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域下解读《伤逝》中的男性话语霸权现象

□张艺伟/文

鲁迅的《伤逝》是以涓生的男性视角进行叙事，涓生仅仅是以个人的角度审视自己和子君的爱情，用男性单方面的话语权去压制子君的声音，导致子君一直处于失语的状态。如果用女性主义的角度去挖掘，就会看到其中被遮蔽起来的东西，那就是涓生自始至终都在为自己辩解。男性作为话语霸权者，这篇小说实际上也是他用来削减自身负罪感的忏悔手记。下面以《伤逝》中子君和涓生爱情故事的发展为线索，将涓生在相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男性话语霸权分为恋爱中的唯我独尊、同居后的自欺欺人以及忏悔时的自我辩解三部分。

1 研究价值

作为历史盲点的女性，“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1]。一直以来，这个群体都没有被赋予话语权。这样的性别压迫促使女性主义的崛起，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也随之在文学界中出现。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运用于文学作品的诠释，主要是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人物形象、作品所涉及的性别政治关系以及女性在父权制度下的悲剧，它有着明显的性别取向原则，试图解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倾向，着重于文学创作中对男权观念的批判，试图为被男权意识束缚的女性群体解绑。《伤逝》是鲁迅唯一一部爱情题材的小说，以男性视角反映了子君在启蒙后走出家庭、走进婚姻最终失去爱情的过程，体现了男性话语在两性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涓生在热恋期、同居时以及子君死后三个时期话语霸权行为进行细致分析，控诉男权话语的自我辩解，挖掘《伤逝》中潜在的女性失语状态。

2 小说相关介绍

《伤逝》是现代文学家鲁迅于1925年创作的一部以爱情为题材，反映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命运的短篇小说。《伤逝》的副标题为“涓生的手记”，意在暗示读者这是一位男主角的独白，一部以男性视角写成的小说，文本中会充满男性话语的腔调。涓生通过回忆叙述了自己和子君是如何冲破重重阻碍恋爱、同居的，直至最后两人分离，全文都是由涓生独自完成叙述。涓生的男性视角让读者领略到了他“唯我独尊”的男权意识。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叙述，迫使子君在小说中不能发声，完全处于失语的状态。在阅读过程中，读者自始至终看到的是涓生的情感，他用悲怆的口吻诉说着自己的悔恨，“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2]，文本中两次出现了这句抒发自己悔恨的话。如果单纯地跟着涓生的叙述，读者在感叹子君的不幸的同时，很容易对男性叙述者产生怜悯之情。但如果进行细读，就会发现小说中涓生与子君每一段相处，涓生都是主导，无论是求爱、婚姻“悲剧”，都是涓生以自我为中心的决定。如果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去审视涓生的行为，可以发现他对子君话语权的剥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男性话语霸权导致女性处于失语状态的真实反映。涓生从小说伊始就在为自己辩护，他不是在忏悔，而是在为自己开脱。

3 男性话语霸权的开端——恋爱中的唯我独尊

涓生一直认为自己是子君的“启蒙者”，潜意识里，他的地位高于子君，在子君面前他拥有极高的优越感。所以，当他向子君求婚时“身不由己”地用电影里的方式，热泪盈眶地单膝跪地，但这也让涓生一直引以为傲的男性优越感受到损害，是涓生日后不愿提及此事的缘由。在涓生潜意识里，自己高高在上的身份实在是跟这种下跪请求女性与自己结婚的行为不符，这无疑是对他的男性尊严的践踏。因此，涓生试图忘记这件事情，甚至不许子君提起，以此来恢复他莫名的男性优越感——日后他只要想到自己如此浅薄、可笑甚至是可鄙的举动，“就使我很愧忍”，因为那是他的耻辱。

“寂静”“空虚”二词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出现九次的“寂静”和十八次的“空虚”足以证明涓生是一个没有目标和方向的人。而涓生自己也提到过，他之所以如此迫切地想与子君恋爱，想让子君听他“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李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全是为了“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毫无疑问，只有子君对他时时刻刻的仰慕，才能让涓生在体味到尊严的同时，忘却人生的乏味与孤独。从涓生的叙述中，读者不难察觉出他在恋爱过程中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愈发膨胀。究其原因，其实就是子君对他的仰慕和敬佩致使他将自己视为子君的启蒙导师，而当子君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时，涓生的反应是“说不出的狂喜”，为子君的启蒙而感到骄傲，这看似是因为他因子君的初步觉醒而感到开心，实则是因为涓生觉得这是自己的成功而产生欣喜之情。由此可见，涓生和子君的相爱“并不是真的相知相交，也不是两个心灵的相互碰撞，而是一颗强势心灵向另一颗弱势心灵的碰撞，是产生于涓生从子君身上找到的骄傲感，产生于一种践行‘五四’新思想的理想”[3]。在与子君相爱、启蒙子君到与子君同居的过程中，涓生始终将自己放在第一位，他一直是在为自己说话，他从没有站在子君的立场去客观叙述。由此可见，一直以来标榜“独立、平等、真实”的涓生在潜意识里实际上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唯我独尊”的传统的大男子主义者。

4 男性话语霸权的高峰——同居后的自欺欺人

涓生在与子君热恋期间对她的态度与两人同居后大不相同。涓生在热恋期间的男性话语霸权已初步显露，个人功利思想在同居后更是暴露得一览无遗。在同居之后，涓生渐渐疏远了子君，也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自己今后的出路，这说明涓生的自我与功利。

