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江南经济发展的状况及原因浅析

沈为奇

（苏州科技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分裂时期，中央集权衰落，藩镇频繁征伐，政权快速更迭，损害社会经济和国力民生。当时江南小国林立，摆脱了供养北方的经济负担，君主普遍较为重视生产发展，孕育出数个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整体经济快速发展，完全代替北方成为全中国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贸中心。

一、外部环境有利于江南地区发展

五代时期的频繁战乱、政权更迭，给北方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处于和平地区的南方却迎来了有利发展的外部环境。

（一）安稳的外部环境

安稳的外部环境是社会经济能够安稳发展的核心要素。首先，战争主要发生在北方地区，“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1］，五代十国期间的征伐损耗了北方政权的国力，导致它们难以凝聚起强大的力量攻伐南方，形成了南北长期对峙的稳定局面。其次，北方政权内部矛盾较多，军队哗变、将校作乱、节度使反叛现象常见，据《资治通鉴》记载，后梁建国17 年叛乱29 起，后唐建国14 年叛乱27起，后晋建国11 年叛乱24 起，后汉建国4 年叛乱12起，后周建国11 年叛乱5 起，频繁的叛乱大大分散了政权的力量。最后，江南地区环境复杂，以水域、山岭为主要分界线，分割了政权之间的联系，难以形成大规模战斗。此外，当时主要的少数民族势力如契丹、沙陀、靺鞨等均是北方游牧民族，对于江南地区的影响和侵扰微乎其微，蜀国、吴越、南唐等国家能够连续享受数十年的和平环境红利，安心发展经济。

（二）江南供养负担降低

隋唐时期，江南地区已成为全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繁华城市已超越北方，“扬一益二”说法流行。安史之乱后，江南八道几乎独立承担了唐朝中央的财政供给，韩愈指出“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2］，吕温称之为“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3］，杜牧则在书信中明言“天下以江淮为国命”［4］，先后有多名宰相重臣坐镇江南，更有韩滉征集粮食二百万担、楼船万计驰援长安的故事。随着朱温废唐开启五代十国乱局，北方地区军阀混立，中央政权、北方政权对于江南地区的实际统治力和影响力持续下降，南方政权逐步摆脱“包袱”，轻装上阵、快速发展，不再尊重北方政权，懈怠了对北方地区的经济供养，实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内部良性循环，将充足的生产资料和物质财富用于自身社会经济发展。

（三）形成可供江南安心发展的空间

五代十国期间，北方政权之间的激战引发了“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5］的骇人现象，“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南方地区在五代之前未出现过成熟的大一统王朝，受实力、地域、思想观念等影响，江南政权首要目标是“保境安民”，在统治区域内发展自身经济。五代后期，虽然江南经济得到发展，却依旧受到地域的自然条件和综合实力的限制，缺乏统一中国的野心，大部分势力几乎未用兵北方，对于中原战争多持观望态度。

二、江南地区人力资源充足

（一）战乱造成北方人口损失

在唐朝中后期和五代十国时期，随着中央政权衰微，各镇节度使“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6］，朝代更迭、军阀混战残酷激烈，直接导致人口死亡和损耗。

五代之前唐武宗在位期间，全国人口496 万户，五代后期周世宗在位期间，全国人口120 万户，人口死亡损失率高达75%。915 年的梁晋大战中，“梁步卒凡七万，晋兵环而击之，败卒登木，木枝为之折，追至河上，杀溺殆尽”［7］，且以“灭亡殆尽”为目标，晋兵趋汴州，与梁军战，梁兵死亡近三万人，晋军亦受挫，“两军所丧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8］。同时，战争频繁波及无辜百姓，后梁攻青州博昌县时，“友宁乃下俘民众十余万，各领负木石、牵牛驴，于城南为土山。既至，合人畜木石排而筑之，冤枉之声，闻数十里。俄而城陷，尽屠其邑人，清河为之不流”［9］。契丹进入中原“打草谷”攻相州，悉杀城中男子，仅存活七百余人。永兴城被围“经年粮尽，遂杀人以充食”，人口从十余万锐减至一万。战争致使北方劳动力资源重度损耗。

