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中国话语?为何比较文学?
——论“异同游戏”对“可比性”问题的遮蔽

姜 哲

近年来,大陆学界建构各种“中国话语”的呼声不断高涨,“中国比较文学”不仅不甘其后,而且似乎已经在“国际比较文学界”提前完成了任务。其主要体现在:已有比较文学相关学者在世界知名出版社出版了英文专著或参与编写了英文论集;已有学者受邀为某大型英文百科全书撰写了与比较文学相关的若干词条;还有国际著名比较文学学者为中国学者的英文专著撰写序言、书评,发来贺电,等等。“中国话语”在国际比较文学界的“英文发声”确实不得不令人瞩目,但我们是否还可以更为冷静地加以反思,这些出版、邀请和好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源于中国学者厚积薄发的“学术产出”,还是西方学界居高临下的“学术正确”使然?且更应令学界警醒的是,世之所谓“显学”愈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愈有可能变异为“群趋若鹜、争相研诵”的“俗学”。(1)参见郑朝宗:《钱学二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比较文学不是“异同游戏”

20世纪70年代,一批台湾、香港学者开始大力倡导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台湾学者古添洪、陈慧桦在《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序》中提出:“我们不妨大胆宣言说,这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派。”(2)古添洪、陈慧桦编:《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序》,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2页。其后,某些大陆学者亦响答而影从,遂使建立学派的呼声日益高涨。与“中国学派”同时出场的是其标志性研究范式“阐发研究”,其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及“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恰成鼎足之势。而“阐发研究”则至少可以追溯至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该文于1904年分五期发表于罗振玉主编的《教育世界》。王国维以叔本华的悲剧思想阐释中国古典名著,既有开创之功亦显试炼之效。至于《红楼梦评论》及台港学者所提倡的“阐发研究”,学界已多有详论,本文则不再置评。

然而,就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本身而言,很多大陆学者还是发出了不同的中国声音。如北京大学学者严绍璗先生在《双边文化关系研究与“原典性的实证”的方法论问题》中即已指出:

80年代重振的中国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从一开始有些学者就走入欧美学派之争的误区。甲主美国学派,乙主法国学派,并用欧美学派来划分中国学者的研究。研究刚刚起步,便匆匆地来树中国学派的旗帜。这些做法都误导研究者不是从自身的中国文化教养的实际出发,认真读书,切实思考,脚踏实地来从事研究,而是堕入所谓“学派”的空洞观念之中。学术史告诉我们,“学派”常常是后人加以总结的,今人大可不必自己为自己树“学派”,而应该把最主要的精力运用到切切实实的研究之中。(3)严绍璗:《双边文化关系研究与“原典性的实证”的方法论问题》,《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1期。

此文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1期,其主要针对的是当时主张建立“中国学派”的大陆比较文学学界,但即便是在现下的学术语境重温此语,仍不乏警世之义。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亦基于多年“切切实实”的中日文学关系研究,谈到了“异质文化关系间的文学变异问题”:“它指的是在一个独立完整的文本中,确实内含着异质文化的因子——这些异质文化因子,程度不同地已经被‘变异’而融汇于文本之中,只是研究者采用实证的手段使它得以还原。”(4)严绍璗:《双边文化关系研究与“原典性的实证”的方法论问题》,《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1期。按:根据该文的后出版本,引文删去“融汇”之前增衍的“成为”二字,参见陈瑞红主编:《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学论著精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9页。其实,严绍璗文学“变异体”的研究方法与治学理路,至少可以回溯至1985年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的《日本“记纪神话”变异体的模式和形态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一文。(5)严绍璗:《日本“记纪神话”变异体的模式和形态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中国比较文学》1985年第1期。该文的标题亦与其1987年出版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一书的第一章同名。2000年,严绍璗还在《中国比较文学》第3期上发表了《“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一文,在“文学发生学”(literary genealogy)的“文化语境”下“系统分析和总结”了中日文学关系中的“变异体”(variants)问题。(6)参见严绍璗:《“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3期。

由此可见,若以“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的发生学”观之,则“填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空白”(7)参见庄佩娜:《填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空白——曹顺庆教授英文专著〈比较文学变异学〉评介》,《外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3期。的《比较文学变异学》(TheVariationTheoryofComparativeLiterature)一书,实为严绍璗文学“变异体”理论本身的“变异体”。该书于2013年由国际顶级出版社“斯普林格”出版,如书中所言,其“变异学”在2005年“第八届中国比较文学年会”上首次提出。(8)Shunqing Cao,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2013, p.xxix.然而,即便如此,该理论距严绍璗1985年发表的相关论文已有20年之久,距其总结性文章《“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也有5年的时间。

其实,从“发生学”对“文学基因”之“起源”与“演变”的研究来看,以“变易”一词名之似乎更为贴切。《周易·系辞上》曰“生生之谓易”,注曰“阴阳转易,以成化生”。(12)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8页。因此,“发生学”之“genealogy”,即是“生生之学”“变易之道”也。陈寅恪在1930年发表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的《〈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文,即是在印中文化的影响与接受中,探讨“说经多引故事”所产生的“变易”问题,其曰:

故今大藏中《法句譬喻经》等之体制,实印度人解释佛典之正宗,此土释经著述如天台诸祖之书则已支那化,固与印度释经之著作有异也。夫说经多引故事,而故事一经演讲,不得不随其说者听者本身之程度及环境而生变易,故有原为一故事,而歧为二者,亦有原为二故事,而混为一者。又在同一事之中,亦可以甲人代乙人,或在同一人之身,亦可易丙事为丁事。若能溯其本源,析其成分,则可以窥见时代之风气,批评作者之技能,于治小说文学史者傥亦一助欤。(13)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年第2本第2分,第157页。

由此,陈寅恪还进一步归纳了这些“变易”现象背后的两大“公例”:其一为“纵贯式”,其二为“横通式”。(14)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年第2本第2分,第160页。那么,相较于“变异”一词对于“差异”的强调,“变易”之义则更为广大悠久,其不仅可以囊括前者,且更具“生生”“演变”之内涵。

