命情怀等等，而成为一份沉甸甸的精神财富。

纵观二师时期出版的校刊，从刊期类型上看，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如图1）等皆备；从内容体裁上看，学术论著、政令校闻、演讲文录、小说诗歌，乃至会议录、大事记等包罗广泛；也不乏专号、特刊等灵活的办刊形式。在重温学校历史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报刊具有对时局高度关注、强烈社会责任感、文学色彩浓郁、重视教育与学术研究等特点。这不仅是学校一份重要的历史财富，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民国时期的中等师范教育及其师生精神面貌，对当代教育亦是有一定的启示作用。［4］191

图1 1929年的《二师月刊》、1931年的《反日旬刊》、1932年的《二师周刊》

在《二师一览》的“事务概况”中有关于校刊出版情况的描述，可以看到1923 年10 月校刊创办至1932年10月二师在校报校刊方面的概貌。“本校之有校刊，乃始于民国十二年双十节，其时校长为方乃斌先生，编辑则由李笠侬先生任之。民国十一年‘八二风灾’之后，本校校舍全行倒塌，所余无几，方先生接长斯校后，乃锐意整顿，对于募捐建设，极为奋力，虽校中经费支绌，而仍谋校刊之出版者，盖要藉之以与社会联络也。自兹以后，本校校务，蒸蒸日上，而校刊之出版，遂亦迄今十年未有间断。”［5］166-169从韩师的办学历史看，方乃斌确实是转折时期一位重要的校长；从校刊史的角度看，方校长同样眼光独具。学校通过校刊的创办，一方面及时刊布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的相关信息，引导师生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风气；另一方面加强与社会各界联络沟通，同时还保留了学校办学的大量史料。“校刊之初出版也，每旬一次，名为《二师旬刊》。其后因各种关系，曾改为月刊，最近又改为周刊；兹分为旬刊、月刊、周刊三个时期述之。至于二十年度，本校各班学生，咸为出版之练习，油印或铅印以及壁报之各种学生方面之出版物，乃多至十种而有余。”［5］166-169从1932 年至1935 年的校刊出版情形，可以通过《二师周刊》更名后的《韩师周刊》来获得，并佐以其他材料互证。

对韩师图书馆和档案室保存的校报校刊及相关档案资料，还有复印自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二师旬刊》《二师月刊》《二师周刊》《二师学生》《反日旬刊》等进行研究和梳理，并根据目前学者的研究材料，统计分析出二师时期校报校刊的概貌（见表1）。

表1 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1-1935）校刊出版概况

如表1 所示，《二师旬刊》前期为“校友会出版部”编辑出版，七十四期以后由二师旬刊编辑处编辑出版。就所见的刊物，《二师旬刊》八十二期之前的编辑主任是文子慧，八十二期开始，编辑主任改为钟香勃。1928年改版为《二师月刊》时，学校成立了“出版委员会”①根据私人收藏民国韩师档案资料，二师出版委员会成立后的一次会议，讨论《二师旬刊》改版为《二师月刊》的具体事宜。会议记录的时间是“（民国）十七年十月十三日”，即1928年10月13日。，逐渐走上在兼顾刊发学校消息的同时，更注重专业性和学术化的专业刊物出版路线。《二师月刊》创刊号和第二期主编为“天卧生”即民俗学者林培庐。他离开二师后，第三期之后的校刊编辑主任由吴青民（冷落）担任。整体编辑设计上，从第三、四期合刊之后，《二师月刊》在版面设计上有了变化，一方面是将原来每页下方居中的页码移至每页上方外角，并增加页眉。同时，左页页眉标明月刊第几期，右页页眉标明具体当页的文章标题。另一方面，第一至第八期目录页未见所刊发文章的页码，第九期后目录页每篇文章后有对应页码标注。这些改变显然让读者更加方便检阅了。1932 年《二师月刊》改版为《二师周刊》后，校刊的编辑主任仍由吴青民担任，在页码上采用按期连续编排的方式，目的是便于合订汇编和查阅。

