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性与抒情性的诗意协奏

“左手剧本、右手小说”，海飞自1994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以强大的笔力持续书写，产出大量优秀作品，在小说和剧本领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就小说创作而言，他的系列谍战作品显现出戏剧性的特质，在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场景设置等诸多方面借鉴融合了戏剧创作的基本方法，从而形成特有的叙事与抒情品质。他在生活的纹理与脉络中，摹写人物丰富的精神细节，在强大的叙事张力中注入深刻的抒情因子，包括对于人性、伦理的关切，对于民族、历史的思索，生成了具有个人印记的戏剧性表达与抒情性内涵相交织的审美艺术品。可以说，戏剧性是进入海飞小说的美学入口，能够探察出他对公共性的社会和现实的模仿，以及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敏锐捕捉。

一

小说的戏剧性是“在小说的外形之下，使小说的内涵具有戏剧的某些典型特征，从而扩大和丰富小说容量的一种文学手段和创作倾向”①，“戏剧因素理所当然地应该渗入到叙事因素中去，并且会提高艺术作品的价值”②。无疑，戏剧性能够增强小说叙事的力度和意蕴的深度，人物、情节、环境获得叙事样态的丰富性，性格、情感、伦理也随叙事的变化更为生动多义，作品的艺术性也可以通过叙事的紧缩和铺展抵达新的境地。从而，戏剧性为小说提供了更为明晰可感的外形，使阅读者进入小说时能够轻易地找到入口，从中体悟文本灵感的源泉、叙事的伦理、情感的基础和思想的境界。海飞因在小说和戏剧“两种文体之间自由游走、乐此不疲”③，所以在小说创作中注重人的动作性和意志冲突，在情节的铺设上侧重集中性、紧张性和曲折性。在作品中，他选择特定的时间段落与特殊的叙事场景，将复杂的人物图谱一一编织进规定的时间和空间，通过人物间的彼此纠葛、对立或冲突，牵引故事向前发展，将时间空间共构，人物情节交织，形成紧张、悬疑、刺激、畅快的叙事品质。

海飞的戏剧性叙事有其厚度和强度，他能够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设置密度极高的事件，在回环折叠的叙事中加深故事的褶皱，通过细部的描述、细腻的笔触编织叙事的网络，并随着对叙事时间的把控，将叙事网络时而放松时而收紧，使之包罗万象又具有极大的张力。作为一个敏锐的写作者，海飞始终关注“时间”与“空间”的秘密，他在特定的时空发掘源源不断的叙事资源，生成无尽的阐释话语。以实在的大历史涵纳丰富的细部想象与修辞，为戏剧性场景、人物与情节的安排架设了合理的叙事场域。在系列谍战小说中，海飞主要选择民国初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个时间段进行叙事，“在这一关键时间节点前后，人和城市的命运往往会出现很多戏剧性的变化”④，城市的内部和人的生命轨迹，均可在特殊的时间阶段中产生颠覆性的、错位性的变动。可以说，时间的选择带来了较之当代社会更为戏剧性的内涵，此间历史的丰富性，斗争的激烈、隐秘和不确定性，为构架和想象革命历史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尽管历史的走向不言自明，但其过程中的惊心动魄、波诡云谲和腥风血雨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迹，此间包含难以计数的戏剧性“瞬间”。作者精准地捕捉和构建了一个个瞬间，如炸弹即将引爆、秘密马上被揭开、灵魂内部的刹那颤栗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作者戏剧性叙事的时间，也构成了历史生成的时间。时间之下，海飞选择上海、南京、重庆作为主要叙事空间，并精心营构小的叙事场景，米高梅舞厅、梅机关、七十六号等，在这些小空间中上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的故事，潜伏与暴露、行动与脱险、暴力与死亡，闪现危机、杀机和生机。海飞以空间场景赋予人物生长、情节发生的不同状态，通过空间位置的变化推进人物情节的变化，拉动小说的向前发展。当人物的流动集中在一个小的空间场景之内，他们的动作被扩大化，语言、表情、目光等都由远景转向特写。他将宏大外部世界中的各方矛盾引入小空间，将诸种的力量迁移和集中到一起，从而人物的复杂性和冲突性都在这里被更为丰富细致地呈现，悲剧、喜剧、闹剧呈现出短兵相接的状态，形成充满紧张感的张力关系。