至于“变异学”使用的“variation”一词,其在某些语境下可以与“variant”同义替换,即为“变体”或“变异体”之义,这在《比较文学变异学》一书中亦有“用例”。然而,“变异学”中的“variation”还可以表示更为普泛意义上的“变化”或“差异”。因此,作为“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突破”,(15)参见曹顺庆、徐欢:《变异学——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突破》,《当代外语研究》2010年第7期。“变异学”不仅可以研究跨文化文学交流中的变异现象,还可以研究非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异质性和变化性”(heterogeneity and variability),似乎以此便可以突破“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将“可比性”(comparability)定位于“相同性”(sameness)的局限。(16)Cf. Shunqing Cao,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230.然而,即便我们姑且同意“变异学”对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急进之论”,其对所谓“异质文明”(heterogeneous civilization)间的“差异性”的强调,也仍未超出上述两种研究范式。且更为关键的是,“变异学”无论多么变化多端,其所痴迷的“异同游戏”却是对比较文学“可比性”问题的遮蔽与伤害。如果说,英文中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词曾被讥讽为“比较土豆”(comparative potatoes);(17)Lane Cooper, Experiments in Educ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43, p.75.那么,“比较文学变异学”也只是将其转变为“比较土豆和番茄”(X+Y)而已!

在为《比较文学变异学》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荷兰比较文学学者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首先向该书作者有能力用“英文”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发声”表示欢迎。(18)Douwe Fokkema, “Foreword”, in Shunqing Cao,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v.进而,其指出“变异学”对于“法国学派”和“美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描述,是由复杂的现实而得出的“草率抽象”(quick abstractions):

事实上,也有很多出色的跨文化研究,如美国的日本学学者厄尔·迈纳(Earl Miner)或在美国执教的华裔学者刘若愚(James J. Y. Liu),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Yoshikawa Kojiro)对宋诗的研究或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对唐诗的研究。他们都讨论了同质性(homogeneity)与异质性(heterogeneity)、相同与差异的现象……(19)Douwe Fokkema, “Foreword”, in Shunqing Cao,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vi.

请注意,佛克马所用与“法国学派”相对应的是“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而非“美国学派”或“平行研究”,这即是在表明“美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多元化与复杂性是无法以统一的学派或单一的研究范式命名的。(20)按:关于“平行研究”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起源与知识构造的关系,可参见姚孟泽:《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概念之谜》,《文艺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因此,本文所谓的“美国学派”及其将“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纳入比较文学范畴的做法,主要指涉的是以捷克裔比较文学批评家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和德裔比较文学学者亨利·雷马克(Henry H. H. Remak)为代表的学科理论构想与某些研究实践。

当然,“变异学”理论的“草率之处”还不止于此,本文仅以一例明之。在该书第一章(Chapter 1)的“参考文献”(References)中,竟然两次出现了严绍璗的同一篇文章,即前文提到的《“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作者在正文中曾多次援引或提及该文,遂极为草率地在“参考文献”中对其标题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英译:其一为“Cultural context, variation, and genealogy of literature”;其二则为“On the ‘cultural context’ and ‘variant’ as well as the occurrence of literary studies”。(21)Cf. Shunqing Cao,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pp.60n38; 61n56.除了可以证明作者互换性地使用“variation”和“variant”之外,着实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在第二种译名中“文学的发生学”竟被如此荒唐地译为“the occurrence of literary studies”!难道“文学的发生学”就是“文学研究的发生或出现”吗?

以此反观,则身为西方学者的佛克马,其对“变异学”理论之“草率”的批评,又是何等的中肯且“含蓄”!相较而言,本土学者钱锺书对当时中国比较文学的嘲讽则是釜底抽薪式的,时至今日对执著于“异同游戏”的“比较文学变异学”仍然极为适用。此言出自钱锺书写给1986年《中国比较文学年鉴》的“寄语”,其曰:“在某一意义上,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引合而相与比较的;在另一意义上,每一事物都是个别而无可比拟的。”(22)钱锺书:《年鉴寄语》,《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65页。如所周知,钱锺书将乾嘉治学之术延拓至中西文学批评,因此其或被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奉为难以企及的“先驱”,或被引为高不可攀的“同道”。所以,这句“严肃的戏言”自有与其“划清界限”之意,同时也道破了“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陈寅恪语)(23)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4页。的中国比较文学之乱象。其实,无论是陈寅恪的“无一不可比”,还是钱锺书的“一切皆可比”,都是在告诫我们“比较文学不应沦为文学之间的异同比较”。然而,从《比较文学变异学》及其对法、美学派的“草率抽象”可知,这种“异同游戏”所导致的乱象,在当下的中国比较文学界(无论是在学科理论还是在个案研究方面)仍未得到彻底的根除。那么,重访“法、美之争”这段国际比较文学的史事,即在深刻反思其争端的名与实之后,或许能引起中国比较文学自我疗救的注意。

“法、美之争”的故实钩稽

回顾国际比较文学的历史可知,传统的“法国学派”一向反对将“比较文学”降解为“文学比较”。法国比较文学家、兰波(Arthur Rimbaud)研究专家让-马里·伽列(Jean-Marie Carré),曾为其学生马吕斯-弗朗索瓦·基亚(Marius-François Guyard)1951年出版的《比较文学》(LaLittératurecomparée)撰写过一篇简短而著名的“序言”。他指出:“比较文学的概念应该被再一次澄清。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比较文学都不是要将任何事物与任何事物相比较(Il ne faut pas comparer n’importe quoi et n’importe quoi, n’importe quand et n’importe où)。”(24)Jean-Marie Carré, “Une Préface à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 in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I,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2, p.9.可见,就伽列而言,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其中的过去分词“comparée”不能等同于普通意义上的“比较”(comparer/comparaison)。进而,伽列说出了那段为学界所耳熟能详的话:

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 n’est pas la comparaison littéraire)。其并非将高乃依(Corneille)和拉辛(Racine)、伏尔泰(Voltaire)和卢梭(Rousseau)等人在古代修辞方面的相似现象(les parallèles)简单地挪移到外国文学的领域。我们不愿过多地沉湎于丁尼生(Tennyson)与缪塞(Musset)、狄更斯(Dickens)与都德(Daudet)等人的异同(ressemblances et différences)之中。(25)Jean-Marie Carré, “Une Préface à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 in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I, p.9.