（二）战争促进人口由北向南迁移

北方地区一方面藩镇混战，另一方面自然灾害频发，农业萧条，而各路军阀为了筹集军费，不断增加徭役税赋。诸多百姓为了躲避战火、赋役，纷纷前往江南，出现“徭役频仍，租赋繁重，馈挽不已，疲敝益深。既不聊生，率多逋窜”［10］的现象。

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北方河中府“开元户七万二百七。元和户一万九千六百”［11］，处于江南地区的浙西苏州“开元户六万八千九十三。元和户十万八百八”［12］。当时的蜀地、江浙、南唐是移民首选之地，从湖北荆襄之地到江南的湘越地区，移民约有百万之众，使当地户数增加量超过十倍，“南投襄汉”的襄州、鄂州人口增加一倍以上，甚至是“三倍于前”，洪州、泉州等地增加人口接近七成，为后期的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和商业发展奠定了坚实根基。

（三）战乱使得江南地区汇聚了优质人才

《鲍防碑》称，“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迁移人口中的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等优质人才群体到达江南后，迅速适应环境并繁衍生息、兴修水利、改善设施，诸多不毛之地得到合理开发，“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13］。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从中原向江南迁移，兴建学校、鼓励私学，搜集整理文献，编撰典籍，推动科举。“大历十才子”的赵郡李端，登进士第，“移疾江南，授杭州司马而卒”［14］。南唐李昪“宽刑法、推恩信，起延宾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齐丘、骆知祥、王令谋等为谋客，士有羁旅于吴者，皆齿用之”［15］。繁荣的社会经济也推动了文化的进步，为更多领域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江南农业快速发展

（一）鼓励农业生产

五代时期江南虽存在军阀割据，但大多政权注重恢复发展生产。吴国杨行密统治江淮地区初期，“城中仓廪空虚，饥民相杀而食，其夫妇、父子自相牵，就屠卖之，屠者刲剔如羊豕”［16］，他招合遗散，轻徭薄敛，与民休息，政事宽减，致使“淮甸之人不识干戈者二十余年”［17］。南唐建国后息兵安民，革除额外租税，鼓励种桑开垦，江淮之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18］。福建、岭南地区“五十年来，岭表无事”，闽国王审知“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宴然”［19］。楚国坚持退兵休农，奖励人民植桑种茶，“利尽南海公室大富”。蜀国“劝课农桑，轻省徭赋”，致使“仓廪充溢”，后蜀财币充实，斗米三钱。《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宋初由江南各地转运至京师开封的粮食数量，“发运司岁供京师米以六百万石为额：淮南一百三十万石，江南东路九十九万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万石，荆湖北路三十五万石，两浙路一百五十万石。通余羡，岁入六百二十万石”［20］，这一时期江浙地区转运京师粮食总额，占据全国粮食供给的八成以上。

在南方，诸多读书人开始关注农业生产，总结气候规律、耕作习惯和地域特点，编纂了《四时纂要》《茶经》《耒耜经》和《司牧安骥集》等著名农书，《山居要术》为最早记录指导南方农业生产的书籍，陆龟蒙的《耒耜经》记载了当时江南地区所使用的主要农具的构造和功用，《四时纂要》按月记载各种天文、占候、丛辰、禳镇、食忌、祭祀、种植、修造、牧养、杂事，增添了茶、薏苡、薯蓣、荞麦、棉花、食用菌等的栽培技术，并首次记载了蜜蜂养殖技术。这些著作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水平。

