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文化渊源

◎ 刘余莉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创造辉煌成就的根本，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继承和弘扬中华美德的基础上形成和赓续了伟大建党精神。

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真理，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而然的规律，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通常用“道”来表述。坚持真理即奉行道义、顺道而为。而得道之人依据其层次的不同又被尊称为圣人、贤人、君子。孔子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古代志士仁人皆以求道为目的，志在圣贤。所谓圣贤,就是依据自然天道而行,并以自然天道来教导、治理民众,因而能达到“顺天者昌”“得道者多助”的效果。

《淮南子》中记载：“成康继文武之业，守明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焉。由此观之，则圣人之行方矣。”周成王、周康王继承了文王、武王的基业，遵守明堂的政教制度，能够明察前代兴亡的轨迹、看清历史成败的变化，不符合道的话不讲，不符合义的事情不行，从不随便说话、随意作为，能够择善而从。由此可见，圣人行为方正、可为后世师表。这种奉行道义、志在圣贤的美德可归结为一个字，那就是智，即理智、智慧。智慧的集中表现就是明辨是非。孟子就把智当作判别是非的一种能力，因而提出“是非之心，智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精神正是对中华传统智德的继承与发展，因而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并以此统一思想、指导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继承了中华文明中“天下为公”的理想，正是这种理想使得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共产主义理想能够迅速深入民心，并起到凝神聚力的效果。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迅速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正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提供了最适宜的生长土壤。

回望新中国刚刚成立之际，当时国内尚未完全解放，但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就巍然悬挂着两行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内部面对积贫积弱、尚未完全解放的现状，外部又面临帝国列强企图扼杀新中国于摇篮之中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就喊出了“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口号，这是怎样一种“天下为公”的胸怀和气魄！

当今世界，在斗争冲突不断的国际社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理念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源自中华文明的“天下为公”理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因而为维护世界秩序、促进世界和平提供了中国智慧！

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使命，就是奋斗的目标，在传统文化中通常表述为志向。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苏轼曾言：“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纵观历史，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都必须胸怀大志，才能有所作为。黄帝胸怀造福万民之志，提倡人民种植五谷，养殖牲畜，组织人民战胜蚩尤，统一华夏，成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尧帝能奉养孤苦伶仃而无处投诉之人；舜帝处处心念百姓，时刻不脱离人民，注意广开言路，体察民情，故不用赏罚，人民都愿为其效命；大禹能体恤有罪当刑之人；商汤和周武王的恩泽甚至能惠及禽兽，这就是古代圣王能使安近怀远的原因。自古以来的圣王拥有天下，皆以天下为己身，而无一己之私，以天下万民之好恶为自己之好恶。在尧舜禹汤文武等圣王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为民众谋幸福的责任担当。

这种以人民、民族乃至天下为己任的远大志向和责任担当，如果用一个美德来概括，就是“仁”。《论语》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自古以来的志士仁人之所以具有责任担当的精神，就是因为以弘仁为毕生使命。仁者，爱人。这种胸怀宽广、仁爱民众、心系天下、坚毅担当的精神被中国共产党充分继承并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共产党，是在人民群众对于幸福平等的热切渴望中走上历史舞台的。正是因为牢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才始终把提高全社会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公正平等地维护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放在了第一位，最终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中国共产党党史，就是带领人民大众反抗压迫、追求幸福的历史，就是代表人民，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历史。正是由于始终坚守初心、担当使命，中国共产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

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不怕牺牲、勇于斗争，用传统美德的一个字概括，就是勇。《说文解字》解释曰：“勇，气也。”勇是一种气概，是浩然之气的外在表现。孔子说：“勇者不惧。”勇者所表现出的特征就是不畏惧，包括不惧死亡、不怕牺牲。正如《左传》中所说：“知死不辟，勇也。”而人之所以具有这种不怕牺牲、勇于斗争的勇气，正是其心志产生的作用。所以孟子说：“志，气之帅也。”

中国共产党这种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君子人格息息相关。《论语》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做事是以道义、还是以利益为出发点，正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志。因此，古人常说义不容辞，“见义不为，无勇也”。孔子、孟子都提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得在中国历史上，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同具体的革命、建设过程相结合，使得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作风和政治本色。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浴血奋战中壮大，“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是靠着这种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精神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断胜利，在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富有时代内涵的崇高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四、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伟大建党精神对应的是中华文化中“忠”的美德。古人所提倡的忠，并非一些文人所批判的“愚忠”，而是以道为最终旨归。《荀子》中说：“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可见，真正的“忠君”，并非不顾道义、不论是非地忠于某个君主甚至暴君，而是协助君主“弘道”。《三略》中指出：“夫人之有道者，若鱼之有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人者，畏惧而不敢失道。”可见，忠是在“正名”基础上的忠，即以行道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对于共产党人而言，这种忠的美德就具体化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治国理政顺应自然、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以道德仁义为是。《六韬》中讲：“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与天下同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归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得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而能够坚持真理、顺应天道，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以天下为公，以仁义为怀。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

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认同并践行了党的宗旨，始终保持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党员本色，这是对中国传统“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左传·哀公元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六韬》）等民惟邦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因而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从而“得民心者得天下”，在百年发展史中创下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总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践行者。伟大建党精神是在充分继承和发展中华传统美德的基础上孕育、培养和形成的，而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和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伟大建党精神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动力，而且仍是中国共产党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率领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致胜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