从该文后面的注释推断,伽列的这段话很可能是针对当时的美国文学研究和教学而发。然而,令我们深感不安的是,这段话对当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而言却仍然有效,尤其是依旧癖恋于“异同游戏”的“变异学”。诚如伽列所述,无论是不同国族文学之间的比较,还是同一国族文学内部的比较,均不具有学科上的区分意义。也就是说,尽管其研究重心在于“异质性和变化性”,“变异学”仍然无法从学科的意义上给出其“比较的理由”。

在表达了“法国学派”所关注的根本就不是“异同”问题之后,伽列指出“比较文学不是总体文学(la littérature générale)”,并于“注释”中明确提到了美国,其认为“总体文学”恰恰是“美国的教学对象”(Objet d’enseignement aux Etats-Unis)。(26)Jean-Marie Carré, “Une Préface à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 in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I, p.9n3.伽列对美国的教学情况或许有着比较直接的认知,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短暂任教或授课于哥伦比亚大学(1922—1923年)、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哈佛大学(7—8月,1929年)和斯坦福大学(6—8月,1935年)。(27)Cf. Charle Christophe, “17. Carré (Jean-Marie)”, in Charle Christophe, Les Professeurs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de Paris: 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1909-1939,Vol.2, Paris: 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 pédagogique, 1986, p.50.而发表于美国《比较文学通讯》(ComparativeLiteratureNews-Letter)1942年创刊号上的一篇调查报告,亦可从侧面反映出20世纪40年代美国比较文学的教学情况与课程设想。该报告名为《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大学中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merican Colleges Before Pearl Harbor”),作者即为《比较文学通讯》的创刊主编、哥伦比亚大学学者阿瑟·克里斯蒂(Arthur E. Christy)。在这篇报告中,作者引用了威尔斯学院(Wells College)学者埃尔斯·弗莱斯纳(Else M. Fleissner)对于调查问卷的回复,其言道:“比较文学研究主要不是追溯琐碎的影响、旅行和通信,甚至也不是对某些情节和主题的利用;而是研究伟大的潮流或事件……或者研究独特思想的影响,并致力于全面描绘人类思想演进的图景。”(28)Arthur E. Christ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merican Colleges Before Pearl Harb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ews-Letter, Vol.1, No.1, 1942, p.5.

与此针锋相对,韦勒克在1953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第二卷上发表了名为《比较文学的概念》(“The Concep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文,这篇短文被极为显要地置于该卷之首。其实,韦勒克那篇为学界所熟知的讨伐实证的“影响研究”的檄文,即其在1958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次全会”上宣读的《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正是在这篇短文的基础上增润而成,其中的某些表述几乎一字不差。鉴于汉语学界较少关注《比较文学的概念》,我们在此择要陈述韦勒克回应伽列的某些论点。韦勒克以“内部研究”(intrinsic studies)作为理论基点,批评伽列有关比较文学的概念“既过于狭隘又过于宽泛,既是错误地限制又是错误地扩张”。(32)René Wellek, “The Concep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II,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3, p.1.所谓“狭隘”与“限制”即是指“法国学派”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总体文学”排除在“比较文学”之外,(33)Cf. René Wellek, “The Concep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II, pp.4-5.遂使后者局限于历史的、事实的和实证的“影响研究”,因而被韦勒克贬损为文学的“外贸”(“foreign trade” of literatures)。(34)René Wellek, “The Concep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II, p.1.至于“宽泛”与“扩张”则是指,“法国学派”使作为“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学”沦为“题材史”(Stoffgeschichte)、“形象学”(imagologie)、“社会学”和“民族心理学”等“外部研究”(extrinsic studies)。(35)Cf. René Wellek, “The Concep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II, p.4.

对于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派”和以伽列为代表的“法国学派”之争,我们固然不能像“变异学”理论那样,分别以“类比”(analogy)和“同种”(homogeneity)将二者不分轩轾地化约为“寻找共同性”的理论模式(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seeking commonness”)。(36)Shunqing Cao,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xxi.然而,即便借用法国比较文学家、汉学家雷纳·艾田伯(René Etiemble)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文学的危机》(Comparaisonn’estpasraison:Lacrisedelalittératurecomparée)中的区分,即“历史的考据”(l’enquête historique)与“批评的或审美的反思”(la réflexion critique, ou esthétique),(37)René Etiemble, Comparaison n’est pas raison: La crise de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 Paris: Gallimard, 1963, p.101.似乎也未能真正触及这段史事背后的某些复杂纠葛。

韦勒克在捷克查理大学(Charles University)完成了英语文学与德语文学的学业后,获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年奖学金,遂于1927年赴美。其后,又曾在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教授一年德语,1930返回布拉格成为英语编外教师(Privatdozent)。(38)Thomas M. Greene, “René Wellek (22 August 1903-10 November 1995)”,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142, No.2, 1998, p.309.1931年,韦勒克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专著《伊曼纽尔·康德在英国(1793—1838)》(ImmanuelKantinEngland,1793-1838)。然而,从书名便可知晓,这本书是典型的“影响研究”,如伽列的老师、早期“法国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巴尔登斯伯格(Fernand Baldensperger)在1904年即出版了《歌德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GoetheenFrance: Étudedelittératurecomparée)一书。而且,在资料的蒐集上,如手稿、信札、笔记、旁注(marginalia)等方面,(39)Cf. Martin Bucco, René Wellek,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1, p.35.韦勒克一点也不输给巴尔登斯伯格,只是其主导的研究方法并非实证性的考据而已。

