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参丰功铭天地
——记曾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司令部参谋主任的王德将军

■徐 红

王 德

1996 年6 月，王德将军逝世时，国务院原副总理，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自称是王德老战友的张爱萍上将，曾为王德写了一副情深意长的挽联：

挥戈战华东运筹帷幄出生入死辅佐元戎高参丰功铭天地

掌剑劈东海德才兼备谦恭竭诚同辖三军战友情深耀日月

这副挽联高度评价了王德将军的光辉一生，特别是上联提到的“辅佐元戎高参丰功铭天地”，言简意赅地概括了王德闪亮的参谋生涯。熟悉王德的罗荣桓、陈毅、粟裕等老一辈革命家，也都喜欢称他为“我们的高参”。

陈毅未见其面，先知其人

1945 年9 月26 日，陈毅从延安返回华中途中，奉命接替罗荣桓的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工作，并兼任新四军军长。陈毅昼夜兼程，于10 月5 日到达临沂，晚上在城西的一个教堂里与罗荣桓交接工作。

第二天，新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新四军军长的陈毅骑马来到山东军区司令部驻地，军区参谋长宋时轮陪他走进了司令部大院。陈毅挨个询问了在场的参谋人员，接着走过来笑着对王德说：“你叫王德对吗？北平人（王德是蓟县人，蓟县紧挨北平城郊，现在属天津市。本文作者注），在通州师范读过书，是抗大二期的学生，现在是司令部的参谋主任，对不对？”一席话把包括王德在内的所有人都听愣了：“首长刚到，情况怎么摸得这样熟？”

陈毅笑着对大家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同罗荣桓同志交谈工作时，他就向我重点介绍了几个同志，其中就有王德同志……”

1946 年1 月，北移山东的新四军与山东军区合并，王德担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和山东野战军司令部作战科长、参谋主任、参谋处副处长，后来又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渡江战役总前委参谋处处长。他参与指挥了宿北、泗县、临沂、泰安、洛阳、开封、济宁、鲁西南、孟良崮、界河两下店、沙土集、睢杞、枣庄、淮海、渡江、上海等华东历次重大战役，具体负责参谋工作，草拟过大量作战计划、命令等作战文书，并经常组织小型指挥机构，紧随野战军首长深入前线指挥，有力地保证了首长正确定下作战决心和顺利实现作战决心，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王德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兼办公室主任。1949 年7月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领导机关合并。1955 年4月，华东军区改编为南京军区。

王德上述这些职务随着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叫法各有不同，其实都相当于军区作战部副部长和部长。也就是说，他早就是战役指挥机构的作战部长了。

1952年，抗美援朝期间，他曾兼任第九兵团代副参谋长，参加了1952 年春、夏季巩固阵地的作战。归国后，他先后担任了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离开南京军区后，相继任军事科学院战理部副部长、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四川省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等职。曾荣获八一奖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旗功勋荣誉章。

王德的职务在提升，岗位在变化，但他总是始终听党的话，坚决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尤其是精于运筹，能参善谋，在人们的心目中，始终是我军著名的“高参”。

“第三野战军的活字典”

1949 年四五月间，我军解放宁、沪、杭之后，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在第二野战军的配合下，继续进军闽、浙、赣，肃清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武装，掩护地方党政机关开辟新区工作，同时要准备解放包括台湾在内的沿海敌占岛屿，整编、整训野战部队，组建新的海、空军，防空部队和技术兵种，学习新的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总结自身的长期革命经验，特别是解放战争的经验。这样，军区就抽调几位既有战争经验又有写作能力的干部，开始搜集、汇编研究我军战史的工作。

身为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长的王德善于学习钻研，知识面宽，记忆力强，对于有关作战的各种情况和资料，给予了特别关注，做到过目不忘，烂熟于心。打仗时，王德不分昼夜在作战室办公，及时掌握战况和敌情变化，修改和分发参谋人员起草的文电，及时纠正差错。他严格要求参谋人员，一定要把情况调查得十分准确，才能报告首长，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研究战史时，他首先开始重点研究探讨淮海战役的初步经验。他认为无论从敌我双方参战兵力、战争规模、持续时间和战果、作用来看，淮海战役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确实应该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总结，为我军建设提供宝贵教材。

