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式发展理论视角下贵州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研究

汤 华,王 涛,孟 梅*

(1.新疆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2.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贵州毕节 551700)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随之发生转变。如何有效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持续推动脱贫地区的持久发展以及乡村的全面振兴,成为新时期党和政府、贫困地区人民要面临的新议题。通过研究发现,贵州省大多地区依靠政府支持、政企合作、人民参与等手段实现了脱贫摘帽,但尚未形成内在的、可持续的长久发展能力,部分地区返贫的风险依然很高。

王坤等[1]认为,贵州省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多为旅游产品要素的简单堆砌,且由于村民无法深度参与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因此乡村旅游产品不能与旅游开发地区实现深度融合。贵州省的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大多数是乡村旅游地的本地村民,因此普遍存在服务意识不高、服务质量不足等情况,进一步加重了贵州省乡村旅游产品的同质化问题。

2020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从政府、市场、人民群众3个角度提出如何发挥群众主体作用以及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的意见办法[2]。内生式发展思路开始以政策条例等方式正式与乡村旅游挂钩。2021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发布,该法第五十九条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能力[3]。从探索到立法再到落地实施,内生式发展的内涵、理论逐步为我国乡村旅游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及乡村振兴提供更为系统科学和有力的思路和指导。

该研究基于内生式发展理论的相关研究,结合贵州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探讨并总结内生式发展理论视角下贵州省乡村旅游产业中的实践、成效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探寻以政府引导的、鼓励企业参与的、坚持以群众为主体的、能够激发起内生动力的建议意见,进而从中得出对我国乡村旅游、乡村振兴有益的启示。

1 研究评述

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反思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弊端以及重视保护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发展阶段,发展理论相关的研究逐渐步入低谷[4]。霍华德·威亚尔达认为,西方世界的发展研究存在明显的缺陷,他认为西方的发展研究一方面揭示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内在联系。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内在关系的揭示,并没有给第三世界国家指出脱困的途径,他认为这种内在关系的研究在本质上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自我感动”[5]。所以,一种更适合第三世界国家现实发展需要的发展理论开始出现,内生或内源性的发展相关研究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出现。

1971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UNESC)针对不发达地区的发展项目提出多个方面的共识,其核心内容是大众应该共享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大众应该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应该是彻底的[4]。这一共识的提出,进一步启发后续研究者对于内生式发展理论的构建和提出。1974—1975年,联合国《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瑞典财团的报告都认为,个人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应重点从自身、内部进行推动[6-7]。

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内生式发展理论的相关研究方面取得较多成果。内生式发展研究的重点明显地从“物”转向“人”。日本学者鹤见和子认为,政府规划+企业参与的乡村旅游发展思路属于外生式发展模式。而内生式发展则是一种由内而外、自上而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即以乡村旅游开发地区当地的人文、自然环境为重要发展基础,乡村旅游开发地区的居民、地方政府、本土或外来企业三者共同作为开发的主体,充分发挥各方优势条件共同开发乡村旅游项目,居民、政府、企业均可以从开发的结果中实现长远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尤其是乡村旅游开发地区的居民,在开发后期,在政府和企业逐步退出开发、角色转换的情况下,这些居民能够加入并自主地推动乡村旅游开发地区的后续运行,这就是内生式发展的本质内涵[8]。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宫本宪一进一步提出内生式发展模式成立的条件,日本学者守友裕一随后提出内生式发展的机制。2000年,联合国发布《马德里宣言》时倡议,呼吁全球各国大力推行内生式发展。

根据中国知网检索结果,1999年,我国开始出现关于内生式发展相关的研究成果。陈晓律[9]研究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是自发形成和运行的,这种自发产生和运行的现代化模式就是一种内生式的现代化,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发展模式。2006年被称为中国乡村旅游元年。2007年,内生式发展理论首次与旅游产生交集。2008年,内生式发展理论与乡村旅游实现进一步融合。内生式发展理论相关的检索结果也从2007年开始出现明显增长。

