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厉胄子”：北魏孝文帝对宗室人物之训诫
——以孝文帝训导诸弟为中心的考察

王永平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如所周知，北魏孝文帝倡导变革，特别是迁都洛阳及其全面汉化，推进北朝民族融合，历来倍受重视，相关研究连篇累牍，后学者似难置啄。孝文帝厉行汉化，对元魏宗室而言，就是促使其与汉族高门士族的结合——除了通过婚姻、门第、职官制度等方面的变革外，尚须对元魏宗室子弟进行内在的文化改造。士族之社会身份、地位固然通过其婚姻与仕宦等以体现，但对具体家族及其人物而言，其家世之因袭、家业之传承，无不有赖于其品德卓著、才学优异之子弟，故士族社会普遍重视其家教，士族代表人物无不重视子弟之训诫，从而奠定、规整其门风。①对此，前辈学者多有概述，陈寅恪先生有论云：“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凡两晋、南北朝之士族盛门，考其原始，几无不如是。魏晋之际虽一般社会有巨族、小族之分，苟小族之男子以才器著闻，得称为‘名士’者，则其人之政治及社会地位即与巨族之子弟无所区别，小族之女子苟能以礼法特见尊重，则亦可与高门通婚，非若后来士族之婚宦二事专以祖宗官职高下为惟一之标准者也。……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见氏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1-72页）吕思勉先生说：“凡大族，能为时稍久者，必自有其法度”。（见氏著《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928 页）王伊同先生说：“五朝名家，靡不有家教，所以立身处事，有以见异”，“巨宗重臣，咸有训诫”。（见氏著《五朝门第》，中华书局,2006 年，第196、197 页）钱穆先生也说：“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自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见氏著《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9页）北魏孝文帝与士族名士交往密切，②《魏书》卷40《陆俟传附陆凯传》载：“初，高祖将议革变旧风，大臣并有难色。又每引刘芳、郭祚等密与规谟，共论时政，而国戚谓遂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乃令凯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广知前事，直当问其古式耳，终无亲彼而相疏也。’国戚旧人意乃稍解。”(第906页)相关记载非一，可见孝文帝与士族名士交往甚密。对士族文化尤为钦慕，并着力推进元魏皇族、鲜卑上层的士族化进程。《魏书》卷21 上《献文六王·广陵王羽传》载：“高祖引陆叡、元赞等于前曰：‘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朕闻此，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朕自行礼九年，置官三载，正欲开导兆人，致之礼教。朕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孙，博见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孙，不免面墙也。’陆叡对曰：‘实如明诏，金氏若不入仕汉朝，七世知名，亦不可得也。’高祖大悦。”[1](P550)由孝文帝所谓“朕自行礼九年，置官三载，正欲开导兆人，致之礼教”云云，可见其素来重视对鲜卑上层的汉化教育。具体就北魏宗室子弟之训诫而言，孝文帝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士族社会家教风尚之熏习，多有相关之表现。有鉴于此，本文对孝文帝训诫宗室特作专题论述，从一个侧面深化对北魏皇族之汉化、雅化等相关问题的理解与认识。

一、孝文帝所受冯太后之教导与训育

孝文帝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魏书》卷7 下《高祖纪下》载：“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待纳朝贤，随才轻重，常寄以布素之意。”[1]（P187）由此可见，北魏孝文帝善于文辞，精于儒玄，博通“史传百家”，这不仅在历代帝王中可谓罕见，即便比之一般士大夫学者，也确属难得。《魏书》本纪“史臣曰”有言：“若乃钦明稽古，协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加以雄才大略，爱奇好士，视下如伤，役己利物，亦无得而称之。其经纬天地，岂虚谥也。”[1]（P187）对此，清人赵翼颇为惊异，他在《廿二史札记》卷14“魏孝文帝文学”条中说：“古今帝王以才学著者，曹魏父子、萧梁父子为最，然皆生自中土，绩学少年。惟魏孝文帝，生本北俗，五岁即登帝位，此岂有师儒之训，执经请业，如经生家所为，乃其聪睿夙成，有不可以常理论者。”[2](P192)他根据史传所载孝文帝之文化表现，以为“帝深于文学，才藻天成，有不能自讳者，虽亦才人习气，然聪睿固不可及已。其急于迁洛，欲变国俗，而习华风，盖发于性灵而不自止也。”①对于孝文帝汉文化修养及其表现，拙文《略论北魏孝文帝的文化修养及其表现与影响》（刊于《史学集刊》2009 年第3期）已有专题考述，敬请参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4“魏孝文迁洛”条也指出：“盖（孝文）帝优于文学，恶本俗之陋，欲以华风变之，故不惮为此举也。”（第192页）他将孝文帝的文化修养作为其力主迁都洛阳的一个潜在的动因，这是很深刻的。

作为年幼即登帝位的鲜卑君主，孝文帝何以有如此广博精深之学术文化修养？上引《魏书》称其“学无师授”，赵翼以为“有不可以常理论者”，归之于“聪睿夙成”、“才藻天成”。纵观北魏拓跋氏统治集团之宫廷教育之儒化，自道武帝拓跋珪以来便援引儒者教授诸皇子经籍，此后诸君也颇为重视，北魏禁中之儒化教育，特别是储君的教育逐渐制度化。孝文帝即位以来，北魏宫廷汉化、儒化氛围更为浓郁。何以如此？关键在于冯太后主导其事，“申以教诫”。《魏书》卷62《李彪传》载其上表孝文帝，建议对储君强化针对性的教育，其中有言：“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时师不勤教，尝谓群臣曰：‘朕始学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专，既临万机，不遑温习，今而思之，岂唯予咎，抑亦师傅之不勤。’尚书李訢免冠而谢，此则近日之可鉴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赞高宗，训成显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诲，圣敬之跻，及储宫诞育，复亲抚诰，日省月课，实劳神虑。”[1]（P1385）李彪借文成帝自省之语，实际上检讨了以往宫廷儒化教育在管理方面颇为松弛的状况，他称述冯太后亲自训育孝文帝，所言“幼蒙鞠诲”，当非虚夸。《魏书》卷83上《外戚·冯熙传》载冯太后侄冯诞、冯脩“皆姿质妍丽。年才十余岁，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诫，……诞与高祖同岁，幼侍书学，仍蒙亲待”。[1](P1820-1821)可见冯太后重视孝文帝的儒学启蒙，不仅“申以教诫”，而且应当有所督促。②当然，就孝文帝的儒学教授的具体操作与落实而言，冯太后主导其事，通过延聘经师以教授，而非亲自授业。对此，张金龙指出，“与其说孝文帝的汉化教育受诸冯太后，还不如说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太皇太后冯氏安排孝文帝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教育，教育者不是冯太后，而是由她选定的具有高深文化素养的汉族士人，在当时可承担此任者主要当是高允；高闾也有这种可能。……冯太后只是‘申以教诫’，而具体讲解经史、传授知识只能由其师傅来完成，冯太后既无能力（文化水平有限）也无精力（处理国政）来承担对孝文帝的教育工作。因此，冯太后在孝文帝教育方面的影响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见氏著《北魏政治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0-101页。

在政治思想、政治品德及其实践等方面，冯太后对年少的孝文帝亲自施教。冯太后出自汉族，有一定的文化修养，《魏书》卷13《皇后·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载其“性聪达，自入宫掖，粗学书计”。[1](P328)本传载“太后以高祖富于春秋，乃作《劝戒歌》三百余章，又作《皇诰》十八篇，文多不载”。①《南齐书》卷57《魏虏传》载：“冯氏有计略，作《皇诰》十八篇，伪左仆射李思冲称史臣注解。”(第990 页)冯太后又为群臣作劝戒歌，《魏书》卷14《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元丕传》载：“太后亲造《劝戒歌辞》以赐群官，丕上疏赞谢。太后令曰：‘臣哉邻哉。君则亡逸于上，臣则履冰于下。若能如此，太平岂难致乎？’”(第358页)冯太后以歌辞劝戒群官，目的在于宣扬君臣尊卑等级与忠节观念，激励臣属勤政有为。冯太后亲作《劝戒歌》与《皇诰》，作为训育孝文帝的文本，《劝戒歌》是一种告诫性诗歌，其具体内容虽已失载，但其核心自是表达对统治者的劝戒，意在培养孝文帝的品德素养。②李凭指出，“孝文帝虽然是拓跋王朝的主子，但他所受的文化教育却是汉族传统的。……文明太后在不再打算废黜孝文帝的皇位以后，就开始重视对他的政治教育了。……文明太后亲自作《劝戒歌》，《皇诰》来训导孝文帝，由此可见她对孝文帝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劝戒歌》是一种告诫性的诗歌，内容是规范封建君臣关系的说教，这对于将要接替文明太后统治天下的孝文帝当然至关重要。……《皇诰》应是仿照《尚书》体裁写成的文章，内容自然也是主上对臣下的告诫。”见氏著《北魏平城时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61-262页。《劝戒歌》长达300 余章，《皇诰》则有18 篇，史称“文多不载”，当所涉广泛，其草拟与修饰，当多有儒学士族朝臣参与其事。《魏书》卷48《高允传》载太和二年，年逾九旬的高允被“扶引就内，改定《皇诰》”。[1](P1086)《皇诰》可谓孝文帝施政的教科书，冯太后特请高允“改定”，显然意在进一步规范其中的儒家政治道德观念的内容。《魏书》卷7 上《高祖纪上》载太和九年正月癸未，“大飨群臣于太华殿，班赐《皇诰》”，[1](P155)进一步向拓跋宗室、鲜卑上层及广大朝臣传布。③《皇诰》还被译为鲜卑文，《魏书》卷30《吕洛拔传》载其长子吕文祖，“坐徙于武川镇。后文祖以旧语译注《皇诰》，辞义通辩，超授阳平太守”。（第732页）

