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医家王肯堂生平述论＊

王 亮 杨 帆 闵 文 陈 理 魏文霞

（1.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南京， 210029； 2.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王肯堂，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生，字宇泰，号损庵，又号念西居士，明代南直隶金坛（今江苏金坛）人，是我国晚明一位重要的医学家，先后著成《妇科准绳》《幼科准绳》《疡科准绳》流传于世。而在西学东渐之先驱利玛窦的口中，他除了是一位名医，还是“北京翰林院里一位杰出的哲学家”［1］，其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一、因孝立志，名誉乡里

王肯堂祖上三代为官。他的祖父王臬，在明武宗时期官至兵部主事，性格刚直，清正廉洁，因见武宗生活荒淫、政务废弛、国库渐虚，便上述谏言，结果冒犯天颜，被杖责后贬为山东副使，未能得到复用。其父王樵，字明远，于明嘉靖年间举为进士，满腹经纶、恬澹诚恳、诗书传家，堪称一代名士，还著有《尚书别记》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品，但因屡次得罪奸臣严嵩而被谪放山东。后被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所重用，任浙江佥事，大力推行当时的改革政策，在浙江沿海兢兢业业，整肃宗社，带兵抗倭，改善了浙江民众的赋税情况，口碑颇佳，累官至南京右都御史，卒后获太子少保衔。［2］

出生在这样一个官宦诗书之家，王肯堂受书香门第的家风影响，少年起便刻苦攻读文史经典，把拼搏仕途留取功名作为主要目标，所以从医并不是王肯堂最初的“职业规划”。在他17岁那年，其母身患重病，家中长辈遍请名医诊治却无法切中要害，在焦急和不满之下，王肯堂认为，如果自己精通医道，不把家人交给水平低劣的医生，就不会出现此种情况。出于对家人的孝德，王肯堂立志研究医学。他发愤攻读名医典籍，遍访求教各地名医大家，利用有限的条件积极开展临床治疗实践，逐渐成了当地民众称赞的乡医。有一次，王肯堂的妹妹患病不起，找了很多医生没有疗效，生命垂危，他通过自身的医术把妹妹治好。这件事让他名声大噪，周边县乡的百姓慕其医术高超，纷纷前来求医，一时门庭若市。他对于疑难杂症从不婉言推却，而是耐心思考分析症结，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梳理治病机理，而良好的疗效让他更加醉心于医学。

二、为官刚正，不忘医心

王肯堂在医学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引起了父亲王樵极力反对，要求他专注科举，经营仕途，继承家族为官传统，光耀门楣，严禁他学医。王肯堂只得又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科举上，得益于扎实的学识基础和聪颖才智，他于30 岁中举人，40 岁中进士，从此步入宦门，成为明廷史官。［3］

中国的明代，实为多事之秋。1592 年，在“关白”（即丞相）丰臣秀吉的鼓动下，日本大举发动侵朝战争，并迅速占领了大半个朝鲜。这一举动，更深层次的意图是要入侵地域辽阔、物产富饶的中国，丰臣秀吉甚至公开言称出兵朝鲜，实为假道朝鲜，超越山海，最终则要入侵中国。明廷也认识到“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4］。此时的王肯堂与其父一样，是一名率直谏言的忠耿之士，在对待日本发动侵朝战争的事情上，在朝堂上与大多数文官一起表达了援朝抗倭的态度。受父亲事迹的激励，他还专门上疏，提出了针砭时弊、极力抗倭的十条建议，并积极请求赴一线领兵。他对当时武备废弛、海防空虚、朝政弊病的批评，措辞恳切，但他的批评被朝廷视为浮躁言论，不予采纳，他逐渐被疏远。王肯堂不忍此种状况，在入朝仅三年后便托病回乡，史书记载“察降调，家居久之”［5］。

