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考古学研究的概况、热点与趋势(2020—2022)
——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为基础

张 敏

(中国人民大学 书报资料中心,北京 100001;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01)

2011年考古学升为一级学科以来,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更好地服务考古学的教学与研究,促进考古学的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在大量问卷调查、深入研讨和广泛征询专家学者意见基础上,于2020年创办了《复印报刊资料·考古学》(以下简称《考古学》)。《考古学》坚守复印报刊资料学术为本的初心,依托专家学者办刊,本着守住重点、保持特点、追踪热点的办刊思路,关注考古学基础理论、学科前沿、研究重点、热点和难点,定期推送考古学优秀研究成果,致力构筑考古学学术成果发布高地。下面以《考古学》创刊三年来的转载数据为基础,大体介绍一下近年来考古学研究的概况、热点与研究趋势。

一、2020—2022年《考古学》全文转载的基本情况

《考古学》创刊三年来(2020—2022)共全文转载考古学文章163篇,不包括其他专题(如《文化研究》等)转载考古学类文章20篇,涉及原发刊42种、作者单位53家,具体情况见表一、表二和表三。由于2020年和2021年《考古学》页码为80页,转载率在2.3%左右,2022年《考古学》页码增至120页,转载率提高至3.6%,但仍然低于复印报刊资料历史类系列期刊平均6%—8%的转载率。从原发刊转载量上看,除考古类专刊外,一些综合类期刊也刊出了大量优秀成果,从作者单位的转载量上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居前列,除了各高校外,陕西考古研究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也产出了众多优秀研究成果。

表1 2020—2022年《考古学》全文转载率表

表2 2020—2022年《考古学》原发刊转载量表(2篇以上)

表3 2020—2022年《考古学》作者单位转载量表(3篇以上)

二、近年来考古学研究的热点

在2020—2022年众多考古学研究成果中,关于中华文明起源探研、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相关研究成果尤为集中和突出,形成了这一时段的研究热点。

(一)中华文明起源探研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蕴含独特的基因,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当下,中华文明起源成为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相关研究在近年来颇有热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及其特点的考古学实证与阐释。王巍指出在距今58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中游等区域,都出现了社会分化即文明起源的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区域文明阶段,呈现出多元文明百花齐放的局面,最终在相互交流借鉴中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一体化格局,并绵延数千年不曾中断[1]。戴向明指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绵不断、兼收并蓄”,已成学界共识,文明起源研究不再仅关注文明标准和起源时间,而是深入社会结构和文明肌理,以及对中华文明形成机制、发展脉络和总体特征的探研[2]。易建平认为苏秉琦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演进三历程理论是当前中华文明探源工作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说之一。不过,一些忽略基本科学程序问题的出现,严重影响了该理论的准确表达和有效传播[3]。沈长云从历史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华文明起源[4]。高江涛分析了中华文明起源中多元与一体、国家与王朝、继承与发展三对特征[5]。许宏认为中原中心形成于二里头时代,指出二里头都邑与二里头文化,正处于华夏文明从多元到一体格局初步形成的重要节点上,以文化软实力见长的二里头政体,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至此,地处中原腹地的洛阳—郑州地区才成为中原王朝文明的发祥地,中原中心最终形成[6]。韩建业从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方面阐释考古学文化的客观性,并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讨论了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的对应关系[7]。卜宪群认为要回答中华文明如何起源、如何形成、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应当走考古学与历史学相互融合的道路[8]。

2.聚焦于早期中国,学者们围绕国家和早期中国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戴向明分析了文明起源探索在中国大热并能持久不衰的两个重要原因,并指出关于早期中国的认识,我们大可不必纠结于“最早中国”这个在学理上很难界定的概念,而是从“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更是作为一个文明共同体的形成过程的角度来观察[9]。李禹阶探讨了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色演变,指出巫在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中促进了早期分层社会向早期国家的转型[10]。陈胜前反思有关国家文明起源的研究路径,指出当前有关国家文明起源研究缺乏理论构建,人文导向的研究被忽视、以逻辑推理为中心的研究又存在重要缺环[11]。朱乃诚指出分析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要将中国传统古史中传说时代的部分内容与考古学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显示,先是小区域内形成没有“王权”的“古国文明”,而后是产生初具“王权”而缺乏有序管理机构、仍然是小区域特色的“古王国文明”,最终形成以中原为核心兼具四方文化特色的具有王权与王室文化特征,以及具有初步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即国家管理体系的“王国文明”[12]。刘庆柱、韩国河指出,历史考古研究必须重视考古学文化与古代历史文献的密切结合,这既是中国考古学十分重要的特色,也是它与史前考古的最大区别。郭大顺指出,中国史前考古近30年来的一项主要成果,就是证实了中国历史上确有一个五帝时代。这一时代的特点,是各区域诸考古学文化以发展个性为主并频繁交汇,导致最初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实现了“共识的中国”,从而为夏商周三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的中国”,以及秦汉帝国的建立和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现实的中国”奠定了第一块基石[13]。