如韦勒克的学术传记作者马丁·布科(Martin Bucco)所言,“显然,《康德在英国》展示出韦勒克对理性和体系可以对抗混乱不明的根本信念。而且,这第一部著作也阐明了他的方法,即以详尽无遗的学识付诸大胆的评定。然而,不可避免的是,这种结合有时并不完美,其显示出某种不一致性,博学与评价之间、学识与批评之间缺乏一种完满的和谐。”(40)Martin Bucco, René Wellek, pp.36-37.根据布科的查考,当时学界对韦勒克《康德在英国》一书的唯一负面评价,来自于罗马尼亚文学史家、比较文学家巴兹尔·蒙泰诺(Basil Munteano)。(41)Martin Bucco, René Wellek, p.37.其时蒙泰诺也在准备着相同的研究,有趣的是这篇长达31页的书评恰好发表在法国比较文学的核心刊物《比较文学评论》(Revuedelittératurecomparée)1933年第13卷上。(42)Basil Munteano, compte rendu de: René Wellek, Immanuel Kant in England, 1793-183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1,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No.13, 1933, pp.546-576.而在1934年第14卷,该刊还同时刊载了韦勒克的激烈回应以及蒙泰诺有理有据且略带诙谐的答复。(43)René Wellek et Basil Munteano, “ propos de Kant en Angleterre”,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No.14, 1934, pp.372-379.法国的《比较文学评论》正是由巴尔登斯伯格与保罗·阿扎尔(Paul Hazard)于1921年所共同创办,而后来的蒙泰诺也曾长期担任该刊的编辑工作。(44)Cf. Marcel Bataillon, “Basil Munteano: Braïla 9-XI-1897—Paris 1-VII-1972”,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No.46, 3, 1972, p.321.

此外,布科还曾提示我们,英国学者托马斯·杰索普(Thomas Edmund Jessop)认为,《康德在英国》一书于1838年《纯粹理性批判》(TheCritiqueofPureReason)首部英文全译本出版之时便戛然而止,是出于目录学的考量而非发展的高潮。(45)Martin Bucco, René Wellek, p.33.在韦勒克之后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其并未续写该书,甚至也没有修订再版,其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像“康德在英国”(Kant in England)这类“问题镶嵌”(mosaic of questions)式的题目,也成为韦勒克攻击和嘲讽的对象。(46)René Wellek,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Werner P. Friederich,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Vol. I,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9, p.150.韦勒克的自我否定恰恰表明,即便其尽力削弱“历史实证”的方法而代之以“审美批评”,即便该书的第二章比较了康德与当时流行的苏格兰哲学之间的“异同”,(47)Martin Bucco, René Wellek, p.33.《康德在英国》无论如何都是一部“影响研究”之作!

1939年3月,德国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韦勒克被迫流亡美国,并在爱荷华大学谋得教职。正是在这里,韦勒克与同事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合著了名噪一时的《文学理论》(TheoryofLiterature)一书。在1949年该书出版之前,韦勒克已入职耶鲁大学,且同时担任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主任和新成立的比较文学系主任。(48)Thomas M. Greene, “René Wellek (22 August 1903-10 November 1995)”,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142, No.2, 1998, pp.310-311.其时,“新批评”(New Criticism)业已成为美国各大学“英语文学研究”的主导范式,但在美国的“比较文学”领域却并非如此。

“法、美之争”中的深细牵连

二战以后,美国比较文学的奠基者和重建者,是瑞士裔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沃纳·弗里德里希(Werner P. Friederich)。(49)关于沃纳·弗里德里希对二战后美国比较文学的贡献,亦可参见姚孟泽:《以国之名:比较文学学派知识的旅行》,《中外文学》2021年第4期。就学源而言,弗里德里希可谓美国的“法国学派”,其早年曾就读于该学派的研究重镇索邦大学,并深受当时的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尔登斯伯格、伽列和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的影响。(50)Cf. Diane R. Leonard, “Werner Paul Friederich: ‘Christopher Columbus of American Comparatism’”, Comparative Critical Studies, Vol.7, No.2-3, 2010, pp.179-180.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亦是典型的“影响研究”,完整标题为“但丁在国外的声誉(1350—1850):但丁·阿利吉耶里对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瑞士和美国诗人与学者的影响”(Dante’s Fame Abroad (1350-1850): The Influence of Dante Alighieri on the Poets and Scholars of Spain, France, England, Germany, Switzer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恰好出版于伽列“序言”发表的前一年,即1950年。因此,伽列对“总体文学”及“美国教学”的批评,很可能也在暗指弗里德里希的相关研究。若以伽列观之,弗里德里希对于“但丁”的影响研究“在时空延伸上太过广大”,是“比较文学不应期待的宏大综合”。然而,若就前述弗莱斯纳的观点所言,弗里德里希所做的才是真正的“比较文学”,即研究“伟大的潮流或事件”、研究“独特思想的影响”,并为“全面描绘人类思想演进”做准备。

1958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次全会”的成功举办,亦是得益于弗里德里希的全力以赴和完美组织。与威尼斯第一次全会(1955年)的较小规模和仓促举行不同,此次全会是名副其实的国际会议,共有来自四大洲19个国家的240多位学者参会。(55)James S. Patty,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omparatists”, South Atlantic Bulletin, Vol.24, No.2, 1958, p.6.会议的核心主题为“美欧及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America-Europe and their Literary Interrelationships),(56)Werner P. Friederich,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in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VI,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7, p.60.其亦明显属于“影响研究”的范畴。诚如佛克马所言,即便是在此时,美国的比较文学似乎仍与“新批评”没有什么关系。(57)Douwe Fokkem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New Paradigm”,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Revue Canadienn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Vol.9, No.1, 1982, p.7.鉴于会议主题由弗里德里希拟定及其自身的学源,韦勒克在此次会议上变本加厉地重复自己几年前在《比较文学的概念》中的观点,其所针对的就不仅仅是以巴尔登斯伯格、伽列、基亚和梵·第根等为代表的“法国学派”,更是同属移民美国的欧洲同行弗里德里希以及当时与之学风相似的美国比较文学。

然而,这一攻击却显得过于急迫且失礼:作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一任(1955—1958)共同会长的伽列(其时尚未卸任)与其老师巴尔登斯伯格,先后于1958年年初逝世;而弗里德里希的妻子亦在其极为繁重的会务准备期间病故。韦勒克似乎已经固蔽于“符号与意义之分层结构”(stratified structure of signs and meanings)(58)René Wellek,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Werner P. Friederich,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Vol. I, p.158.的文本内部而不能自拔,以致其无法体察外部世界最为基本的人情与世故。即便如此,在弗里德里希当选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任(1958—1961)共同会长的情况下,韦勒克仍然跻身于四位副会长之列,继而又成为该学会的第三任(1961—1964)会长。除此之外,弗里德里希在卸任美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任(1960—1962)会长之后,亦将会长之职交给了韦勒克;而当其于1972年以西班牙裔法国学者马塞尔·巴塔永(Marcel Bataillon)之名(该学者曾与弗里德里希共同担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任会长),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比较文学系设立教席之时,弗里德里希选择的也是一位与韦勒克有着相似的布拉格学源的学者尤金·福尔克(Eugene H. Falk)。(59)Cf. Diane R. Leonard, “Werner Paul Friederich: ‘Christopher Columbus of American Comparatism’”, Comparative Critical Studies, Vol.7, No.2-3, 2010, pp.188-189.在经过这一系列的交接之后,“新批评”或与之有着类似倾向的文学批评终于在美国比较文学学界占据了优势地位。