《魏书》卷48《高允传》载，高允又奉冯太后敕令，作《酒训》一篇，呈奉孝文帝。高允上《酒训》曰：“臣被敕论集往世酒之败德，以为《酒训》。……伏惟陛下以睿哲之姿，抚临万国，太皇太后以圣德之广，济育群生。……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诲而不倦，忧勤备于皇情，诰训行于无外。……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己从善，履正存贞。节酒以为度，顺德以为经”。史称“高祖悦之，常置左右”。[1]（P1087-1088）《酒训》也是冯太后授意对孝文帝进行政治教育的本本，诚如所论者指出，“高允的文章名曰《酒训》，实为政训。既然高允此文系奉文明太后之敕而作，孝文帝读了当然就得‘悦之’，并且‘常置左右’了”。④李凭：《北魏平城时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263 页。此外，冯太后对孝文帝还有随机性的引导，《魏书》卷13《皇后·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载：“太后曾与高祖幸灵泉池，燕群臣及藩国使人、诸方渠帅，各令为其方舞。高祖帅群臣上寿，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群臣各言其志，于是和歌者九十人。”（第329页）

对于孝文帝所受冯太后之训育，历来史家多有共识。吕思勉先生指出：“高祖之教育，盖全受诸文明太后，与佛狸母虽汉人，教育则全受诸鲜卑者大异，此其所以能去腥膻之乡，践礼教之域，依然独断，大革胡俗欤”。[3](P510)何兹全先生指出，“孝文帝从襁褓之时就由这位皇太后抚养，这位皇太后是汉人，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虽在太皇太后死后，但他的汉化教育都来自这位汉人祖母”；“孝文帝是从小在文明太后的教养下成长起来的，他的汉化思想教育主要受之于文明太后。”[4](P253、P240)李凭先生也指出，“孝文帝作为拓跋皇帝，却热衷于汉化，这不能不承认文明太后的影响和教育发生了作用”。[5](P263)可以说，孝文帝之为人品格、政治观念、生活作风等方面，多直接得益于冯太后的训诫。冯太后的这种内廷训诰方式，与士族社会的家教相比，不仅具有某种形式上的相似性，而且在内容上也有一定的关联性。这对孝文帝此后重视宗室训诫，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孝文帝的汉文化素养，不仅有过于以往北魏诸主，而且与其同辈的鲜卑拓跋氏人物相比，也可谓卓越非凡。这除了其天资过人、异常聪睿等因素外，恐怕主要在于他刻苦修行的受教态度。孝文帝早年长期处于冯太后的监控之下，处境艰难，冯太后屡有废黜之意，故其对冯太后之教诲悉心接受，并以此回避现实政治以求宠，进而获得心灵慰藉。《魏书》卷7 下《高祖纪下》史论所谓“高祖幼承洪绪，早著圣睿之风。时以文明摄事，优游恭己，玄览独得，著不自言，神契所标，固以符于冥化”，[1](P187)说的正是这一情形。孝文帝所受之汉化训育，使其个人在政治观念、文化取向上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主政后厉行汉化变革，为了不断推进拓跋氏士族化进程，实现鲜汉上层融合，他也重视宗室子弟的训诫。

二、孝文帝对诸弟、诸子之劝勉与训诫

《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载太和九年二月己亥，“制皇子封王者、皇孙及曾孙绍封者、皇女封者岁禄各有差。以广阳王建第二子嘉绍建后，为广阳王。乙巳，诏曰：‘昔之哲王，莫不博采下情，勤求箴谏，建设旌鼓，询纳刍荛。朕班禄删刑，虑不周允，虚怀谠直，思显洪猷。百司卿士及工商吏民，其各上书极谏，靡有所隐。’……封皇弟禧为咸阳王，幹为河南王，羽为广陵王，雍为颍川王，勰为始平王，详为北海王。”[1](P155)此为冯太后所主导，但对孝文帝影响显著，可见其对诸弟亲王施政品德与作风之引导，并颇有成效，《魏书》卷24《崔玄伯传附崔道渊传》载：南齐主萧鸾“遣其族兄惠景遗僧渊书，说以入国之屈，规令改图。僧渊复书曰：‘主上之为人也，无幽不照，无细不存，仁则无远不及，博则无典不究，殚三坟之微，尽九丘之极。至于文章错综，焕然蔚炳，犹夫子之墙矣。遂乃开独悟之明，寻先王之迹，安迁灵荒，兆变帝基，惟新中壤，宅临伊域。……圣上诸弟，风度相类，咸阳王已下，莫不英越，枝叶扶疏，遍在天下，所称稍竭，殊为未然。’”[1](P631-632)崔僧渊本意在于表达北方士族社会对孝文帝迁洛及鲜汉上层融合的认可，其中称颂孝文帝之为人气度与才学卓著，兼及“圣上诸弟，风度相类，咸阳王已下，莫不英越，枝叶扶疏，遍在天下”云云，表达了士族社会对元魏宗室整体文雅化的赞许。孝文帝诸弟及宗室人物如此，则当与孝文帝之教育与训导不无关系。

冯太后主政期间，对拓跋宗室子弟教育颇为重视，《魏书》卷84《儒林传序》载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又开皇子之学”。[1](P1842)《魏书》卷21 上《献文六王上·咸阳王禧传》载太和九年咸阳王禧受封，文明太后冯氏令曰：“自非生知，皆由学诲，皇子皇孙，训教不立，温故求新，盖有阙矣。可于闲静之所，别置学馆，选忠信博闻之士为之师傅，以匠成之。”[1](P533)冯太后在训育孝文帝的过程中，鉴于其诸弟的特殊身份，“别置学馆”，“选忠信博闻之士为之师傅”，以改变其“训教不立”的状况。这是北魏宗室汉化教育的一个创新举措，通过这一教育方式，献文、孝文诸帝的皇宗嫡系房支之“皇子皇孙”受到了良好的儒化训育。

对拓跋氏宗室子弟的教育，设有“皇宗学”，《魏书》卷19中《景穆十二王中·任城王澄传》载其上书宣武帝，其中有言：“臣参训先朝，藉规有日，前言旧规，颇亦闻之。又昔在恒代，亲习皇宗，熟秘序疑，庭无阙日。……自凤举中京，方隆礼教，宗室之范，每蒙委及，四门之选，负荷铨量。”[1](P471)《魏书》卷84《儒林传序》也载孝文帝“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1](P1842)孝文帝尤重国子教授的遴选，《魏书》卷27《穆崇传附穆子弼传》载其“有风格，善自位置。涉猎经史，与长孙稚、陆希道等齐名于世，矜己陵物，颇以损焉。高祖初定氏族，欲以弼为国子助教。弼辞曰：‘先臣以来，蒙恩累世，比校徒流，实用惭屈。’高祖曰：‘朕欲敦厉胄子，故欲屈卿光之。白玉投泥，岂能相污？’弼曰：‘既遇明时，耻沉泥滓。’会司州牧、咸阳王禧入，高祖谓禧曰：‘朕与卿作州都，举一主簿。’即命弼谒之。”[1](P674-675)由孝文帝欲聘穆弼为国子助教以“敦厉胄子”云云，可见其对宗室教育之重视。

孝文帝、冯太后重视“皇子皇孙”及“皇宗”之儒学教育，其根本目的在于推进拓跋氏上层的士族化，不断深化与汉族士族的结合。士族之本质在于其具有儒学文化特征及其家学门风之承袭。孝文帝不仅重视设学施教，而且模仿士族社会之“家教”，以训导其子弟，不断提升宗室人物的文化素养。孝文帝对宗室人物之训诫，尤以诸弟、诸子最为突出。

（一）孝文帝之“笃爱诸弟”

