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与中国本土货币理论的构建

冯 剑

(青岛大学 历史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大家的马寅初,其货币思想是其经济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对马寅初货币思想还没有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1〕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货币问题严重,马寅初认为辛亥以来,财政金融有三滥,滥借内外债、滥铸铜元与辅币、滥发纸币。〔2〕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币制问题显得更为严峻,当时马寅初就已经指出“金融问题是中国目前极大的一个问题”。〔3〕马寅初在当时曾列举了中国九个重要的经济问题,有外债、内债、币制、银行、国际贸易、交易所、信托公司、会计、关税问题。〔4〕其中七个直接涉及金融问题,币制问题处于非常突出的地位,可见当时货币问题在经济发展中以及在马寅初经济思想中的重要位置。马寅初还指出,“吾国经济事业如运输、会计、工厂,几无一不在幼稚时代,无足述者。其最堪令人注意者,莫如财政与金融。以故吾国之经济学者,讨论研究,均不出此两问题范围之外。”〔5〕“币制不改良,商务就永远没有发达的希望。”〔6〕随着马寅初对中国经济金融问题更为深入的研究与体察,他对货币问题对中国近代经济的意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他认为“现代之生产以物价为中心,以利润为目标”。〔7〕据此,在其后来所著《通货新论》一书中,他写道:“通货问题,乃各种经济问题之根本所在。”〔8〕

因为近代中国货币问题的复杂与重要性,使得马寅初力图利用所学的西方货币理论与经验对中国的现实金融问题进行研究,并建立起中国本土货币学理论体系,最终为中国货币问题的解决找到一条出路。

一、对西方货币理论与经验的批判与借鉴

(一)对西方货币理论与经验的批判

马寅初在国外留学及之后回国期间,对当时西方流行的经济金融学理论进行了广泛的学习与研究。在对西方货币理论和经验充分吸收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了批判。

1920年代的中国学府中充斥着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书籍,“我们在学堂里读的都是外国书,什么算学、商学,没有一本不是外国书”,对此种现象,马寅初认为这是研究这些学说的中国书籍太少导致的,但“外国的书讲的都是外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外国人是不清楚的,要是中国人自己不去研究,那么就没有人去研究了”。〔9〕作为一个海归学者,马寅初对西方的货币经济理论与现实有着深入的了解,但他主张将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反对生吞活剥地借鉴西方货币理论,观察解决中国问题。他指出“中国金融的恐慌可否用外国所用的方法来救济,确是我们读经济学者必须研究的问题”。〔10〕对于盲目借鉴外国理论与经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他是持否定态度的,“现在中国金融制度的下面,不可抄袭外国所用的方法来救济市面。”〔11〕在他研究解决中国金融现实问题的时候,他也总是在选择介绍西方理论与经验的基础上,将西方金融理论与经验同中国金融问题的不同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比较研究,针对中国的现实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货币问题需要有谨慎的态度,“需要学者与实际办事人互相研究,也就是将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才能成功。”〔12〕

近代中国币制混乱,银币铜币质量良莠不齐,对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对西方著名的劣币驱逐良币之格莱森法则,马寅初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这个法则不是在什么情况下都适用,适用之场合为“1、新旧币并用之时;2、有法货资格之不换纸币与硬币并行之时;两种金属并用之时”。〔13〕而格莱森法则不适用之场合为“1、恶货为其社会否认而被拒绝使用之时;2、良货恶货之额均属有限时;3、良货有限恶货无限而当实业勃兴之时;4、良货恶货均属无限而当货币需要大于供给之时”。〔14〕

币值的稳定对经济的运行至关重要。对于当时流行的西方货币数量说马寅初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发现购买力平价说建筑于货币数量说之上。〔15〕对西方流行的货币数量学说,马寅初指出发行钞票之理论,有银行派与通货派。通货派以货币数量说为依据,通货之流通量增大,足以提高物价。银行派则主张钞票之发出,皆由真正之商业需要。〔16〕对货币数量学说相关的两个代表性人物,马寅初也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费雪用增减美元含金量的办法稳定物价是注重救济已然之物价,不顾汇价,且容易引发投机,凯恩斯则防患于未然。〔17〕