校刊的发展与学校的壮大有直接关系。1922年9 月，方乃斌临危受命接任省立二师校长，通过争取财政拨款、向华侨和地方募捐等方式，在“八二”风灾后开展校园重建，力挽二师几近停办的险境。同时，方乃斌还延聘时贤俊彦到校任教，教员从一二十人增至四五十人，师资队伍逐步 壮 大。［6］241922 年 二 师 共 有 学 生152 名，到1926 年，二师学生数翻了一倍，达305 名。［7］29谢贤明校长接掌省立二师后，学校进一步发展。直到1929 年，二师在校学生人数发展到500 余人。［7］31出版于1931 年11 月的《二师月刊》第十三期“校闻”刊载“出版消息”称：“本校本学期开学以来，一因员生人数加增，一因东省被占事起，全校同人皆抱‘救国不忘力学，力学不忘救国’之宗旨，于研究学问之外，对于出版物，亦皆有相当之致力。故本学期来本校之出版物，顿呈蓬勃之态，或发表研究之心得，或作抗日救国之宣传，或载本校进行之各种消息。”［8］当时的校刊，几乎每期都有《投稿规约》，一方面广而告之，一方面则是要师生投稿。规约称：1.凡本校同人，皆欢迎投稿。2.文字不拘文言白话，但须照本刊格式抄写，并加新式标点符号。3.每期出版前半月，为投稿截止期。4.投稿登载与否，不能预先声明，原稿概不发还。5.稿件请放于投稿箱，或交编辑主任。6.稿件登载后，当酌赠本刊若干册，籍报热心。②详见《二师月刊》，第一卷第三、四期合刊“廿七周年纪念专号”（1929年11月15日出版）刊末。

除了表1 统计的部分校刊外，还有《晨星二周刊》《奔流社周刊》等，以班级壁报的形式抄贴出版。

总之，二师时期校刊等出版物颇为繁盛，不仅有学校官方出版的刊物，还有社刊、班刊、壁报等形式，而且师生间有较好的报刊媒体意识，特别是以校办刊物为龙头，带动和引领了良好的出版和宣传氛围。

三、办刊特色和历史价值

二师继承师范立校的传统，一方面特别重视师范教育，为地方培养师资人才；另一方面也是辐射粤东的学术高地。这一时期，在经历了方乃斌、谢贤明、李芳柏等校长和全体教职员的艰辛努力之后，一时间可谓名师汇聚、人才辈出。1931 年2 月，广东省教育厅发布对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嘉勉训令称：“校长谢贤明对于校务进行，甚为努力，教职各员，均能一致合作，共谋发展，学生亦勤苦力学，著有声绩，具见实心任事，无忝厥职，至可嘉许。”［5］10人才的聚集和学生的培养是二师教育教学的成果，得益于当时富有成效又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教育教学实践的充分展开。

通过校刊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教育教学活动在当时的校刊上通过“校闻”“教育”“记录”以及“文艺”等栏目的形式刊登出来。从校刊上，我们能够了解到当时学校的定位、发展沿革、建制与机构设置、师资和生源情况、教育教学、学术科研、对外交流、校舍设备、经费与图书等信息。以下探讨当时的办刊特色、编辑思想和刊物的历史价值。

（一）关注教育研究，体现师范教育特色

二师时期是韩师的中师教育阶段，可以说是中国乡村师范教育的缩影。1927年前后乡村师范教育兴起，这是一种以培养乡村小学教员为基本目标的师范教育；就其教育程度而言属于中等师范教育，扩大了师范教育的渠道和规模；从师范教育与社会关系来看，它意味着师范教育的发展开始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现实与需要，注意到中国广大的乡村的教育需要。［7］31从二师时期出版的校刊可以看出，根据当时教育主管部门的方针政策，二师的办学定位清晰准确，注重师范教育，特别是乡村师范教育，以立足地方、服务社会为己任。《二师月刊》第三、四期合刊，以“廿七周年纪念专号”出版，刊登有《本校二十七周年纪念大会缘起》，称“师范教育为实现三民主义的国民教育之本源。尤其是乡村师范，负造成活的乡村教育之责，要使野无旷土，村无游民，人无不学，事无不举，此为今日建设之要图。东江一带，二十余县，仅有省立师范学校一所，为师资养成之地，则本校所占之地位，其重要不言可知”①详见《二师月刊》第三、四期合刊《廿七周年纪念专号》中刊载的《本校二十七周年纪念大会缘起》（1929 年11月15日出版）第1页。。

二师时期，学校专门成立了各种委员会，负责指导并落实学校的各项事务，诸如：教育研究指导委员会②详见《二师月刊》第十三期（1931 年11 月15 日出版)第189 页。该“教育研究指导委员会”在二师后期由于学术研究和指导的需要，由后成立的“学术研究指导委员会”整合取代之。同时参见《二师周刊》第廿五期(1933 年4月1日出版)第367页；《二师周刊》第廿六期(1933年4月8日出版)第381、384页。、考试委员会、出版委员会等。其中的教育指导委员会以教务主任、训育主任和教育学科教师为委员，聘请有教学经验的教师为研究指导员，以指导学生积极从事教育研究为宗旨，指导学生开展研究撰写论文，择优刊载于《二师旬刊》《二师月刊》等校刊上。［6］46校刊上除了刊登“本校教育研究指导委员会简章”，还刊登有“本校乡村教育研究细则”，具体规定“乡师三年级以上同学为教育研究组当然组员，乡师二年级同学，得自由参加，一年级同学经教育指导委员会许可者，得参加研究。”③“乡师”，从二师时期招生信息看，当时专业称谓有：高中师范科、乡村师范科、图工乐体专科等专业，这里即指“乡村师范科”的简称。参见《二师月刊》第十三期(1931年11月15日出版)第189页。可以看到，当时的校刊除了在常规栏目上刊登教育相关论著外，《二师月刊》在第十二期及十四期还用专号的形式刊登学生教育研究论文，并都冠以“教育研究专号”的封面。