作为兄长，孝文帝对诸弟亲善友爱，《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载其“抚念诸弟，始终曾无纤介”。[1](P186)对此，诸人本传也多有相关记载。《魏书》卷21 上《咸阳王禧传》载“高祖笃于兄弟，以禧次长，礼遇优隆”。[1](P537)①《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载：“文明太后以帝聪圣，后或不利于冯氏，将谋废帝。乃于寒月，单衣闭室，绝食三朝，召咸阳王禧，将立之，元丕、穆泰、李冲固谏，乃止。帝初不有憾，唯深德丕等。”(第186页)孝文帝并未因此结怨于咸阳王禧，而是“始终曾无纤介”，“以禧次长，礼遇优隆”。同卷《赵郡王幹传》载：“高祖笃爱诸弟”[1](P542)；《广陵王羽传》载“高祖友爱诸弟”。[1](P546)《广陵王羽传》载其出镇青州，“高祖幸羽第，与诸弟言曰：‘朕昨亲受人讼，始知广陵之明了。’咸阳王禧对曰：‘臣年为广陵兄，明为广陵弟。’高祖曰：‘我为汝兄，汝为羽昆，汝复何恨。’又曰：‘叔翻沉疴绵惙，遂有辰岁，我每为深忧，恐其不振。今得痊愈，晚成婚媾，且喜其吉庆，故命驾耳。’高祖亲饯之华林园”。[1](P550)孝文帝对元羽身体不佳，“每为深忧，恐其不振”，以其痊愈成婚，“喜其吉庆”，故以其出镇，携诸兄弟“亲饯之华林园”，鼓励兄弟以贤能相竞。《高阳王雍传》载其“少而倜傥不恒。高祖曰：‘吾亦未能测此儿之深浅，然观其任真率素，或年器晚成也。’”[1](P552)北海王元详为孝文幼帝，本传载“初，太和末，详以少弟延爱”。[1](P561)特别是彭城王元勰，与孝文帝最为亲密，《魏书》卷21下《彭城王勰传》载其“少而岐嶷，姿性不群。……勰生而母潘氏卒，……及有所知，启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许，乃毁瘠三年，弗参吉庆。高祖大奇之。”[1](P571)孝文帝晚年致力征伐，恶疾缠身，元勰辅佐军政，陪侍左右，极为用心，本传又载：“高祖谓勰曰：‘吾与汝等，早罹艰苦，中逢契阔，每谓情义随事而疏。比才患经岁，危如寒叶，非汝孔怀，情敦忠孝，敦能动止躬亲，必先药膳。每寻此事，感思殊远。’勰悲泣对曰：‘臣等宿遭不天，酷恨长世，赖陛下抚育，得参人伍。岂谓上灵无鉴，复使圣躬违和，万国所悬，苍生系气。寝兴之劳，岂申荼蓼。’”[1](P575)孝文帝一再下诏称赞元勰，不仅以其“功为群将之最”，更在于其殷勤照顾所体现的孝友情谊，“朕形疲稚年，心劳长岁，积思成疴，顿发汝颍。第六弟勰，孝均周弟，感侔姬旦，遗食舍寐，动止必亲，敦衣劝膳，诚力俱竭，致兹保康，实赖同气。又秉务缉政，百司是凭，纲维折衷，万揆获济。抚师于霖浩之辰，处戎于荐逼之日。安外静内，功臣大道。侍省之绩，可以孔怀无褒；翼亮之勤，实乃勋存社稷”。又诏曰：“汝在私能孝，处公必忠，比来勤忧，足布朝野，但可祗膺”。[1](P575)孝文帝临终特手诏世宗，称“汝第六叔父勰，清规懋赏，与白云俱洁；厌荣舍绂，以松竹为心。吾少与绸缪，提携道趣。每请解朝缨，恬真丘壑，吾以长兄之重，未忍离远。何容仍屈素业，长婴世网。”[1](P576)可见孝文帝与元勰之间情谊之真切。元勰传末“史臣曰”有言：“武宣王孝以为质，忠而树行，文谋武略，自得怀抱，绸缪太和之世，岂徒然哉！”[1](P585)孝文帝“抚念诸弟”，“笃爱兄弟”，这是其出于内心美好的自然情感，力图营造和谐的人伦情谊，但他深知“情义随事而疏”，故其晚年对元勰之“情敦忠孝”极为感念。

孝文帝对诸弟之“笃爱”，并非一味放纵，对诸人之品德与施政多有训诫。《魏书》卷21 上“史臣曰”有言：“显祖诸子，俱闻道于太和之日”，[1](P566)这显然与孝文帝注重训导不无关系，彭城王元勰所言“臣等宿遭不天，酷恨长世，赖陛下抚育，得参人伍”，正说明了这一点。

（二）孝文帝对诸弟学业之劝导

《魏书》卷7 下《高祖纪下》载太和十六年四月甲寅，“幸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1](P169)太和二十一年七月甲寅，“帝亲为群臣讲丧服于清徽堂”，[1](P182)其中听者当以宗室子弟为多。《魏书》卷21 下《彭城王勰传》载：

高祖亲讲丧服于清徽堂，从容谓群臣曰：“彦和、季豫等年在蒙稚，早登缨绂，失过庭之训，并未习礼，每欲令我一解丧服。自审义解浮疏，抑而不许。顷因酒醉坐，脱尔言从，故屈朝彦，遂亲传说。将临讲坐，惭战交情。”[1](P573)

彭城元勰字彦和，北海王元详字季豫，二人“年在蒙稚”，一再请求孝文帝“一解丧服”。可见孝文帝亲讲丧服，本意在于引导其年少诸弟。①《魏书》卷72《阳尼传》载其“举为国子祭酒。高祖尝亲在苑堂讲诸经典，诏尼侍听，赐帛百匹”。（第1601 页）孝文帝“尝亲在苑堂讲诸经典”，诸弟当得预讲座。特命国子祭酒阳尼“侍听”，当有向国子学转述之意。

此外，孝文帝督促诸弟研习儒学典籍。《魏书》卷21上《赵郡王幹传》载：“及车驾南伐，以幹为使持节、车骑大将军、都督关右诸军事，给铜虎符十，别赐诗书”。[1](P542)孝文帝对出镇关右的元幹特“别赐诗书”，显然意在督促其研修儒学典籍。又，《魏书》卷21 上《北海王详传》载孝文帝南伐，以元详行中领军，“兼督营构之务”，“高祖赐详玺书曰：‘比游神何业也？丘坟六籍，何事非娱，善正风猷，肃是禁旅。’”[1](P559)孝文帝以“比游神何业”相问，明言“丘坟六籍，何事非娱”，督促他研习儒学典籍。可以推测，孝文帝对其他诸弟也当有类似的要求。在孝文帝的倡导与督促下，诸弟之学术文化修养皆有所提升，其中以彭城王元勰最为突出，《魏书》卷21下《彭城王勰传》载勰“敏而耽学，不舍昼夜，博综经史，雅好属文”[1](P571)；“勰敦尚文史，物务之暇，披览不辍。撰自古帝王贤达至于魏世子孙，三十卷，名曰《要略》。……爱敬儒彦，倾心礼待。”[1](P582)可见元勰颇具经史学术修养。

孝文帝有文学才能，前引本纪称“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②《南齐书》卷57《魏虏传》也载魏孝文帝“知谈义，解属文”。（第990页）他也注重培养诸弟之文才。《魏书》卷21下《彭城王元勰传》载：

高祖与侍臣升金墉城，顾见堂后梧桐、竹曰：“凤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今梧桐、竹并茂，讵能降凤乎？”勰对曰：“凤皇应德而来，岂竹、梧桐能降？”高祖曰：“何以言之？”勰曰：“昔在虞舜，凤皇来仪；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未闻降桐食竹。”高祖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后宴侍臣于清徽堂，日晏，移于流化池芳林之下。……遂令黄门侍郎崔光读暮春群臣应诏诗。至勰诗，高祖仍为之改一字，曰：“昔祁奚举子，天下谓之至公，今见勰诗，始知中令之举非私也。”勰对曰：“臣露此拙，方见圣朝之私，赖蒙神笔赐刊，得有令誉。”高祖曰：“虽琢一字，犹是玉之本体。”勰曰：“臣闻《诗》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赐刊一字，足以价等连城。”……后幸代都，次于上党之铜鞮山，路旁有大松树十数根。时高祖进伞，遂行而赋诗，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诗，虽不七步，亦不言远。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时勰去帝十余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诗曰：“问松林，松林经几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诗亦调责吾耳。”[1](P571-572)①《魏书》卷82《祖莹传》载元勰参预的一则典型的文学竞先事例：“尚书令王肃曾于省中咏《悲平城诗》，云：‘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肃更咏，乃失语云：‘王公吟咏情性，声律殊佳，可更为诵《悲彭城诗》。’肃因戏勰云：‘何意《悲平城》为《悲彭城》也？’勰有惭色。莹在座，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见耳。’肃云：‘可为诵之。’莹应声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尸积石梁亭，血流睢水里。’肃甚嗟赏之。勰亦大悦，退谓莹曰：“即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几为吴子所屈。”（第1799 页）这是在元勰主政的尚书省中出现的文学交流活动，可见元勰具有良好的文学欣赏水平，他称王肃之诗“吟咏情性，声律殊佳”，王肃来自江南，其诗风清新别致，元勰颇受触动。

孝文帝一再与彭城王元勰等人赋诗联句，亲自为其改诗，又效仿曹丕、曹植兄弟的即兴作诗。元勰“雅好属文”，《魏书》本传载其从征沔北有胜绩，“高祖令勰为露布，勰辞曰：‘臣闻露布者，布于四海，露之耳目，必须宣扬威略，以示天下。臣小才，岂足大用。’高祖曰：‘汝岂独亲诏，亦为才达，但可为之。’及就，尤类帝文，有人见者，咸谓御笔。高祖曰：‘汝所为者，人谓吾制，非兄则弟，谁能辨之。’勰对曰：‘子夏被蚩于先圣，臣又荷责于来今。’”[1](P573-574)孝文帝鼓励元勰撰作露布，而元勰所撰“尤类帝文”，表明他注意模拟孝文帝文风。②《魏书》卷21下《彭城王勰传》载宣武帝时，元勰因“大得人情”，多受攻讦与排抵，“勰因是作《蝇赋》以喻怀，恶谗构也”。(第580页)