重访这段史事可以令我们清楚地看到,法国比较文学与美国比较文学之间有着参差承转的复杂关联。韦勒克在全会上对“法国学派”及其“影响研究”的激烈反对,是一个带有一定突发性的典型事件,但并不具有普遍性。只是“新批评”及其将文学视为“共时系统”的观念,包括高等教育中的“世界文学”教学,(60)Cf. Arthur E. Christ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merican Colleges Before Pearl Harb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ews-Letter, Vol.1, No.1, 1942, p.3.的确对之后的美国比较文学产生了某种范式转换的作用。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汉语学界对“美国学派”及“平行研究”的“认知”。然而,“共时系统”中的“文学比较”却未能解决“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所以“比较文学的危机”也并未因此而得到真正的缓解。且更具反讽意味的是,以“内部研究”自居的“新批评”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大行其道,也有其无可否认的“外部现实”。二战后,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使得美国大学的注册人数激增。摆在文学教学面前的问题是,如何使数量如此庞大的本科生在短时间内获得令人满意的“文学批评装备”,以达到教学投入与知识产出比之间的最大化。而标举“文本细读”的“新批评”,则恰好可以“在没有历史或语文学之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呈现一些不那么寻常的解释”,以及“在没有非常广泛阅读的情况下主张一些价值判断”。(61)Richard Harland, Literary Theory from Plato to Barthes: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187.

同样,为“法国学派”所倚重的“形象学”(imagologie),亦与战争这一“外部现实”密不可分,且更具历史政治的“自觉”。西班牙学者安东尼·蒙特德(Antoni Martí Monterde)在《让-马里·伽列与比较形象学的历史政治起源》(“Jean-Marie Carré et les origines historiques et politiques de l’imagologie comparatiste”)一文中指出:

我们所呈现和分析的所有文本,似乎都证明了克劳迪奥·纪延(Claudio Guillén)的想法,其声称比较文学——亦如之前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是战后的设想(纪延1985:60)。……形象学(l’imagologie)——同样是在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却并非如此。其原因很简单,质而言之,这与按照事件的真实序列重写纪延的观点有关:形象学不是战后而是战争本身的产物。(62)Antoni Martí Monterde, “Jean-Marie Carré et les origines historiques et politiques de l’imagologie comparatiste”,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No.379, 3, 2021, p.306.

伽列曾于1922—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比较文学,而该校恰好又是美国最早成立“比较文学系”的高等学府,其时间为1899年。在旅美的这一年里,伽列于各地作了一系列演讲和讲座,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1922年11月17日在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16楼,向纽约的法兰西联盟所作的题为“法国作家对德国的幻想”(Les illusions des écrivains français sur l’Allemagne)的演讲。或许对于当时的美国听众而言,这一话题有些不合时宜且略带论战的性质。然而,作为一位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伍(1914—1918)的学者,在《凡尔赛条约》(le Traité de Versailles)未见其效、美国又深受日耳曼影响之际,伽列认为自己有“使命”通过这一话题来“捍卫和阐明法国文化以及法国的处境”。而这次演讲的题目,亦可能是25年后(1947年)出版的《法国作家与德国幻象(1800—1940)》[LesÉcrivainsfrançaisetlemirageallemand(1800-1940)]一书的最早记录。(63)Cf. Daniel-Henri Pageaux, “Un comparatiste à New York: Les carnets inédits de Jean-Marie Carré (1922-1923)”,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No.313, 1, 2005, pp.75-84.

无论是1922年的演讲,还是1947年的专著,伽列的“形象学”均与两次世界大战相关。其究竟为战争本身之产物,抑或战后之设想,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伽列的“形象学”并非只是历史实证而已,其更有“通古今之变”“鉴往以知来”的史学“抱负”。如蒙特德所言,“使伽列担忧的是幻象的能量(la capacité du mirage),幻象是其在1945—1947年间发展并持续使用的新概念,尽管明显出于政治的原因。既然幻象肇始于某种特有的感受状态,这一观念使其能够通过作家们一个半世纪以来所赋予的形象(l’image),强调在与德国的关系中内在于法国的责任。通过这种方式,他基于合理的不信任而建立起一种预防性的论证(une argumentation préventive)。”(64)Antoni Martí Monterde, “Jean-Marie Carré et les origines historiques et politiques de l’imagologie comparatiste”,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No.379, 3, 2021, p.305.当然,在这种论证中难免会掺杂着民族主义,甚至是沙文主义。如若此刻重温其所谓“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une branche de l’histoire littéraire)”,(65)Jean-Marie Carré, “Une Préface à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 in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I, p.9.也许就不会再有降低“比较文学”学科身份之感了。“比较文学”确实应该涤除某些或隐或显的主义,确实应该突破单一的“影响研究”;但是“比较文学”也不应沦为美国文学教学审时度势后的权宜之计,不应对文本细读掩护下的概念循环(或如伽列所言的“玩弄名词”)视若无睹,更不能将可操演于任何文本内部的“花拳绣腿”挪移到不同国族、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文本之间。当然,韦勒克自身的文学研究并非如此,但打着“平行研究”旗号的汉语比较文学却对类似的“纸上谈兵”乐而不疲——其游走于中外文学的人物、主题、情节、修辞和叙事之间,反复扮演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戏码,似乎一切问题均可想当然地归结为“心同理同”或“文明差异”。