与他共事的领导时常称赞王德是第三野战军的“活字典”，粟裕大将就称王德是华东战场的“活地图”。1960年陈毅元帅在接受新四军战史编辑室主任梅嘉生等人采访时，要他们转告南京军区领导：“王德对三野解放战争的情况都装在脑子里，你们编写人员要好好向他学习。”野战军首长们多次称赞：“王德头脑清晰，思路敏捷，领会意图准确，笔头来得快，组织工作又好又快。”许多老同志也说：“王德当年跟着陈老总、粟裕同志打了那么多仗，我们非常敬佩他。”

向苏联驻华大使介绍淮海战役

1951年2月初，王德接到了张震参谋长电话：“2月10日以后，苏联尤金大使将来南京，专程请刘伯承、陈毅介绍淮海战役情况，陈毅司令员要你去参加。”王德当即找作战股长秦叔瑾绘了两张淮海战役经过图，又把已经写好的提纲中有关敌我双方参战兵力、歼敌战果数字等，同有关参谋进行了核对校正。

1951 年2 月11 日正午时分，王德带着秦叔瑾，按照秘书通知的地点，来到黄埔路刘伯承校长办公地点“憩庐”二楼。

一会儿，刘伯承、陈毅先来到会议室。王德当即起立敬礼，随即打开标好的那两张淮海战役经过图，刘伯承当即表扬：“你们准备得这么细，还标了两份态势图啊！”当王德请示是否挂在墙上时，刘伯承说：“在座的人不多，就把地图铺在桌子上，请尤金大使靠近看，可以看得更清楚。”接着，由秘书引导尤金大使来到会议室。双方握手后，同刘、陈首长一起入座。

尤金大使说：“1949 年1 月中旬，淮海战役结束之际，斯大林听说淮海战役解放军以60万兵力打败国民党80 万兵力，就在记事本上写了‘60 万战胜80 万，奇迹，真是奇迹’。我离开莫斯科到北京之前，斯大林要我来中国了解和研究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我到北京向毛主席说了斯大林的要求。毛主席说，这次战役是粟裕同志在济南战役快结束时提出来的，中央军委确定了方针、原则和战役的兵力部署，战役具体指挥是总前委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位同志（刘、陈、邓为淮海战役总前委常委。编者注）。刘、陈、邓有两个在南京，你到南京去了解吧。今天我到这里来非常高兴，请你们先谈吧。”

刘伯承说：“淮海战役是毛主席、中央军委指挥和部署的。总前委在临涣集，中央军委的指挥非常具体，几乎天天有电报，有时一天三四份电报。陈毅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又是中原野战军的副司令员，两个野战军的情况他都熟悉，具体情况由他介绍最有代表性，也最合适。”

陈毅说，淮海战役还是由王德同志先谈，他准备了一个提纲。

王德就开始向尤金大使介绍淮海战役的情况。介绍共分三个部分，一是淮海战役概况，二是淮海战役经过及几个特点，三是淮海战役胜利的主要原因。汇报过程中，王德讲到哪里，就用铅笔在地图上指到哪里。显然，那么复杂的作战过程和敌我双方的反复较量，都完全装在王德的脑子里。涉及那么多具体的时间、地点、部队番号，最后的战果，以及胜利的主要原因，都能一五一十，娓娓道来。尤金大使不时提出一些细节问题，王德也都脱口而出，对答如流。尤金显然被王德那种如数家珍似的述说和分析所深深折服了。

