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低碳发展的驱动因素研究

2024-02-17 17:34黄菲菲潘麒
商展经济 2024年1期
关键词:环境压力规制商业银行

黄菲菲 潘麒

(1.广州城市理工学院经济学院 广州花都 510800;2.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广州番禺 51140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如今,我国已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然而在这些斐然成果的背后,伴随产生了对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生产资源的过度投入、巨大的能源消耗与温室气体排放正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严峻挑战。近年来,“绿色低碳发展”概念密集出现在中央重要会议与文件中。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首次提出我国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简称“双碳”目标)。为实现“双碳”目标,我国经济社会亟须开展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绿色低碳发展是必经之路。2021年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为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指明了方向。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经济体系的稳定与发展有着关键影响,绿色低碳发展离不开商业银行的参与。

首先,商业银行拥有大量金融资源,可以通过商业银行的绿色投融资服务对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国家金融部门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绿色金融政策支持金融市场的绿色低碳发展,绿色金融成为银行、证券与保险企业的重要选择与发展方向(刘锡良和文书洋,2019)。根据人民银行《2022年三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截至2022年9月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及绿色债券存量规模均位于世界前列,绿色金融从“初具规模”迈向“积厚成势”。国内学者对绿色金融进行了大量研究与讨论(麦均洪和徐枫,2015),但局限于单一金融行业的绿色金融发展,缺乏从商业银行思考推动绿色金融的影响效应。随着绿色金融顶层制度体系的日臻完善,绿色低碳需求的增加、低零碳金融理念的提出及绿色零售、低碳消费等新兴绿色低碳理念的兴起,必然会刺激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的提升(Zhang et al,2021)。随着环境规制逐步从软约束趋向硬约束,单一金融行业的有限金融资源引致绿色金融短期内会挤出生产性投融资(王馨和王营,2021),如何高效率发挥商业银行的金融资源优势,引领绿色金融与生产消费投融资行为成为商业银行重点关注的方向。

其次,商业银行的多元化经营方式能够发挥风险承担功能。数字时代的高速发展促使商业银行开始大规模转型,高新技术的广泛渗透与效率提高特征成为商业银行防范化解风险的关键,可持续金融、转型金融、零碳金融等新兴金融业务的创新能够有效增强商业银行风险承担韧性,数字转型的支持与金融工具的创新成为商业银行应对气候变化与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工具(Zhang et al,2022)。但气候风险、转型风险及由此叠加产生的财务风险制约着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刘波等,2021),如何应对转型失败风险及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成为商业银行面临的严峻挑战。

最后,商业银行具有信息反馈职能,具备的信息优势可以缓解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马骏,2016)。金融市场是信息信用市场,商业银行主动披露环境责任信息体现了商业银行承担环境问题的责任与担当,是内部股东及各个子公司实现社会价值提高的关键。然而ESG信用评级的创新与普及丰富了外部利益相关者多元化投资的选择方式(Taghizadeh-Hesary,2019),逐渐成为企业长期业绩提高的信号标识。但“漂绿”问题的存在及ESG标准差异使得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受到挑战(Yu et al,2020),绿色低碳发展情绪的持续升温促使商业银行寻找长期、协调、可持续的价值增长点。

1 商业银行绿色低碳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已有研究为商业银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洞见与实践参考,但仍存在不足:第一,绿色低碳发展战略不明确。现有理论前沿与实践研究聚焦绿色金融、CSR与ESG投资视角,较少结合内部股东价值提高与外部投资者绿色低碳需求增加视角,缺乏明确的底层发展逻辑;常见的ESG评价标准存在差异,缺乏对小微企业的ESG评价指标,面对技术应用过快、制度体系供给不足等特征事实,商业银行更多依赖自上而下的政策规章制度,缺乏明确统一的绿色低碳发展战略。

第二,传导机制研究薄弱。现有研究关于商业银行的战略选择与价值提高的机制路径多基于绿色金融视角,忽视了气候风险、转型风险及转型过程中叠加产生的环境问题对商业银行韧性的短期冲击与长期制约,引致关于商业银行的投资价值、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研究缺乏深度。

鉴于此,本文基于商业银行绿色低碳发展的既定视角,构建商业银行选择绿色低碳发展的理论模型,探讨绿色低碳发展对商业银行价值变化的影响机制,并基于预期理论与空间计量学方法,探究绿色低碳发展影响商业银行价值变化的途径、机理与预期后果。