对西方流行的货币中立说,马寅初也进行了探讨,他指出“中立性货币即所以除去货币变动影响之方法也”。〔18〕他认为“欲使投资等于储蓄,应使物价不致上涨或下跌,似应采取稳定价格说,不应采用中立货币说”。〔19〕“吾人不能否认稳定物价说之困难,但比较之下,其困难远不如中立货币说之甚,宜其为世人所推崇也。”〔20〕

(二)对西方货币理论与经验的借鉴

马寅初对当时西方重要的货币理论学说与经验不仅大量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还结合中国国内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自己关于货币问题的主张。

广义的货币也包括信用货币。信用是货币金融问题的根本。马寅初认为社会经济可分三期,物物交换、货币、信用。〔21〕信用制度为市场交易的核心,“货物与信用进行的方向是相反的”,“有了信用货物方能流通”。〔22〕信用工具之最要者,为钞票与支票。〔23〕他研究了近代西方市场的经验,指出“钞票在欧西能够为救济银根的紧急方法不是绝对的不可能,大概能不能的问题,在于信用制度的好不好。信用制度好,钞票就可以当做救济恐慌的办法”。〔24〕“钞票之准备率,多数国家均在百分之四十左右。”〔25〕马寅初对比研究了中西方金融信用的不同,指出西方研究信用的学说最著者有两种:一个是英国人梅克利奥特(Maclcod),一个是德国人克尼司(Knies),梅克利奥特的学说就是信用可以制造资本,信用就是资本。〔26〕马寅初认为“中国存款与钞票非由贴现发生,乃由放款发生者也,此中外信用制度不同之处也”。〔27〕

马寅初痛惜中国的信用制度较为落后,“公估局上海仅有一家,破屋三间,污秽不堪入目,而信用为中国第一。”〔28〕上海以其金融与经济中心的地位,成为中国期票最为发达的地区,“各小城市之溢出商人之利益必流转至各大城,而各大城之溢出之生产则又必集中于商业最盛之上海。上海因期票关系而致款项集中者,在我国殊属罕见。”〔29〕中国各大银行的营业报告书中,贴现是一个很不常见的项目。〔30〕马寅初分析了中国不能施行贴现政策的原因,“1、发行不统一;2、国库不统一;3、票据之不适宜;4、拆票办法之不适宜。”〔31〕但他认为:“为将来计,不可不改收账为贴现。”〔32〕

马寅初认为“欲社会上信用发达,非普通信用均稳固可靠不可”。〔33〕“信用制度是物物交换的变相,恐慌之由来于货物不能畅销。”〔34〕“法律良,信用制度就容易发达,不良信用制度就不容易进行。”〔35〕马寅初指出,“信用有二种:记账与票据。”〔36〕中国“商人互相往来者,皆以记账为凭,债权人可以向债务人收账。……但收账迟缓,而贴现可以随时筹得资金”。〔37〕虽然“期票与汇票非泰西各国所独有,吾国亦有之”。〔38〕但在西方,票据已经成为重要的支付手段,“外国之期票由商人发出者,多于由银行发出者。”〔39〕“今日英国通货百分之九十六为支票,即往来存款,百分之四为钞票以及各种硬币。”〔40〕“英国票据交易很发达,普通授受都用票据支付,这种票据是定期付现的。”〔41〕票据在信用时代是最为重要的支付形式,“票据共有两大类,即期票与汇票是也。”〔42〕“票据需要有信用三要素:资本、品行与信任。”〔43〕票据的作用是在“市面由急需之时,商业银行可以以票据向中央银行重贴现,而中央银行得以票据为准备,增发兑换券,以济市面之急。此即商业票据之效用也”。〔44〕