2008年前,国内关于内生式发展的应用多集中在城市发展规划和对西方内生式发展的经验总结两个方面。2008年,黄超超[10]首次基于内生式发展理论视角,系统地对浙江省余杭山沟沟的乡村旅游地区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浙江省余杭山沟沟乡村旅游地区的内生式发展模式与已知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内生式发展模式存在明显区别,即余杭山沟沟乡村旅游地区的山沟沟旅游发展公司与乡村旅游发展地区的居民存在非常多沟通和联系,这种沟通和联系使得乡村旅游开发公司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这种尝试和创新,使得当地的乡村旅游模式更倾向于理论中设想的内生式发展模式。王志刚等[11]进一步系统地研究了内生式发展理论自国外引入我国后的演进过程。

基于以上结论可知,随着研究的深入推进,国内外关于内生式发展理论的研究存在明显差异,但在多方面达成共识。例如,应将开发地区居民作为重要参与力量纳入项目开发,要重视培养开发地区居民自身的发展能力,开发的同时也要重视对生态环境与文化环境的保护等。

2 内生式发展在贵州省乡村旅游产业中的实践及成效

2.1 贵州省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2.1.1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何志远[12]利用ArcGIS的空间分析功能对贵州省9 015个乡村旅游资源点进行研究,认为贵州省的乡村旅游资源数量多、分布均匀,并且贵州省乡村自然旅游资源比人文旅游资源更为集中、分布更广。同时,贵州省的优质乡村旅游资源多集中在贵州省的行政中心周边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及周边地区。3、4、5级乡村旅游资源总量为900余个,仅占贵州省乡村旅游总量的10%左右,可见贵州省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巨大[12]。

2.1.2发展起步早,速度快,成果丰硕。20世纪80年代初,贵州省旅游局首先引入乡村旅游理念,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提出“旅游扶贫”方案,并开始试点[13]。2004年,贵州省旅游厅联合多个单位和部门共同举办了“中国·贵州乡村旅游国际论坛”,旨在为贵州省发展乡村旅游助力脱贫攻坚找到科学有效的发展策略[14]。2007年,贵州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关于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意见》。2010年11月,贵州省旅游局、中国旅游研究院联合发布《贵州省旅游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2011年,《贵州省休闲度假旅游规划》《贵州省“十二五”旅游市场营销战略规划》正式发布。2012年,世界旅游发展大会正式举办,“贵州模式”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代表在全世界得到推广。同年,贵州乡村旅游成为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重要观测点之一。2015年,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家旅游局等部委公布的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名单中,贵州省共有517个村寨入选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约占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的24%。可见贵州省的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总量多,基数大,脱贫任务十分艰巨。2018年,贵州省新推出1 710个乡村旅游村[15]。贵州省乡村旅游村的建设,极大地帮助贵州省乡村旅游扶贫村实现摘帽脱贫。截至2022年8月,我国共有1 299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贵州省则已建成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镇437个,占比33.6%[16-17]。

可见,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贵州省始终围绕乡村旅游的方方面面提前谋划、积极落实,从政策的制定到落实,将无数无人问津的“荒茅村”变成无数国内外游客喜爱的花茂村。从过去的8个旅游扶贫试点地区到今天1 200多个乡村旅游村寨。可见,贵州省乡村旅游发展起步早,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发展迅速,在多年的积极探索和试点过程中,已取得丰硕的成果。

2.1.3乡村旅游标准化建设能力不断增强。根据2016年贵州省乡村旅游营收数据显示,2016年贵州省乡村旅游接待省内外游客2.42亿人次,总收入超1 000万元,同比增长分别为52.2%、51.7%。但根据游客反馈结果显示,贵州省乡村旅游发展势头迅猛的同时,在乡村旅游接待设施、服务质量、卫生、环境、食品安全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其原因主要是缺乏一套与乡村旅游发展相适应的建设管理和服务标准[18]。2016年10月,贵州省质监局牵头开展贵州省乡村旅游标准化建设工作,并正式于2017年4月27日正式颁布3个乡村旅游新标准。其中,《贵州省乡村旅游村寨建设与服务标准》从旅游设施、旅游安全、卫生要求、主题特色等9个方面将贵州省乡村旅游村寨分为3个等级。《贵州省乡村旅游客栈服务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从接待设施、安全管理、卫生环保、主题特色6个方面,将乡村旅游客栈分为3个档次。《贵州省乡村旅游经营户(“农家乐”)服务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从基础设施、餐饮服务等8个方面将乡村旅游经营户(“农家乐”)分为3个档次。从2017年至今又新颁布了《山地民宿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标准。