（三）孝文帝对诸弟品德、政风之训诫

咸阳王禧，孝文帝以其年为次长，既“礼遇优隆”，也“每加切诫”。《魏书》卷21上《咸阳王禧传》载，“高祖以诸弟典三都，诫禧曰：‘汝等国之至亲，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狱，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锦，非伤锦之尤，实授刀之责。皆可修身慎行，勿使乖爽。’文明太后亦诫禧等曰：‘汝兄继承先业，统御万机，战战兢兢，恒恐不称。汝所治虽小，亦宜克念。’高祖曰：‘周文王小心翼翼，聿怀多福。如有周公之才，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汝等宜小心畏惧，勿自骄怠。’出为使节、开府、冀州刺史，高祖饯于南郊。又以济阴王郁枉法赐死之事，遣使告禧，因而诫之。”[1](P533-534)可见对年少出镇地方的元禧等人，孝文帝训诫甚勤，要求他们对刑狱诸政，“特宜用心”，“修身慎行，勿使乖爽”，“小心畏惧，勿自骄怠”。元禧回京朝觐，孝文帝特以朝仪诸事相询，以考察其政治态度，下诏曰：“仲尼在乡党，犹尚恂恂，周文王为世子，卑躬求道，禧等虽连萼宸晖，得不尊尚师傅也？故为置之，以加令德。廷尉卿李冲可咸阳王师。”孝文帝一再训导咸阳王禧谦逊自省，“卑躬求道”。元禧将还州，“高祖亲饯之，赋诗叙意”。[1](P534)后来孝文帝迁洛，元禧多有协作，体现出其汉化修养等方面的长进。

对元禧诸人有违礼法之事，孝文帝严加斥责。《魏书》本传载元禧婚娶不当，“于时，王国舍人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禧取任城王隶户为之，深为高祖所责”。[1](P534)孝文帝借机进一步规范拓跋氏宗室婚制，“以皇子茂年，宜简令正，前者所纳，可为妾媵，将以此年为六弟娉室”。[1](P535)孝文帝为诸弟娉娶士族名门之女，不仅改变了鲜卑婚俗，而且推进了鲜汉融合。对元禧之品德缺陷，孝文帝总是严加指斥，本传载“亦知其性贪，每加切诫，虽当时遵奉，而终不改操”。[1](P537)孝文帝对元禧之“性贪”，“每加切诫”，督其改易。

赵郡王幹，《魏书》本传载太和九年封王，后授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领吏部尚书，其所生母死，孝文帝诏命“幹既居要任，铨衡是荷，岂容遂其私志，致旷所司。可遣黄门郎敦喻，令勉从王事，朕寻当与之相见”。这是要求元幹以国务为重，不当沉湎私情。元幹出镇关右，“高祖笃爱诸弟，以幹总戎别道，诫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师，散骑常侍卢渊才堪询访，汝其师之。’”迁洛后，元幹除都督冀定嬴三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冀州刺史，“高祖亲饯于近郊，诏幹曰：‘夫刑狱之理，先哲所难，然既有邦国，得不自励也。汝，我之懿弟，当聿修厥德，光崇有魏，深思远图，如临深履薄。若恃亲重，不务世政，国有常宪，方增悲感。’”孝文帝以李凭为长史，唐茂为司马，卢尚之为谘议参军，“以匡弼之”。对李凭等人之“谏诤”，“幹殊不纳”，刑律失当，“尚书以幹初临，纵而不劾”。孝文帝下诏明言：“尚书曲阿朕意，实伤皇度。幹暗于治理，律外重刑，并可推闻”。孝文帝南讨，诏幹以司州牧都督中外诸军事，“幹贪淫不遵典法”，御史中尉李彪劝其“改往修来”，“而幹悠然不以为意”，李彪于是表弹之，“高祖省之忿惋，诏幹与北海王元详，俱随太子诣行在所。既至，详独得朝见，幹不蒙引接。密令左右察其意色，知无忧悔，乃亲数其过，杖之一百，免其所居官，以王还第”。对于赵郡王元幹，孝文帝一再严厉训诫，然其“暗于治理”，且“贪淫不遵典法”，不知反省，于是“亲数其过，杖之一百，免其所居官，以王还第”。[1](P542-543)

广陵王羽，《魏书》本传载其太和九年封王，“羽少而聪慧，有断狱之称”，为大理，“典决京师狱讼，微有声誉”，迁尚书左仆射，录尚书事，后领廷尉卿。孝文帝自平城南征，“车驾既发，羽与太尉丕留守，……高祖友爱诸弟，及将别，不忍早分，诏羽从至雁门，乃令羽归。望其称效，故赐其如意以表心。”然元羽所为，不尽如意，孝文帝谓之曰：“迁都洛阳，事格天地，但汝之迷，徒未开沉鄣耳。朕家有四海，往来何难。朕初发洛阳，教示永寿，皆谓分别。比自来后，诸处分之事，已差前敕。今举大功，宁为虚费？且朕无周召之弟，岂容晏安日逸。今便北巡，迁留之事，当称朕怀”。[1](P545-547)对于元羽主政之尚书、廷尉所涉官员考核黜陟、廷尉“五局司直”设置、尚书省职掌等，孝文帝多有训导，然元羽皆不明究里，难副其任。孝文帝明确表示尚书省丧失了“枢机是司”的功能，“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尝言朕之一失，献可否之片规，又不尝进一贤而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孝文帝严厉斥责元羽说：“汝之浅薄，固不足以况晋之巨源。考之今世，民斯下矣。汝始为廷尉，及初作尚书，内外瞻望，以吾有弟。自往秋南旆之后，近小人，远君子，在公阿党，亏我皇宪，出入无章，动乖礼则。计汝所行，应在下下之第。”又说：“汝既是宸极之弟，而居枢端之任。汝自在职以来，功勤之绩，不闻于朝；阿党之音，频干朕听。汝之过失，已备积于前，不复能别叙。今黜汝录尚书、廷尉，但居特进、太保。”对元羽之相关僚属辅佐也加以追究，如尚书令陆睿，孝文帝责之曰：“叔翻在省之初，甚有善称，自近以来，偏颇懈怠。岂不由卿等随其邪伪之心，不能相导以义，虽不成大责，已致小罚。今夺卿尚书令禄一周。”W其他如尚书左仆射元赞、吏部尚书元澄、尚书尉羽、尚书卢渊等诸多朝臣皆因此受到处罚。可见孝文帝对元羽本寄予厚望，委以重任，然其为政弊失丛生，孝文帝斥其“浅薄”，“近小人，远君子，在公阿党，亏我皇宪，出入无章，动乖礼则”，以致“自在职以来，功勤之绩，不闻于朝；阿党之音，频干朕听”。孝文帝纠察诸弟为政得失，雷厉风行，决不袒护纵容，元羽之事，可谓典型。当然，孝文帝对元羽也有激励，本传载其出刺青州，孝文帝诏曰：“吾因天历运，乘时树功，开荆拓沔，威振楚越。……海服之寄，故惟宗良，善开经策，宁我东夏。敬慎汝仪，勿坠嘉问，唯酒唯田，可不戒欤！”这是告诫元羽责任重大，“海服之寄，故惟宗良，善开经策，宁我东夏”，要求他“敬慎汝仪，勿坠嘉问，唯酒唯田，可不戒欤”。[1](P550-551)

高阳王元雍，《魏书》本传载其出镇相州，“高祖诫雍曰：‘相州乃是旧都，自非朝贤德望无由居此，是以使汝作牧。为牧之道，亦难亦易。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故便是难。又当赏爱贤士，存信约，无用人言而轻与夺也。’”[1](P552)孝文帝勉励元雍，以为“为牧之道”，首在身正令行，进而“赏爱贤士”，以“存信约”。

北海王元详，《魏书》本传载其“从高祖南伐，为散骑常侍。高祖自洛北巡，详常与侍中、彭城王勰并在舆辇，陪侍左右。至高宗射铭之所，高祖停驾，诏诸弟及侍臣，皆试射远近，唯详箭不及高宗所十余步。高祖嘉之，拊掌欣笑，遂诏勒铭，亲自为制。”[1](P559)元详与元勰自少“并在舆辇，陪侍左右”，多得孝文帝教诲。孝文帝“诏诸弟及侍臣，皆试射远近”，意在培养其尚武作风与军政干能。孝文帝南伐，以元详行中领军，留守，“兼督营构之务”，本传载孝文帝赐书嘱其“善正风猷，肃是禁旅”。元详后朝觐于行宫，“详还洛，高祖饯之，诏详曰：‘……今夏停此，故与汝相见，善守京邑，副我所怀。’”[1](P559)