待王德汇报结束，陈毅司令员强调了毛主席战略决策的成功。他说，毛主席利用蒋介石战略判断上的错误，出其不意地发起淮海战役，打得蒋介石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第二，我们采用了战役、战术上分批分割歼敌；主要靠夜战、近战，发挥我们的长处。第三，庞大深厚的民力支援，到处是运粮、运弹、抬伤员的群众，实际形成了300 万对80 万，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第四，作战是很艰苦的，类似用钝刀子切脖颈，不能一下子把敌人歼灭。战斗中，靠战士们的天才，出主意，想办法，群策群力，来执行战略战役的正确决定。第五，战役中，敌军内部有5 个师起义，1 个师投诚，这是发挥了政治攻势的作用。总之，这是毛主席思想成功的范例。

尤金大使边记录边说：“讲得真精彩，真精彩！陈司令员你再说下去。”

陈毅笑道：“吃饭可以包办代替，介绍情况可不行啊！我只是补充王德的汇报而已。你还要听，请到北京再找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同志吧！”说得宾主都哈哈大笑起来。

站在张爱萍身后的浙东前指参谋长

大家一定看过王德在场的这样一张照片：在发起一江山岛战役之前，华东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张爱萍正冒着寒风，坐在头门山岛海边的石头上，伸出右手指着前方岛屿，与登陆部队指挥员、战斗英雄毛张苗等现场研究作战方案。时任浙东前指参谋长的王德站在张爱萍左后侧，身穿军大衣，双手插在口袋里。后来，根据这张照片，在一江山岛战役纪念馆前面还构思制作了一江山岛三军联合作战前指领导人的群雕。

登陆日晨七时，张爱萍（中）和王德（站立者），在头门山岛观察所向二十军黄朝天副军长（左）和战斗英雄、一七八团毛张苗副团长（右）进一步交代任务

在组织实施一江山岛战役期间，王德确实是站在张爱萍身后的得力助手。一江山岛战役是我军首次组织实施的三军联合作战。浙东前线指挥部在张爱萍的亲自领导下，由陆海空三军部队抽调最精干、最有业务专长、军事素质较好的参谋人员组成。王德则具体负责做了大量的组织计划工作。

指挥部在宁波市的一个天主教堂开设。无线电天线纵横架设，电键发出阵阵“嘀嘀达”的声响，军人频繁进出，车辆来回急驰。指挥部保持了不间断的值班和畅通的通信联络，不仅随时掌握当面敌情动态，而且掌握海区气象实况和海上舰艇、空中飞机的活动情况。张爱萍、王德经常与参谋人员在一起研究三军协同问题，有时竟在饭桌上用筷子摆开“登陆队形”，展开深入的讨论。

王德负责制定作战方案的具体工作，但并不是那么容易统一大家的思想。在研究作战部署和选择突破口等问题时，多数人主张先打大陈岛，认为大陈岛是国民党军队的心脏、蛇头，只要给其当胸一拳，打瘫打死，其他岛屿守军就会不战自溃。只有少数人提出应先打一江山岛。认为一江山岛处于我前进基地至大陈岛中间，为我攻击大陈岛的必经之路，必须首先打开这扇门。

张爱萍和王德一致同意把突破口选在一江山岛的意见。认为，一江山岛距离我出击基地仅5海里，便于短时间内突袭成功，破门而入，击敌要害，撼敌全局，造成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巨大震动，给美蒋协防阴谋以沉重打击。攻下一江山岛，即扫清了大陈的外围，使其陷于孤立，大陈列岛可能慑于我军威势，不战自弃，从而一举解放浙江沿海岛屿。

王德说，张爱萍同志之所以坚决支持选择一江山岛作为突破口，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的。早在1952年10月起，张爱萍司令员就亲自带领参谋人员登飞机、乘舰艇，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按现代化两栖作战的要求，对浙东沿海的地形、天候、水流、潮汐等情况，进行了艰苦详细的实地勘察、调查，对每一个港湾，每一块滩涂，每一座山头，每一条河流都作了细密的考察和研究。他还组织海、空军对大陈岛及其外围岛屿进行海上和空中侦察，组织陆军人员越海捕俘，抵近照相，伪装渔船流动侦察，全面掌握了战区的地形和敌情。在这个基础上，才果断支持把战役突破口选在一江山岛。其中一些勘察活动，王德也理所当然地参加了。