无疑，海飞一直耐心而虔诚地编织叙事的网络，“我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时期，那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年代，是一个漂浮着的年代……我觉得那时候的人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场电影”⑤，他在“规定的时间与空间里”塑造出传奇性、异质性的人物形象，构建人物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和纠葛缠绕的情感，再现一幕幕关于人物的“电影”。在谍战小说中，海飞遵循了戏剧的逻辑和艺术的逻辑，在日常与奇异的交融中实现人物动作与意志的表达。《惊蛰》中陈山与国统特工长相一致，从而从上海滩的“包打听”变成优秀的潜伏者；《麻雀》中陈深以善于剃头为特征，放荡不羁地游戏人间，却是一个心思缜密、行动果决的高级谍战人员；《代号十三钗》里玩世不恭的牙医郭春光善伪装之术，严格执行革命任务；《麻雀》中直言快语、毫无城府的李小男，却是最为缜密的通信专家，她热烈地表现着对陈深的依恋，实际上却是向陈深发出行动指令的“医生”；《惊蛰》的费正鹏，在限制视角的叙事中是值得信赖的长者和敦厚善良的前辈，最后却被证实为陷害他人的叛徒。当揭开人物真实身份，串联起人物前面的点点滴滴，产生了强烈的性格和身份的反差，和个人之爱、家国之爱相融合之崇高感，以及两者相背离之错裂感。海飞通过人物立场的正反交替、性格的颠倒变换、身份和行动的前后置换等叙事安排，增强人物反差性与戏剧性。海飞还建立了多重网络的戏剧性人物关系。《苏州河》中的来喜是炳坤的前任和陈宝山的现任，炳坤与宝山又是师徒关系；《麻雀》中陈深的嫂子沈秋霞，事实上与他的上线李小男是亲生姐妹；《惊蛰》中的张离与陈山情投意合，相携革命，却在无意间发现曾经的恋人是陈山的哥哥。从而，人物内外的性格和行动差别、人物之间错综纠葛的关联，在内部连接在一起，使得故事在推进时牵一发而动全身，形成复杂的叙事机械装置。表面看，故事按照既定的轨迹向前推进，事件本身发生了单一性的、单向度的变化，但由于人物設置与人物关系安排的复杂性，每一个环节的变换事实上如齿轮般带动了其他的故事变化，影响着诸多人物的命运轨迹，由此实现了故事全盘的更新与发展，性格与命运的重新变换与展开。这些相似、相反、相交织，站在不同立场，做出相异行动的人物设置，是作者细密的设计和精巧的筹划，每一个人物个体的戏剧张力和人物群像所产生的惊异之感，显示戏剧的魔法和叙事的力量。