马寅初认为票据制度的落后是导致中国金融受制于外国金融的因素之一。马寅初分析指出:近代以来中外经济交往中,中国的票号钱庄成为中外交易中的信用保证机构的过程,在于“外国商人赊卖货物于吾国商人,其于其人之信用,不敢确定,又不得不买办为之担保”。〔45〕所以政府“知票庄之财力雄厚,设法与之联络,每遇收支不适合之时,或求其协助,或请其代发纸币。而票庄遂利用此机缘,向政府要求官款之存放,于是与官场接近,声势日大,直至辛亥,因放出之款不能收回,遂一蹶不振”。〔46〕之后,钱庄、银号接替票号,成为中西信用之中介,“钱庄之信用所以优者,因票庄为钱庄第一债务,万一钱庄倒闭,必须首先清理票庄,况钱庄之东家对于营业负无限之责任,故其信用较厚。”〔47〕“如我国商人向外国商人购物,其价给以庄票。”〔48〕“省银号之营业为发行纸币,独本地钱庄无可发展,不得不于死中求活,遂发明所谓庄票者。五口通商后,上海钱庄乘机而起,遂变为国外贸易之大关键,其所以能臻此者,则以国外贸易利用钱庄之庄票故也。”〔49〕“庄票之来源谓庄票发源于洋商之不信任,以其不信任,故华商不能与在中国之洋商发生直接债券债务之关系。”〔50〕因此“华洋贸易,完全落于第三者之手,所谓第三者即今日之洋行也。但洋行仍不信任华商,一举一动,必以买办当其冲代,负完全责任,可知庄票者,实足为吾国国外贸易大权旁落之代表物也”。〔51〕可见,中国信用制度发展落后导致贸易在近代为外国所操控,对中国经济危害极大。

二、对中国货币问题的探索与理论构建

近代中国,在币制问题上主要有两大相互关联的困扰,一是货币本位问题,一是货币统一问题。

(一)马寅初有关货币本位问题的思考

近代中国以银为货币本位,而当时世界多数国家以金为本位币,直到二战后金本位才崩溃。是否实现金本位在许多学者看来是金融财政是否现代化的标志。许多外国人也希望中国实行金本位货币制度。关于中国改革币制的学说,当时先后有外国的金融专家金琦和卫斯林主张虚金本位,华格尔主张规元本位等。〔52〕但也有一些外国人主张中国可以继续实行银本位。如伊万诺夫认为中国用银货币有着特殊意义,因为商业习惯与欧美不同,实为最好的货币制度。银币散落在民间,没有集中在政府和中央银行,难以造成欺诈,有利于金融稳定。〔53〕

对于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本位问题,马寅初也有一个探索的过程。他指出银价问题,“实为我国今日经济金融问题之中心。”自1890年至1932年,四十二年中,银价大势,无不在继续跌落中。〔54〕但是外国放弃金本位,可以救经济恐慌,中国放弃银本位以救经济恐慌,尚有不少困难。〔55〕依据当时外国的经验马寅初认为“银本位要件一曰自由铸造,即凡有生银者,需用银币时可自由按照法定标准送请国立之造币厂铸造,并非人人可以自由铸造也。二曰自由兑换,三曰自由输入”。〔56〕马寅初指出,“中国自采用银本位以来,银贵钱贱问题更迭发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之重大障碍。”〔57〕

故此,马寅初一度希望中国采取金本位制度。他认为中国币制治标的方法是令海关改征金币,治本的办法是采用虚金本位制度。欲实行虚金本位制非先废两改元不可。“改良币制之最要关键,即在发行纸币。盖社会进入至今日,硬币已在淘汰之列,虽辅币亦有渐趋纸币化之趋势。中国今日之所以欲改行虚金本位制者,论者均以免除中外币制之不同,而在国际往来之损失为主因,实则此乃表面之辞也。其最主要之用意,乃将中外之物价立于平行线之上。”〔58〕而要实现金本位在当时又有一些困难,“维持金本位,即将牺牲物价之稳定。”〔59〕“1929年之大恐慌,尚有其他原因,然金本位实难辞其咎。”〔60〕

