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佣”的消失
——谷崎润一郎《厨房太平记》论

张萱萱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82;上海行健职业学院,上海 200072）

《厨房太平记》最初名为《女佣列传》，后改名《女佣绮谈》，从动笔至定稿历经三年，由于侵犯他人隐私及作者自身的健康状况等原因多次中断，最终于1962年10月28日以《厨房太平记》为题在《Sunday每日》报上进行连载，共计20回，结束后由中央公论社于1963年4月结集出版，并被改编为电影于同年上映。小说以作家口述的方式记录了自1936年至1962年期间家中雇佣过的诸多女佣，被评价为记录作家晚年日常生活的小品式作品，并未受到谷崎润一郎研究者们太多的关注。

《厨房太平记》的先行研究数量极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向，一是将其定位为《细雪》谱系的后续作品，认为小说是对作家的关西生活的记录与观察，例如同时代的平野谦[1]、谷崎的传记作者野村尚吾[2]等；二是通过作者当时的书信、日记、交谈与小说内容进行对比，企图还原出作者晚年生活的心境及小说中人物的真实面貌，其中的代表有陈龄[3]及伊吹和子[4]等；第三类则是聚焦于作家的创作手法，如武田寅雄[5]指出，小说中对“女性心理细节的敏锐观察”、对“每一个人物的生动描写”以及“幽默的笔调”展现了作家深刻的写作功底。

《厨房太平记》中对女佣的描写，并非仅仅为了刻画一个个鲜活的年轻女性形象，其背后是作家对日本旧式大家庭中的主仆相处模式的怀念。日本在近代之前，家族的概念并不局限于血缘关系，而是包含了佣人、书生、学徒等一系列“使用人”的庞大体系。从这一点来看，住家女佣的消失不仅意味着女佣作为一种职业被淘汰，更深层的含义则在于日本的“家”的结构本身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日本战败后“住家女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以派遣形式存在的“家政妇”，这从表面上来看只是一种叫法上的变化，但其背后却揭示了雇佣这些女佣的“主人”和“主妇”这个阶层的萎缩——日本战后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缩小了社会阶级的差距，“主人”的收入不足以负担雇佣住家女佣的开销，“主妇”实质上干着与“女佣”同样的家务活，而“女佣”在结婚后也顺其自然地成了“主妇”。

本论文通过考察作家实际生活中与女佣的交集，以及结合小说中26年的时间跨度来对日本社会时代背景的变化进行解读，探讨小说中女佣形象的变迁及住家女佣逐渐消亡的现象背后所隐喻的日本家庭结构的变化和日本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

一、小说的创作背景

《厨房太平记》的创作契机源于1936年7月谷崎上京后在银座与文学界的友人对谈，辰野隆对谷崎建议到：“作者在上了年纪之后只写历史小说而不触及现代小说，这是对现代社会的回避，作家不该埋首于书房，而是应该多接触各种阶层的人，甚至有必要了解厨房里的经济问题。西洋小说中有描写厨房生态的小说，但日本却没有这样的作品，你（指谷崎）现在如果能把自己放在男佣女佣的位置，去市场里讨价还价、了解市井民生，利用这样的机会创作一部描写男佣女佣世界的作品怎么样？”[6]（1936年7月6日，写给松子夫人的信，第154号）。

受到友人的启发，谷崎开始将创作目光转向身边不同阶层的少男少女，小说中登场的女佣总计有20名，除去那些只提到名字或一语带过的之外，作为主要人物展开具体描写的有阿初、阿梅、阿驹、阿定、小夜、阿节、阿铃、阿银、百合这九名。本论将这九名女佣大致分为两类进行解读，以日本1945年战败为分割线，一类是在小说中较早期登场（战败前），以阿初、阿梅、阿驹、阿定为代表，带有日本传统奉公人特质，与主家以模拟家人关系相处的女佣；另一类则在小说的时间线中较晚登场（战后复兴期），以阿铃、阿银、百合为代表，她们在与主家的相处中充分展现出了开始逐渐具备主体意识的具有新女性特征的女佣。笔者将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探讨当女佣这类原本被压抑的女性挣脱了性别、阶级、空间的束缚之后，在主人的眼中从被凝视的客体转变为凝视的主体时，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

