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观下《红楼梦》茶叶名称的外译
——以赵振江西译本为例

2024-01-12 06:16周睿宸
东北亚外语论坛 2023年9期
关键词:龙井茶六安普洱茶

周睿宸

马德里自治大学 马德里 28049 西班牙

绪论

茶,风靡中华数千年,其衍生出的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人对饮茶的需求不止于解渴和口感,更注重饮茶带来的精神愉悦和以茶为载体的社会活动。茶文化的诞生标志茶从物质文化层面上升至精神文化层面,茶从盅中流物超脱出来,或寄托文人逸趣,或传承坊间佳话。陈文华将茶文化定义为“整个茶叶发展过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并将其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四个层次(陈文华,1999:4)。其中,茶叶是茶文化物态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为典型的文化负载词。余悦也认同“茶叶艺文作为茶文化的基石”(余悦,2001:364),可见茶文化与茶叶及茶叶艺文紧密相关。

基于此,本文聚焦于《红楼梦》中的茶叶艺文。《红楼梦》是一本集中反映包括茶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鸿篇巨制,在红学家的眼中可与《茶经》媲美,故有“茶香四溢满红楼”的美谈。然而不同于传统茶典,《红楼梦》在茶文化的描述上更具文学性和生活性,从茶叶名称本身负载的文化含义出发,根据情节逻辑或人物描写的需要,还延伸出某些只在此时此地存在的文化隐喻或言外之意,具有多样性、文学性和多重性特征,向翻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值得专门进行分类研究。

本文选取赵振江和何塞·安东尼奥(José Antonio García Sánchez)的西译三卷本(以下简称“赵译本”)为研究对象。赵译本是《红楼梦》首个问世的西译本,翻译工作由外文局牵头,十六年磨一剑,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了译文的准确性和可读性,参考价值较高。此外,基于著作国际公认的学术价值,译者还肩负着弘扬中国文化的自觉任务,这种自觉性也体现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使译例在文化维度上更具代表性。赵老师承认,其主要考量便是“如何结合国外受众的思维和阅读习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赵振江,2021:1)。

在新时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红楼梦》中茶文化的海外传播构成了其中的一个缩影。茶叶名称作为目标语读者接触茶文化的开端,其翻译的成败尤其重要。因此,茶名翻译显然不能一概用音译处理,如何解读茶名的层次含义并将其再表达,增进读者对其负载文化的深入了解,十分值得探讨。基于此,本文以文化翻译观为理论基础,分析译者如何对茶叶承载的文化信息进行选取和加工,以期指导文学作品中的茶名外译,思考译者如何助力茶文化更好地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

一、苏珊·巴斯奈特与文化翻译观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翻译研究进入“文化转向”时期,文化翻译理论应运而生。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是文化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1990年与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合著《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首次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并论述了文化翻译理论的具体内容。

首先,“翻译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而是深深植根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李文革,2004)。巴斯奈特认为,语言既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翻译应该深深地植根于语言所处的文化当中,即翻译的单位从过去认为的语篇延展至文化层面。其次,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译码和重组的过程,更是一个交流的过程,其中文化是第一位的,信息是第二位的。其三,翻译不应局限于对源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即译者应在译入语中重现原文的文化功能,这是文化翻译观的核心。

简而言之,文化翻译理论尤其注重对文化负载词等文化要素的处理,追求“文化功能对等”的实现,要求译者跳脱出文本的束缚,解读“言外之意”。

二、《红楼梦》中的茶叶及命名类型

关于《红楼梦》中明确提到的茶叶种数,农业考古学界的主流观点为七种,分别是:千红一窟、枫露茶、暹罗进贡茶、六安茶、老君眉、普洱茶和龙井茶(何先成,2018:78-87)。

经考察,文中明确提及名称的还有凤髓茶、香茶和女儿茶。其中,女儿茶虽是普洱茶的一种,但从茶叶名称翻译角度来考察,独列一类为宜,故全篇提到的茶叶共十种。而“暹罗进贡茶”的名称在原文中并未明确写出,只说“那(茶)是暹罗进贡来的”,所以西译本中也无该茶叶名称的翻译。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为书中明确提及名称的九种茶叶,根据命名方式可以分为地域型、描述型(描述性状和制法)、典故型和隐喻型(表1)。