根据2022年《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第179号建议的答复》文件显示,未来贵州省将持续推进贵州省乡村旅游标准化建设工作,继续修订和完善《贵州省乡村旅游村寨建设与服务标准》等4个标准,强化乡村旅游村寨、乡村民宿、“农家乐”等的标准化建设和管理,持续推动贵州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19]。贵州省乡村旅游国内国际知名度不断提高。

2.2 内生式发展在贵州省乡村旅游产业中的实践及成效

2.2.1党领导下的内生式发展路径是主要动力。2022年4月,国发〔2022〕2号文件明确要求,贵州省要走具有贵州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要大力推进贵州省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推进贵州省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繁荣发展,党的全面领导是核心。

党的先锋带头作用。张洪昌等[20]研究发现,要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为一体的民族旅游村寨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内生式本土化发展的排头兵作用。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首先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带头作用,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旅游点所在地区自身的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动建成充满活力和和谐有序的乡村旅游社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司的调研结果显示,遵义市湄潭县通过县委县政府带头编制一系列县级旅游发展规划方案,出台一系列文件措施并带头落实,为湄潭县乡村旅游项目发展和乡村旅游产业体系构建提供了坚实保障和引领作用[21]。

党主导下的乡村振兴人才建设。通过制定政策措施,帮助乡村旅游发展地区培育本土民族特色工艺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创客人才,共建优质民族文化旅游人才队伍,从根本上为乡村旅游乃至乡村振兴提供不竭动力,也是贵州省乡村旅游产业实现内生式发展的根本动力。

2.2.2将开发地区居民作为重要参与力量纳入项目开发。张洪昌等[20]还证实,在一些地区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充分发挥村委会、旅游商会协会、景区管理公司、族长寨老等民族旅游社区治理主体的作用,可充分激发群众的治理智慧和参与意识。其次,通过引进和培育本土乡村振兴人才。通过人才带动,进一步发掘、保护、传承乡村旅游地区各类文化旅游资源,让乡村旅游地区村民主动参与当地旅游资源的发掘和保护、创新过程中,发展带来的收益由该地区所有居民互惠共享[20]。

2021年10月,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发改委、省民宗委、省住建厅联合印发了《贵州省推进乡村旅游与传统村落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深度融合发展实施方案》。方案明确提出贵州省将要基于传统村落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打造一批特色乡村旅游示范点,带领、鼓励村民通过新媒体对乡村生活和文娱活动进行宣传。加强引导和教育培训,培育一批本土的乡村旅游致富带头人、经营管理人才。通过举办乡村旅游创客大赛等活动吸引青年人才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等[22]。可见,贵州省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总方案中就明确了,旅游开发地区的居民是旅游开发区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同时也需要重点培育乡村旅游地区居民的文化娱乐水平、经营管理水平。

2022年4月,随着国发〔2022〕2号文件的公布,提出如何培育民族文化旅游能人、推进乡村人才振兴,是新时期提升我国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文件主要提到,一方面是要积极培养和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和实用旅游人才,培养好“领头雁”,通过能人带动和壮大民族文化手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要充分发挥旅游开发地龙头企业及致富能人的带头作用。可见,将乡村旅游开发地的居民作为地区旅游开发的重要参与力量,在政策上是可行的。