二、小说中的传统女佣

小说中最先登场的是1936年来到千仓家帮佣的阿初，那年阿初20岁，是鹿儿岛人，日本的传统中认为称呼女佣的本名是对其父母的不敬，因此小说中早期登场的女佣都由主人亲自取名。阿初不通世故，讲一口鹿儿岛方言，初次见到主人和太太时“啪哒一声跪在走廊上，磕头行礼”，称呼太太为“少奶奶”。阿初容貌虽然普通，身材却极为丰满，主人公磊吉特别中意这名女佣，将她留在家中做工20年，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阿初极爱干净，不但打扫卖力，也很注重个人卫生，日本女佣在家一般赤脚干活，她连脚底板都擦拭得干干净净；二是她将家中的账务算得清清楚楚，主人可以放心地将会计交给她，从不需要监督担心；三是她极其擅长做菜，市场里的海产一看就知道新不新鲜，厨房的事也安排得井井有条；当时能够具备这三个优点的女佣受到主人的喜爱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阿初之后登场的阿梅、阿驹等，都是从农村初次来到大户人家务工的乡下姑娘，虽然各有各的特色，也各有各的缺点，如阿梅有癫痫、阿驹有呕吐病等，经常会做出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举动。但从叙述者对这几位女佣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她们都具备了日本传统奉公人的诸多特质，例如她们的原生家庭贫困、只接受过小学程度的教育，能够接受主家给自己起名、对于主人的要求和教育言听计从，干活卖力、为人正直、从不反抗。她们对自己的未来除了嫁人之外没有特别的规划，对男女关系也没有清楚的认知，从来不会主动结交男朋友，都是由主家帮忙牵线说媒，征得父母同意后才出嫁的。

面对这样具备传统奉公人老实忠诚特质的女佣，千仓家的男女主人同样按照日本的传统承担起了主人的职责，将她们视作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般看待。在这些女佣中，阿定是第一个由千仓夫妇介绍结婚对象、并顺利出嫁的女佣。阿定身世凄惨、母亲改嫁、父亲再娶，没有像样的娘家人，因此由千仓家代替女方家长，千仓夫妇的朋友作为证婚人举行了婚礼。必须指出的是，千仓夫妇也并非完全出于主人的责任和义务才照看这些女佣，他们同样从中获得了许多乐趣和温情。例如女佣阿驹虽然出身京都，不是农村人，但极其天真，以为男女接吻便会怀孕，生小孩需要去药房购买男性的精液，因此极为晚婚，32岁才出嫁。阿驹出嫁之前，太太赞子担心她的洞房之夜，亲自翻出收藏的春画对她进行性教育。在这些女佣出嫁后，千仓夫妇同样与她们保持通信，互相邮寄食品特产，甚至为她们的孩子起名，如同大家长般享受着天伦之乐。

三、小说中的现代女佣

小说中在日本战败后登场的女佣主要有1952年进入千仓家的阿铃（21岁）和百合（20岁），以及1953年的阿银（19岁）。这三位女佣年龄相仿，家中条件也都不似战前的女佣那般出身贫困，阿铃出生在琵琶湖附近的农家、母亲是城里人；阿银与阿初、阿梅一样来自鹿儿岛，但家中富裕，自己不愿读书才来城里做女佣；百合更是大阪姑娘，从小备受祖母宠爱，养成了娇惯的脾性。三人来千仓家帮佣的目的并非为了减轻家中人口负担，或是补贴家用，更多的是以来大户人家学习行事礼仪、体验大城市的生活，开阔自己的眼界为目的。

小说中女佣阿银与出租车司机光雄的恋爱经历令人咋舌，阿银在恋上光雄之后，不但利用主家叫车的契机与他频繁接触，还同其他女佣争风吃醋、限制光雄与异性接触，甚至在光雄沾染上赌博的恶习之后仍然不放弃，用自己的收入替他还债，帮他远离不良的伙伴，最终得到了光雄父母的认可，与心上人喜结连理，成了饭店的老板娘。阿银虽是女佣，但其对爱情坚定执着、热烈大胆的追求充分体现出了现代女性对自己恋爱、婚姻自主权的毫不让步，阿银身上所展现出的女性在婚恋上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令人敬佩。

小说中另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女佣则是百合，百合虽然有很多城市女孩骄纵任性的坏脾气，却是作品中最会利用自己优势、最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以及能够不顾旁人眼光、始终坚定走在自己所选的道路上的现代女性。百合的缺点是生性傲慢、不但对其他女佣颐指气使甚至经常反抗主人的要求，从不低头认错，因此几次三番被主家遣返；百合的优点则是她谈吐机智、识文断字、擅长书法又精于剪裁，既可以帮助主人处理其他女佣无法处理的书信类事物，也能够通过交谈带给主人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因此在千仓家占据了无法取代的地位，也获得了极高的报酬。