在精心地设置人物之后，海飞根据故事需要，贴合人物的性格，设置出合理而精细的情节。他时常以一条明确的主线为叙事线索，设置核心任务，如在惊蛰前拿到布阵图，通过潜伏得到归零计划名单，破解凶杀案谜题等，围绕这一核心任务又分解为许多前后关联、紧密集中的小任务和小事件，在每个小事件中设置悬念，营造紧张氛围。从而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保持巨大的兴趣和期待。尽管，我们知道代表正义的一方，尤其是故事的主角终将获得胜利，但是这过程中的艰险仍然刺激读者的神经。当米高梅舞厅中主人公衣服里暗藏的手包被发现，整个行动即将暴露时，在七十六号办公楼内潜伏者房间被装上窃听设备，要将电话打出去暴露身份而化险为夷时，在人物身份暴露，在被抓捕的关头逃出包围获得平安时……这些紧张的时刻，一次又一次地将故事的发展推向新的高潮。海飞的小说创作始终依循着戏剧性的叙事逻辑，在集中的时间段内，在微小的叙事空间中，设计出急转、突变、悬疑等情节发展路向，推进故事曲折前进。他的小说情节，可抽象化为始终向上的折线，折线的每一个阶段包含起伏不平、一波三折的小折线，重叠崎岖、回返交叉，逐步走向叙事的高峰和故事的高潮。可以看到，在叙事的起起伏伏和高峰低谷中，阅读者得到多重、丰富的审美体验。小说这种艺术被加入了更多戏剧性的表达形式，它确实提供了更强烈的精神感受，更大程度地给予人大欢乐和大悲苦。在极端紧张和激动中，形成美感的分享、情感的共振。所以，具有戏剧性特征的小说较之其他类型的小说，能够更为容易地将潜在的结构与读者内心所召唤的结构相遇合，生成新的审美境界，阅读者的思想情绪跟随人物与剧情起伏跌宕，读者和作者的生命体验在隐秘中达成融合。

二

在叙事层面所达成的戏剧性表达之下，在由场景、人物和情节所生成的强烈戏剧张力中，海飞的小说同时呈现出深刻的抒情意识，涵纳丰沛的抒情性内涵。一定程度上，小说是将一段相对完整的历史、现实，通过人物的动作呈现出来，“每一个动作后面都有一种情致在推动它，这种推动的力量可以是精神的、伦理的和宗教的，例如正义，对祖国、父母、兄弟姊妹的爱之类”⑥。这种情致使小说本身达成历史客观原则与抒情主体原则的统一。在海飞的作品中，对人物内心的触摸、表达和关切是他的情致，“谍战不是写谍，而是在写人丰富的内心。其实，传奇也不是写传奇。所有的小说與影视作品，其实都是在写人丰富的内心”⑦。可以看到，在特定的时空中，作品中人所发出的戏剧性的动作，他们对于个体命运的选择，是人性的伦理，更是民族家国的伦理。作者的叙事动力，来源于历史和人性本身，而作者最终想要表达的，也是关于历史和人性的思索。具体来讲，海飞小说的抒情性内涵，包含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体情感，和由个体情感所联结和缀合出的群体情感。他笔下的人物是柔软与坚硬的聚合、现实与理想的连缀、个体与群体的并置。他们深刻地呈现出，历史波动大潮中的个体，如何以自我的伦理实现对于亲情、爱情和友情的追随，又是如何在面对动荡的局势、冷酷的战争时，释放出人性维度中那些果敢、坚毅和勇气。无数个体在其精神内部的回响，交织出关于国家和民族伦理的颂歌，共同吟唱着关于理想和信仰的抒情诗。