表1 《红楼梦》中九种茶叶命名类型分类

三、译例分析

1.地域型茶叶名称

六安茶出自第四十一回。贾母误以为妙玉为她沏的是六安茶,便说“我不吃六安茶”。六安茶因产于安徽省六安县得名。在上古时期,舜封皋陶于六,故“六”为地名,为皋陶后来的姓氏,为“庐”的通假字。赵译本将“六安茶”译为“té de Liu’an”,并加注“Té que se produce en el distrito Liu’an de la provincia de Anhui.Es de buena calidad,aunque un poco amargo”(六安茶,产于安徽省六安市,茶质上乘,茶味微甘)。译者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作音译处理,同时作注以补充其负载的产地信息,并对品质和口味进行了说明,似乎对贾母不喜欢六安茶的原因进行了推测。但此处有两不宜,其一,译本对“六”的音译忽略了六安茶产地的历史特殊性,文化信息错误,改为“té de Lu´an”并加注为宜。其二,贾母不喝六安茶或是因为口味,或是因为年迈体衰,而六安茶是未经发酵的绿茶,不适宜饭后饮用。译者在此对茶味的交代构成了一定的风险,不如让读者自行玩味,在注中仅提供产地信息即可。

普洱茶出自第六十三回。贾宝玉说“今儿因吃了面怕停住食”,林之孝家的则建议“该沏些个普洱茶吃”。普洱茶为产于云南普洱一带的名茶。《本草纲木》云:“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林之孝家的建议喝普洱茶,强调的是其消食之效。因此,此处须补充的文化信息一为产地,二为疗效。赵译本将“普洱茶”作音译处理为“té Puer”,并加注“Se trata de un té producido en Puer(provincia de Yunnan).Se vende prensado en forma de pequeño cuenco.Entre sus virtudes está el facilitar la digestión y devolver la sobriedad a los borrachos”(普洱茶,产于云南省普洱市,常以小团状售卖,具有消食醒酒等功效)。注释补充了普洱茶的产地、形状和疗效,先后解答了译入语文化读者“普洱茶是什么,长什么样,为何要给宝玉沏普洱茶”这三个问题,较好地实现了文化功能的对等。

龙井茶出自第八十二回。宝玉放学后回到潇湘馆,林黛玉对丫鬟说:“把我的龙井茶给二爷沏一碗。二爷如今念书了,比不的头里。”龙井茶产自杭州西湖狮峰山区的龙井村,故名龙井茶,居十大名茶之首。古人云“龙井茶,真者甘香而不冽,啜之淡然,似乎无味,饮过之后,觉有一种太和之气,弥沦于齿颊之间。”林黛玉性格孤高,淡泊雅致,用茶不仅需“贵”,还要“雅”,与龙井茶正相配,故常备着。因此在这段,龙井茶最重要的文化负载含义有三,一是产地,二是口味,三是名贵。赵译本将龙井茶译为“té del Pozo de Dragón”,并加注“Longjing cha,un tipo de té verde muy famoso.Se cultiva y produce en Longjing,lugar situado a las afueras de Hangzhou(Zhejiang)”(龙井茶,是一种名贵的绿茶,产于浙江省杭州市郊外的龙井村)。作者借注对茶的产地和地位进行了说明,却忽略了口味这一关键信息。若能补充“tiene un sabor herbal,con ligero deje almendrado”(其味似香草,有一股杏仁味的淡淡回甘),则更能对应林黛玉这一孤高淡泊的人物形象。此外,译者在正文和注释中分别采用归化和异化策略,一处意译,一处音译,意在交代龙井茶名称的物态属性的同时,还关照“龙井”二字的所指,增加了读者的可读性和联想空间。但第一处归化的处理忽视了“龙”在中西文化中的不同属性。在中国,龙为善兽,托瑞纳福;而在西方,龙为恶兽,噬人魂魄。因此在此处将“龙井”二字译为“pozo de dragón”可能让读者产生消极的联想。