2.2.3要重视培养开发地区居民自身的发展能力。首先是文化自信。贵州省政协委员、兴义市文化馆国家一级导演韦家秀认为,发展乡村旅游文化产业,实现文化传承、产业发展、文化富民多重效益,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其中,遵义市花茂村、丹寨县万达旅游小镇、乌江六冲河畔、黔西市化屋村等乡村旅游点的建设,紧紧围绕当地特色乡村文化内涵、乡村文化经济。政府引领乡村旅游建设,充分发掘旅游开发点的文化内涵特色,促进当地居民经济收入增长的同时,提升当地居民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与经济收入增长实现良性互动。通过提升乡村旅游地区居民精神风貌,继续激发乡村旅游地区居民内生发展动力[23]。

其次是经营管理能力。将旅游开发地居民作为重要参与力量纳入旅游项目开发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培养旅游开发地居民的发展能力。2017年开始,通过专家指导、技术培训、引导农民“三资”入股参与旅游开发、合作社自我经营管理并分红等措施,遵义市湄潭县居民的生产生活问题被纳入当地旅游资源开发全过程,当地居民既能够在距离自己最近的地方实现就业,又能够在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掌握管理经营知识能力。根据数据显示,遵义市湄潭县2018年全年旅游综合收入较往年明显提升,人均收入较往年增长292.9%。殷红梅通过研究发现,2020年春节期间,受疫情影响,贵州省旅游遭受不小打击,但是贵州省乡村旅游从业者并未因此放弃,许多旅游从业者在疫情期间积极“做内功”,创新和探索未来贵州省的乡村旅游发展途径,并设计出小众精品旅游路线和定制化乡村旅游方案,通过内部学习培训不断提高自身服务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以应对新形式下游客的新要求[24]。殷红梅还认为,乡村旅游要更好地助力脱贫攻坚,应该让农村居民生活真正融入其中,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需求。

2.2.4开发的同时也要重视对生态环境与文化环境的保护。2021年8月,由贵州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贵州省休闲旅游精品线路宣传推介活动在开阳县举办,活动中对贵州省发展乡村旅游的经验进行展示。其中,贞丰县大力发展花椒产业,并取得明显经济效益。一方面,花椒产业在贞丰县的落地发展,是贞丰县探索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和谐共存的代表性成果。另一方面,随着贞丰县经济社会的发展,贞丰县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投入[25]。

同时,贵州省在围绕乡村旅游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旅游项目开发方面也体现了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和保护。例如,贵州省岑巩县天马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同时,将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当成“两个宝贝”,着力将玉门洞打造成为集生态文化旅游、农业丰收体验、素质拓展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农文旅一体化产业观光园。在“美”上做足“特”文章,将生态变成“摇钱树”[26],岑巩县农文旅产业成功激活了“美丽经济”。2022年多彩贵州春季赏花活动中,贵州省推出“十大油菜花海”10条赏花精品景点线路。该精品旅游线路的打造,重点就是围绕城市周边,发展环城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打造发展生态型、度假型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2021年,贵州省依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带动就业人数超过25万人,带动30万农民受益。通过打造一批乡村休闲旅游“打卡地”,既带动乡村旅游业发展,也逐步在全国人民心中树立起春天要看油菜花海到贵州的乡村旅游文化品牌[27]。

3 不足之处

3.1 地方企业组织未发挥其理论作用根据内生式发展理论在贵州省乡村旅游的实践成果不难看出,内生式发展的重点在于将乡村旅游开发地区的村民纳入开发的全过程,培养其发展能力。实际操作过程中,承担该责任的主要是乡村旅游开发地区的地方企业组织。但是,在梳理贵州省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案例的过程中,研究者发现,乡村旅游可开发地区的企业组织在推动地区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的过程中,未发挥其理论上的作用。其主要表现在,普通村民参与乡村旅游项目开发、运营管理的占比很低,普通村民多从事低端生产制造销售、一线旅游服务,获取经济收益的能力未得到明显提高。其次,乡村旅游开发地区的企业组织大多未与开发地区的村民共享利益成果,村民依旧无法抵御市场经济的冲击,较为弱势的村民多沦为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和市场变化的受害者。村民的经济收入来源依旧较为单一、不稳定,收入结构未发生明显实质性变化。这部分企业组织大多将旅游开发地区的村民当作赚钱的劳动力,普通村民与企业组织之间的矛盾纷争时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内生式发展的内涵要求相悖。