（二）兴修基础设施

中唐时期，太湖地区大兴水利建设，形成“畎距于沟，沟达于川……浩浩其流。乃与湖连，上则有涂（途），中亦有船”的沟渠路系统，基本做到水旱无忧，旱涝保收。

南唐“野无闲田、桑无空地”，吴越“境内无弃田”。钱镠统治吴越时期，在钱塘江北岸修建有名的“钱氏捍海塘”。南唐和吴越根据区域河水高、田地低的特点，修建圩田，变贫地为沃土。吴越国特设专业水利工程部队——“撩浅军”，管理太湖塘浦圩田，保证了以吴淞江为纲，东北、东南通江出海河港为两翼的排水出路的通畅，使塘浦圩田得以发展，有效减轻了水旱灾害。闽国大力修筑海堤以御海潮，保护农业生产。这一系列举措使得江南地区的自然灾害得到有效防范，耕地资源得到有效开发。

（三）商品作物开始出现

大量北方传统手工业者涌入江南，各类农业生产工具得到改良及创新，除戽斗、桔槔、辘轳等传统农具外，还推广使用了水车，改进的翻车也得到广泛普及。江南道蕲春县有“翻车水”“翻车城”，五代时期又发明和使用了筒车，它是利用水流推动转轮提水灌溉。同时诞生了半机械的灌水装置“机汲”和结实耐用的“江东犁”。

工具升级换代提高了农业生产耕作的效率，在粮食等作物满足生产生活需要后，经济作物开始大量出现，楚国重视茶叶、桑蚕、棉花的发展，闽国则把茶叶作为重要的出口物资，“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21］，南唐境内就有产茶州府县二十多个，建州腊茶每年对外输出五六万斤，“江左李氏别令取茶之乳作片，或号京铤、的乳及骨子等。是则京铤之品，自南唐始也”［22］。湖南地区每年向中原朝贡的茶就有二十五万斤，同时期的水果、蔬菜、花卉等也进入了产业化、规模化的交易状态，商品化发展的趋势已经显现，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前期征兆。

四、江南手工业赢得发展契机

（一）冶矿业传承未绝

北方多战乱，诸多矿坑在战火中被损毁遗弃，但江南地区的冶矿业却有突破发展。

南汉、吴越、南唐向中央政权进贡的金银器物数量巨大，一次即有金银饰陶器十余万件、金银饰龙凤船舫二百艘、银装器械七十余万件。吴国节度使秦裴在湖北开启鄂州大冶县青山矿场，使得“工家仰足”，马殷在湖南“铸铅铁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故能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23］。南唐建设的铅山铜场年产接近四十万斤，是全国三大铜场之一。南唐置饶州德兴县管理矿产开采，宋朝设置德兴场每年收银一千二百四十五两，是当时重要的产银地之一。同时，江南地区发明了淡水浸铜法，提高了铜矿纯度。

（二）雕版印刷大放光彩

五代十国时期是印刷行业快速发展的时期，当时最发达的雕版印刷技术在巴蜀、江南地区，印刷数量和质量都有明显突破，范围从传统的经书拓展到四书五经等，行业也实现了流水线专业化分工发展。正是由于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蜀中文化实现了“复盛”，对宋朝文化的普及与繁荣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都和杭州的刻书业最为发达，宋代时“蜀、杭本最上”，就是传承五代的印刷技术而来。

（三）陶艺技术逐步成熟

五代时期江南的官窑和民窑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色釉瓷器应运盛行。在江南有吴越国的秘色瓷和蜀国的官窑瓷，吴越国的越器技术优良。越器在烧制技术、温度掌控、选材选料以及绘画技术方面都有了明显进步，最终成为名扬天下的越州瓷器，后世称之为越窑，成了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

（四）纺织业实现突破

江南地区一直是传统手工纺织业的领先地区，水土条件使得桑蚕业迅速发展，蚕丝质量远高于北方，由此催生了诸多纺织业手工业者。《江南野史》记载了南唐在此方面的新突破，“城中士庶衣碧服染，时须经宿露则愈鲜，时呼之为天水碧”［24］。与此同时，以“澄心堂”为代表的纸造纸业、以蜀中“六合被”为代表的纺织印染业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极大地活跃了市场主体要素的发展。当时浙江的丝绸产量巨大，向北方输送量都是以万匹计量，吴绫、越锦、蜀绣冠绝天下，后唐庄宗也曾派人到四川成都考察锦绣工艺，福建地区生产蕉布、葛布，闽国942 年输出葛布两万六千余匹，轰动一时。