关于登陆点和登陆时间的选定，在指挥员中又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有人甚至质问王德说：你这参谋长是怎么“参谋”的！教科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登陆点要选择在船舶易于靠岸、人员易于冲锋的地段。作战方案中选择的4个登陆点，全是南、北一江山岛的突出部位和悬崖峭壁，船往哪里靠？人往哪里冲？世界军事史上记载的所有登陆战都是夜间航渡、拂晓登陆或黄昏起渡、夜间登陆，现在选在大白天渡海登陆，不是把自己完全暴露给敌人了吗？

张爱萍和王德反复与大家开会研究，根据登陆部队侦察获知的第一手情况，向大家作解释。一是为什么选在这几个登陆点？选择的登陆点虽然不易靠岸，不易攀登，但也恰恰是敌人容易忽视的地方，敌火力配备较弱，离190高地又最近，按照这里的潮汐推算，午后12时30分起航，15时即可到达，正是满潮时刻，海水便可以把舰艇抬至礁顶，登陆部队大多不用涉水，就能直接迅速地登上岛岸，抢占有利地形实施突击。二是为什么选择在白天登陆？主要考虑我登陆船只性能各异，白天登陆易于渡海编队和准确登岸，只有准确掌握登陆地点，才能减少因登陆地段狭小而造成的混乱，更有利于发挥三军协同作战最大的效能。

各部队指挥员听了张爱萍司令员和王德参谋长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呀，指挥部已经在地形、地势、天候、潮汐等方面都作了周到细致的勘察、论证了呀！好，就按总指挥制定的作战方案实施！”

针对登陆作战的具体协同问题，张爱萍司令员和王德参谋长具体组织陆、海、空三军指挥员和有关参谋人员，一起涉泥滩，登舰艇，爬山头，就上船、航渡、冲滩、登陆等各个环节反复计算、模拟、试验、论证，经过3 个多月的反复研究修改和部队的训练试验，指挥部终于制定出了有很强准确性和科学性的《作战协同计划表》。于1945 年12 月中旬上报中央军委，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大笔一挥：同意！

常言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这次渡海登陆偏偏只求天气良好，“不要东风”。浙东前线空军气象科科长徐杰综合分析了近12年来气象资料，并结合对天气实况的观测，认真作了有根有据的科学分析，肯定“1 月17、18、19 日，少云、小风，为好天气时段”！张爱萍得知后大喜过望，自言自语地说：“一天就够了。只要准确无误，半天足矣！”

1955 年1 月17日晨，登陆部队的船只已齐集于石浦、朝天门、鹤铺的海面上，单等作战令下，“把红旗插上一江山岛”！海军、空军都做好了一切作战准备。张爱萍、王德和作战参谋们一早也乘车去了头门山前进指挥所。

17日黄昏，忽然又刮起了大风，海上波浪也很大，大家都感到意外。张爱萍打电话给聂凤智问气象情况，聂凤智回答说没问题，气象科长徐杰回答更加肯定：“这股风是从西北来的气流尾，明晨天气肯定会好的。”张爱萍不禁又问了一句：“绝对准确吗？”徐杰坚定地表示：“绝对准确，我愿立‘军令状’。”张爱萍放心地笑了：“要立军令状也不用你来立，应由我向军委立。”王德也更加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后面的作战过程和结果，大家已经十分熟悉，本文从略。我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在不到3 个小时内，就全歼一江山岛守备司令王生明上校以下1086 人，其中击毙519 人。大陈岛的“铁门”被彻底打开了。一江山岛刚解放，渔山列岛和披山岛上的守敌迅即撤进大陈本岛。2 月5 日，美国政府下令第七舰队从大陈岛撤走。2 月26 日，南麂岛守敌全部撤逃。至此，浙江全境全部解放。

毛泽东说：“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打得很好！我军首次联合作战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