但百合并没有满足于做一个女佣，她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可以在更大的舞台和空间中施展，在帮佣的过程中她抓住机会通过磊吉认识了女明星高岭飞騨子，在磊吉的帮助下成了女明星的私人助理，飞遍全日本、结识社会名流、过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上流生活。百合在结束助理工作后也并没有听从家人的劝告相亲结婚、回归家庭，而是在大阪的商社找到了体面的工作，成了一名“单身贵族”，并且坚持绝不和自己看不上的男人结婚，成了小说中唯一一个不将结婚视为自己人生归宿的女性角色。

百合之所以能够一次次挣脱自己的境遇，从一个普通的女佣转变为一名成功的职业女性，并且得到身边人的支持和帮助，并非因为她毫无缺点，或是懂得为人处事、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获取成功。相反、百合性格激烈、缺点明显，但她却能牢牢把握住自己的优势，绝不顺从他人的意见和看法，一步步走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过上了自己渴望的生活。这种对自己的欲望绝不让步的特质在当时的日本女性身上极为罕见，正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使百合摆脱了周边环境的桎梏，散发出不容忽视的耀眼光芒。

四、住家女佣的消失

《厨房太平记》以主人公磊吉举办77岁寿宴，亲朋好友及过去曾在千仓家帮佣过的女性们齐聚一堂，共祝“先生健康长寿！万岁！”这样的大团圆场景为小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正如作者在小说开篇便特意说明的：

近来世道不同从前，招呼家里的雇工，也不能直呼其名。从前“阿花”“阿玉”地叫着，现如今都必须加上敬称，称作“阿花姑娘”“阿玉姑娘”。

千仓家十分老派，一直都“阿花”“阿玉”地直呼其名，直到去年有人提醒，这才改口以敬称称呼。

这个故事里出现的女佣人们，如果仍直呼其名，恐怕要被现代的大姑娘们批评了。只是考虑到这个故事开始于战前，也就是昭和十一二年，不沿用以往的叫法，总觉得生分不少，故而仍省去敬称，还望各位见谅。（第一回）

作者的寥寥数语揭示了时代的变化，待到小说结尾的日本非但早已没有了愿意让主人取名的女佣，连住家女佣本身也已成为很罕见的风景了。日本在战败后虽然迅速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期，中产阶级家庭对女佣的需求再次达到高峰，住家女佣的待遇也比战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日本女性已经没有了想要做女佣的意愿，根据社会学家的调查，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希望做女佣的女性的需求发生了变化。过去，成为住家女佣是乡村女性进城最稳妥的路径，既能保证基本生活、又能学习礼仪家务、还能领取工资，虽然有些不自由但也只能忍受。但日本战败后民主意识高涨，即使主家能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但没有个人隐私令年轻人难以忍受，她们即便吃苦也希望能过上自由且独立的生活。

第二，女性的就业机会与战败前相比增多了。1945年之前，对于没有学历的农村、贫家女性来说，想在大城市生活只有做女佣、女工或女招待等少数选择。但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期之后，各类工商业都出现了人手不足，售货员、行政事务等岗位用人需求激增，与这些岗位相比，住家女佣这般任人驱使、缺少自由的工作自然吸引力大减了。

第三，都市化的进程使日本人的生活水平迅速平均化。过去对农村姑娘来说，去大城市的人家做女佣是为结婚成为主妇做准备，也是学习城里人生活方式的方法手段。但进入经济高速成长期之后，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平差距缩小了，通信媒体的发达使人们即便在农村也能简单快速地获取都市的资讯。另一方面，传统的风俗习惯逐渐被现代人遗忘，需要学习的家务技能和礼仪规矩也变少了，因此，对农村女性来说，已经没有特意进入城市家庭学习家务的必要了。

综上所述，随着日本进入战后的经济快速发展期后，住家女佣逐渐被派遣制的家政妇取代，家务劳动本身也成了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家政妇被定义为“家务劳动技术人员”，家政服务作为基于契约关系而受到社会认可的一项职业得以保留和发展，日本家庭中住家女佣的身影便逐渐消亡了。

结语

《厨房太平记》是一位经历了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的老作家基于对日本传统奉公人文化地追缅而创作的一首挽歌.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女佣的消失无论对从事女佣工作的女性本身还是必须担负起教导、指挥女佣工作的家庭主妇来说，都是一种性别平等上的进步和思想负担上的减轻。作为家中的主妇来说，无需时时担心自己在家中的行为举止是否得体、对女佣的教导是否充分、同时也不用担心是否会使女佣感受到被差别对待。对住家女佣来说，生活的隐私性、人身自由、劳动价值以及生活习惯能否得到尊重，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同样成了越来越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女佣的消失虽然在日本传统文化的保留和文学创作的丰富性上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损失，但对于女性独立人格的发展、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通过将家务劳动市场化来保障女性的生存环境、提高女性的生活质量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