后来,马寅初研究了英法美等国使用不兑换纸币的历史,认为不兑换纸币的使用是危险的、有害的。但从历史上看,不兑换纸币却成为当今货币主流,虽然其是在应对战争等危机的背景下诞生的,但却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61〕“故改革币制之关键,在纸币之发行,发行纸币之道,须使其稳定。”〔62〕然而中国之币制,实为汇兑本位制,盖中国之币制基础,乃奠定于外汇准备基金,倘外汇准备一旦告竭,则新币制度亦必随以崩溃。〔63〕“中国何以不能采用纸本位?则以人民用硬币之观念尚深,故不能不与外币联系,借以维持法币之价值。”〔64〕但纸币流通毕竟是趋势,马寅初最终还是认为应该采取纸本位。〔65〕

(二)马寅初有关货币统一问题的思考

与货币本位问题密切相关的是货币统一问题。统一货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成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呼声。币制混乱一直是近代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明清以来,中国的货币主要有银币和铜钱两种。银有实银和虚银,实银铸造成锭。宝银按照形状有元宝,中锭、小锭,滴珠、福珠。银两的标准和成色为平,有库平、槽平、关平、广平、公码平,全国有上百种。虚银是清后期设的银两单位,有名无物,最重要的有纹银、上海规元、海关银、天津行化、汉口洋。清代铜钱在京师设有宝泉局、宝源局分别归属户部和工部,在各省设置数十个铸造局,专铸铜钱。制钱分量较重,每文达到一钱四分。咸丰三年开始采取通货膨胀政策,铸造当十、当五十、当百大钱,后来发行当五百、当千大钱。〔66〕清末则开始引入外国制造的银元,沿海区域市场中有大量外国的银元流通。除此之外,市场上还有金融机构发行的各种中外纸币。

货币的繁杂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阻碍,各方面人士莫不希望统一货币。但如何统一,各方面人士则议论不一、莫衷一是。在币制统一的具体方法步骤上,梁启超“主张先将银币统一,然后再改为金本位”。〔67〕还有“近来银行界会议,仍旧主张其先废规元而后实行自由铸造的意见”。〔68〕另有“前财政部已经有过关税改征国币的议论,想用一元新币作标准,现行的新币的成色是银八九铜十一。与新国币条例所定的银九铜一十的成色不同”。〔69〕而“总税务司的意思以维关税改征银元未尝不可,不过必定要在币制统一”。〔70〕

马寅初认为要改革币制,需要统一银币,而统一银币需要自由铸造,要自由铸造,需要与海关商量改革海关两。〔71〕

马寅初认为,币制混乱是由国内外两方面因素所导致。国际上,外洋入口:墨西哥、西班牙银洋入口,政府见洋钱流通的势力极大,于是仿造,外国的叫鹰洋(英洋),中国仿造的叫龙洋,从广东开始,后有湖北、安徽、江南、大清银币等。各省洋钱重量不等,各种外国洋钱也涌入。在国内,货币供求不相应。〔72〕此外,国内造币厂“当其事者,莫不视之为唯一利籔。所铸国币辅币其银色成分必多方侵蚀,非至使国家之威信扫地,陷社会于水深火热之中”。〔73〕在《吾国滥铸铜元之原因》的演讲中,马寅初指出铜元泛滥的原因主要有“1、铸铜元以偿欠。2、铸铜元以充军饷。3、铸铜元以图私利”。〔74〕马寅初呼吁“欲救此币,惟有政府切实整顿,认真办理,不许造币厂带营业性质,不许多造辅币,则此种弊病渐去,民困渐苏,货币前途有望矣”。〔75〕

