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价值观培育的认识论基础与策略探讨
——兼论艺术高校如何发挥经典美术作品在思政课教学中的作用

赵肖荣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要培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高校作为开展青年工作的主要阵地之一，培养新时代好青年主要通过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和日常思政工作，重在以知识教育实现对青年学子价值观的塑造。红色经典美术作品的创作历程和创作主题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奋斗的历史息息相关，艺术再现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涌现的重大历史事件、杰出人物、辉煌业绩和世情民风，具有党史学习教育和艺术审美教育的多重价值，是开展青年工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艺术高校应发挥艺术特色，善用艺术作品，助力实现思政课教学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一、知识与价值：价值观培育的认识论基础

在知识教育中如何实现价值观培育，“知识是载体，价值是目的，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这句话一方面阐明了知识与价值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学校价值观培育实践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在社会科学领域，没有无价值的知识，也没有脱离知识的价值。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把知识与价值自然联系起来。近代以来，人们开始思考知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提出从“是”不能推出“应该”，也即从“事实”命题不能推出“价值”命题，认为“道德上的善恶区别并不是理性的产物”，“理性”不是“道德上善恶的源泉”[1]。此后，就有人从认识论上将对事物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分离。其积极意义是，有助于人们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对社会领域的客观规律进行实事求是的探索；其消极意义是，人们会有意识地把知识和价值对立起来，一方面，完全撇开价值、意义、道德和伦理去进行所谓的客观真理的探究；另一方面，完全不顾客观事实进行价值和意识形态教育、宣传和灌输。就前者而言，真正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不存在的，只可能是价值偏颇或价值混乱；而就后者而言，没有事实支撑的价值不仅无所依凭，而且也不可能被人接受。

一般认为，知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包括人类自身）认识和探索的成果，包括理论知识和经验知识；价值则是指事实与人、客体与主体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即客体的存在和属性，同主体尺度和需要之间的关系。根据人类的基本经验，知识和价值是不可能完全分离的，人类对社会的认识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至少是服务人类、满足人类需要的。换言之，尽管客观物质世界完全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而存在，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并不等同于客观世界本身，而是对客观世界的感觉、知觉、情感、意志，不可能不受人的主观因素以及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构建”的结果，事实和知觉是“理论渗透”的。[2]知识的产生过程，特别是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表明了知识本身并非“价值无涉”，而是一种内含价值或满足人类需要的事实陈述。

其实，知识的价值性不仅存在于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存在于自然科学领域，只不过社会科学知识的价值性更显著罢了。也就是说，人类无论是对社会的认识还是对自然的认识，都不可能脱离价值。但是，一种颇具影响的观点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对纯粹客观世界的认识，理所当然与价值无关。其实这是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一种误解。以天文学为例，古希腊、中国和印度，文化体系不同，人们对宇宙的见解也各异。这不仅有认识能力、认识习惯方面的原因，更有政治与文化因素的影响。在16 世纪之前，西方人信奉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即地心说。哥白尼发现了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直到去世前迟迟不敢发表阐明其日心说的论著《天体运行论》直到去世前，因为担心遭到教会的迫害；而布鲁诺则正是因为捍卫和宣扬日心说等新的宇宙学说而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可见自然科学知识只是人们对自然界的理论建构，同样具有服务于特定社会阶级和集团的价值性和意识形态性。当然，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只是银河系中一颗极其普通的恒星。科学发展的历史一再证明，一方面，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探索和认识，只是无限接近真相；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对客观世界的解释也离不开人类的建构。实际上，自然科学理论是一幅幅变幻交叠的图景，是由客观世界的呈现和人类社会诸多因素共同建构的结果，自然科学知识不可能不蕴含价值。

