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工作研究

2024-01-03 02:38汪成军闫伟东
关键词:西北局统战部陕甘宁边区

汪成军,闫伟东

(1.延安西北局革命旧址管理处;2.延安市人民政府研究室,陕西延安716000)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子长市(原安定县)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会议确立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方针。从此,统一战线成为党中央在延安时期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以下简称西北局)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而来,成立于1941年5月13日。而西北局的统战工作,则是承接原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统战工作基础上开展的。

一、西北局统战工作基本情况

(一)西北局统战工作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1年5月西北局成立起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这一阶段党的统一战线纲领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联合农民、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海外侨胞,团结除汉奸、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投降派以外的一切政治力量,组成的抗日联盟。第二阶段,从1945年8月抗战胜利到1949年5月。这一阶段党的统一战线纲领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

(二)西北局统战工作的基本任务

西北局接续了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统战工作的基本任务,即“巩固边区的政治领导与民主制度,保证群众的既得利益与土地完整。”“转变目前比较严重的局势与尖锐的摩擦,彻底打坍缩小与消灭边区的企图,推动同盟者各种组织向抗日方面进步,尤其是友军;争取与提高一切抗日分子,团结同情分子,打击、孤立、驱除亲日分子、托派及不可救药的顽固分子。”[1]224

(三)西北局统战工作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开展的

延安时期,党中央和西北局的驻地同在延安,因此,西北局的主要工作能够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党中央和毛泽东也可以随时指导或直接领导西北局开展工作。西北局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作为陕甘宁边区开展统战工作的政策依据,就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直接参与下修改完善的。“1941年1月,边区开始筹备召开第二届参议会,全面实施‘三三制’的政权建设。为此,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后改为中共中央西北局)起草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经党中央和毛泽东研究修改后,于1941年5月1日发布。这就是著名的‘五一施政纲领’。”[2]依据这一纲领,陕甘宁边区带有统战性质的民主政权得以发展和巩固。

(四)西北局统战部名称变更及工作延续

西北局统战部的前身最早可溯源到1939年。1939年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下设秘书长、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工作机构,王若飞任边区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西北局成立后,西北局委员会于1941年6月7日决定,设立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民运部、社会部等机构。[3]891941年10月16日,西北局常委会决定,将统战部和民运部合并,取消统战部,称民运部。[3]941942年8月9日,西北局办公室发出通知,决定民运部改名统战部,原民运部取消。[4]1761944年9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各中央局、分局和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和城市工作部。同年9月4日,中央发出通知:“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须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5]449因当时西北局统战工作的重点不在城市,西北局及所辖各分区的统战部继续存在,未改名为城工部。[6]84直到1948年5月延安光复后,西北局统战部才改称城工部,城工部部长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兼任(1948年5月—1952年2月),副部长曹力如(后赵伯平)。

(五)西北局统战工作以统战部为主,其他部门也参与统战工作

根据1939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统战工作部的指示》和1940年11月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统战部关于统一战线的组织和工作问题的指示》等文件精神,当时统战工作的主要内容是:调查和研究各党派各友军的情况,落实“三三制”中有关统一战线的政策,管理非党干部,调查、研究、管理少数民族工作,外事接待,等等。西北局将统战工作分类分部门组织开展,“民运部(统战部)为西北局的一个部门,其任务是在党委直接领导下,管理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7]114“边区内部:除了非党干部及参加政权机关组织的党外人士的工作由组织部管理之外,其他社会上的绅士名流、国民党员、帮会人士等工作均归统战部管理之。边区外部:一切友党友军友政府、友区士绅名流、友区各界人士之统战工作均归统战部管理之。……凡有少数民族工作的地区,应在统战部内设立少数民族部(或干事),以管理少数民族工作。”[7]2371941年7月10日,西北局发布《关于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的通知》,加强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7]1281943年12月7日,西北局常委办公厅通知,决定成立边区一级专管友军工作的核心组织。“为了加强对友军工作的领导,12月6日,西北局委员会决定:边区级成立友军工作之核心组织,经常研究、布置、检查此项工作。并以高岗、贺龙、贾拓夫、徐向前、周兴等同志负责,以高岗同志负主要责任。”[8]49从这些文件内容来看,西北局统战部主要负责陕甘宁边区周边地区地下党组织、其他党派、绅士名流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西北局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和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负责西北地区各个方面统战对象的研究,友军工作核心组织负责友军统战工作,这些单位都是直接开展统战工作的。另外,非党干部由组织部和统战部共同管理。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及西北局社会部(边区保安处)、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也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统战工作。这些组织既分工明确又相互交叉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统战工作局面。