与其他有识之士一样,马寅初也认为“欲解决钞票问题,宜先谋币制之统一也”。〔76〕但在如何实现货币统一的方法上,马寅初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1924年8月21日,马寅初在武昌中华大学发表了题为《中国币制问题》的演说,提出了自己的“统一银币之方法:1、废两用元;2、统一造币厂;3、自由铸造,辅币分五角、二角、一角、铜子四种。国币条例规定十厘换一铜子,十铜子换一角,十角换一元”。〔77〕最后的治本之策是采用虚金本位制度。可见马寅初主张的币制统一路径,第一步是废两改元,“欲行虚金本位,必惟强有力之中央银行是赖,欲有一强力之中央银行,必惟推广发行是赖,欲推广发行,必停开各地洋厘,欲停开各地洋厘,必废除银两。故欲实行虚金本位,非先废两改元不可。”〔78〕同时也需要海关的配合,“令海关改征金币”。〔79〕

在马寅初看来,“统一中国币制须废规元,欲废规元,必先实行自由铸。”自由铸造要先定银元的法价。固定银元的比价可以除去政府的专利。自由铸造可以固定银元的比价,比价不变就可以用来记账。〔80〕自由铸造的好处在国内“故于市面紧急之时,各银行各钱庄可以自由增加其洋数,不必向政府购买现洋也”。〔81〕对外则是“钱业公会在现状之下,竟允恳银洋并用。而尚有一外商可以从中作梗,不惟外国银行势力甚大,即海关每年数千万税款均用银两,其势力亦至雄厚。故欲用洋代银,于钱庄而外,尚须疏通外国银行与海关。如何疏通?曰先实行自由铸造”。〔82〕“自由铸造之下,洋价一定不变,外人自愿改用银元以为本位币。”〔83〕可见,实现自由铸造银币,在马寅初的货币统一步骤中处于关键地位。〔84〕

自由铸造之后,是巩固银本位,统一于国币,“我国欲改行金本位,先须巩固银本位,巩固银本位,当先统一银本位,统一银本位,当先推翻银两,银两推翻矣,尚未谓银本位已巩固也;必也统一各色之银元,使尽为国币,而后银本位可谓统一。银本位基础既固,而后可渐进于改用金本位问题。”〔85〕“币制统一了,于是就将银本位改用金本位。”〔86〕

钞票制度紊乱也是货币问题的重要方面,事关国运,必须统一。马寅初呼吁说,“欲使我国与英美之地位相等,自宜先解决钞票问题。”〔87〕“故当社会正需用钞票之际,银行反以少发钞票为利,若社会不需要钞票之时,银行反以多发钞票为利。”〔88〕同欧美各国相比,中国发行钞票权力分散,“欧美各国的钞票发行权只属于国家银行,其余各银行不能发行钞票,就是国家银行发行钞票也要预备若干准备金。”〔89〕而“我国的情形却是不同,无论国家银行、中外合办银行、私立银行都可以发行钞票”。〔90〕马寅初指出,“钞票发行权的取缔又是新经济制度下的一个极重要的问题。”〔91〕“中国无发行制度,发行钞票权又容易取得,所以发行的多……钞票越发越多,于是钞票渐渐的有些危险发生了。”〔92〕“闻其上星期曾发一电致某处属员,嘱其对于税收不受中交钞票。此消息传出之后,一般无智识之庸人,遂惊慌万状,纷纷持票向中交两行即兑换所兑现。于是一唱百和,以讹传讹,酿成今日之挤兑风潮。”〔93〕对此马寅初尖锐地批评道:“增发纸币即增加租税也,……与其滥发纸币,莫如增加租税也。”〔94〕除滥发纸币外,外国的纸钞也涌入中国,如日本的“老头金”、俄国的羌贴等,“五四运动以后,来自日商银行如正金台湾之钞票,尽为人民所拒绝,现几绝迹于市场矣。”〔95〕