3.2 缺乏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监督管理制度一方面,由于内生式发展的本土化及研究不足,履行监督监管职责的地方管理部门无法制定科学合理的指标或参数,用于评估参与乡村旅游项目开发的村民、村民在参与乡村旅游项目开发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村民的经济收益等,也就无法对内生式发展的执行过程和效果进行评估,无法更科学有效地评估地方组织在开发乡村旅游项目为当地村民所做的贡献和收益。其次,部分乡村旅游开发地区的监督管理者在参与对乡村旅游项目的开发和对村民的管理过程中,多停留在活动表面,缺乏深层次的参与和监督管理,间接导致普通村民所要面临的风险增多。

3.3 乡村旅游产品的同质化问题根据文献检索结果可发现,贵州省乡村旅游主要存在类型同质化、产品同质化的问题。例如,在乡村旅游产品类型中,多为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农家采摘体验、赏油菜花或麦田等田园风光类乡村旅游产品类型[28]。其次,乡村建筑改造的同质化、人造风景同质化、村民生产经营模式同质化、旅游产品同质化等问题,未充分发掘各地区民族文化或特色文化,或者发掘层次不足,也是困扰众多乡村旅游点的问题。加上市场监管缺乏,产品同质化的问题还伴随市场价格虚高、产品质量不高等问题。

4 对策建议

刘安乐等[29]通过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水平现状对贵州省乡村旅游发展潜力发挥决定性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客源环境发挥调节作用。因此,如何充分挖掘、激发贵州省乡村旅游点内生式发展能力,是开展该研究的最终目的,通过文献研究、案例研究,该研究主要的对策建议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4.1 创新体制机制是激活内生式发展的主要动力参考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建设乡村旅游示范县的做法,一方面,地方政府组织应积极发挥引导和支持作用、市场监管的作用。地方政府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创新管理方式,以引导者和监督管理者身份出现。给予发展乡村旅游的地区及其农户更多的自主管理权限,农户完全自主或可以主动引入外部力量一同参与住房改造、运营和管理民宿,以更好激发农户参与共建乡村旅游的积极性、共享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30]。其次,地方政府组织积极探索对乡村旅游产业的监管评价机制,对参与乡村旅游项目开发的企业组织的资质、建设方案、项目建设效果等方面进行评估,适当提高非股东村民在乡村旅游项目中的获利,或加强对非股东村民参与乡村旅游项目的经营管理能力培养,增强村民在乡村旅游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参与积极性、学习积极性、盈利能力、经营管理能力等,从体制机制上进行创新,为培养和实现内生式发展提供动力。

4.2 重视对乡村旅游发展地区居民主体性的培育探索和建立科学合理的乡村旅游项目参与机制,鼓励乡村旅游地区居民积极参与乡村旅游项目的建设、管理、运营,尤其是引导年轻人参与。该举措直接将乡村旅游开发地区的村民纳入乡村旅游建设项目全过程,主要目的在于帮助乡村旅游建设地区的年轻人通过参与项目建设、实施,构建建设乡村旅游产品的思路、方法,培养建设乡村旅游项目相关的经营管理能力,提升对抗风险的能力等。

4.3 创新乡村旅游产品开发路径创新乡村旅游产品开发路径,主要是指优化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的格局,拓展乡村旅游产品项目,推动乡村旅游产品的创新等。其主要做法是,基于4.1、4.2,鼓励政府、高校和企业组织参与,以乡村旅游开发地区居民为主。首先,探索优化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的格局,不同地区的居民有序组织参与对所在地区的乡村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充分发掘所在地区的民宿风情或民族文化。其次,打造特色乡村旅游产品,不同地区的乡村旅游产品应有其明显差异,才能由点及面,形成乡村旅游产品集群,互惠共赢。最后,积极创新乡村旅游产品形式与内涵,不应为了短暂的利益而牺牲地方特色。在充分发掘地区特色乡村旅游产品的同时,也要探索和构建多元化的乡村旅游文化观赏或体验模式,加强乡村旅游产品的内涵建设,从根本上探索和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