（五）制茶产业绽放光彩

江南地区茶叶产业产生可以追溯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25］的上古时期。福建地区茶叶质量好、产量高，每年输出高达五万斤。湖南地区制茶业快速发展，每年销售成茶两万五千斤。五代毛文锡著《茶谱》，详细记录了全国各地的茶叶名称、制法、特点等，《四时纂要》作为农书也详细记载了茶叶栽培技术、茶园管理方法，总结了茶的“畏日”“怕水”等特性，提出了经典的“区种法”［26］，详细规定了开坑、施肥、除草、防旱、防冻等措施。

（六）造船产业世界领先

这一时期的造船业同样十分发达，吴越、南唐等政权皆有和契丹、高丽航海往来的记录。各国为了战争准备，纷纷依靠水利制造战船，吴国的战船“危樯巨舰，势若云合”［27］，南唐的战舰体型巨大，“长百余丈，大舰至容千人”［28］，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为宋朝的海外贸易奠定了交通条件基础。

五、江南成为国内外贸易新的市场

（一）北方战乱造成一定的商贸不畅

由于中原地区的长期战争，北方城市遭遇攻杀抢掠，人口流失、农田荒芜导致商业活动失去基础支撑，军阀编造名目劫掠财货，后晋节度使安从进多次派兵拦截商贾，强行充军，后汉史弘肇“淫刑黩货，多织罗南北富商杀之，夺其财”［29］“不许奇货东出”、食盐不越漳河等禁令阻碍贸易活动。割据政权之间关卡林立，诸多正常商贸活动无法开展。后唐的商税务、后汉的商税使、后周的商税院，专门对商品交易征收市税，而且无法可依，税制极为混乱，压制了商贸活动的开展质效。

（二）江南地区贸易高涨

当时，江南地区的丝绸、茶叶等运往北方，北方的战马、兵器也需要江南市场。

楚国每年贩卖大量茶叶前往开封等地，再从北方收购战马卖回南方，获利数十倍。南唐以茶叶、丝绸与北方政权交换牛羊马等牲畜，还走海路与契丹等国家进行贸易。据记载，当时广州、福州、成都、杭州、洪州、丹阳等城市不仅农业、手工业发达，商业经济也快速崛起，商旅辐辕往来十分活跃，交易市场呈现出专业化分工。据《五代会要》记载，每年后唐战马支付费用不低于五十万贯，国内贸易的发展依旧呈现出热情高涨的状态，南汉商业贸易“西通黔、蜀”，成都有“锦城”之称，城内有花果、蚕器、麝香、药材和著名的七宝市等，每年三月“货易毕集”，一派繁荣。在商业氛围的带动下，城市的市民阶层开始从事小规模商业活动，《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裴明礼等商人通过种植、养蜂发家致富，“累迁太常卿”的故事。

（三）江南地区对外贸易蓬勃发展

五代时期，北方地区消费能力有限，江南产出过剩，加之地处沿海，港口林立，拥有地理优势条件，便于开展海外贸易。

吴越、南吴和南唐从海外输入“猛火油”使用，王审知设置了榷货务，负责对外交易的管理并征收关税，王审邽招引外商，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王延彬担任泉州刺史期间，持续发展海上贸易，多发蕃舶以资公用，每遇惊涛狂飙，无有失坏，被号为“招宝侍郎”。这一时期海上对外贸易的规模、数量远超唐朝，福州、杭州、温州、台州等新港口得以拓展。阿拉伯学者伊本柯达贝在《道程及郡国志》中称泉州为“宋元东方第一大港”。当时的商贸范围东自日本，西至大食（今阿拉伯地区），南及占城（今越南）、三佛齐（今苏门答腊）。民间商贾大量参与海外贸易，使得“舟楫辐辏，望之不见首尾”“江海通津，帆樯荡漾”，呈现出一番气派的海上盛景，成为五代十国时期黑暗时代最后的一抹余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