总之,马寅初设计的中国货币制度是在统一银币基础上实现虚金本位制,最后过渡到支票、钞票等信用货币阶段。要实现这一愿望,需要摆脱外国人的控制并实现中国的统一,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一个强大的中央银行。

1944年,在二战行将结束之际,马寅初在预见中国面临战后重建的情况之下,写作了他的金融学名著《通货新论》。他指出本书之用意在“将第一次大战后所发明之各种新学说,凡可为中国将来整理通货之理论的根据;与大战后各国调整通货之种种方法与步骤,凡可为中国整理通货之经验的根据者,著成专书,对于当前的大时代,作一涓埃的贡献”。〔96〕马寅初对西方一些重要的货币理论如货币中立说、货币数量论等进行了分析,在回顾了西方各种新近的货币理论与整理货币的经验基础上,要为中国未来的货币问题寻找到一条出路。马寅初在书中总结了银本位对中国近代经济造成的伤害。他认为银价不稳导致中国经济40年来遭受巨大的亏损。〔97〕却也认为虽然银本位不适合中国,但在各国已经相继放弃金本位的情况下,金本位同样不适合中国。〔98〕彼时的他主张纸本位。〔99〕但主张纸币本位需要有强大的中央政府与统一的市场,这一点当时的中国依然没有做到。马寅初预测法币将来有膨胀的风险,需要得到英美等国的帮助。〔100〕在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还处于较为弱小的情况之下,马寅初将当时中国货币问题挂靠在当时西方贸易与货币体系上来解决,关注利用外汇平准基金的办法来稳定国内外物价。〔101〕最后,马寅初对中国文化“重安”思想提出了批评,认为应该以“均富”的思想取而代之。〔102〕

三、马寅初经济思想的价值与盲点

(一)马寅初经济思想的价值

马寅初留学欧美,对西方的金融业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和研究。回国之后,他又对中国金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结合所学之金融理论,对中国金融所遇到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有价值的建议。在币制改革问题上,他提出了废两改元、自由铸造、统一银币,从而最终实现虚金本位的独特思路,并大力提倡票据使用,建立中国自己的信用制度,实行贴现制度和成立票据交换所。

马寅初货币思想的特点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提出按照中国的国情进行金融改革,要敢于尝试、不怕风险,采取试验推广的方法,贯彻金融必须用来发展实业的思想。马寅初也认识到,要实现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前提是中国的统一和独立。金融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政治离不开金融,金融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上的集中统一和民族国家的独立,是解决当时金融问题的前提条件。

在马寅初看来,要实现中国的发展,仍需要清除两个障碍,一个是军阀,军阀统治无法使中国获得国外的资本,“取得资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取于国外,二是取于国内。”〔103〕马寅初依据国外尤其是英国的经验认为中国之币制改革,以稳定国内物价为准。稳定物价须管理通货。管理通货需要有强有力的统一政府与中央银行。〔104〕“要使外人信用,先要使社会和平,要使社会和平有秩序,一定要打破军阀,军阀不去,社会国家万不能和平有序,决不能使外人信用。外人不信用则经济不能集中,中国的资本决不能充足。”〔105〕“中国所最切要解决之问题乃在军阀而非资本家劳动问题。”〔106〕军阀的内乱导致国内资本流失,“由吾国政局不靖,内乱频仍,社会活资多流入外国银行,以免危险而求安全,故吾曰,军阀一日不去,汇丰之势力一天大一天。”〔107〕国内的事业也无法发展,“抵制英日货,提倡工商业,但欲实行,非去万恶之军阀不为功。”〔108〕“三滥之根本原因实系军阀之祸。使军阀不去,财政无整理之望,金融无旺盛之期。”〔109〕因此“中国现今贫富皆受军阀之害,非劳动者受累于资本家也”。〔110〕“我国如能除去武力,则各重大问题均可迎刃而解。”〔111〕

