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喘的人性

刘建贇

电影《安娜·卡列尼娜》是英国导演乔·怀特（1972—）改编自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同名作品。原著一经出版，便在整个俄国社会中引起了爆炸性的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该著作评价道：“这是一部尽善尽美的艺术杰作，现代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同类的东西可以和它相比！”由此在托尔斯泰的笔下，一位萌发女性意识的人物登上了时代的舞台，并以一己之力向整个俄国封建社会发出自由的呐喊。时至如今，安娜身上散发的人性光辉仍吸引着无数读者前去拜读这本著作，也吸引世界各地的导演把这部著作改编成影片。

该导演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通过画面的反差诠释出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内心世界的矛盾性，并在影片中使用符号隐喻暗示主人公安娜一步步走向悲剧的命运。高尔基曾说过，“凡是与虚伪相矛盾的东西都是极其重要而且有价值的”。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恰恰描绘了一个近乎极致的虚伪社会，而主人公安娜在这场同虚伪的战争中注定单枪匹马且又无法战胜。

一、画面反差映射安娜内心的矛盾性

在影视作品中，反差美使影片更具观赏性，通过反差带来的矛盾性可以推动影片达到高潮。影片中反差的使用包括角色人物设定的反差、电影剧本的反差、声音和画面的反差等等。

电影《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强烈的反差在给观影者带来视觉上强烈冲击的同时，也引发观影者前去思考这悲剧背后的缘由。电影由一个几乎童话般的开场拉开序幕，整个场景的布置华丽无比，处处显示着荣耀和富贵，导演通过一个横移镜头将整个场景中的细节徐徐展现给观众。随着镜头的推移，整个舞台画面的全貌显露出来，画面所展示的富丽堂皇犹如一幅璀璨夺目的马赛克壁画，而主人公安娜便是嵌于壁画中的一个摆设型人物，明知困于其中，却又不知该如何逃离这所“富丽堂皇”的牢笼。影片结束，最后的场景又回到影片开始的“壁画”之中，与开场不同，除了主人公安娜的离去，画面中没有了雍容华贵的服饰，金壁辉煌的房间被一片草地替代。草地带来的荒芜感透露着凄凉和讽刺，这种画面上的反差甚至讓人们忘记草地上还奔跑着作品所赋予的希望——安娜的两个孩子。

其次，导演通过画面反差折射出主人公安娜复杂且矛盾的内心世界。一方面，主人公安娜向往自由的爱情，想摆脱束缚她自由意志的、虚伪的俄国上流社会，尽管她逃离的决心是如此强烈，但却无法逃避身为一个母亲的责任，对儿子谢廖沙的思念使安娜一次次地返回这个曾让她想要逃离的社会。另一方面，在情人渥伦斯基的点燃下，安娜的反叛思想得以在行动上展现。在此之前，她深受俄国上流社会的熏陶并表现出一种依赖性，她本以为为了爱情可以放弃一切，但每当歌剧院的歌声响起，她还是会想换上漂亮的礼服前去观看，去那个曾以她的容貌为讨论中心的娱乐场所，殊不知上流社会已把她抛弃。

电影角色人物的反差依然需要画面才能表达出来。人性很难被准确地定义，被评判对错。在与渥伦斯基火车站邂逅之后，安娜“原始的欲念”被再次唤起，此时的渥伦斯基是安娜觉醒女性意识的钥匙，他的出现打破了束缚安娜自由意志的枷锁，但安娜高估了渥伦斯基对他们两人之间爱情的笃定。渥伦斯基初遇安娜时深情脉脉，当安娜面对他人的口诛笔伐时，他又无法掩饰自己的懦弱。安娜背弃所有，将爱情的希望寄托于渥伦斯基的身上，这一寄托也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安娜高估了渥伦斯基的爱，当安娜在剧院中遭受他人唾弃时，渥伦斯基不敢前去解救，只是躲在一旁忐忑不安。当安娜唯一的精神寄托离她而去，她的命运可想而知。渥伦斯基前后的反差对比使安娜身上的勇敢尤为可贵，但也使安娜这一角色更具有悲情色彩。