从目前所见二师校刊看，旬刊、月刊、周刊等各个时期的校刊均凸显教育论著的重点刊发。《二师旬刊》所见的第三十六期，第七十六至八十七期，第九十一至一百期（其余期数缺），各期刊登教育类言论或论著1 篇，前期有专设栏目；后期则没有，但基本上以政令、演讲、论著、文艺和校闻等顺序编排。除了以专题栏目方式刊载教育类论著外，最凸显学术性的《二师月刊》时期，则多以单篇论文呈现，与论著、演讲等刊发在刊物头部，而文录、诗歌、小说、校闻等则在后部刊发。根据相关材料，具体刊发教育类论著篇数见表2。

表2 《二师月刊》各期刊发教育类论著统计表

1932 年3 月，《二师月刊》改版为《二师周刊》，出版周期为每周一期，基本能够正常付印出版，所刊发的教育类论著情况比较有规律，基本上按照栏目设置每期刊发1 篇。在常设栏目中，首栏为“教育”，发表各类教育论文；“论著”则主要发表言论类的文章（偶有时评文章刊发）；“演讲”刊发学校各类主题演讲（多抗战、时事或教育讲座等相关讲稿）；“校务”刊登学校各处室及委员会一周来的消息；“命令”刊发省教育厅等上级主管部门的政策文件等。另有“专载”“文艺”“评论”等栏目不定期刊发相关文章。而其他诸如《反日旬刊》《二师学生》也都注重教育论著的刊发，设置“教育”专栏等。《二师学生》为半月刊，刊发师生教育论著的情况与《二师周刊》基本相同，每期刊发1-2 篇相关论文。

（二）关注时事热点，彰显前沿意识

二师时期恰逢战事频仍的年代，但却弦歌不断，并且学校提倡战时读书和服务社会。“全校同人皆抱‘救国不忘力学，力学不忘救国’之宗旨，于研究学问之外，对于出版物，亦皆有相当之致力。”［8］当时的校刊既发表科学研究的论著，也刊发大量抗日救国的时评和消息。这一方面体现了校刊对社会热点事件的感知能力，通过刊发的言论和消息对社会舆论给予解读和引导。另一方面，校刊保持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科学，关注社会现实，彰显前沿意识，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责任感。

二师出版的校刊各个阶段，旬刊、月刊、周刊，以及《反日旬刊》每期都在扉页全文刊登“总理遗嘱”，提倡“三民主义”，号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二师月刊》先后刊发《辛亥之役》《从革命立场上谈谈欲望》《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东方民族的小史》《什么叫做三民主义教育》等。①《二师月刊》先后刊发相关论著或时评有：《辛亥之役》（第一期）、《从革命立场上谈谈欲望》（第二期）、《老太婆之国货运动观》（第八期）、《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东方民族的小史》（第九期）、《弱小民族应有的觉悟》（第十期）、《什么叫做三民主义教育》（第十二期）、《三民主义教育浅释》（第十四期）等。《二师周刊》改版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刊发更多反日救国的论著或言论，基本上每期一至两篇。②《二师周刊》改版于“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931 年底，第一期于1932 年3 月5 日出版，基本上每期刊发一至两篇反日救国的论著或言论。先后刊发有《三民主义教育与私立学校》（第一至四期）、《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至二期）、《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与我们的努力》（第二至三期）、《中国文字直行排列与横行排列之比较以及一种新的排列方法》（第十二期）、《济南学生反对毕业会考总罢课感言》（第十七至十九期）、《接济东北义勇军》（第十八期）、《看了国联调查报告书以后》（第廿一期）、《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之东倾》（第廿二期）、《我国师范教育之史的观察及其要点》（第廿三至廿四期）、《对于广东教育改革委员会所通过学制改革案之批判》（第廿五至廿六期）、《从现在的社会环境说到我为学的态度》（第廿九期）等等。《二师周刊》还每期刊载二师每周一例行的“纪念周”活动，摘要由训育主任所作的政治时事报告，以及校长的训话等内容。在刊发这些具有意识形态教育功能的论著或言论时评的同时，校刊还经常性刊载学校“反日救国会”、童子军军事训练、革命救亡主题的演讲会或辩论赛等相关消息。