另一个障碍就是外国势力的干涉,“中日战争,吾国之损失不仅限于割台湾认赔款,即调剂金融之权亦失去矣。”〔112〕“至基金之倒与不倒,全视一个英国人之好恶,中国金融界之安全与破坏,中国数万万人之生死存亡,惟一个英国人是赖。斯人为谁?则总税务司安格联是。如安格联恳继续保管,则公债安全,银行界安全;安格联愤然置之,或竟毅然拒绝支付,而尽以之偿还无抵押之外债,则公债危,银行倒,中国乱,是故各界到处欢迎安氏。固然因安氏尚无负于我国民,实则因安氏有此之大势力,政府遵之、商界捧之,无异于胁肩谄笑,仰起鼻息,亦可耻矣。巨额之关税与关税之余存之于汇丰,在昔则无利息,在今则仅二厘,而国人不敢问者,正以此耳。”〔113〕“银价低落,即金价腾贵之反面,使外资易于输入。巨量外资之输入,必在不平等条约废止之后,否则输入外资适足以引起经济侵略之害,中国将永陷于万劫不复之地矣。”〔114〕可见,外国控制中国金融实在是中国金融之根本问题。但鉴于当时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较为弱小的现实,马寅初将中国货币稳定的希望建基于西方货币体系之上,利用外汇平准基金来维系国内货币的稳定,以吸引外资尤其是美国资本的注入,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二)马寅初经济思想的盲点

马寅初对如何解决军阀与外国干涉问题,即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独立并没有提出好的方案。而对马克思主义,马寅初还一度持有较大的异议。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1920年代成为中国学术界令人关注的学说,风行一时:“中国现时,人人高唱马克思之学说。”〔115〕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说也引起了马寅初的注意。在总结西方价值学说时,马寅初将马克思列入西方价值学说之一的劳力说,其认为关于价值有“几种说法:劳力说、生产费用说、效用说、边际效用说、社会价值说”。〔116〕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当时的马寅初基本上是不同意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吾国目前的大患非资本主义乃武力主义……人民之痛苦,由于资本主义之横暴,真隔靴搔痒之谈也。”〔117〕因为当时中国经济问题就是资本不足。〔118〕因此“劳动果是神圣,资本也是神圣”。〔119〕“现在可以断定,中国有地产,有人工,办事人才,只缺少资本。”〔120〕而中国也没有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据我的观察,中国工厂里的工人,他们的生活较之普通的劳动者,总算强得多。”〔121〕“看一看各地的乡团,都是富人出资,贫民出力,贫富间很有睦谊的,我们又何必来将社会主义去离间他们呢?”〔122〕他甚至认为推崇马克思主义的人别有用心,“此危机之秋,尚欲主张阶级斗争,要求经济组织中之劳资二要素,互相斗争,诚不知其居心如何也。”〔123〕当时他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来说本质上是一种极具现实意义的政治战略,他当时对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与解决出路也缺乏更为深刻的认识。