2.描述型茶叶名称

香茶、枫露茶和老君眉属于“描述型”茶名,一个写气味,一个写制法,一个写形状。

香茶出自《红楼梦》第八回。贾母命丫鬟们预备下香茶细果等物。香茶用香花窨制备而成,带有一股芳香。香茶以嗅觉感受进行命名,涉及的是人类的直观生理感受,本身并不造成太大的文化差异。赵译本将其译为“té aromático”,传递信息简洁明确。

枫露茶是贾宝玉最钟爱的茶,在全书中共出现过两次,分别在第八回和第七十八回贾宝玉祭奠晴雯时写的祭文《芙蓉女儿诔》提到的四种祭品中,名为“枫露之茗”。枫露茶,据《红楼梦大辞典》,“为枫露点茶的简称。枫露制法,取香枫之嫩叶,入甑蒸之,滴取其露”(冯其庸 李希凡,1991),故其最重要的文化信息为“枫露”二字,即其原料和制法。赵译本在第八回中将枫露茶译为“té de rocío de arce”,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向读者交代了制备原料;在第七十八回中译为“té hervido con rocío de hojas de arce”(用枫露煮制而成的茶),是依循茶叶制法命名,向异域读者呈现了一盅制法讲究雅致的茶品,不仅传递了其承载的文化含义,而且更为贴合祭文体裁具备的雅致行文,处理十分得当。但红学研究亦指出,枫露茶谐音“逢怒茶”,或暗指宝玉与其奶娘之间不睦,译者为实现文化对等作出的归化处理显然割舍了这一可能性,若能作注补充说明谐音关系则更能体现其弦外之音。

老君眉出自第四十一回,一说是产于湖南洞庭湖君山岛的银针,精选嫩芽制成,形如长眉,满布毫毛,故名“老君眉”。妙玉笑答:“知道,这是老君眉”,这一颦一笑,亦或有借茶名祝愿贾母长寿之意。赵译本将老君眉译为“cejas de Patriarca”,并加注“Té que se produce en el monte Junshan,que se encuentra en el lago Dongting de la provincia de Hunan,elaborado con brotes tiernos.Es dulce y aromático y las hojas tienen cierta semejanza con las cejas”(老君眉,产自湖南省洞庭湖君山到,以嫩芽制成,清甜芳香,形如长眉)。译者将老君眉译为“老祖宗的眉毛”,兼顾了西班牙语名词的性,并结合注释交代了茶叶的产地、制法和名称由来。此外,“patriarca”在西语中指在家庭中因年龄或智慧而具备威信者,实际上对中文茶名中的“老君”二字做了一定程度的显化,更容易让西语读者产生对上述隐喻的联想,处理得当。

3.典故型茶叶名称

凤髓茶出自第八回的回前诗:“古鼎新烹凤髓香,那堪翠斝贮琼浆。”需指出,凤髓茶并非作者杜撰的虚拟茶。清《续茶经》载:“风俗贵茶,其名品益众。建安有青凤髓,皆品第之最著也。”品质珍稀,故成其名。赵译本中译为“el té Médula de Fénix”,首先明确其物态属性,再者选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让即便对“凤”并不熟悉的译入语读者也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其品质珍贵,较好地实现了文化功能的对等。

女儿茶出自第六十三回。林之孝家的问丫鬟们是否沏了普洱茶,袭人和晴雯回道:“沏了一盅子女儿茶,已经吃过两碗了。大娘也尝一碗,都是现成的。”女儿茶是普洱茶中的精品,清《滇南新语》云:“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相传泰山青桐仙子化身为叶姑娘,用青桐叶创制女儿茶,并替心地善良的养父母分忧,惩除奸恶。女儿茶其名的由来,一说是因泰山女儿茶的传说得名,一说是因为这种茶鲜嫩清香如同少女。赵译本将女儿茶译为“té Nüer”,作注“Nüer,o «té virgen»,es una de las mejores especies de té Puer”(女儿茶,乃普洱茶中一佳品),交代了女儿茶的名贵属性。译者在原文中选用异化的翻译策略,采用音译,而在注中选择归化的翻译策略,译为“té virgen”。virgen意为“处女”,是译者对“女儿”二字作的进一步显化。如此处理不仅能让译入语读者直观地感受到茶叶鲜嫩的特质,还照应了典故情节,很好地实现了文化功能的对等。