反观之，价值总是以知识为载体，或直接以知识的形式出现。就一般意义而言，人类作为认识主体，在考察客观世界这一客体的存在和属性与自身尺度和需要之间是否存在一致性时，其基本前提是人类对客观世界本身的掌握，并将其尺度和需要赋予其中。在人类实践中，价值不会抽象存在，通常是以特定知识的形式出现。社会价值通常以人类对社会的存续和发展、经济与社会活动的正常运行的认识为承载并蕴含其中，如诚信、友善；而科技伦理，无疑也是建立在人类对自然世界客观规律认识的基础之上，如，人类对克隆技术的掌握并非只是技术问题，其使用一定会受到人类伦理的严格制约，这样的价值导向也一定承载于人类对该技术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的认识。类似的事例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各个领域比比皆是。因此，既不存在“价值无涉”的知识，也不存在“知识无涉”的价值，知识蕴含着价值，价值承载于知识，知识与价值不可分离。

学校教育向来就是一种具有明确价值指向的知识传授活动。正是因为知识与价值本身的不可分离性，任何社会都需要从人类文化遗产和新的实践经验中，认同和择取“有价值”的部分，并通过这样承载价值的知识的传播来培育下一代，在实现知识代际传承与创新的同时，实现主流价值的社会化，塑造年轻人符合政治与社会需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其所需要的人才。学校是现代国家培育年轻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专门机构，其基本途径就是课堂教学，通过知识传授实现价值观培育。一个国家和社会之所以建立学校，除了培养新的合格的社会劳动力之外，更为重要的就是要培育符合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古代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就不是知识传授，尤其不是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而是道德伦理的教化，或者说主要是道德伦理“知识”的教育，其重点是“明人伦”，其目的是维护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为社会秩序塑造维护者，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培育具有符合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的下一代。正如《孟子·滕文公》中所言：“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3]这一学校教育理念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

以政治和社会需要来培养人、塑造人，西方国家也不例外。以美国为例，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著名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就集中体现了美国现代教育理念。1943 年，美国哈佛大学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委员会，对“民主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目标问题”进行研究。两年后，该委员会出版了研究报告《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该研究报告通过对教育教学理念、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关系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精辟论述，在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但是，通读全书就会发现，每一个议题都离不开美国国家长远的战略利益，可以说，《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就是以美国的政治理念和社会发展目标为导向，在教育哲学层面试图回答和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首要的和根本的问题。[4]

二、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价值观培育的思政课要求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知识和价值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分离，无论是自然科学知识还是社会科学知识，或蕴含价值，或服务社会；社会价值既不抽象，也不独立于知识而存在，而是承载于知识之中。学校教育是一种具有明确价值指向的知识传授活动，其目的就在于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其所需之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承担社会主流价值观教育的主渠道—思政课也就更有必要明确地将价值性与知识性高度统一起来。

价值观培育既是政治的，也是社会的，甚至是经济的，其主要体现就是价值不仅为政治服务，也为社会和经济服务，因此，从社会发展的任何方面来说，都需要进行价值观培育。价值观培育需要时间、场域、路径和方法的多样性，既需要显性的，也需要隐性的；既需要官方的，也需要民间的；既需要正式的，也需要非正式的。青年工作事关党的事业薪火相传，事关中国民族伟大复兴，显然不能主要依靠非正式的民间渠道，必须要有数量和质量都能保证的正式的官方渠道。学校教育就是这样的渠道。而在当代中国学校教育中，思政课无疑是青年价值观培育的关键课、主渠道。

关于思政课，“办好思政课，就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这段话内涵丰富，阐明了什么是思政课、如何办好思政课、为什么要办好思政课等基本理论问题；同时，也内含思政课程既是价值观培育课程也是科学知识传授课程，是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的课程。这也是对办好思政课提出的要求。

设立思政课旨在通过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的教育达到价值观培育的目的。因此，思政课首先也是首要的就是要对青年学生进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教育，也就是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教育为主的课程。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5]，首先就是规定教育为了谁，接下来才是如何教育，最后落脚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为了谁”“服务谁”“满足谁的需要”显然都是价值要求，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更是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当然，教育不限于课程，而是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价值和意识形态教育尤其如此；但是，课程教学肯定还是主渠道，思政课承担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尽管所有课程都有“思政”要求、“思政”任务，要求所有课程都要发挥“思政”功能，即“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但就课程性质来说，思政课还是专门的“德”育课程。