3.发掘整理中华文化基因,探索其在史前及历史流变中的形成演进过程。陈胜前认为,中华文明具有勤劳、包容、平和、整体性思维、合群等文化基因[14]。王子今认为,考察中国文化基因的历史形成,应当注意秦汉时期的文化样态及其主要特征和基本风格对此后文化史的前导性及规范性作用。他指出,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化基因的形成期,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到区域文化、民族文化以及外来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的作用,而大一统政治格局对于中国文化基因的大致构成以及历史作用的实现有重要意义。另外,由于历史文化条件的复杂,文化基因的变异是可能的[15]。

(二)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现代考古学是在社会与学术多方因素作用下形成的,百年间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学科发展之路,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璀璨成就及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学术理论界聚焦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在以下两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

1. 总结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成就与实践经验,分析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话语类型和叙事模式演变,探讨中国现代考古学理论范式的变迁和理论体系的演进。陈星灿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百年成就,指出百年来的考古学实践不仅完全重建了中国史前史,也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有文献以来的历史时代的中国历史[16]。刘庆柱、韩国河指出与西方考古学多视考古学属于人类学不同,中国考古学界认为,考古学是根据实物史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中国考古学包括史前考古与历史考古两部分,历史考古研究必须重视考古学文化与古代历史文献的密切结合,这既是中国考古学十分重要的特色,也是它与史前考古的最大区别[17]。朱乃诚梳理了百年考古学发展的六个阶段[18]。陈淳认为,考古学的发展在时间上是积累性的,在空间上是世界性的,柴尔德在建立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后通过不断反思和探索,为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所作出的贡献应该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榜样[19]。余西云指出,考古学中国学派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从考古实践、考古发现、考古材料出发,归纳不同地区具体的文化历史过程,重建不同地区各自独特的社会历史进程,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实证传统,在具体考古实践和具体考古资料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科研创新和理论创新[20]。汤惠生梳理了考古学家在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体系的过程与贡献,认为透物见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特色理论体系的一部分[21]。朱凤瀚探讨了考古学与历史学、人类学的关系,指出中国考古学重视将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与手段应用于遗迹遗物测年、遗址环境检测、遗物科学分析与动植物考古研究,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相关学科形成多学科交叉的格局[22]。徐良高认为,建立在考古学本位之上,结合可信度和准确性经过严格论证的文献史料、人类学与其他多学科成果的“考古写史”是重构中国上古信史和史学创新的必由之路[23]。刘未指出,考古与文献材料之间的关系从强调性质相同的一致性互补,转变为强调性质相异的多样性互动。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考古学不同断代之间不再因文献丰富程度之别而有彼此轻重之分,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正是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的应有之义[24]。

2.谋划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探讨中国现代考古学对民族复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起的作用和贡献。陈胜前认为,中国特色是新时代考古学理论的核心标识,并探讨了构建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路径[25]。韩建业从作为历史的考古学,以考古学文化谱系梳理方法揭示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特色考古学的主要内容[26]。刘庆柱回顾百年中国考古学史,阐述中国考古学的四个重要特色[27]。施劲松指出,多学科融合、理论建设、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应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的三个重要方面[28]。王巍指出,考古学能够增强文化自信,为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动力[29]。赵宾福认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将西方考古学方法和理论与中国考古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的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考古学文化定名说,第二阶段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产生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区系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国家演进理论、文明模式理论,这些也是建设中国特色考古学的主要收获[30]。张弛指出,中国考古学从诞生开始,研究的取向一直就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历史;另一个是社会历史,对两者的双重追求,正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所在[31]。高星总结的“旧时器时代东方行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东方古人有别于西方人群的认知模式、技术特点、行为方式和生存方略。这些文化特点和行为模式的铸就,是环境背景、资源条件、社会结构、人际关系、思维习惯、文化传统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旦形成,就有了强大生命力、裹挟力和延续性,对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32]。霍巍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核心的是要寻找中华民族共同的根系,这是维系中华文明五千年连绵不绝、各民族紧密相拥的内在永恒力量。作为考古学重要研究领域和学科分支的边疆考古学、民族考古学,通过不断发现和补充新资料,对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构建中华民族历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33]。

三、考古学研究趋势

2023年7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办的“《复印报刊资料·考古学》创刊三周年专家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郑州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首都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的二十余位考古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经过深入交流与探讨,认为未来考古学研究将呈现以下趋势。

1.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中的延续性问题将持续得到关注。随着发掘项目的不断丰富,史前考古和历史考古将得到持续推进,未来研究将更加注意从前向后和从后往前的双向梳理,进而展现中华文明璀璨成就与丰厚底蕴。

2.关于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提炼与总结将得到重视。随着考古学研究的不断丰富、深入和细化,加之考古学三大体系建设的需要,对于理论和方法的总结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研究的重要方向。

3.科技考古、国外考古、边疆民族考古与公众考古等将成为今后研究的重要增长点。科技考古借助科技的迅猛发展将取得更多进展;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外交流考古不断丰富,中国考古正走向世界,今后国外考古必将有更加丰富的成果;随着大众对考古关注和参与热度的不断提升,边疆民族考古和公众考古的研究热度也将随之提升,这必将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与自豪感提供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