涓生丢了工作时，他虽然表面镇定，内心却波涛汹涌。小说中他并没有反思自己为何“早就决定可以给别人抄写，或者教读，或者虽然费力，也还可以译点书”却一直没有付诸行动。大男子主义的涓生只是格外在意子君的态度，他害怕子君因为自己丢了工作而不再尊敬他，他痛心于子君“变了色”，并认为她“很怯弱了”。在失业来临之际，涓生心里其实已经乱了阵脚，但他却仍然要求子君表现得像之前那样坚决无畏。由此可以见得，他完全不在乎子君因为二人的生活而发愁焦虑的心情，相反只考虑到自己的情绪。因为涓生与子君交往只是为实现自己的“五四”理想，摆脱当下孤独空虚的生活，子君被家庭琐事折磨得焦头烂额，已不能如从前般满足涓生的这份“需要”时，她就得不到涓生的关注。

涓生对子君的厌烦是从他失业开始的，因为他觉得子君不能像以前那样接受自己的开导，在精神上满足他的优越感，于是涓生先是埋怨子君不像以前那样安静体贴，接着责怪子君只知道“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自己的构思被吃饭打断时还要给子君一点怒色，后来甚至觉得子君是一个“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的累赘。经济上的困顿和压迫使涓生想要抛弃子君，他想要全身而退地摆脱子君，先“经过多次的抗争和催逼”，吃掉子君养的油鸡们，然后扔掉了子君的小狗阿随，最后一步就是丢掉子君这个“包袱”。涓生眼中的子君早已成为阿随一样依附在自己身上可有可无的物品。涓生为了让子君主动离开，首先暗示子君，自己一个人生活的话会很轻松自在，现在受这些苦，是因为子君和自己生活在一起。随后涓生便以种种理由将子君扔在家里不闻不问，整整一个冬天他都躲在通俗图书馆里。涓生企图用冷漠让子君主动离开，因为这样他仍然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过着轻松自在的生活。可是，冷漠都无法将子君逼出，因此涓生只好直截了当地向子君道出实情，“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说完之后，涓生还要虚伪地再补充一句，“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看似是在为子君未来的自由和幸福着想，实则他始终只想着自己，这是在为自己的轻松自在寻找出口。涓生自欺欺人的说辞并没有换来他所预期的“大的变故”，子君的反应使他感觉“冰的针刺着自己的灵魂”，致使他第二次想到了子君的死。此时涓生心中的想法是，子君若死，或许他更能如意。但虚伪的涓生仍要在手记中去悔恨、哀怨子君之死。正如易卜生在最后所作《我们死人再生时》（When We Dead Awaken）中所说：“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这种“为我主义”才是真正的涓生，而他的一切说辞都是自欺欺人的谎言。

5 男性话语霸权的延续——忏悔时的自我辩解

《伤逝》开篇写道，“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从中可以发现，涓生这里用了一个假设，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涓生一直在陈述子君的不清醒和不觉悟，一直在寻找抛弃子君的种种理由，一直在为自己开脱，仿佛子君的死只是因为她失去爱情后的自寻短见，与他毫不相关。在文本中，涓生很少给子君说话的机会，自始至终是他掌握着话语权，而子君作为这场婚姻悲剧的主角，一直处于失语状态，正是涓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男性中心意识，以及“唯我独尊”的个人功利主义思想，终于把子君推向了死亡。小说中涓生一直在渲染社会世俗对他们两个的压迫和不接纳，比如他们找住所时遭遇的讥笑和轻蔑，房东太太的奚落，脸紧贴在窗玻璃上的“鲇鱼须的老东西”和涂着雪花膏的小东西的异样眼光，子君对这些嗤笑的态度却是“目不斜视地骄傲地走了”，可见这些都不足以摧毁子君。真正导致子君死亡的就是涓生。毫无疑问他是清楚这一点的，但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心理负罪感，他还是要假惺惺地忏悔，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由此可见，《伤逝》并不是涓生痛苦的忏悔，而是他企图逃脱责任的辩解。

在小说的结尾，涓生再次强调他不应该对子君说实话，“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她的命运，已经决定她在我所给与的真实——无爱的人间死灭了”。按照涓生的逻辑，造成她死亡的不是“我”对子君的伤害，而是“无爱之实”。涓生所悔恨的是自己对子君说出“无爱”的真相，而不是自己弃她于不顾。然而，如果涓生不说真话，就又成了一个伪君子。真相与虚伪之间的两难处境使读者对涓生产生同情，从而忽略了涓生对子君之死所承担的责任。涓生娴熟的叙述技巧在唤起读者的同情之时，也让他自己变得心安理得，高枕无忧，不能说不狡猾。

6 结语

《伤逝》的男性话语霸权造成了子君的失语，完全遮蔽了女主人公的感受。子君的形象也在涓生的男性视野下变得面目全非。这是封建父权制社会下男性话语霸权导致的必然，是千百年来男女不平等、女性失去话语权的集体无意识的表现。戴锦华教授曾说：“两千年父与子的权力循环中，女性是有生命而无历史的，那里有妻子、有后妃、有妇人、有婢妾，而没有女性”。可见，男性话语霸权意识一直存在，中国的“子君们”长期失去话语权，作为个体的欲望被遮蔽，得不到展现。

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框架内解读《伤逝》，不是为了简单地谴责时代对女性的压迫，也不是为了讨伐涓生，为子君讨回公道，而是要通过分析文本，启迪女性主义意识，避免子君的悲剧重演，让女性曾经失去的话语权重新获得。鲁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用自己方式表达了对中国千千万万“子君们”的关注。《伤逝》所揭示的婚姻悲剧是深刻的，而子君的悲剧是女性的普遍悲剧，涓生的弱点也是人类共同的弱点。■

引用

[1]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2] 鲁迅.鲁迅小说集 彷徨[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7.

[3] 何孟霞.从《伤逝》的第一人称视角解读涓生的失败[J].青年文学家,2009(19):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