史馆的同仁对王肯堂的离开十分不忍，因为在他为官的短短三年里，一方面他文采出众，待人诚恳热情，展现出名臣子弟的深厚底蕴，在廷阁享有不错的口碑。另一方面，他在朝廷事务之余，还为同僚、上司治疗病痛，从不计较得失，用不凡的医术赢得了馆内同仁的高度认可，几乎成为大家的保健医生。例如有一史官名韩敬堂，久患膈痛病，一般的医生都治不好，甚至经医生治疗后，反而膈痛更甚。王肯堂给他仔细诊断了一番，确诊其病之根在虚，若太疲劳且不及时进食，必然发病。为此他主张用“千全大补汤”等剂攻其虚，并让其注意调节，韩敬堂的膈痛病慢慢痊愈。

三、潜心研医，复官尽责

在得罪权臣托病回乡后，王肯堂迎来了自己徜徉医道的黄金时光。他如饥似渴地遍览医书，探索医学奥秘，同时积极汇总研究成果、著书立说。1598年，完成了《证治准绳》的撰写，6 年后又写就《伤寒准绳》［6］，这两部医书是王肯堂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证治准绳》在明代的众多医书中，以“列证最详、论治最精”而著称，被《四库全书》评价为“医家圭臬”，并以“世称肯堂好读书，尤精于医，所著《证治准绳》，该（赅）博精详，世竞传之”［7］予以盛赞。例如，在《证治准绳·杂病》中“视白如赤症，谓视物却非本色也”“或观太阳若冰轮，或睹灯火反粉色，或视粉墙如红如碧，或看黄纸似蓝等”［8］，这些对于不同色盲患者症状的记载，是世界医学史上关于色盲症最早的文字描述，早于西方近200 年。

归乡后的王肯堂少了许多朝廷差事，有更多的时间治病救人，理论的研究与实践的尝试相结合，使他的医术更加高明。他从未将功名利禄凌驾于自己从医初心之上，乡邻慕名前来治病，不仅不收穷苦病家分文，对于疑难杂症也从不婉言推却。当时的松江名士康孟修，年老体弱，一次持续发寒热，多日几不进食，生命危在旦夕，请著有《本草经疏》的名医缪希雍诊治［9］，也未见好转。缪希雍因曾在金坛住过多年，素知王肯堂医术精湛，便邀他相助。他一面细细询问康之病况，一面研究缪之处方。不久，康孟修之病渐告痊愈。

在王肯堂托病辞官后的第十四年（1606 年）［10］，当时的吏部侍郎杨时乔出于对他的敬佩和欣赏，极力邀请他复出为官。在杨时乔的大力举荐下，心怀报国情怀的王肯堂没有推却，复入仕途，任南京行人司副之职。任上他兢兢业业，后因政绩突出被提拔为福建布政使司右参政［11］，与他的祖父、父亲一样，成为造福一方、有口皆碑的一代良臣。仕途的顺利，没有耽误他对医学的研究，在任上他又完成了《妇科准绳》《幼科准绳》《疡科准绳》等医书，完善了自己的中医理论体系。此外，王肯堂还编写了一系列医学丛书，编有《 医统正脉全书》44 种，以及《医论》3 卷、《医辨》1 卷等，收录范围很广，展现了他深厚的医学功底，对研究我国医学史也有很高的价值。

四、情趣高雅，博识多通

王肯堂作为一名从明代官宦家庭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为官和从医是其人生的关键词，但他也在日常生活中对书法、经学、科技等方面都有着很深的研究，是一位有着丰富精神世界和高雅志趣的名士。

在书法方面，王肯堂因天资出众、聪颖好学，加之在皆为登科进士的祖父、父亲熏陶引导下，自幼便刻苦练习书法，认真研习碑刻。在其撰写的杂记《郁冈斋笔尘》中，记录了大量他对于书法的认识和见解。例如，他提出真正的楷书就必须是笔笔依照楷法书写，认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颜真卿等七家作品方为纯正楷书，其他各家只能算作正书，并以此作为练习书法最基本的要求。［12］在京为官期间，供职于翰林院的王肯堂与都城精英人士过往密切，在他留下的杂记中，与当时著名的收藏家韩世能、书画家董其昌等名士交游的趣闻轶事记录甚多［13］，这些经历也让他本就出众的书法水平得到了更大的提升。特别是在万历十九年（1591），他在京城汇集魏晋唐宋名人书法作品，并增入《真赏斋帖》火后本，亲手勾拓了《郁冈斋帖》10 卷，还邀请名刻手镌石，成为当时珍贵的精刻丛帖［14］。王肯堂与书画友人经常研讨前人作品的精妙之处，遇到爱不释手的还会亲手题跋，他曾为《黄庭经》《十七帖》《鸭头丸帖》等名作题跋，其中为王珣《伯远帖》的题跋，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被乾隆皇帝钦点，御刻至《三希堂法帖》［15］，足见当世对其书法水平的高度认可。