2 商业银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分析

2.1 环境压力与减排效率

经济的高速增长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当经济增长超出一定生态环境承压极限时,就会引发如酸雨、雾霾、水污染、大气污染各类环境问题。根据环境库伦兹曲线,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有直接关联性,近年来,中国经济“粗放式”增长方式,加上过度依赖“煤炭”等自然资源,已经加重了环境压力。有学者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会导致环境压力的显著增加(梁云和郑亚琴,2015)。同时,有学者研究发现环境压力对经济增长存在制约机制,如长江区域环境质量的恶化会反过来制约长江区域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刘伟明等,2022)。那么,当环境压力超过环境的承载力时,环境压力会影响企业环境战略选择的主动性与实施的效果(潘楚林和田虹,2017),企业对绿色金融需求的减少必然会影响商业银行绿色低碳发展战略。

面对环境压力的持续增加,要缓解环境压力引致的一系列环境问题,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成为有效且必须的途径。例如,通过提高金融支持企业减排效率,减缓因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压力。国内外现有关于减排效率对企业影响的文献研究发现,一方面,根据规避成本理论,减排效率下降意味着环境问题凸显(Yu et al, 2020),企业合法性压力增加。企业为了规避未来因为碳排放带来的诉讼风险、规制处罚及遵循成本(King and Shaver,2001),会主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合法降低因为环境约束产生的融资资本,即通过改善减排效率使企业更具成本领先优势。且相较缴纳更严厉的环境税或碳税,减少碳排放强度、提高减排效率更易于被企业所接受,使得环境政策推行更加顺畅;另一方面,根据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竞争优势受其关键资源和能力的影响(Hart,1995)。减排效率的下降,意味着未来资源的使用会受到规制约束,企业不得不通过更激烈的竞争获取有限的资源,这会增加企业的成本,逼迫处于竞争劣势的企业寻找新的替代资源,实现战略思维往绿色和低碳方向的转变(Schaltegger and Wagner,2006),企业减排策略的不确定性最终传导给商业银行,制约着商业银行的绿色低碳发展战略。

2.2 规制压力与环境响应

在中国,政府一直是维系环境与企业共存双赢的关键纽带。面对环境问题的凸显,政府政策是影响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最重要的外部压力(Carter and Ellram,1998),中央制定的政策会给地方政府与企业产生规制压力。例如,通过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等具有法律权威或相关行业协会制定的具有类似法律权威的规则对企业的影响(Scott and Allen,2001)。不同类型的规制压力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强制性规制压力可通过落实环境污染责任、环保法律与行政命令等强规制措施督促商业银行通过绿色低碳发展战略弥补其对环境的负外部性影响。规制力度越严,惩罚成本越高,一方面,规制压力能督促企业遵守环境保护制度,实现生产模式的绿色低碳发展,规制压力成为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主要驱动力(Berrone et al, 2013);另一方面,规制压力成为影响商业银行绿色低碳战略制定的主要影响因素,但过重的规制压力会给企业带来困难与挑战。严厉的环境问责制会导致地方政府采取“一刀切”“运动式减碳”等错误方式(冯占民,2012),阻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与销售,同时给商业银行的资源分配带来错误的信号,造成商业银行资源错配。

环境规制是解决企业负外部性的重要途径。

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领导方式,设定监管、惩处、认证标准、补贴及激励等规章制度(Zhao et al.2015),督促企业开展绿色低碳发展,以降低对环境的污染。例如,对于高碳排放企业,政府通过严厉的规制措施,征收更多的排放税、强制迁移或关闭企业(Guo and Wang,2018),必然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驱使其改变产业结构,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而对于已推行绿色商业银行,面对更为严苛的环境规制需要起到带头作用,承担着更多的减排责任与压力,但这种压力可能反过来督促企业自身及合作企业更多地绿色创新。

另一方面,环境响应为支持商业银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正确的引领与重要保障。例如,对新兴企业的绿色信贷扶持,使得企业更主动地进行绿色创新,提高经营绩效,实现银企合作共赢。此外,企业有很强的动力将其市场战略与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制保持一致,可通过改造产品的绿色外观设计与绿色工艺创新等方式来构造绿色低碳概念(袁宝龙和李琛,2018),进而获得政府的环保补贴或税收优惠(Rennings and Rammer,2011)等激发企业绿色创新与低碳环保责任意识。而银行则可以开展创新贷与信用贷等方式,帮助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因此需要更多地关注与认知环境响应行为,可以使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成本降低,确保商业银行正确实现绿色发展(余明桂等,2016)。