韦勒克曾批评伽列的比较文学概念“既过于狭隘又过于宽泛”,但“美国学派”的文学观念和具体研究的“狭隘”之处,也直接导致了“平行研究”过于“宽泛”的危机。这种“宽泛”不仅是在降低“比较文学”的学科身份,更有直接取消“比较文学”的危险!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韦勒克虽然将“比较文学”定义为“任何超越某一国族文学界限的文学研究”,但同时又认为“就个人而言我希望我们只谈文学研究(simply speak of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or of literary scholarship)”。(66)René Wellek,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Werner P. Friederich,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Vol. I, pp.155-156.在后来的《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本质》(“The Name and Na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文中,韦勒克再次申明了这一观点:“在这种观念中(这也是我的观念),比较文学与独立于语言、民族和政治界限的文学研究完全同一。……只有摆脱人为的限制并直接成为文学研究,比较文学才有可能并将蓬勃发展。”(67)René Wellek, “The Name and Na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Stephen G. Nichols, JR. and Richard B. Vowles, eds., Comparatists at Work: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altham: Blaisdell Publishing Company, 1968, p.13.承续艾略特(T. S. Eliot)的主张,(68)Cf. T. S. Eliot, “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Part I), The Egoist, Vol.6, No.4, 1919, p.55.韦勒克也将文学作品视为直接可得的“纪念碑”(monuments),而不是有待钩稽的“历史文献”(documents)。(69)René Wellek, “The Name and Na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Stephen G. Nichols, JR. and Richard B. Vowles, eds., Comparatists at Work: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13.作为“纪念碑”的文学,亦即前一引文中大写的“文学”(Literature),其必然具有非凡的“文学性”(literariness)与永恒的“人文价值”。在这种“抽象而永恒”的文学价值面前,任何国族、语言和文化的界限都可以被超越,甚至应该被完全地无视。(70)Cf. Douwe Fokkem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New Paradigm”,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Revue Canadienn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Vol.9, No.1, 1982, p.11.由此,我们亦可清楚,韦勒克何以如此反感德国的“题材史”和法国的“形象学”,其对语言在翻译转码中所衍生的学术问题也极为不屑。最为典型的一例即是韦勒克回应蒙泰诺批评其著作《康德在英国》的第一条:“于我而言,对康德的英译与德语原文进行细致比较的要求似乎有些过分,因为这会使我的书负载更多僵死的材料。”(71)René Wellek et Basil Munteano, “ propos de Kant en Angleterre”,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No.14, 1934, p.372.然而,这一回应除了逞口舌之快(très éloquente),(72)Cf. René Wellek et Basil Munteano, “ propos de Kant en Angleterre”,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No.14, 1934, p.377.其实毫无学理可言。考查康德的哲学思想在英国的传播与影响,如何能够绕开英译本的中介作用?

因此,无论伽列如何宣称“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韦勒克还是以“文学批评方法”来理解“比较”,尽管其认为“比较文学”本身不应被限制为一种单一的方法。其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本质》中还曾进一步言道:“比较(comparison)也不能被局限在实际的历史联系上。正如最近语言学的经验教给文学研究者的那样,比较(comparing)无历史联系的现象(诸如语言或体裁),与研究在阅读的证据或相似中发现的影响关系具有同等的价值。”(73)René Wellek, “The Name and Na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Stephen G. Nichols, JR. and Richard B. Vowles, eds., Comparatists at Work: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13.很多美国学者似乎都对“文学比较”(literary comparison)情有独钟,不知其是否与韦勒克所说的“无根性”(uprootedness)与“精神流亡”所造成的历史断裂有关。(74)René Wellek,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Werner P. Friederich,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Vol. I, p.159.在雷马克的著名定义中,其亦将“比较文学”界定为“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comparison),文学与其他人类表现领域的比较(comparison)”。(75)Henry H. H. Remak,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ts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Newton P. Stallknecht and Horst Frenz, e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ethod and Perspective,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1, p.3.值得注意的是,韦勒克和雷马克在此使用的英文“comparison”,与伽列在否定“文学比较”时使用的法文“comparaison”几乎完全同义。此外,在写于1979年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一文中,美国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也表示应该恢复“比较文学”(littérature comparée)在法文中的“字面义”,即“被比较的文学”(compared literature),并认为于文学研究而言这才是其最合适的名称。(76)Jonathan Culle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Michigan Germanic Studies, Vol.5, No.2, 1979, p.177.

“可比性”与“比较之第三元”

1982年,佛克马发表了《比较文学与新范式》(“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New Paradigm”)一文,该文正是对韦勒克狭隘且宽泛的“比较文学观”及当时以“新批评”为主导的“美国学派”的批判。然而,非常可惜的是,此文并未像《比较文学的危机》那样在中外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受到应有的关注并引发深入的讨论。这恐怕与佛克马“荷兰”学者的身份不无关系。其在该文中指出:

新批评对文学作品独特性的过分强调,文学作品直接可得性的观念,以及对文学交流之历史、社会条件的无视,不利于比较文学在美国的发展。由于缺乏文本比较研究的理论框架,因而丧失了比较的基础。越是强调文学文本的独特性,越是难以形成文本间的比较。因为缺少后设语言(metalanguage),比较之第三元(tertiumcomparationis)也无法确立。(77)Douwe Fokkem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New Paradigm”,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Revue Canadienn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Vol.9, No.1, 1982, p.7.

显然,佛克马的批评与韦勒克所秉持的“内部研究”直接相关。如果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的人为区分应该被摒弃,(78)René Wellek,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Werner P. Friederich,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Vol. I, p.155.那么“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刻意割裂则更是如此。至于引文的后半部分,其还关涉到“平行研究”的“可比性”问题。