这些刊物中，《反日旬刊》是最为直接的反日救国专刊，先后在1931 年底共出版三期，专载师生各类反日救国论著或言论，每期刊文六七篇。③《反日旬刊》为二师反日救国会所出版，第一期始于1931 年11月1日，第二期11月15日出版，第三期11月25日出版，每期约二万字，都是师生反日救国的论著或言论，出版至三期，即行停止。刊发的论著或言论如《从嫩江一役说到对日宣战》《和平！奋斗！救中国！》《谁是我们的敌人》《从经济上观察日本的危机》《日本对华纺织工业的侵略》等等。同时，该刊还载录学校“反日工作日记”“义勇军消息”“反日救国会消息”等。这些文章大都具有较强的政治宣传意味，也透露出强烈的救亡图存意识。在“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抗日”成为校刊中的重要主题。不仅《二师月刊》反应迅速，随即《反日旬刊》创刊，《二师学生》也发文称：“我们常想，要使学问急速地进步的话，必有互相研究与切磋的精神，然后才能使学问进步。在这种意义下，似乎又非开辟一个由我们公开发表意见的园地不可，因此就是创办本刊第一使命。自九一八日兽兵占领东省以来，接着又惹起上海的战争来，我们觉得在这严重的局势之下，如果不唤起民众，同站在一条战线上向我们的大敌进攻奋斗，那么，民族生存是非常危险的，然而这责任是谁应负起呢？我们晓得青年是一切反抗斗争的先锋，未来新社会的主人翁，因此唤起民众是刻不容缓的，这是本刊创办的第二个使命。”①参见《开场白》，载《二师学生》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32年4月1日出版），第2页。这些校刊对于凝聚各方力量，报道国内国际形势，宣传爱国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学生运用校刊，为国家的抗战胜利与社会的进步发挥一已之力，使这些校刊成为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4］194

此外，校刊里刊载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是学生习作，反映当时青年的学习、生活和思想情况，既有将自己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发展紧密联系的高度责任感，也有因社会现实而苦闷彷徨的心情，部分杂文也从侧面反映当时潮汕社会的经济形势、社会生活与发展变化。二师出版的这些校刊，不仅是研究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当时潮汕地区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是民国乡村教育思想在实践中运用的真实记录。［4］193-194

四、结 语

校刊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般有公文、布告、会议录、文牍摘要、校闻（学校新闻）、论著、文艺等栏目，记录了高校建设、迁移和发展的过程，以及教学、科研、学术交流活动，是中国近代教育史、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大学校史编纂的重要档案。［9］二师作为当时粤东地区唯一的省立师范学校，立足本土，辐射岭东。二师时期的校刊，有《二师旬刊》《二师月刊》《反日旬刊》《二师一览》《二师学生》《二师周刊》等，详细报道韩师校闻及校务各方面情况，选载中央政府教育部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教育的各种方针、训令，以及师生研究教育、时局、民俗、青年修养的文章和诗词、散文、翻译等文学作品。［10］一份份校刊，既展现了其时韩师优良的学风、校风，又反映了当时学校的学术风气和科研成果，同时呈现了时局动荡、战事频仍的境况下韩师人弦歌不辍的艰辛历程。客观地看，当时的校刊在办刊条件上并不完备，编辑技术和刊物印刷上并不先进，但韩师人却在师范教育办刊上体现了特色，同时具有关注时事热点的前沿意识，凸显学术争鸣的开放意识，凸显地方性的服务意识，保持一贯性的风格意识等等。

二师期间先后出版了《二师旬刊》共100期，《二师月刊》14 期，《二师周刊》80 期，中间还出版了《反日旬刊》和《读余周报》《二师学生》等刊物。总的来说，包括以专辑、专刊、特号等方式，集中编辑同类型稿件，或者服务于周年纪念活动等，都体现了二师校刊编辑的灵活性。在周刊时期，更以按期连续页码的方式出版，方便合订和检阅，体现了编辑的创造性。而不管是旬刊、月刊还是周刊，每期都有出版编辑信息，封面或封二基本上都是“总理遗嘱”，体现了编辑的规范性。至于多数刊物末页都刊登定价以及广告费计算表，则体现了刊物的经营意识。在报刊编辑技巧中，有各种各样的要求，而最重要的是既有其科学性的要求，也有艺术性的追求。二师时期的校刊，在编辑技巧上比较好地体现了两者的统一。

校刊作为研究校史、教育发展史的重要文献和史料，一方面生动呈现了当时师生的教育教学活动、思想状态，以及相关的社会历史生活等的场景和轮廓，更为对重要作家和文人学者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历史信息和线索。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时期出版的校刊，不仅是学校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财富，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民国时期的师范教育状况及师生学习生活面貌，对当代教育的沿革和发展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最后，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关注校刊的研究价值，挖掘校刊的相关研究资源，更好丰富这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