二、西北局统战工作取得的主要成就

(一)将边区建设成坚持团结、抗战、民主的坚强堡垒

《西北局关于边区九年来的统战工作总结》称,“9年来,边区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执行了有团结有斗争的革命政策,才克服投降主义,度过困难年月和三次反共高潮,并建设和发展了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把边区建设成坚持团结、抗战、民主的坚强堡垒,为推动全国进步,准备反攻,奠定了稳固基石”。[8]83边区组织的民众普选,“对外是要以新民主主义的具体事实与民主实质,去揭发与对抗国民党独裁与玩弄假民主的把戏,以影响和推动全国的民主运动。对边区内部,则是要从民主运动中教育干部,识别干部,教育人民,团结人民,以达到改造各级政府,加强和改进政府工作,增进人民福利,更(加)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政权机关“三三制”,“是确立政权机关党与非党的联盟、各阶层民主合作的政策,边区各级民选的‘三三制’政府,即共产党领导下地方性的联合政府”。[6]108西北局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保障了边区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实现了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与民主党派密切合作,保障了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充分反映了共产党与非党人士、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的大联盟,为推进全国民主运动的开展树立起一面旗帜。

(二)在边区周边形成了强大的外围力量

西北局统战部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管理边区以外西北地区地下党的工作。1938年,陕西省地下党员最多时有8000人。随着边区周边国统区地下党组织的日益强大,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和镇压,到1940年11月,陕西省国统区地下党员只剩下5593名。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1940年8月,党中央决定对陕西省国统区地下党组织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按照这一政策,西北局对边区周边国统区地下党组织和党员进行了分散和隐蔽,保存了国统区地下党的组织和干部。抗战胜利后,由于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西北局决定加强对边区周边国统区党的工作的领导,恢复、整顿和发展地下党组织,称之为“唤醒行动”,原则是整顿恢复组织、注意发展党员,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配合西北战场的军事斗争。到1946年底,边区周边国统区地下党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和壮大,尤其设在中共关中地委内的中共陕西省工委,共恢复建立了13个跨县区的工作委员会、3个县委员会、11个县工作委员会,所属组织党员达到2255人。1946年11月13日,西北局发出关于在国统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立即动员起来,积极准备发动游击战争,配合陕甘宁边区军民打垮国民党胡宗南部的军事进攻,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

西北局恢复整建后的陕甘宁边区周边地下党组织,于1947年3月之前创建了40余支人民武装,活动于麟游山区、黄龙山南麓、黄龙山北麓、甘肃陇东、内蒙伊克昭盟等地区,在边区周边形成了强大的外围力量,在摧毁边区周边国统区国民党基层政权、扰乱国民党军作战计划、为边区筹集运送物资、为边区收集传递情报、动员国民党军起义、宣传我党政策形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到1948年12月,根据西北局地下党报告显示,西北地区地下党员分布情况如下:陕西4113名,甘肃3249名,宁夏500名,伊盟439名,合计8301名。[9]