乔纳森·卡勒于1995年亦著有一篇名为《可比性》(“Comparability”)的短文,其主要讨论比较文学由“影响研究”拓展至“互文研究”(intertextual studies),或从一个“欧洲中心”(Eurocentric)的学科转变为“全球性”(global)学科,所导致的“宽泛失度”(broader but less well defined)的问题。(79)Jonathan Culler, “Comparability”, World Literature Today, Vol.69, No. 2, 1995, p.268.究其实质,也就是无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所引发的“可比性”这一比较文学的“新危机”。卡勒认为“可比性”在其实际的征用中是一个“空洞”(vacuous)而“无隐含内容”(no implicit content)的概念,因此“可比性”需要建基于“具体的理智规范和模式”之上。(80)Jonathan Culler, “Comparability”, World Literature Today, Vol.69, No. 2, 1995, p.270.解决方案之一是借用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在《语文学与世界文学》(“Philology andWeltliteratur”)中的德语概念——“起点”(Ansatzpunkt/a point of departure)。奥尔巴赫提出:“一方面,一个好的起点的特质在于其具体性与准确性;另一方面,在于其离心辐射(centrifugal radiation)的潜能。”(81)Erich Auerbach, “Philology and Weltliteratur”, Maire Said and Edward Said, trans., The Centennial Review, Vol.13, No.1, 1969, p.15.卡勒指出,这样的“起点”可以是“一个主题、一个隐喻、一个细节、一个结构问题或一个精心定义的文化功能”;但同时其又坦言,奥尔巴赫的“起点”概念也并非“可比性问题之普遍性或原则性的解决方案”。其原因很可能是出于对某一“解决方案”所“强加的隐含规范与标准”的恐惧,而这反过来又造成了“可比性”概念的空洞化。(82)Cf. Jonathan Culler, “Comparability”, World Literature Today, Vol.69, No. 2, 1995, p.270.

其实,导致卡勒在“可比性”问题上左右枝梧的原因,与其对这一概念的“实体化”(substantialization)理解密切相关。其具体表现之一则为,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意义上的有其特殊内涵的“比较”,等同于普通文学研究意义上的不同文本之间的“比较”。在《可比性》一文的开篇,卡勒即指出:“什么使比较(comparison)得以可能?如果我们对比较文学的性质进行理论的反思,那么我们需要尝试弄清文学研究中比较(comparison)的基础,即可比性自身的性质。”(83)Jonathan Culler, “Comparability”, World Literature Today, Vol.69, No. 2, 1995, p.268.由此可见,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之于卡勒而言即为一般文学研究意义上的“可比较性”。

对此,需要首先申明的是,我们仍然极为认同伽列的命题,即“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而对于当下全球性的比较文学学科而言,“平行研究”理所当然地应该被囊括其中。进而,我们认为,作为比较文学之根基的“可比性”概念,应该被理解为“可汇通性”(intercomprehensibility),而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可比较性”。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以“可汇通性”为其内涵的“可比性”,不是一个“实体性”(substantial)概念,而是一个“功能性”(functional)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奥尔巴赫在解释“起点”时,曾使用过一个内含“功能性”的比喻。他认为“起点”即如“抓手”(handle),“借此主题可以被把握”。(84)Erich Auerbach, “Philology and Weltliteratur”, Maire Said and Edward Said, trans., The Centennial Review, Vol.13, No.1, 1969, p.14.随后,又进一步解释道:“起点必须是对一组严格限定且易于理解的现象的择取,对这组现象的解释可以向其自身之外辐射,组织并解释一个比其自身所据的更大的区域。”(85)Erich Auerbach, “Philology and Weltliteratur”, Maire Said and Edward Said, trans., The Centennial Review, Vol.13, No.1, 1969, p.14.奥尔巴赫曾多次强调“起点”的“辐射”功能,并在此处使用了“抓手”的比喻;但非常遗憾的是,其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仍然是“实体性的”。在指出将“巴洛克”“浪漫的”等概念作为“起点”是危险的之后,奥尔巴赫言道:“因为起点不应是从外部强加于一个主题的概括,而应是主题自身内在的有机部分。所研究之物应该自我言说,但如果起点既不具体也未被清晰地界定,这种言说是不可能发生的。”(86)Erich Auerbach, “Philology and Weltliteratur”, Maire Said and Edward Said, trans., The Centennial Review, Vol.13, No.1, 1969, p.16.此处似乎暗含着对韦勒克有关“巴洛克”“浪漫主义”研究的否定,但奥尔巴赫对“内在”“有机”和“自足”的强调亦与“新批评”有几分接近。且就比较文学而言,若无“后设语言”的支撑,奥尔巴赫的“起点”则很容易实体化为异同比较的“基点”。

此外,卡勒在其文章中也曾提到有关“起点”的这一比喻,其认为:“一个明确的起点,不应被作为一个外在掌控的观点,而应是一个‘抓手’或有所偏重的有利位置,以便批评者可以将各种文化对象汇聚在一起。”(87)Jonathan Culler, “Comparability”, World Literature Today, Vol.69, No. 2, 1995, p.270.较之奥尔巴赫自己的解释,卡勒对“抓手”之喻的理解似乎更好地诠释了“起点”的“辐射力”。而且,这一诠释也已经非常接近于对“起点”和“抓手”的“功能性”理解。但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其并未朝着这个方向做更进一步的理论运思。

在某种意义上,奥尔巴赫所反复强调的“起点”之“辐射力”,也就是卡勒所说的“将各种文化对象汇聚在一起”的“汇聚力”。其实,无论是“比较文学”的“比较”,还是“可比性”之“比”,均应首先着眼于这一“汇聚的功能”。“比较文学”一词的法文与英文分别为“littérature comparée”和“comparative literature”,其定语“comparée”和“comparative”源于各自语言中的动词“comparer”和“compare”,二者的词源则同为拉丁语“comparo”。在亚历山大·苏特(Alexander Souter)等人编撰的《牛津拉丁语词典》(OxfordLatinDictionary)一书中,“comparo”较为原初的意涵为“放置在一起或相当的位置,与……排成一条线”(to place together or in a corresponding position, align)。(88)Alexander Souter, et al. eds., Oxford Latin Dictiona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8, p.373.由是可见,“comparo”首先强调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而是“汇聚”,即把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相当的事物放置在一起。因此,我们甚至可以推断,1816年诺埃尔(No⊇l)和拉·普拉斯(La Place)将之前的“欧洲文学选集”(包括法语文学、英语文学、意大利语文学、德语文学、拉丁语文学和古希腊语文学等)命名为《比较文学教程》(Coursdelittératurecomparée),其很可能是在印欧语言的“本义”上来使用“比较”一词的。(89)按:关于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对“比较文学教程”这一书名的使用及相关问题,可参见拙文《学科调整与理论重构——从“外国文学”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月刊》2015年第3期。