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不免发现安娜背叛丈夫，追寻另一段爱情的原委。安娜的丈夫卡列宁作为俄国封建农奴制社会的代言人，在职场中早已被封建思想和官僚主义腐蚀得毫无生气。在卡列宁眼中，安娜是其对外炫耀的装饰以及发泄原始欲望的工具，他从未关心过安娜精神上的需求。在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俄国社会，为了避免成为这个社会的附庸，安娜开启了追寻爱情自由的抗争之路。作为客观存在的事实，凭借安娜一己之力终究无法撼动整个社会的主体意志。无独有偶，亚洲电影大师黑泽明在其拍摄的电影《罗生门》当中，同样表现了女性无法摆脱命运的悲剧性。她们的丈夫都是极度虚伪和懦弱的代表，不会为女性做出任何改变或者妥协。在《罗生门》中，真砂的丈夫在目睹妻子被强盗侮辱后，甚至希望她能自杀以保贞节，着实可悲。

二、符号隐喻暗示安娜的悲剧性

象征符号作为电影艺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推动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和暗示剧情走向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符号学的理论被引入电影艺术的领域，在特定的时空下，某一象征符号便被赋予了相应的内涵。而艺术原本是对自然和社会的再现，其原理就是艺术利用媒介以及相应的编码，根据人的意愿，进一步创造不同形式的现实里的事物或现象，不妨说，文学艺术都属于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

在导演的镜头下，火车有时仅仅只是简单的交通工具，有时是故事情节进行的场所，但有时也会被导演赋予某些特殊的含义，可以更好地表达导演的思想和情感，从而获得某种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它可以代表未知，可以代表惊险刺激的追逐，或是工业时代前进的代步者等等。在影片《安娜·卡列尼娜》中火车这一象征符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整部影片正是在火车车轮的转动下推动了剧情的发展。导演乔·怀特对于火车的诠释也可谓是教科书般的存在。

首先，火车是安娜和渥伦斯基首次相遇的场所。在安娜前往调节哥哥奥勃朗斯基和其妻子道丽感情纠纷的途中，安娜与渥伦斯基开始了眼神上的对视，虽然两人并没有进行语言上的交流，但镜头在两人对视中的不停切换寓意着两人情感上的碰撞。安娜与渥伦斯基此时也不再是单纯的乘客，而是在感情不断升温的情侣，火车启动发出的轰鸣声更像是二人内心深处对爱情的呼唤和向往。安娜身为妻子和母亲，她和渥伦斯基的爱情注定不会被社会接受，对于这一段爱情的追逐必然是惊险且未知的过程，当安娜和渥伦斯基互相产生情愫的瞬间便注定这段感情开往未知的深渊。

同时，火车早已为安娜的命运安排好了归宿。影片中，安娜与渥伦斯基在火车上第一次相遇后，有一个片段是二人在到达目的地下车时，一位火车站的工人被火车轧死，随之而来的却是在这一突发情况下，安娜与渥伦斯基再次产生了眼神上的碰撞，这一桥段的设计仿佛也为安娜最终卧轨自杀埋下了伏笔。一方面，安娜得不到丈夫卡列宁离婚的许可，她与渥伦斯基就无法合法同居，同时上流社会的大门对其紧闭，看望儿子谢廖沙成为一种奢望；另一方面，与渥伦斯基的争吵使安娜怀疑他对爱情的忠诚，她开始怀疑渥伦斯基另有新欢。在一次次的争吵中，安娜的精神状态逐渐陷入崩溃，从而促使她重新审视自我，审视这段情感，审视这个社会。站在火车的站台之上，恍惚中安娜脑海中闪现出初遇渥伦斯基时的景象，同时还有那个被火车轧死的工人。她选择扑向行驶而来的火车来终结自己的生命，同时也是终结内心矛盾带来的痛苦。火车给安娜和渥伦斯基带来了相遇的机会，同时也为他们二人感情带来了未知的风险，两人感情在火车的驱动下慢慢升温，最终驶向毁灭，也会为安娜的悲剧埋下死亡的伏笔。总而言之，火车这一象征符号在影片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推动故事情节徐徐前进的同时，也隐喻着安娜踏上的是迈向悲剧的死亡列车。

三、时代背景决定安娜悲剧的必然性

《安娜·卡列尼娜》的伟大在于作家托尔斯泰对主人公安娜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而电影的成功则归功于导演和演员对于角色的完美诠释。每一部成功的电影都与其人物形象的塑造息息相关，而人物所表现出的思想、性格以及命运又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我们在探索安娜·卡列尼娜悲剧的原因时，绕不开当时俄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俄国社会的整体状况。