政府可通过市场机制,推进碳排放市场建设。例如,2011年设立碳排放交易试点城市,开始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以及到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启动,通过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积极引导和促进更多资金投向碳减排领域的投融资活动(卢文彬等,2014),带动企业参与商业银行的绿色金融产品交易,获取“卖碳排放权”等额外收益(刘晔和张训常,2017),支持银企的绿色低碳发展。

2.3 舆论压力与公众关注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处于改革和转型的关键阶段,环境规制机制并不完善,已有研究发现舆论压力与社会关注是环境规制的重要补充,能够有效监管与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沈洪涛和冯杰,2012)。

一方面,舆论压力对商业银行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可能取决于商业银行所处的压力环境,能促使政府、银行与企业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等问题(郑思齐等,2013),舆论压力会产生自下而上的倒逼机制,通过媒体中介功能,吸引环境监控部门如中央环保督察小组的关注,有效揭发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落实企业环境治理责任。舆论压力还有助于贯彻企业的合法性(李力和刘全齐,2016),由合法性理论可知,企业为了维护其合法利益,尽可能地避免因环境问题招致的声誉损失问题,会更积极地履行环境保护责任,主动披露环境信息。当然,舆论压力会大幅拔高污染企业的成本风险与经营风险,迫使商业银行加大对企业的环境监督。

另一方面,公众关注是应对与解决环境问题的一种积极的响应机制,也是鼓励商业银行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机制,特别是在政府功能失灵与市场作用不明显的前提下,公众关注可以起到关键效果。例如,随着社会公众绿色消费、低碳环保意识的逐渐增强,社会公众对环境污染事件的知情权、诉讼权和求偿权日益增长(卢洪友和许文立,2015),对高碳排放、高污染事件的信息披露需求存在更强烈的关注,同时会吸引更多的舆论压力以及对于环境响应的需求。特别是政府在处理环境问题时出现的效率降低,企业在应对舆论质疑时表现的信息不对称行为,皆会放大公众的关注,落实了公众有效的监督行为。因而,公众关注是对规制压力和环境响应的有效辅助(曹正汉,2011)。根据2014年《环境保护法》中的明确界定,公众关注制度可以高效配合舆论压力,促使企业真正贯彻绿色低碳发展行为,进而保障商业银行的利益。

基于此,随着国家“双碳”目标的制定,环境压力的日渐加剧,公众关注必定需要同步提高,丰富公众关注程度与参与方式,探究公众关注对商业银行与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后果关键且必要。

2.4 响应机制

企业响应指的是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采取的策略与回应(Suchman,1995),即企业对外部变化做出的战略性行为(曾萍和宋铁波,2013)。尤其是在面对商业银行高度重视环境问题时,复杂且高强度的规制压力、环境压力与舆论压力往往对企业产生多层面的影响,需要企业及时做出正确响应。那么,是什么因素驱动商业银行积极主动地贯彻绿色低碳发展?

一方面,减排效率持续下降,面对高强度的规制压力、环境压力及舆论压力,商业银行会通过绿色低碳发展来获得政策支持,帮助绿色低碳企业争取获得有限的资源支持,缓解融资约束,这属于被动式的响应;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对市场需求会产生积极与主动的响应,追踪、捕捉与收获市场消费者的绿色偏好,通过绿色低碳发展促使企业绿色技术提升,积累声誉,树立良好的社会责任企业形象。

3 结语

综上所述,商业银行绿色低碳发展受到多重因素驱动,现有研究尚存在不足。为立足实现“双碳”目标,发挥商业银行支撑绿色发展的作用,本文从理论层面就商业银行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细致的研究分析,在理论分析和机制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商业银行绿色低碳发展影响后果的相关文献,通过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金融服务体系,实现数字化、绿色化、低碳化的理论结合,揭示商业银行绿色低碳发展的机制黑箱。同时,本文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低碳发展的特征,从技术层面对商业银行发展问题进行分析和对比研究,有助于系统认识我国商业银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从内至外推动商业银行绿色低碳发展模式的转变,探索适合我国国情、激励相容并能起到引导金融良性发展的绿色低碳发展体系,实现“实体支持+绿色金融”的协调统一,为深入理解绿色低碳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出台更具针对性的引导扶持政策、实现“双碳”目标及转变经济发展结构提供理论依据与现实参考,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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