海飞的谍战小说，坚定地沿着每一个人物的生命轨迹和生长路径，切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片段中，在细小的生活环节中逐渐将人物引向革命正义的重点。通过生活的细部、情感的线索，遵从“复杂的人性”和“丰富的内心”，逆向缝合一代人的信仰，这种逆向的逻辑是生活的逻辑和现实的逻辑，观照着当代人灵魂内部的幽微。《惊蛰》中，陈山原是一个落拓不羁的“包打听”，他为日本人进行潜伏工作获取布阵图是因为妹妹陈夏被掠为人质。当他面对张离加入共产党的邀请，则坦言“党有两个，但妹妹只有一个”⑧。当他对共产党人张离产生爱情时，便将张离视作他的“大局”。从而，即便是陈山内心的伦理始终偏向于正义，但是他情绪的表达、动作的发生、身份的选择，最初都来源于日常的、个体的情感伦理。陈夏则因为对端木惟的感情，走上了与兄长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受训成为一名日本间谍。《向延安》中只想做一名优秀厨师的金喜，因对罗家英的爱情，而选择了“向延安”的革命信仰。《麻雀》的徐碧城为国民党服务，却因对陈深的感情，而在行动中屡次与共产党合作，对她而言从重庆到上海的距离就是爱情。而《惊蛰》的宋大皮鞋、菜刀、刘芬芳等人掩护陈山拿到“秋刀鱼”计划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友情，“就算死了，来生也得再做兄弟”，“朝天一炷香……便是同爹娘”⑨。海飞的小说“展现历史烟尘中的豪情正义，及其被重新唤醒的生命和人性，从容不迫，并且竭力地发掘，呈现出人的最真实和隐秘的内心图景”⑩。那些鲜活生动、来路各异的人物，唐山海、徐美娜、苏三省、宝山、炳坤、童小桥等，走进了历史的瞬息之间。无论身份立场、信仰理想如何，其性格特征和行动选择，他们人格构成的多个面向，事件的万千变化、扑朔迷离，其信仰的游弋，以及他们所遵从的伦理，都彰显着广阔世界中生活的多元与感性，和人性的复杂与深刻。显然，面对大历史的动荡，山河破碎和国破家亡，个体的、日常的生活在既定的轨迹上被打破，辗转流离，错位曲折，越出日常成为日常。此时，人物的命运、选择，包括人性都抛入到巨大的、宏阔的历史漩涡中旋转。舞厅中的纸醉金迷、谍报机关的险象丛生、市井街巷的市声喧嚣，生活本身在动荡的时代中被确认了新的意义。普通的个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那些智慧、勇武的潜伏者，坚定、奉献的革命者，平常、无争的普通人，在故事的一次次推进中，在每一个精密编织的冲突、巧合、悬念中，甚至在所谓“日常”的演进中，失去了平衡、尊严或生命。作者在每一次日常的消逝中，探析着人性中所有负载的维度，述说着对人类命运悲剧性的叹息，抒发着作者跨越时空与历史对话后的叹惋与悲情。

当然，海飞的抒情不止于对日常人生与情感的探询，也未沉湎在历史与命运不可抗拒的无力之中。他的戏剧性和叙事张力中所承载的抒情内涵，具有执着坚韧的民族精神、不屈的反抗意志和坚定的家国情怀。西方戏剧中的那些命运悲剧，在中国作家的笔下被人类的精神所改变、征服。徐则臣评价海飞的小说，指出“谍战小说中的主人公总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细节，顽固的理想主义和柔软的内心让人物形象获得了充分的复杂性”11。海飞在谍战作品中最终呈现的是一代中国人理想和信仰的力量。“革命非但不是对老中国的社会秩序——父子、夫妻、兄弟之伦常、之亲情的超越，而相反成为一次有力推进与回归，它是革命、阶级叙事的伦理化呈现，也是对传统秩序的革命化阐释。”12无数和小人物的悲欢、爱恨、生死构成的本质的生活中和本相的历史，在小生活和大历史中，日渐生长出来信仰与追求。那些起伏波动的情结、生死不休的人物，通过情感的点染、事实的印证、精神的觉醒，实现普通个体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理解，以及对理想的确立。当个人情感与民族情感、家国信念产生纠缠、冲突时，所有的维度都在山河破碎的变局中，服从并归一到国族的伦理中。普通人在蜕变的过程中，逐渐将个体的价值取向与抽象化的革命信仰相结合，进行了人生信仰的重构，对革命信仰进行了伦理化的表达。那些英雄的人物，经过日常生活的熏染，经历潜伏谍报的惊险和血与火的洗礼，最终获得了胜利并一路“向延安”。事实上，这是超越了个体命运的对宏大的人类命运的总体观照，其中包含的是中国人进入历史、改变历史的生动力量。作为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海飞通过戏剧性的人物与情节构筑出关于革命历史的信仰，正如《惊蛰》中《致女儿书》所言“我不愿失去每一寸土地/哪怕是泥土之上的每一粒灰尘……最后请用我的骨头，当作武器砸向敌人”，山河破碎、无以为家的深重忧虑和舍生忘死、勇往直前的牺牲精神，抒怀了一代革命者的内心话语，和在历史中生长的崇高使命与责任。在后革命时代的今天，家国的风雨飘摇和革命的惨烈记忆似乎已然远去，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也缺少了对象化的附着。海飞用一种当代化的方式重拾革命记忆，重建我们的信念理想。可以说，戏剧性为小说提供了巨大的营构与生成世界的可能，它有自己的逻辑与方法，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铺展出丰富的诗意，将叙事的张力与审美的张力合而为一，寓涵着作者对于生活、对于历史、对于世界的理解，海飞传递出的是对高贵灵魂的致敬，和对民族家国的最高信仰。