(三)对西北、华北、中原、西南解放战争产生深远影响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一边高调组织重庆和平谈判,一边调兵遣将加紧进行内战准备。对此,中共中央也采取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一方面力争和平建国,另一方面大力开展“白区布点”工作。所谓“白区布点”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秘密据点,开展统战工作,搜集情报,掌握武装,为即将到来的解放战争做准备。1945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由西北局领导,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北局书记高岗安排部署,以中共陕西党组织所属的地下党力量为主,率先从关中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白区布点”工作。1945年9月,高岗调任东北,习仲勋接替高岗担任西北局书记,“白区布点”工作得到进一步强化。此次西北局“白区布点”具体工作,由张德生、汪锋、赵伯平、范明、蒙定军等人负责落实。根据时任西北局统战部统战处长范明撰写的《关于在大后方建立三十八军系统干部党员和非党干部名单简历与据点地区详细报告》,这次“白区布点”工作在西北五省区以及河南(豫西)和四川(川北),共派出625人,建立了126个统战据点和军事据点。直到全国解放前夕,“白区布点”工作仍在继续,最终形成了一支以关中地区为核心的强大地下武装。主要据点大致有:以韩增友、罗曼中为首建立的同朝据点,以雷寒柏为首建立的合阳黑池据点,以王静远(王刚)、吴敬堂、张万北、王拯中等为首建立的二华(华阴、华县)据点,以韦应文、魏永清等为首建立的蒲城据点,以杨培材(杨振魁)、田焕贵等为首建立的白水和北同官(今铜川)据点,以薛高涛(薛宗厚)、李崇信等为首建立的周至、户县据点,以李云轩为首建立的咸阳据点,以杜刚、李康等为首建立的高陵据点,以伍峰山(伍力)、高秦生(高德芳)、宋世元、赵一平、武刚毅等人为首建立的川北、汉中、安康等地据点,以王廷杰、路志青等为首建立的天水、武都据点,以郝步青、王尚信等人为首建立的开封、南阳、巩县据点,以临潼寇学文、高慎之等为首在宝鸡凤翔建立的保安团。这批据点在解放战争中起到了组织武装起义、瓦解国民党军防线、提供军事情报、维护社会治安等多种作用,为解放大西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根据范明、汪锋、蒙定军、邓元温等人的回忆,以及历史档案材料披露,由“白区布点”组织领导的规模较大的起义有:朝邑(今大荔县境内)起义、白水起义、川北和汉中起义、安康自卫军起义、蒲城起义、渭南华县起义、临潼起义、凤翔起义、天水起义、武都起义、蓝田起义、西安市部分保安部队的起义、乌迁乔领导的国民党新三十八军十七师荆紫关起义,以及由郝步青、王尚信等在河南开封、南阳、巩县等地领导的起义等等。西北局通过“白区布点”组织对友军的统战工作,分化瓦解了西北、华北、中原、西南的国民党军,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进程。(1)参见雷学军,邓亚斌《白区布点:我党隐蔽战线工作的重要成果》,《陕西党史》2018年第2期。

(四)为全国各解放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统战工作经验和样本

1941年6月13日,中央统战部、军委总政治部充分肯定了陕甘宁边区党、留守兵团与友军“交朋友”这一统战工作方式方法,并将其作为经验向全党全军介绍。西北局组织实施的统一战线性质的边区“三三制”政权建设,为全国其他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提供了范例。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成立,1942年10月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召开第一届临时参议会。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首届参议会开幕,包括山东、华中、苏南、苏北等根据地的参议会,均采用“三三制”参议会制度模式。1948年7月14日,西北局书记兼西北局城工部部长习仲勋以黄龙分区执行政策的情况为主要内容,根据新区(指新解放区)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西北局集体讨论的意见,向毛泽东递交了《关于新解放区的工作问题》报告。这是一份带有统战政策性质的工作报告,就新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提出了建议,请求中央指示。涉及统战方面的重要内容有:新区土改不应过早提出,以保持当下农业生产;新区政权初期不宜过急实行民主选举,可发动党组织临时推选或指派;对敌特、警匪武装,采取政治瓦解为主、军事清剿为辅的方针,对起义者改造,缴械者从宽,有功者奖励,罪大恶极者法办,顽抗者坚决消灭;新区税收应一律维持原状,由原税收机关按原规定向民主政府交款,待我有力管理时,再去接收;新区学校应采取坚决保护政策,等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传阅了这一报告,给予高度评价,并将其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参考。可见,西北局在贯彻执行党中央的统战方针、政策中,通过探索实践,为各解放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和范本,示范带动了全国的统战工作不断开拓出新局面。

三、西北局统战工作主要历史经验

(一)加强党的领导,保证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执行

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西北局贯穿一条主线,确保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保障中央政策在西北地区的具体贯彻落实,以完成党交办的任务。在统战工作中,西北局靠制定政策来实现党的领导。“各阶层参加‘三三制’政权都是主人,但党保有对政权的领导,靠了政策,靠了党员执行党的路线决定,靠了进步分子和我们一起来实现党的领导。”[10]452通过政策,西北局从理论上事实上阐明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把党的主要负责和群众性统战工作结合起来,注重培养当地干部和基层统战骨干结合起来,上下级的工作配合与活动务实结合起来,使统战工作不断向前发展,步步取得胜利。

(二)把党的需要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调查研究,形成具有解决实际问题效力的工作思路和方法