4.隐喻型茶叶名称

千红一窟出自《红楼梦》第五回。警幻仙子受宁荣二公之灵委托,意欲规引宝玉,劝其免受情欲声色之囿。千红一窟是作者曹雪芹杜撰出的虚拟茶,“红”乃红花,是古时用于比喻女子的常见意象,而“窟”则与“哭”同音。“千红一哭”暗示了作品中女子的悲惨命运,以警醒宝玉不要留恋声色犬马。赵译本将千红一窟译为“Mil Flores Rojas en una Caverna”“千朵红花”尚可让读者联想到“女性”的意向,但面对“洞穴”译入语读者必定感到一头雾水。译者在此做的直译处理为实现文本形式上的对等舍弃了同音字的隐喻作用,与文化翻译观的原则背道而驰,也就影响了西语读者对这一隐喻的感知。在处理此处时,不妨作注说明“窟”与“哭”二字的谐音关系,以助力文化功能对等的实现,同时增强文本的可读性和阅读的趣味性。

四、文化功能对等的实现

从以上译例分析来看,译者有意识地补充茶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以追求文化功能对等的充分实现。从宏观角度上看,作者在处理地域型命名的茶叶名称时,除对龙井茶的处理既有归化也有异化以外,全部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选择“音译+作注”的形式,将来自东方异域的茶叶群像原汁原味地摆在读者面前,同时补充译者认为必要的文化信息。而在处理其他三类茶叶名称时,除对女儿茶的处理既有归化也有异化外,全部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让读者能够通过茶名即可直观地读出其中意味,从而增强文本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从微观角度看,为充分实现文化功能对等,译者需着重考虑三个要点。首先是文化信息的取舍,受制于茶叶名称长度和异域读者对茶文化了解的深度限制,译者不得不作注以补充文化信息。在这一过程中,不能搞“大水漫灌”“一把抓”,而应深入分析茶叶本身具备的多维文化属性与原文情节、人物性格等要素的照应关系和紧密程度,做出适当取舍,力求精准补充需要提供给读者的信息点。通过分析可知,译文实际反映的文化信息和原文要求反映的文化信息对应程度越高,文化功能对等也就能更好地实现,表达效率也就越高。

其次是模糊信息的显化,适当且精准的显化处理有助于实现文化功能对等。如将“女儿”显化为“virgen”(处女),将“老君”显化为“patriarca”(老祖宗)都是极为成功的案例。当然,大胆的处理势必基于对相关文化信息的准确了解和对文本逻辑的深入洞察,否则可能适得其反。

最后是文化对等的准确,这里的“准确”不仅指文化功能对等概念中文化的准确,还强调功能的准确。“文化的准确”,即作者提供的文化信息必须符合史实或客观现实,如“六安”译为“Liu´an”则属于错译。“功能的准确”,即需综合考虑同一意象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涵义是否一致,是否能让读者产生同样的感受和联想。如将“龙井茶”中的“龙”不作说明地译为“dragón”,则完全背离了原文的文化功能。

五、结语

通过考察,在《红楼梦》赵译本中,一方面译者在处理不同命名类型的茶叶名称时,有意识、有区分地选择翻译策略,同时积极调动加注、显化等手段对其蕴含的文化信息进行了筛选、补充和加工,以企文化功能对等的实现,达到了较好的翻译效果。另一方面,文化信息的取舍、模糊信息的显化和文化对等的准确性都会影响文化功能对等的实现程度,要求译者对文化负载词和原文进行深入考察,对文化信息进行充分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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