三

谍战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在当下的创作似乎在走向一种套路化，近二十年内日益生成了属于这一类型的成规。当我们持这种怀疑与警惕的时候，仍然有些作家令人感到欣喜，并使谍战小说存在更多变幻与延展的可能。尽管按照戏剧性表达与抒情性内涵的逻辑，当代诸多优秀的小说家如麦家、孙甘露、全勇先等都已创作出具备此中结构的作品。在一众的优秀作家中，海飞具备其辨识度，他在经年的创作中，通过编剧与小说叙事系统的转换衔接，和他的人生经历、美学素养和文化追求，形成属于自我的文字质地、风格和情致。可以说，海飞的谍战小说已在诸多方面呈示出古典诗意的美学倾向，氛围意蕴的朦胧氤氲、人物形象的侠骨豪情、内容情节的古朴传统和情感表达的余韵悠长，共同构成了海飞小说的诗意协奏。我认为，海飞的谍战小说不止于对谍战的单一戏剧性表达，或试图通过谍战故事增加叙事的张力，而是将戏剧性与抒情性交融，通过民间、传统、古典的外部形态，探寻一种本质上的中国人对于审美、历史和人性的情致与情怀，试图以独异的美学特征抵达文学与现实的丰饶与宏阔。

这位从诸暨走出来的作家，身上带有中国江南文人的影子，他的审美趣味、美学追求无不带有古典中国美学的印迹。可以说，江南的雅致构成了海飞作品的根本调性，他“完成了南方语境下的民国叙事，他丰沛的想象力，令人难以想象地构建了特定年代的文学版图和虚构的特殊空间”13。苏州河水的流荡，惊蛰天气的氤氲，长亭镇的渡口，烟雨绵绵、水汽四溢、迷离扑朔。“远处密集但是却细小的雷声，隐隐地滚过来。接着下了一场雨，让这初春的空气显得无边湿润和清新。”14“远远的夕阳斜斜地打湿了向四处蔓延生长的苍凉的荒草。”15“雨丝密集而均匀地笼罩在伞面上，亮晶晶的大颗水珠顺着伞骨朝四面八方滴落。”16风、雨、河流等意象共同构成作品的情调，色彩、线条的自由交叠，朦胧的意蕴和留白的余绪，使得这些景致沉静而又绵长，它们的组合、映衬、对照，形成独特的美学观感。江南地区的迷蒙与柔软，和坚硬的战争相互交织，雾气的神秘与谍战潜伏相互呼应，个体精神与集体信仰彼此回响。“而静静伫立又缓缓流淌的苏州河，既成为新旧更替之际人间悲欢的历史镜像与见证者，更贯穿叙事始终，成为一种调性、一种氛围，甚至是一种符号、一个角色，映照出海飞对存在世界与人生复杂性的洞察、把握及诗性传达。”17苏州河水意象静谧悠长，折射出人物的摇曳多姿与命运流转，传递着作者对人性悲伤与命运悲悯的触摸和把握。在这种典雅的语境中，海飞对人物的设置的戏剧性，又在江南的柔情中闪现出爽利豪迈的气质，氤氲绵长又失重感。那些生活在现代革命时期的人物们，散发出侠士的风采，那些市井的、传奇的中国人，率性不羁又侠骨柔肠，因朋友兄弟情义而奔赴沙场，为家国民族爱恨而舍生忘死，草莽中尽显英雄本色。这位“喝江南水长大、驾大漠风成熟”的作家，在作品中化南方与北地，融柔情与豪情，合婉约与干脆，以中国文人的视野透视特定时空的革命历史和传奇人生。