综上而论,现代汉语中的“比较”一词已经偏移至“可辜搉尊卑”之“较”。然而,在“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理论的建构与反思上,我们特别希望重新启用其“亲密相交”之义,这既符合“比”在古汉语中的“本义”,也与“comparée”和“comparative”等词在印欧语言中的“本义”不相龃龉。因此,作为“可比性”之内涵的“可汇通性”,即为跨国族、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文学之间的“亲密相交”。进而,我们还力图使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户枢”或“枢机”之喻,以取代奥尔巴赫的“起点”概念和“抓手”之喻,并以此作为“比较之第三元”的功能性解释。《说文解字》曰:“枢,户枢也。”(101)许慎撰:《说文解字》,第120页。段玉裁注曰:“户所以转动开闭之枢机也。”(102)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255页。《庄子·齐物论》即以之为喻,其曰:“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103)庄周撰,郭象注,陆德明音义:《庄子》,见于《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彼”“是”即为“彼”“此”,亦可被视作“比较之第一元”与“第二元”。“偶”为“对待”之义,“莫得其偶”也就是弭除了彼此的对待,或“比较之前两元”的对待。请注意,“弭除对待”不等于消灭差异、强制同一,其所需要的是超越“彼此”的“道枢”。具体到比较文学,“道枢”即可被下放为由“后设语言”所组建的“比较之第三元”。这“第三元”亦如进入“中空之环”的“户枢”,可应“前两元”之“亲密相交”与“周流互释”。

“户枢”应转无穷,只因其入于“中空之环”,而后者亦可为“可比性”的功能之喻。以此观之,则卡勒对可比性之“空洞”的担忧实属无谓,若无“中空之环”何以应对无穷?只是其需要“户枢”的配合,在此我们不妨将“户枢”视作某种“形式的”而非“内容的”规定性。如此,卡勒对“可比性”所可能“强加的隐含规范与标准”之恐惧亦可被消除。同时,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左右枝梧也便迎刃而解。佛克马在《比较文学与新范式》中认为,“法国学派”的实证主义尚未达到“方法论反思”与“后设语言批评”的层面,而“新批评”则视“方法论的反思”为多余。(104)Douwe Fokkem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New Paradigm”,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Revue Canadienn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Vol.9, No.1, 1982, p.8.二者若具备了“后设语言”的自觉,则无论是前者的历史实证还是后者的形式分析,均可“无损地”融入其中,(105)Cf. Douwe Fokkem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New Paradigm”,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Revue Canadienn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Vol.9, No.1, 1982, p.18.正可谓“枢始得其环中”。进而,我们还可以用卡勒在前文中提到的“互文性”,对“可比性”概念予以形式意义的“充实”。

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可比性”似乎不成其为问题,因为其已通过历史实证发现了“比较之前两元”的互文关系。然而,传统的“法国学派”正是囿于实证主义的实体性认知,从而基本上放弃了对“前两元”做进一步的美学阐释与批评解析。若以“可汇通性”视之,传统的“法国学派”徒有实证考据之“汇”,而无理论批评之“通”。因此,佛克马称“新批评”主导下的“美国学派”,由于缺少后设语言而无法确立“比较之第三元”,也同样适用于传统的“法国学派”。有鉴于此,以“互文性”充实的“影响研究”及其“可比性”功能则恰然在于,其并非只是历史实证的“关节”,更是包容汇通的“枢机”。也就是说,其可以功能性地激发对两种文学间“影响之互文”的不同理解与解释,“大通无碍,以应无穷”。

与“影响研究”事后可循的“互文性”不同,无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或可称为“使互文”(intertextualize)。一般认为,“平行研究”的“互文性”或“可比性”必然建基于“比较之第一元”与“第二元”所共同具有的某种“实体属性”之上,以便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游戏制造一个“抓手”。即便是强“异质性”为“可比性”的“变异学”,也仍未跳出“异同”之对待,中国比较文学千万不可一而再再而三地“低幼”与“摆烂”了!比较文学之“真义”不在于泛滥无际的“异同比较”,而是基于“后设语言”之自觉的“先行建构”及“比较之第三元”的“融通互释”。(106)Cf. Douwe Fokkem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New Paradigm”,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Revue Canadienn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Vol.9, No.1, 1982, pp.9-10.这一点对于超越传统“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亦可谓至关重要。因此,若以之反观伽列所谓比较文学“主要不是从其原有的价值来考查作品”,(107)Jean-Marie Carré, “Une Préface à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 in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I, p.9.恐怕并无大错。但这一观点亦如其对“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之区分一样,总是被韦勒克抓住不放。其实,任何文学文本都不具有完全属于其自身的、无历史的实体性意义和价值,其在不同的语境中即可被不同地加以解释。(108)Douwe Fokkem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New Paradigm”,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Revue Canadienn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Vol.9, No.1, 1982, p.6.所以,在跨国族、跨语言和跨文化的语境中,两种不同的文学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首先并不取决于两个文本本身,而是取决于“比较之第三元”,即“后设语言”所先行搭建的理论框架是否具有“可汇通性”的潜能。而这种“潜能”的具体实现,即是通过“比较之第三元”使其“前两元”之间亲密相交、互文见义。

结 语

笔走至此,我们似乎尚未回答“何为中国话语”这一问题;但就本文而言,其必须与“为何比较文学”绑定在一起。“中国话语”既不是学术权力躁动之后的空洞学派和知识沉沦其中的自我幻象(l’automirage),也不是各种不胜“奥卡姆剃刀”的穿凿标异之“学”与无端增衍的“证据法”。从切切实实的研究出发,凡是能将中国文学织入世界文学之发展谱系(无论有无事实联系)的学术研究,凡是能使中国文化持续不断地“世界着”(worlding)的理论探求,都是真正的“中国话语”(无论其操用的是“纯正”的汉语抑或“杂混”的英语,无论是在中国大地上出版还是于外国学术平台中发表)。同时,这也正是中国学者“为何比较文学”的首要和始终的目的。“中国比较文学”当然不能只顾“委曲周全”而一味“求同”,但也不可罔顾“复杂史事”而草率“立异”;其更不应该沦为出口转内销的“学术网红”,在博取了虚高的“学术流量”之后,剩下的只是一地鸡毛的“学术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