“德”育课程如何实现“德”育？根据“价值承载于知识”的基本认识，思政课不可能只是简单地向学生灌输抽象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就能达到目的，而必须与知识教育相结合，“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和生产技术、实践经验的过程中接受价值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将主流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就目前高校的“思政”课程来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原理”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无论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还是“道德与法治”“形势与政策”，其价值和意识形态教育要求都是明确的，但这些课程的教学也必然是通过知识讲授而实现价值传输，把价值和意识形态寓于故事、历史和理论之中，使学生在知识和理论的学习中认同并接受其内含的思想价值。如果抽离了历史与现实及其知识和逻辑，就只能剩下空洞的口号和教条，以此为教育材料，既不符合人类认知规律，也不符合学生认知实际，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我们很难想象，不去讲授中国国情和近现代历史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历程，而让学生认可并接受中国革命的合理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我们同样很难想象，不通过中国历史、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教育熏陶，就能培育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怀。我们的主流社会价值观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历史积淀和现实经验，既是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当代历史过程认识的升华，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结果，还是对人们现实生活经验的总结，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必然内含于我们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与中国现实的认识之中，作为思政课的相关教学内容，价值观培育必然要求与相关知识教学相结合，否则价值就会失去其所以依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综上，“思政课重在塑造学生的价值观，这一点必须牢牢抓住。”这是思想课的基本定位，必须深刻理解和牢牢把握。但是，“强调思政课的价值性，不是要忽视知识性，而是要通过满足学生对知识的渴求加强价值观教育。只有空洞的价值观说教，没有科学的知识作支撑，价值观教育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空洞的说教，使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无所可依，不符合认识规律和学习规律，也不会取得良好效果。当然，对知识传授的强调更不能遗忘其“重在塑造学生的价值观”的重要定位，也就是说，“在思政课教学中也不能只强调知识性，不能为了应付考试让学生死记硬背知识点，而不注重对学生价值观的引导。”否则就是本末倒置。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对于思政课教学，“知识是载体，价值是目的，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这也就是要求思政课教学把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的依据之所在。

三、发挥艺术特色：艺术高校价值观培育的思政课策略

思政课要求把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红色经典美术作品融党史题材和艺术之美于一体，以党、国家和人民的奋斗事迹为创作内容，弘扬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和斗争精神，具有思想性、时代性和艺术性。艺术高校作为艺术作品创新和艺术理论研究的高地，发挥艺术特色，善用艺术作品助力思政课实现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是值得探索的教育教学策略。以红色经典美术作品为例，对其助力实现思政课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的功能性和实践方式试做探讨：

首先，红色经典美术作品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传递知识理论，筑牢价值载体。以中国近现代史教育为例，作为思政课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重点是通过历史事实的教学帮助学生正确理解、认识和评价中国近现代历史，目的是让学生正确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中国共产党执政和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准确理解人民选择、历史选择。因此，“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重点除了向学生传授历史知识、讲解历史事实，还要通过历史理论这一知识载体传授历史价值观，即重在发挥思政课的政治引导功能。而红色经典美术作品以丰富的历史素材为依托，以绘画和雕塑等形式再现历史，与课程的目标高度契合，与艺术高校培养艺术人才的目标高度契合。比如讲述中国共产党诞生，1921 年7 月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召开，7 月30 日晚，受到密探的干扰，参会代表被迫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在船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庄严诞生。何宏舟、黄发祥的油画《启航》以写实的手法，还原、描绘了这一伟大的历史瞬间。画面中参加“一大”的代表们，登上游船，准备起航，天边乌云滚滚，暴风雨即将来临。作品以强烈和丰富的色彩渲染、人物造型的特别设计，展现了当时白色恐怖下的黎明曙光。教师在讲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时，可让学生观摩油画《启航》。学生在思政课学习过程中感受到独特的视觉魅力、强烈的情感力量、深厚的人文内涵和艺术意蕴，给予学生对历史知识、美感美育和价值观的多重获得。