西北局在开展统战工作中,非常注重调查研究,时时检验调查研究成果。针对统战工作中存在的“把国民党中央军以及边区周边的友军,不加区别地一律都看成顽固分子”“没有认清中间分子的存在力量,放弃争取,以及不会用各种方法去接近、联络、亲密彼此的关系”等现象,[11]448西北局要求,统战工作要“克服过去缺点,改进调查研究方法,使调查研究工作完全配合党的任务及政策进行,党需要什么,即进行什么调查与研究。……克服在调查研究中脱离党的任务与脱离实际可能的主观主义倾向”。[12]26通过反思和改进调查研究,西北局探讨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解决实际问题效力的切实可行工作思路和方法,起草了《西北局办公厅关于边区“三三制”经验的初步研究(初稿)》《关于对外宣传品的发行情况和意见——西北局办公厅统战研究材料》《土地租佃条例(草稿)》《土地登记办法及说明》《土地所有权条例及说明》等一系列解决边区实际问题的文件。[12]19这些调查研究,对党中央掌握情况、制定政策奠定了基础。由此形成的决定和决议,对于基层开展统战工作的部门和干部而言,既可以结合实际理解党中央的统战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又能够按照指导意见具体解决当前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有利于指导统战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三)充分认识统一战线工作的斗争性,善于运用斗争方式以求得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

延安时期党的统战政策是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分子,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求得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西北局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中央指出,统战教育是阶级教育的重要部分,把统战只了解为统一是不正确的。它有两方面,一方面统一,一方面是斗争,即一方面是民族的,一方面是阶级的。过去我们对这点认识不够,有许多缺点,只顾统一忘记了斗争。我们要认识统一战线是许多阶级结合起来的,一定有斗争,但有时强调斗争,有时强调团结。抗战开始时强调团结,因为国民党向进步的方向发展。武汉失守后至今年,国民党对我摩擦很厉害,因之我斗争。在反摩擦斗争中,对方比我损失大,我们的斗争是为了团结。”[11]163

(四)在政策和原则以外,应有适当让步,使高度的原则性和具体问题的解决灵活结合起来

西北局在具体开展统战工作中,对待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对象,采取灵活多样解决问题的办法,以适应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一切斗争的手段采取的途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都须适合于当时当地具体情况,适应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即‘统一是主要的,斗争是服从的’,一切要为抗战胜利。”[1]224“在‘三三制’中原则性的分歧是有的,必须坚持原则和立场。但在政策原则以外,还得有适当让步,使高度的原则性和具体问题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例如,我们对保安机关没放弃我们的意见。而对租佃问题、土地纠纷、个别案情、个别犯人处理、个别干部问题处理曾有过让步。”[10]455

四、西北局统战工作的现实启示

首先,统战工作要注意加强党员教育,提高党员质量,增强工作效能与活动力量。西北局在开展统战工作中之所以有力量,有一条重要经验是“将教育党员放在一等重要地位,防止思想上的混乱”。这是一条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现在继续发扬光大。西北局教育从事统战工作的干部,“忠实于党,忠实于无产阶级,忠实于民族,忠实于马列主义:第一、学习马列主义,第二、统一战线的教育,第三、提高纪律与秘密工作教育”。[1]233党员思想素质高了,立场坚定,组织严密,不论在什么环境下,不论遇到任何困难和压力,都能忠诚地完成党交办的各项任务。

其次,统战工作是“统心”,是各阶层政治团结的表现,又是民主在各方面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团结是要团结党外人士的心,团结的方式可以开座谈会和其他会议,政治上给予帮助,生活上给予适当解决。”[10]455西北局统战工作取得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统战工作的核心是“统心”,也是统战工作所要达到的目的。只有把各阶层人士的心统在一起,统战工作才有了真正的力量,民主的内容也就真正地丰富起来,党才能带领各阶层人士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去努力奋斗。

再次,统战部门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探索党执政的制度资源,为实现党的大政方针开辟道路。延安时期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党中央的一项战略决策,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创举。边区在民族区域自治建立过程中,西北局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于1942年制订了《建设回民自治区》指导意见共10条。对“回民自治区”的任务、性质、职权及其建设的必要条件、政策、建设步骤、党的领导,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帮助,进行了详细阐述。[8]76正是在这一指导意见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的5个回族自治区和1个蒙古族自治区,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实现了西北地区民族互相信任、和平共居、亲密合作之局面,为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最后,只有努力使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相适应,让人民从政权建设中获得实际利益,才能真正增强统战工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经济建设是一切政权工作的基础……打破了旧政权机器,掌握了政权后应干什么?应该着手进行经济建设,使人民从新政权得到实际的利益,并使经济发展能和政治发展相适应。”[10]453以达到“保护群众利益,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威信,加紧抗战各种实际动员工作,以增强力量。”[1]231统战工作是特殊的群众工作,当下,要开展好统战工作,就是要坚持和发扬延安时期西北局使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相适应的思想,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统战工作对象,在充分享受政治民主阳光的同时,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使经济发展能和政治发展相一致,增强海内外所有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感,让海内外所有同胞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不断壮大建设祖国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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