彭城王元勰，《魏书》本传载其与孝文帝最为亲密，他素有谦逊退避之风，故孝文帝多加激励，并一再委以重任。“高祖革创，……复除侍中，长直禁内，参决军国大政，万机之事，无不预焉。及车驾南伐，以勰行抚军将军，领宗子军，宿卫左右。……勰表解侍中，诏曰：‘蝉貂之美，待汝而光，人乏之秋，何容方退也。克念作圣，庶必有资耳。’”[1](P571-572)后孝文帝任之为中军大将军，“勰以宠受频频，乃面陈曰：‘臣闻兼亲疏而两，并异同而建，此既成文于昔，臣愿诵之于后。陈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请而得。岂但今古云殊，遇否大异，非独曹植远羡于臣，是亦陛下践魏文而不顾。’高祖大笑，执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与汝以道德相亲，缘此而言，无惭前烈。汝但克己复礼，更何多及。’”[1](P573)元勰有感于曹丕、曹植兄弟“才名相忌”，孝文帝明确表示“吾与汝以道德相亲”，希望元勰“但克己复礼，更何多及”。孝文帝以元勰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总摄六师，元勰请求“更请一王总当军要”，孝文帝表示“戎务、侍疾，皆凭于汝，……安六军、保社稷者，舍汝而谁？何容方便请人，以违心寄。宗祏所赖，唯在于汝”，“社稷所仗，唯在汝身”，并一再以霍光、诸葛亮“异姓受付，况汝亲贤，可不勉也”。对品德高尚、一贯谦逊的元勰，孝文帝委以军国重任，始终激励其勇于担当。元勰德行与干能兼具，他一再退避，以致恳求不预辅政，除了性格谦和外，主要担忧“复参宰匠，机政毕归，震主之声，见忌必矣”。[1](P576）孝文帝最终理解其心意，手诏宣武帝曰：“吾百年之后，其听勰辞蝉舍冕，遂其冲挹之性。无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圣，不亦善乎。汝为孝子，勿违吾敕”。①《魏书》卷21下《彭城王勰传》载：“勰雅好恬素，不以势利婴心。高祖重其事幹，絷维不许。虽临崩遗诏，复世宗留连，每乖情愿。常悽然叹息，以诏旨殷勤，僶俛应命。”(第580页)元勰长期随侍孝文帝，潜移默化，在为人品德与作风等方面，与孝文帝最为契合，本传称“勰夙侍高祖，兼聪达博闻，凡所裁决，时彦归仰。加以美容貌，善风仪，端严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观者忘疲”。[1](P581-582)

（四）孝文帝对其诸子之训诫

孝文帝共有7 子：废太子恂、宣武帝恪、广平王怀、京兆王愉、清河王怿、汝南王悦等，另有皇子恌早夭未封。无论就北魏统治而言，还是就其皇权承袭及其房支兴盛而言，孝文帝都应当特别注重对其诸子的教育与训诫。确实，诸子年幼，孝文帝便有意考察其品行与志尚，《魏书》卷8《世宗纪》载：“帝幼有大度，喜怒不形于色。雅性俭素。初，高祖欲观诸子志尚，乃大陈宝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皆竞取珍玩，帝唯取骨如意而已。高祖大奇之。庶人恂失德，高祖谓彭城王勰曰：‘吾固疑此儿有非常志相，今果然矣。’乃立为储贰。”[1](P215)孝文帝考察“诸子志尚”，以元恪不喜珍玩而“大奇之”，以其“有非常志相”，终以为继嗣。

当然，以上所“观诸子志尚”，似有游娱成份，而志尚之形成与确立，主要有赖于引导与教育。孝文帝教训诸子，首重继嗣。孝文帝力行汉化，开启北魏历史新格局，自然期望后继有人，故尤重太子元恂之训导。《魏书》卷22《废太子恂传》载：“废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抚视之，常置左右。年四岁，太皇太后亲为立名恂，字元道，于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为皇太子。及冠恂于庙，高祖临光极东堂，引恂入见，诫以冠义曰：‘夫冠礼表之百代，所以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能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然母见必拜，兄弟必敬，责以成人之礼。字汝元道，所寄不轻。汝当寻名求义，以顺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1](P587)孝文帝为太子恂举行冠礼，“诫以冠义”，训之以儒家伦理法度，强调“字汝元道，所寄不轻”，后改为“宣道”，其中之“道”，即为儒家礼法大道，告诫他“当寻名求义，以顺吾旨”。②逯耀东在《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中指出，“拓跋恂被立为太子时，年纪只有十岁，可是孝文帝对于他的王位继承人，却寄很大的希望，希望拓跋恂不仅继承他的王位，同时更能贯彻他华化的事业，所谓‘子汝元道，所寄不轻’的本意也在此。因此可以了解，孝文帝更希望他的皇子随时‘温读经籍……。’由此可见，孝文帝有意把拓跋恂塑造成像他一样倾向汉化的君主，所以对于拓跋恂的教育问题特别重视”。（收入氏著《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中华书局，2006 年，第152页）

对太子恂的教育，孝文帝多征询并听从士族朝臣之意见。较早明确提出元恂儒化教育的是李彪，他曾上表孝文帝，以为国之兴亡与储君善恶关系至密，储君品德则有赖训导，“亡之与兴，其道在于师傅，师傅之损益，可得而言”，建议孝文帝遴选师傅，“恢崇儒术以训世嫡”，“今诚宜准古立师傅以训导太子，训导正则太子正，太子正则皇家庆，皇家庆则人幸甚矣”。③《魏书》卷62《李彪传》。根据相关记载，孝文帝采纳了李彪的这一建议，以李冲等为师傅，众多士族名士为东宫僚属。《通鉴》卷136也载李彪此疏，系之于齐武帝永明六年（488年）十二月，胡三省有注云：“盖此时恂之失德已著，故彪有是言。”(中华书局，1997年，第4283页)太子恂生于太和七年，李彪上表时，拓跋恂年仅五岁，胡氏所谓“失德已著”，似言之过甚，但就儒学士族的教育理念而言，则一贯主张早教。李彪秉持士族的教育理念，劝孝文帝选良师以训导元恂。《魏书》卷22《废太子恂传》载：

初，高祖将为恂娶司徒冯诞长女，以女幼，待年长。先为娉彭城刘长文、荥阳郑懿女为左右孺子，时恂年十三四。高祖泛舟天渊池，谓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须自放，不可终朝读书。我欲使恂旦出省经传，食后还内，晡时复出，日夕而罢。卿等以为何如？”光曰：“孔子称‘血气未定，戒之在色’，《传》曰‘昼以访事，夜以安身。’太子以幼年涉学之日，不宜于正昼之时，舍书御内，又非所以安柔弱之体，固永年之命。”高祖以光言为然，乃不令恂昼入内。[1](P589)①孝文帝本有意为太子聘刘芳女为孺子，《魏书》卷55《刘芳传》载：“芳沉雅方正，概尚甚高，经传多通。高祖尤器敬之，动相顾访。太子恂之在东宫，高祖欲为纳芳女，芳辞以年貌非宜。高祖叹其谦慎，更敕芳举其宗女，芳乃称其族子长文之女。高祖乃为恂娉之，与郑懿女对为左右孺子焉。”(第1226-1227 页)孝文帝为太子恂娉汉族士族女子为孺子，特别是刘芳为“当时儒宗”，显然也有利用汉族士族礼法影响拓跋恂的动机。对此，逯耀东在《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中指出，“孝文帝希望在他们的教导下，拓跋恂所沾染的草原文化气息，可以洗涤殆尽，蜕变而成一个典型中原文化的君主，可是这方面，却使孝文帝非常失望。”见前揭《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第152页。

可见对年少的太子恂之日常生活管理，孝文帝充分尊重儒学朝臣的建议，施以严格的儒化训育。②《魏书》卷83 上《外戚上·冯熙传》载冯诞曾为太子太师，太和十八年，“高祖谓其无师傅奖导风，诞深自诲责”。（第1821页）冯诞为冯太后侄，不学无术，以外戚而得为太子太师，故孝文帝“谓其无师傅奖导风”。可见孝文帝对太子恂教育及其师傅人选之重视。《魏书》卷55《刘芳传》载“后与崔光、宋弁、邢产等俱为中书侍郎，俄而诏芳与产入授皇太子经，迁太子庶子、兼员外散骑常侍。”[1](P1220)诸人博通经史，皆为一时之选。据考，“除此之外，陇西李韶、广平游肇、顿丘李平以及高道悦等，都先后教授过拓跋恂，他们这些人都是名重一时的学者。”③逯耀东：《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前揭《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第152页。孝文帝还亲自督责元恂“温读经籍”，规范其“进止仪礼”。不过，孝文帝对太子恂的汉化训育并未如愿，《魏书》恂本传载：

恂不好书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中庶子高道悦数苦言致谏，恂甚衔之。高祖幸崧岳，恂留守金墉，于西掖门内与左右谋，欲召牧马轻骑奔代，手刃道悦于禁中。领军元俨勒门防遏，夜得宁静。厥明，尚书陆琇驰启高祖于南，高祖闻之骇惋，外寝其事，仍至汴口而还。引恂数罪，与咸阳王禧等亲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余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余。拘于城西别馆。引见群臣于清徽堂，议废之。……乃废为庶人，置之河阳，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饥寒而已。[1](P588)

对此，孝文帝颇为失意。《魏书》卷53《李冲传》载孝文帝立世宗为太子，孝文帝说：“天地之道，一盈一虚，岂有常泰。天道犹尔，况人事乎？故有升有黜，自古而然。悼往欣今，良用深叹。”李冲表示“臣前忝师傅，弗能弼谐，仰惭天日，慈造宽含，得预此宴，庆愧交深。”孝文帝则曰：“朕尚弗能革其昏，师傅何劳愧谢也。”[1](P1186)可见孝文帝对太子恂教育失败的无奈心情。太子恂习性难改，“违父背尊”，孝文帝无奈“大义灭亲”，终将之废杀。