其次，红色经典美术作品用中国艺术话语，讲中国故事。故事对于传播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知。当代行为理论揭示出，人们的选择和接受行为更多地不是基于理性而是基于情感，故事就具有激发听者情绪、情感和偏好的优势。好的故事形象、生动，且接近人们现实生活，人们可以和其中的人物融为一体，从而产生共情，能够体会故事中人物的情感，不仅有利于人们对故事所要传达的意思的理解和记忆，而且容易传播。无论是广泛传播的宗教教义还是普遍接受的思想观念，无不通过精彩的故事而获得成功。生动的故事比严谨的逻辑更能直达人心。

价值观的教育与传播同样需要通过讲故事来提高有效性，而且需要运用中国话语讲述。就其概念内涵和表现形式来说，价值观是抽象的；而就其所反映的对象来说则又是具体的，因为价值观总是与特定的时空相联系，不同的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造就不同的价值观念，这也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国家价值观不尽相同的原因，也是我们反对普世价值的原因。正因为价值观具体的、历史的特性，思政课教师在进行价值观教学时就不仅要会讲故事，而且还要讲从国家与社会的需要、与中华民族的需要、与每个中国人的需要出发的故事。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产生于当代中国并满足于当代中国需要的价值观，我们通过思政课对青年大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时，必须运用中国话语讲述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蕴含主流价值观的生动故事，通过这样的中国故事实现价值观培育的目的。这里有两点要求：一是运用中国话语，二是讲好中国故事。运用中国话语就要形成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而不是对西方话语的学舌。话语既包括概念，也包括理论。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以及我们主动向西方学习，借用了许多西方概念和理论，以解读中国现实和指导中国实践。但是，这些“舶来品”并非源于中国，可能适用于西方，但并不适用于中国，要真正解决中国问题，除了外来话语中国化之外，还必须创造源于中国实际的中国话语，以符合中国国情和满足中国需要；再用这些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从而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生动丰富的实践进行符合中国历史、中国现实和中国文化的解读。唯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价值观培育的目的。以中国艺术话语讲中国故事，徐悲鸿的《愚公移山》是红色经典美术作品中的典范。在构图上将人物集中并列，顶天立地，传达着百折不挠、移山填海的伟大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发轫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赓续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中华传统文化基因。1945 年6 月11 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会上作了《愚公移山》的著名讲话，深刻阐明了共产党人的意志品质，也诠释了共产党的力量源泉。经典美术作品《愚公移山》以遒劲的笔触，呈现出作品一种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作品创作于1940 年，正值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国难当头之际，《愚公移山》横空出世，撼人心魄，激励了中华儿女不做亡国奴、奋起抗争的斗志。

在具体实践中，艺术高校以红色经典美术作品助力实现思政课知识性和价值性相统一，应组织专家学者就百年来美术作品创作所取得的成绩和积累的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尤其应注重红色经典美术作品与思政课的关联性研究。通过开设红色经典美术作品中的思政课专题研究和课程教学等，充分发挥艺术高校的专业特色和特长，将思政课讲深讲透讲活。同时，应围绕思政课主题组织精心创作，以紧贴新时代的艺术语言表现新时代的伟大成就。美术专业教师和思政课教师应紧密合作，以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为标准，将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党委相关职能部门和相关二级学院应举办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红色经典美术作品展览，以电子屏和线下展览等方式拓展传播渠道、创新传播方式，增强红色经典美术作品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发挥经典美术作品在大思政课建设中的作用。

高校思政课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重在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强调思政课的价值性，要通过满足学生对知识的渴求加强价值观教育。通过课堂教学尤其是思政课教学培育青年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是有认识论基础和依据的。知识与价值密不可分，任何知识教育同时也是价值教育，这就要求思政课教学必须把知识性与价值性相结合。但要取得实效，还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有些是认识问题，有些是策略与方法问题。因此，探索包括借力红色经典美术作品在内的多种载体、多种手段、多种方法实现思政课教学知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实现思政课政治引领，实现思政课塑造青年价值观的目标，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