此外，王肯堂在经学上也有很高造诣，著有《尚书要旨》20 卷、《论语义府》20 卷和《成唯识论证义》10 卷等，在历史上也为各家品评，虽褒贬不一，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在经学界是一位很有个性且敢于创新的独立学者。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于1599 年到达南京后，在南京除了会见当地官员外，还广交当地名士，王肯堂是他交往较多的一位名医。利玛窦的《中国札记》数次提到王肯堂，讲述相互讨论的内容，涉及中外文化、天文、地理、数学、哲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从他们之间广博而深入的交流，足以看出王肯堂在多个领域均有所建树。他甚至对文房四宝之一的砚台，也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砚品理论，并提出过“作书使钝砚，如娶妻得石女，将按用之”［16］的鲜明观点。

不幸的是，这样一位终生笔耕不辍、知识渊博、一专多通的博学家，在其仕途和医学研究尚未达至极限的时候，罹患重病，在福建任上告老还乡，次年（1613年）［17］回到故乡金坛不久后，便因病辞世，享年64岁。

五、结语

王肯堂的一生，既是他在从医路上孜孜不怠，终成一代儒医的励志佳话，也是他在医界、宦门辗转前行，思想认识和人生境界不断提升的蜕变史。他在不同人生阶段和学习研究领域所体现出的勤勉、高洁之品质，同样也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个领域都受到了一些不良思潮和风气的侵蚀，医疗机构也不例外。在这样的背景下，行业不良竞争、就医矛盾腐败等对传统医德观念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冲击，出现了医者职业信仰缺失、职业操守失当、服务意识淡薄、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医者初心动摇等问题。［18］同样作为一名医者，王肯堂对于医品医德的追求孜孜不倦，始终如一。他强调习医的目的是济世救人，而非为了一己私利，其《证治准绳》作为一部医学书籍，还专列了“医家五戒”“医家十要”作为重要内容，他强调的“欲济世而习医则是，欲谋利而习医则非。我若有疾，望医之救我者何如？我之父母孙小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易地而观，则利心自淡矣。利心淡，仁心现。仁心现，斯畏心生”［19］便是给后世留下的谆谆肺腑，既为从医者制定了行医守则，更是勉励从医者要真正以崇尚医德为习医行医的最终目标。这些论述在中国医疗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当今医者如何坚守“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初心和使命提供了深刻启示。作为一名官宦家庭培养、握有权力的官员，王肯堂不贪图功名利禄，精忠朝堂耿直谏言，一生遵从修身治国的远大理想抱负，始终能够秉公谏言用权；在平时生活中也是“慎独”“慎微”，培养健康而富于志趣的爱好和兴趣，不因贬谪而郁郁沉抑，更不因权势的诱惑和官场的腐朽而抛弃初心、贪名逐利、人格堕落。作为明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王肯堂向世人展现了当时一部分精英群体独立、清醒、雅致的生活方式，而他以其丰富的精神素养和人文情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古人埋头八股、钻营功名的陈旧认知，也是当代治学为官为医者学习的榜样。

纵览王肯堂的一生，他最精通也最倾心于医学，在经学、书法、哲学等方面也有着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官也是铮铮忠臣、惠济黎民，是明朝一位不同凡响的名士，为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在如何修身养性、坚守良好的职业操守，进而在生活工作中提升境界、做出成绩，提供了很好的启发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