相对于元恂，宣武帝元恪的汉文化修养与品德明显优化，《魏书》卷8《世宗纪》载其“雅爱经史，尤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1](P215)孝文帝对元恪的汉文化教育，涉及面颇广，其核心自然是儒学经术，自幼接受儒学启蒙，④《魏书》卷84《儒林·孙惠蔚传》载其“世以儒学相传”，太和二十二年，孙惠蔚“侍读东宫”，与元恪关系甚密，“世宗即位之后，仍在左右敷训经典，……魏初已来，儒生寒宦，惠蔚最为显达。先单名蔚，正始中，侍讲禁内，夜论佛经，有惬帝旨，诏使加‘惠’，号惠蔚法师焉。”（第1852-1854页）后延聘著名经师传道授业，《魏书》卷55《刘芳传》载“咸阳王禧等奉申遗旨，令芳入授世宗经”。[1](P1221)不仅如此，孝文帝注意自幼培养元恪之书艺，《魏书》卷91《术艺传》载：“先是太和中，兖州人沈法会能隶书，世宗之在东宫，敕法会侍书。”[1](P1965)可见孝文帝对元恪的汉化训育落实得颇为具体。

孝文帝其他诸子也多有较高的文化修养，《魏书》卷22《京兆王愉传》载“愉好文章，颇著诗赋。时引才人宋世景、李神俊、祖莹、邢晏、王遵业、张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学宾客严怀真等数十人，馆而礼之”。[1](P590)《魏书》卷22《清河王怿传》载其“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爱之。彭城王勰甚器异之，并曰：‘此儿风神外伟，黄中内润，若天假之年，比《二南》矣。’博涉经史，兼综群言，有文才，善谈理，宽仁容裕，喜怒不形于色。”[1](P591)元怿有著述，孝明帝时“怿以忠而获谤，乃鸠集昔忠烈之士，为《显忠录》二十卷，以见意焉”。[1](P592)①关于元怿所撰《显忠录》，《魏书》卷60《韩麒麟传》载其子韩子熙曾为清河王元怿常侍，元怿被害，韩子熙上书称其“忠诚款笃，节义纯贞，非但蕴藏胸襟，实乃形于文翰，搜括史传，撰《显忠录》，区目十篇，分卷二十。”（第1335 页）清河王元怿精通礼制，《魏书》卷108之二《礼志二》载神龟初，灵太后父司徒胡国珍薨，“赠太上秦公”，于时“疑其庙制”，元怿参与讨论，最终“诏依怿议”。《魏书》卷108之四《礼志四》又载其参与宗室丧礼失范之议论。又，《魏书》卷32《封懿传附封轨传》载封轨长子封伟伯，“博学有才思，弱冠除太学博士，每朝廷大议，伟伯皆预焉。……太尉、清河王怿辟参军事，怿亲为《孝经解诂》，命伟伯为《难例》九条，皆发起隐漏。”[1](P766)可见元怿作有《孝经解诂》，并与士族人物商校。元怿如此，虽为成年后的表现，但就其学业启蒙而言，则与孝文帝重视诸子教育密切相关。②关于元怿之才学，《洛阳伽蓝记》卷4“冲觉寺”条载：“冲觉寺，太傅清河王怿舍宅所立也。……怿，亲王之中，最有名行，世宗爱之，特隆诸弟。延昌四年，世宗崩，怿与高阳王雍、广平王怀，并受遗诏，辅翼孝明。时帝始年六岁，太后总万机，以怿名德茂亲，体道居正，事无大小，多咨询之。是以熙平、神龟之际，势倾人主，第宅丰达，踰于高阳。西北有高楼，出凌云台，俯临朝市，目极京师……楼下有儒林馆、延宾堂，形制并如清暑殿。土山钓台，冠于当世。……怿爱宾客，重文藻，海内才子，莫不辐凑，府僚臣佐，并选雋民。至于清晨明景，骋望南台，珍馐具设，琴笙并奏，芳醴盈罍，嘉宾满席。使梁王愧兔园之游，陈思惭雀台之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85页)这里虽重在介绍元怿一度权高位重、生活奢华，但由其设置儒林馆、延宾堂，“爱宾客，重文藻，海内才子，莫不辐凑，府僚臣佐，并选雋民”，可见其文雅化。

需要说明的是，考诸史籍，与上述训诫诸弟相比，孝文帝训诫诸子的相关记载则明显偏少。何以如此？并非孝文帝忽视教育诸子，而主要在于孝文帝在世时，诸子多年幼，多未直接统领军政，③《魏书》卷7 下《高祖纪下》载太和二十一年七月壬戌，“立皇子愉为京兆王，怿为清河王，怀为广平王”。(第182 页)孝文帝迁洛后，致力南征，长期在外，且诸王子年少，未亲执政，故孝文相关训导未著。即便名义上出刺者，孝文帝也明令主要僚属主政，《魏书》卷22《京兆王愉传》载其“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军府长史卢阳乌兼长史，州事巨细，委之阳乌”。（第589页）可见幼王无预军政实务。故孝文帝对诸子有针对性的具体训诫事例较少。

三、孝文帝对其他宗室人物之训导与惩诫

孝文帝具有浓郁的宗族情怀，注重宗族和睦，《魏书》卷7 下《高祖纪下》载其“惇睦九族，礼敬俱深”。[1](P186)这方面，可列举几则相关实例以资佐证。《魏书》卷16《广平王连传》载其后人飞龙，“后赐名霄。身长九尺，腰带十围，容貌魁伟。雅有风则，贞白卓然，好直言正谏，朝臣惮之。高祖特垂钦重，除宗正卿、右光禄大夫，诏曰：‘自今奏事，诸臣相称可云姓名，惟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迁左光禄大夫。太和十七年薨，……高祖缌衰临霄丧，哀恸左右，宴不举乐。”[1]（P400）又，《魏书》卷19 下《南安王桢传》载其因违法乱纪而遭削封，“后高祖南伐，桢从至洛，及议迁都，首从大计，高祖大悦。桢母刘太妃薨，高祖亲幸临慰。及葬，赠布帛采五百段”。祯得以复封，出为镇北大将军、相州刺史，“高祖饯桢于华林都亭。诏曰：‘从祖南安，既之藩任，将旷违千里，豫怀惘恋。然今者之集，虽曰分歧，实为曲宴，并可赋诗申意。射者可以观德，不能赋诗者，可听射也。当使武士弯刀，文人下笔。’高祖送桢于阶下，流涕而别。”[1]（P494）又，《魏书》卷20《广川王略传》载其子谐薨于太和十九年，孝文帝诏曰：“朕宗室多故，从弟谐丧逝，悲痛摧割，不能已已。古者，大臣之丧，有三临之礼，此盖三公已上。至于卿司已下，故应……自汉已降，多无此礼。朕欲遵古典，哀感从情，虽以尊降伏，私痛宁爽。欲令诸王有期亲者为之三临，大功之亲者为之再临，小功缌麻为之一临。广川王于朕大功，必欲再临。再临者，欲于大殓之日，亲临尽哀，成服之后，缌衰而吊。既殡之缌麻，理之无疑，大殓之临，当否如何？为须抚柩于始丧，为应尽哀于阖棺？早晚之宜，择其厥中。”对于“三临之事”，士族朝臣参与讨论，建议对古礼应加简化，“谐将大殓，高祖素服深衣哭之，入室，哀恸，抚尸而出。……及葬，高祖亲临送之”。[1]（P526-527）由孝文帝以“宗室多故，从弟谐丧逝，悲痛摧割，不能已已”，可见其宗室情感之真切，并因此修定相关宗室丧礼。又，《魏书》卷20《齐郡王简传》载：“高祖尝与简俱朝文明太后于皇信堂，简居帝之右，行家人礼。迁太保。高祖仁孝，以诸父零落，存者唯简，每见，立以待之，俟坐，致敬问起居，停简拜伏。”[1]（P528）由以上诸例，可见孝文帝对宗室先辈之礼敬及其宗族之情意。④对于遭遇困难的宗室人物，孝文帝则多有援助，《魏书》卷19上《阳平王新成传》载元衍“转徐州刺史，至病重，帝敕徐成伯乘传疗。疾差，成伯还，帝曰：‘卿定名医’，赉绢三千匹。成伯辞，请受一千。帝云：‘《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以是言之，岂惟三千匹乎？’其为帝所重如此。”（第442页）

不仅如此，孝文帝还通过宗族活动以增进宗族情感。《魏书》卷7 下《高祖纪下》载太和十七年五月壬戌，“宴四庙子孙于宣文堂，帝亲与之齿，行家人之礼”。[1]（P171-172）《魏书》卷19 中《任城王澄传》载：“时诏延四庙之子，下逮玄孙之胄，申宗宴于皇信堂，不以爵秩为列，悉序昭穆为次，用家人之礼。高祖曰：‘行礼已毕，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赋诗。’特令澄为七言连韵，与高祖往复赌赛，遂至极欢，际夜乃罢。”[1]（P464）孝文帝“诏延四庙之子”，“用家人之礼”，目的在于敦睦宗族情谊。在此过程中，孝文帝“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赋诗”，特令任城王元澄“为七言连韵”。孝文帝通过与元澄“往复赌赛，遂至极欢”，以浓郁其宗族之文雅化氛围。①《魏书》卷19中《任城王传》载元澄“少而好学”，为元魏宗室人物中文雅化水平之特别优异者，迁洛后历任中书令、尚书令，“萧赜使庾荜来朝，荜见澄音韵遒雅，风仪秀逸，谓主客郎张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称，今魏任城乃以文见美也。’”（第464页）元澄之经史学养、诗文谈论等皆深得孝文帝称赏。又载：孝文帝迁洛后，“高祖至北邙，遂幸洪池，命澄侍升龙舟，因赋诗以序怀。”（第465页）又，《任城王澄传》载孝文帝迁洛之后，愈加重视宗族情谊，元澄曾“从征至悬瓠，以笃疾还京。驾饯之汝濆，赋诗而别。车驾还洛，引见王公侍臣于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来，未与王公行宴乐之礼。后东閤庑堂粗复始就，故今与诸贤欲无高而不升，无小而不入。’”[1]（P467）又载“高祖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则有载考之义，卿等将出无远，何得默尔，不示德音。’即命黄门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峦、崔休等赋诗言志。烛至，公卿辞退。李冲再拜上千万岁寿。高祖曰：‘卿向以烛至致辞，复献千万之寿，朕报卿以《南山》之诗。’高祖曰：‘烛至辞退，庶姓之礼；在夜载考，宗族之义。卿等且退，朕与诸王宗室，欲成此夜饮。’”[1]（P468）由此可见，孝文帝迁洛后依然重视宗族聚集，并以儒家礼法习俗加以规范，适时地对宗室诸王进行引导劝诱。