海飞的叙事选择、内容设置也具有民间的品性和传统的质地，从而在谍战小说领域显现出独特的风格。事实上，当代的谍战小说大多是新智性小说，摩斯电码、密码破译、监听侦破，这些技术化的手段和方法增强了谍战小说的可读性，激发着阅读者对自我智力的调动。但海飞的小说并未沿这一路径发展，他作品中信息的传递依靠家养的鸽子、衣襟上的文字、身体上的图画或是菜市场的布告栏，接头见面则是在公园、早点摊，潜伏者拿去重要文件的方法是想方设法去拓印钥匙。及至“谍战深海”系列中的《风尘里》《江南役》则有伪装术、顺风耳、嗅闻生死等。由此，我们看到海飞的谍战小说的“谍”是传统的，那些符码、载体、人物都带有着古老中国的深刻印记。他作品当中的“战”也非硝烟四起、血泊遍地，海飞对“战”的表现是克制和冷静的，激烈的战争场景往往通过拉开叙事距离的方法呈现，谍战中最惨烈的审讯过程总是在简洁的语言中迅速地结束，人的死亡、牺牲则以哀伤、悠长的语调和优美的瞬间相伴随。甚至，在反面人物的身上，也并未直露地塑造其卑劣与猥琐。对于那些暴力的事件，海飞的叙述像是武术中的点穴一般，一点即止却直击痛处。可以说，海飞并未将“谍”的技术手段和“战”的短兵相接作为叙事的中心，也不属意于将读者的智性思维带入作品当中。而是通过人物群像的摹写和情节内容的编织，触摸丰富的人性维度，用民间的内容，传达出属于中国人的江湖道义与家国情怀。

多年以來，海飞在戏剧和小说两种话语系统中自如地切换，又以两种艺术形式的特异性相互给养。他的小说创作具有深刻的戏剧性，场景、人物、情节等诸多元素，使得作品在不同要素彼此交织、交叠、延展、变形，形成巨大的叙事张力。海飞织就的这张叙事网络，在戏剧性的外部形态之下，又遵从中国式的古典美学，铺展出丰富的诗意，讲述普通人的平常与绚烂，传奇英雄的柔情与豪迈，探寻个体情感与家国伦理的冲突和选择。他通过叙事的张力打开情感之门，在戏剧性的叙事中更加深切地呈现出他对于人性和历史的关切，捕捉与当代人共鸣的情感瞬间，深入伦理与命运的褶皱之中，探测人性的深度和历史的厚度。

【注释】

①方守金：《试论小说的戏剧化及其限制和超越》，《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5期。

②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第23页。

③11金莹：《海飞：文学性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讲究》，《文学报》2016年11月24日。

④段松艳：《海飞谈新作〈苏州河〉：这是个让我舍不得动笔的故事》，天目新闻，https：//www.tianmunews.com/news.htm/？id=566306。

⑤⑦袁欢、金莹：《海飞：同酿酒一般“养故事”》，《文学报》2017年10月26日。

⑥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246-247页。

⑧⑨1415海飞：《惊蛰》，花城出版社，2017，第90、172、59、151页。

⑩张学昕、关岫一：《海飞〈惊蛰〉的叙事伦理》，《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

12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第148页。

13刘慧：《为无名英雄塑像 海飞新作〈惊蛰〉展现惊人的想象力》，https：//zj.zjol.com.cn/news.html？id=760102。

16海飞：《醒来》，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第169页。

17张学昕、朴竣麟：《历史波光中命运与人性的张力——读海飞长篇小说〈苏州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5期。

（范春慧，辽宁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