列夫·托尔斯泰于1873年开始动笔创作《安娜·卡列尼娜》，并于1877年完成。此时俄国正值1861年农奴制改革，古老、守旧的封建社会受到资本主义思潮的强烈冲击，俄国封建农奴制度也在资产革命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封建贵族地主日趋腐化堕落的思想与新兴资产阶级人文思想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伴随着人文思想的启蒙和人性的觉醒，人性解放、恋爱自由的呼声在当时的俄国社会越来越高。但革命的不彻底和两种思想的对立，使整个俄国社会处于一种矛盾和思想冲突之中，这种矛盾和冲突便不自觉地体现在心系祖国的俄国作家自己的作品之中。《安娜·卡列尼娜》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诞生了，诚如小说中列文所说，“一切都是混乱的，一切都正在建立”。可以说，作家托尔斯泰正是借列文之口发出时代之问。

从现实的时代背景出发，去窥视作家在作品中发出的时代之问。作家本身并没有对现实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做出正解，而是向正处于这个时代背景下的“参与者”描述现实的真实场景。基于俄国现实社会中政治、经济、思想和道德观念的碰撞，托尔斯泰同样在作品中描绘了一个充满矛盾、冲突和碰撞的社会。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这种冲突和碰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自我”的冲突，另一方面是整个俄国社会和安娜个人的冲突。

主人公安娜“自我”的冲突主要体现在思想上。安娜作为女性意识觉醒的新兴女性代表，对待封建社会中的种种始终保持排斥的态度。她更加向往的是自由和爱情，向往摆脱丈夫卡列宁的囚禁和整个社会对其思想上的禁锢，但安娜在不知不觉中对上流社会的生活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依赖。上流社会对她大门紧闭，丈夫卡列宁的不妥协，与情人伦斯基的争吵，最终导致安娜精神崩溃，选择卧轨自杀，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

而整个俄国社会和安娜的冲突表现在前者对后者的排斥和指责，抑或是安娜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俄国社会。整个上流社会视安娜如瘟疫一般，曾经的夸赞变成了现如今的辱骂，哪怕某一个男性对安娜报以礼貌性的微笑，都会受到其妻子的呵斥，可见双方思想上的冲突已经达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封建贵族地主的思想和新兴资产阶级人文思想此刻便体现在这两种冲突之中，二者的排斥让一切都处于混乱之中，如何建立起新的和平大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托爾斯泰从探索者和观察者的角度来叙述整个事件，而非作为问题的解决者。通过影片中另一条关于列文和基蒂的爱情故事路线，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希望在这种冲突的社会状态中觅得一丝平和。换句话说，托尔斯泰通过列文这一人物形象，在现实中也在作品中窥视混乱的社会。列文身为封建贵族，但又对贵族的身份嗤之以鼻，在他眼中，真正的贵族正在时代的洪流中逐渐消失，现在的贵族空有身份的外壳。他厌恶贵族身上的虚伪和腐朽，憎恶他们身上的一切，为了不与这群贵族同流合污，为了使自己的纯真不被玷污，他悄然远离喧嚣，远离城市，回到偏远的农村庄园，和农民一起体验劳动生活。

四、结语

电影作为一门独立艺术，每一部影片都是一个新的艺术作品，在改编文学作品的同时，也会融入自身创作的想法，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解读和被解读中，文学作品的研究变得更有价值，影视作品也通过文学作品变得更加丰富。电影《安娜·卡列尼娜》根据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同名作品改编而成，在导演乔·怀特的二次创作下，文学文本中的安娜从文字走向荧幕，从而给予这一形象更加丰富的解读方式，也使读者或者观众能从更加多元化的视角去解读这部作品。

安娜的悲剧是时代演变的结果，她是那个社会中人性觉醒的代表，由于不知时代这辆火车究竟开往何处，所以安娜成了时代的牺牲品。于是安娜踏上火车，来到一切开始的地方，诉说着她所发现的这个社会：“一切全是虚伪，全是谎言，全是欺骗，全是罪恶。”影片结尾的一句话是《红楼梦》留白式的结尾——“对不起”。我们会去想，安娜在向谁道歉，渥伦斯基？卡列宁？谢廖沙？或许在向自己的孩子道歉，但她更像是向爱情道歉，道歉自己不能再去追寻，再去发现，再去像勇士一样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