孝文帝注重宗族子弟的管教，《魏书》卷21下《彭城王勰传》载孝文帝晚岁南征，“及至豫州，高祖为家人书于勰曰：‘教风密微，礼政严严，若不深心日劝，何以敬诸。每欲立一宗师，肃成元族。汝亲则宸极，位乃中监，风标才器，实足师范。屡有口敕，仍执冲逊，难违清挹，荏苒至今。宗制之重，舍汝谁寄？便委以宗仪，责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随事以闻，吾则肃治之。若宗室有愆，隐而不举，锺罚汝躬。纲维相厉，庶有劝改。吾朝闻夕逝，不为恨也。’勰翌日面陈曰：‘奉诏令专主宗制，纠举非违。臣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臣处宗乏长幼之顺，接物无国士之礼，每因启请，已蒙哀借。不谓今诏，终不矜免。犹愿圣慈，赐垂蠲遂。’高祖曰：‘汝谐，往钦哉。’”[1]（P574）孝文帝“每欲立一宗师，肃成元族”。从元勰所谓“每因启请，已蒙哀借。不谓今诏，终不矜免”云云，可见孝文帝早有此打算，并以元勰“风标才器，实足师范”，“为家人书”以命之，责其“专主宗制，纠举非违”，明确要求“有不遵教典，随事以闻，吾则肃治之”，“纲维相厉，庶有劝改”。就孝文帝迁洛以来的社会变革趋向而言，他对宗室“教典”之宗旨自是整体推进其汉化。

对宗室群体之施教，孝文帝注重树立榜样，以作为引导。《魏书》卷19上《广平王传》载元匡，“性耿介，有气节。高祖器之，谓曰：‘叔父必能仪形社稷，匡辅朕躬，今可改名为匡，以成克终之美。’”[1]（P452）孝文帝赐名元匡，寄以“仪形社稷，匡辅朕躬”之厚望。特别是任城王元澄，深得冯太后、孝文帝的训勉与激励，《魏书》卷19中《任城王传》载元澄出刺梁州，“文明太后引见澄，诫厉之，顾谓中书令李冲曰：‘此儿风神吐发，德音闲婉，当为宗室领袖。是行使之必称我意，我不妄谈人物也。’”后澄转刺徐州，“甚有声绩”，“朝于京师，引见于皇信堂”，孝文帝诏问“昔子产铸刑书，而晋叔向非之。此二人皆是贤士，得失竟谁？”元澄对二人所处之国情及其思想差异详加分析，并结合当时北魏军政状况，明确表示“愚谓子产之法，犹应暂用，大同之后，便以道化之”。孝文帝“心方变革，深善其对，笑曰：‘非任城无以识变化之体。朕方创改朝制，当与任城共万世之功耳。’”[1]（P463）对孝文帝“外示南讨，意在谋迁”，元澄原本未明其意，故对相关占卜表示“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为吉也”，并与孝文帝发生激烈争执。孝文帝“既锐意必行，恶澄此对”，私下说明本意，表明迁都洛阳之意，元澄转而赞同，孝文帝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元澄随驾幸洛，“定迁都之策”，又受命返平城宣旨，“既至代都，众闻迁诏，莫不惊骇。澄援引今古，徐以晓之，众乃开伏”。孝文帝曰：“若非任城，朕事业不得就也”。[1]（P465）元澄是北魏宗室汉化之代表性人物，不仅对孝文帝迁都及其全面汉化政策之实施贡献卓著，而且对宣武、孝明二朝相关国策之沿袭，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②元澄汉化修养甚著，《魏书》卷19中《任城王传》孝明帝时“澄表上《皇诰宗制》并《训诂》各一卷，意欲皇太后览之，思劝戒之益”。(第474页)究其原始，当与孝文帝的训导不无关系。①孝文帝对宗室人物在具体军政事务上的勉励与赞赏，其例颇多，如《魏书》卷16《河南王曜传》载元鉴“颇览书传”、“沉重少言，宽和好士”，迁洛后，出刺齐州，“时变革之始，百度惟新，鉴上遵高祖之旨，下采齐之旧风，轨制粲然，皆合规矩。高祖览其所上，嗟美者久之，顾谓侍臣曰：‘诸州刺史皆能如此，变风易俗，更有何难。’下诏褒美，班之天下，一如鉴所上。齐人受咏，咸曰耳目更新。”然元鉴有兄元和，本当袭父爵，和出家为僧，以官爵相让，“高祖崩后，和罢沙门归俗，弃其妻子，纳一寡妇曹氏为妻。曹氏年齿已长，携其男女五人随鉴至历城，干乱政事。和与曹及五子七处受纳，鉴皆顺其意，言无不从。于是狱以贿成，取收狼籍，齐人苦之，鉴治名大损。”(第397页)元鉴兄元和扰乱地方政治，“鉴皆顺其意，言无不从”，以致“治名大损”，这反映出孝文帝之后宗室管理的混乱。又，《魏书》卷19 上《阳平王新城传》载其长子安寿，“高祖赐名颐。累迁怀朔镇大将，都督三道诸军事，北伐。诏征赴京，勗以战伐之事。对曰：‘当仰仗庙算，使呼韩同渭桥之礼。’帝叹曰：‘壮哉王言！朕所望也。’……军过大磧，大破蠕蠕。颐入朝，诏曰：‘王之前言，果不虚也。’”（第442页）

对那些“不遵教典”的宗室人物，孝文帝则严加惩处与训诫。检点相关记载，可见涉及礼法、军政者，多有其例。就违背礼法而言，《魏书》卷15《常山王遵传》载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书张彝引兼殿中郎。高祖将为齐郡王简举哀，而昭乃作宫悬。高祖大怒，诏曰：‘阿倪愚騃，谁引为郎！’于是黜彝白衣守尚书，昭遂停废。”[1](P376)又，《魏书》卷19 上《阳平王新城传》载元衍“位梁州刺史，表请假王，以崇威重。诏曰：‘可谓无厌求也，所请不合。’”[1](P422)又，《魏书》卷19 中《任城王传》载元嵩，“高祖时，自中大夫迁员外常侍，转步兵校尉。大司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游田。高祖大怒，诏曰：‘嵩不能克己复礼，企心典宪，大司马薨殂甫尔，便以鹰鹞自娱。有如父之痛，无犹子之情，捐心弃礼，何其太速！’便可免官。’”[1](P486)以上诸人任性违礼僭制，孝文帝直言相斥，从元衍、元嵩后来的表现看，他们在受到训诫后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教训，成为宗室之栋梁。②在孝文帝训导下，元衍、元嵩品行大为改观，有所建树，《魏书》卷19上《阳平王新城传》载：“衍性清慎，所在廉洁，又不营产业，历牧四州，皆有称绩，亡日无敛尸具”。（第442页）《魏书》卷19中《任城王传》载元嵩在孝文帝迁洛后，“从平沔北，累有战功，除左中郎将，兼武卫将军。高祖南伐，萧宝卷将陈显达率众拒战。嵩身备三仗，免胄直前，将士从之，显达奔溃，斩获万计。嵩于尔时勇冠三军。高祖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顿出其门。’以功赐爵高平县侯，赉帛二千五百匹。”(第486页)与此相类的是元彬，《魏书》卷19下《章武王传》载元彬为汾州刺史，“胡民去居等六百余人，保险谋反，扇动徒类。彬请兵二万，有司奏许之。高祖大怒曰：‘何有动兵马之理也！可随宜肃治，若不能权方静帖，必须大众者，则先斩刺史，然后发兵。’彬奉诏大惧，而率州兵，身先将士，讨胡平之。”(第513-514页)