四、结 语

我国经济史学者杜恂诚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不应满足于用中国的历史数据来证明某个西方经济学模型的正确性和普遍适用性,或者模仿西方学者发表过的某篇论文的样式,来一个“拷贝不走样”的“中国版”。中国的经济史学的最高目标是理论、历史、统计三者高度融合,参与开创适用于近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学派。〔124〕马寅初先生正是这样一个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在批判运用西方金融学说与经验的基础上,力图构建起中国本土金融学理论和中国学派的学者。作为近代较早研究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学者之一,他谙熟西方金融理论、经验及国际金融贸易的实际情况,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特点也有着自己深入的体察,他的看法和结论都是建立在大量的统计数据之上的。他这种为解决中国金融问题而对西方理论和经验批判借鉴的态度,对我们当今构建本土学科理论和学术话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1〕查阅知网可知目前还没有对马寅初货币思想较为系统的研究,有关马寅初经济思想研究的博士论文仅有一篇(李晓波:《市场与政府之间:马寅初对经济制度的思考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其对马寅初经济制度选择思想在市场与政府框架之下的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他相关论文有的对马寅初的货币思想进行了论述,但深入研究的不多,如欧自明:《马寅初的经济思想》,《学术界》1996年第5期、孙大权:《马寅初在民国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等,对马寅初的货币思想有所涉及。有关马寅初的传记也对马寅初的经济思想进行了论述,如彭华:《马寅初全传》等。金融思想是马寅初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马寅初金融思想的研究目前主要有,姚遂:《中国金融思想史》(下),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该书对马寅初的金融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曾康霖、刘锡良、缪明杨:《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该书对马寅初的金融思想作了一个概要的梳理。其他研究较为零散,多为对马寅初金融思想的部分研究。如孔繁坚:《二十年代马寅初对开发上海金融中心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3期、赵国忠:《试论抗战时期马寅初的稳定币值理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等等。有一篇硕士论文对其早期的金融思想进行了一个粗略的梳理:牛林毫:《1945年前马寅初财政金融思想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2〕〔21〕〔27〕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二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2、1、2页。

〔3〕〔78〕〔79〕〔91〕〔123〕马寅初:《马寅初演讲集》第四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4、103、79-90、126、30页。

〔4〕〔9〕〔12〕〔22〕〔26〕〔28〕〔29〕〔32〕〔34〕〔35〕〔37〕〔38〕〔39〕〔42〕〔44〕〔47〕〔52〕〔67〕〔68〕〔69〕〔70〕〔72〕〔73〕〔76〕〔80〕〔81〕〔83〕〔86〕〔87〕〔89〕〔90〕〔92〕〔93〕〔95〕〔103〕〔105〕〔106〕〔110〕〔115〕〔117〕〔118〕〔119〕〔120〕〔121〕〔122〕马寅初:《马寅初演讲集》第一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8-193、15、16、94、2、229、106、171、101、96、170、169、170、167、171、169、78、190、287、292、293、77、277、267、286、124、125、37、266、108、109、270、172、187、155、156、221、227、222、162、153、154、155、159、161页。

〔5〕〔10〕〔11〕〔13〕〔14〕〔24〕〔33〕〔36〕〔41〕〔43〕〔45〕〔48〕〔74〕〔75〕〔77〕〔82〕〔85〕〔88〕〔94〕〔109〕〔111〕〔113〕〔114〕〔116〕马寅初:《马寅初演讲集》第二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00、11、11、251-252、252-253、18、164、131、11、131、123、122、134-135、295、294-295、118、49、212、8-9、168、167、231、77、55-60页。

〔6〕〔61〕〔71〕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一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5、222-235、546-554页。

〔7〕〔8〕〔16〕〔23〕〔25〕〔56〕〔57〕〔59〕〔60〕马寅初:《通货新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1、176、19、19、5、4、22、37页。

〔15〕〔17〕〔18〕〔19〕〔20〕〔65〕〔96〕〔97〕〔98〕〔99〕〔100〕〔101〕〔102〕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十二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3、54、146、120、165、33、2、7、15、33、208-226、56-147、229-237页。

〔30〕吴承禧:《中国的银行》,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64页。

〔31〕〔40〕〔46〕〔49〕〔50〕〔51〕〔107〕〔108〕〔112〕马寅初:《马寅初演讲集》第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2-134、44、50、51、53、53、39、68、66页。

〔53〕〔55〕〔63〕〔64〕〔104〕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十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7、65、474、474、189页。

〔54〕〔58〕〔62〕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六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9、286、288页。

〔66〕陈争平:《金融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32页。

〔84〕但自由铸造的理论在西方也未经实践。参见〔英〕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货币与交换机制》,佟宪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12页。

〔124〕杜恂诚:《论中国的经济史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