就宗室人物履职而言，孝文帝对缺乏军政能力，治理失范的宗室人物往往直言训斥，严加惩戒。《魏书》卷18《广阳王建传》载其子嘉，“高祖南伐，诏嘉断均口。嘉违失指授，令贼得免。帝怒，责之曰：‘叔祖定非世孙，何太不上类也！’”[1](P428)又，《魏书》卷19 下《城阳王鸾传》载孝文帝南征，“与安南将军卢渊、李佐攻赭阳，不克，败退而还。时高祖幸瑕丘，鸾请罪行宫。高祖引见鸾等，责之曰：‘卿等总率戎徒，义应奋节，而进不能夷拔贼城，退不能殄兹小寇，亏损王威，罪应大辟。朕革变之始，事从宽贷，今舍卿等死罪，城阳降为定襄县王，削户五百。古者，军行必载庙社之主，所以示其威惠各有攸归。今征卿等败军之罪于社主之前，以彰厥咎。’”[1](P509-510)孝文帝侈责广阳王嘉“定非世孙”，“太不上类”；征城阳王鸾等“败军之罪于社主之前，以彰厥咎”，这都体现了孝文帝以宗族规约训导、劝戒宗室人物的意图。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南安王桢，《魏书》卷19 下《南安王桢传》载其出刺雍州，孝文帝严加训诫：

征赴讲武，高祖引见于皇信堂，戒之曰：“翁孝行著于私庭，令问彰于邦国，每钦忠懿，思一言展，故因讲武，远征赴阙。仰恋仁慈，情在未已。但长安镇年饥民俭，理须绥抚，不容久留，翁今还州，其勤隐恤，无令境内有饥馁之民。翁既国之懿亲，终无贫贱之虑。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亲骄矜，违礼僭度；二者，傲慢贪奢，不恤政事；三者，饮酒游逸，不择交友。三者不去，患祸将生，但能慎此，足以全身远害，光国荣家，终始之德成矣。”而桢不能遵奉，后乃聚敛肆情。……高祖乃诏曰：“南安王桢以懿戚之贵，作镇关右，不能洁己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贪欲，殖货私庭，放纵奸囚，壅绝诉讼，货遗诸使，邀求虚称，二三之状，皆犯刑书。……且以南安王孝养之名，闻于内外，特一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归第，禁锢终身。”[1](P493-494)

就辈份而言，南安王桢为孝文帝叔祖，然其出镇，孝文帝明确训诫“所宜慎者，略有三事”，然桢“不能遵奉”，“聚敛肆情”，冯太后与孝文帝严加惩处，“削除封爵，以庶人归第，禁锢终身”。后元桢一度投机，孝文帝“以桢议定迁都，复封南安王”，出镇相州，“及恒州刺史穆泰谋反，桢知而不告，虽薨，犹追夺爵封，国除”。可见孝文帝对宗室之劝勉与惩处。①孝文帝对军政失职宗室人物的严加训诫与惩处的事例颇多，如《魏书》卷19下《乐陵王传》载孝文帝迁都，以元思誉为行镇北大将军，“高祖引见百官于光极堂，谓思誉曰：‘恒代路悬，旧都意重，故屈叔父远临此任，不可不敬慎所临，以副朕望。’及穆泰阴谋不轨，思誉知而不告，恕死，削封为庶人。”（第516 页）又，《魏书》卷20《安乐王长乐传》载其“承明元年拜太尉，出为定州刺史。鞭挞豪右，顿辱衣冠，多不奉法，为人所患。百姓诣阙讼其过。高祖罚杖三十。贪暴弥甚，以罪征诣京师。后与内行长乙肆虎谋为不轨，事发，赐死于家。”（第525页）

综上所述，北魏孝文帝重视对以诸弟、诸子为中心的宗室人物的训诫。如所周知，孝文帝及其同时的鲜卑上层精英人物，多受到良好的汉化教育，厉行汉化变革。面对无可阻挡的汉化趋势，孝文帝顺应潮流，推波助澜，其目的在于推动鲜卑拓跋氏宗室的汉化进程，逐渐实现与汉族士族社会的一体化，以不断扩大、巩固拓跋氏的统治基础，延续其内在生命力。为了实现这一汉化目标，除了法律、职官、婚姻、门第等制度及语言、姓氏等社会变革外，还必须不断改造拓跋氏宗室人物内在文化心理，摈弃旧有的落后观念，不断提升其汉文化素养。因此，孝文帝十分重视宗室的儒化教育，诚如论者所指出，“孝文帝本人对于他的皇族与代北功勋的教育问题，也非常关心”。②逯耀东:《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前揭《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第145页。究其具体教育内容而言，除了以儒学经术为核心的学业水平，还涉及其为人品德，礼法意识，执政理念及其作风、能力等，这是拓跋宗室子弟融入士族社会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前者主要通过学馆师授，而后者则主要有赖于平时熏习。

孝文帝深受士族文化熏染，颇得其精髓，他在开展宗室教育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效仿士族社会之“家教”方式，对其宗室人物进行有针对性的训诫。就其成效与影响而言，孝文帝对宗族子弟之训导，对当时居于统治集团核心地位的拓跋宗室群体而言，有助于推进其内在的文化转变，以不断深化与汉族士族社会的结合，并趋于一体化，进而在客观上有益于民族融合之深化与华夏文明之重构。从这一角度看，可以说孝文帝对拓跋宗室代表人物之训诫，不仅关乎鲜卑上层精英之文雅化与士族化，而且关乎民族融合与历史变革，影响深远。隋代儒者王通对孝文帝多有赞誉，《中说》卷2《天地篇》称其“可与兴化”[6](P68)；卷4《周公篇》以为“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为乎？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6](P107)；卷5《问易篇》称“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国之有法”[6](P134)；卷7《述史篇》则赞“太和元主有心哉”。[6](P179-180)由王通所论，可见当时士族社会对魏孝文帝致力汉化的高度认可与赞许。具体就孝文帝取法士族社会之家教，而对其宗室子弟施以训诫，对拓跋宗室群体之儒化与雅化影响尤深。从这个意义上说，称赞孝文帝“可与兴化”，“太和之政近雅”，确实洞明事理，切中肯綮。

应当指出，作为专制君主，北魏孝文帝训导宗室子弟，其直接的动因与目的在于维护其现实统治。北魏汉化的过程，就其统治方式而言，就是逐步转变为君主集权的专制统治。在这种专制政体中，宗室群体自凭借与皇权的血亲联系，总是享有特殊的待遇，特别是其中的嫡系宗亲往往成为支撑王朝的核心力量。不过，对于具有鲜卑民族背景的北魏统治者而言，包括汉化甚深的孝文帝在内，其用人心理也依然难免隐含着残存的民族意识。对此吕思勉先生曾有过深刻的分析与揭示，他以为尽管自道武帝破燕以来，北魏王朝不断吸纳汉人，及至冯太后、孝文帝时期，“汉人之见任者，亦稍多焉”，然“即李冲见宠衽席之上，实亦佞幸之流，高祖特以太后私匿，虚加尊礼，非真与谋军国大计也。此外李彪、宋弁、郭祚、崔亮之徒，或佐铨衡，或助会计，碌碌者更不足道。虏之桢干，仍在其种戚之手”。③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纵观北魏政权与汉族士族结合之历程，可见自太武帝拓跋焘以来，北魏王朝大量招揽、吸纳汉人士大夫，开放度不断扩大，以致孝文帝时期，士大夫代表在太和改制及迁都洛阳等一系列社会变革中发挥了的重大作用。从这一角度而言，吕氏此论不无偏激。但就拓跋氏君主的统治心理及其核心军政之所寄而言，则确实“仍在其种戚之手”。因此，此论颇为“诛心”，可谓片面之深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22页。）就孝文帝而言，对于其“种戚”，则尤重诸弟，委以重任，寄予厚望，《魏书》卷21上《咸阳王禧传》载：“初，高祖闲宴，从容言于禧等：‘我后子孙，邂逅不逮，汝等观望辅取之理，无令他人有也。’”[1](P539)前引孝文弟对诸弟训诫之语，也多有相关表述，如对咸阳王禧说“汝等国之至亲”；对赵郡王幹说“汝，我之懿弟，当聿修厥德，光崇有魏”；对广陵王羽说“汝既是宸极之弟，而居枢端之任”，即便知其难堪大任，依然以之“海服之寄，故惟宗良”；以高阳王雍镇相州，说“自非朝贤德望无由居此，是以使汝作牧”；以北海王详留守京师，嘱其“善守京邑，副我所怀”；彭城王勰长期随侍左右，一再表示“宗祏所赖，唯在于汝”，“社稷所仗，唯在汝身”。正因为如此，孝文帝对其子弟严加督导与训诫。

当然，就孝文帝训诫宗室人物之成效而言，则有其局限性，并未充分实现其相关期待。对此，日本学者冈崎文夫据前引《魏书》卷19 中《任城王澄传》相关记载，曾论及于此：“高祖细心谋求宗室的亲密团结。……特别是高祖极恳切地训诫诸兄弟；又，因诸王有走向世界淫乱的危险，高祖甚至特意干涉，为他们从胡汉名族那里迎娶妇人。不过，借用魏收之言，诸弟尽管亲闻高祖如此训诫，却都因淫乱而败。”他以咸阳王禧和北海王详二人迁洛后生活纵奢之表现，以为“由此可见，这些皇族代表者们货殖与淫乱之甚”。①冈崎文夫著、肖承清译:《魏晋南北朝通史》内篇第四章《南北朝时代》（北朝篇）第四节《北魏的衰亡》，中西书局，2020年，第177-178页。关于北魏后期元魏皇族生活奢侈化之表现及其原因与危害等相关问题，拙文《北魏后期迁洛鲜卑上层之奢侈化及其原因与危害》（收入拙著《迁洛元魏皇族与士族社会文化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有较为全面、深入的考察，敬请参见。因此，对孝文帝训诫元魏宗族之效应，应当持有理性的态度，绝不可过分誉美与夸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