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知音与赋美

黄剑亮

摘要：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北斗泰山，在其创作的多部剧作中频繁出现古琴意象。从表面上看，古琴在郭沫若笔下似乎只是简单细微的道具，可以被忽略不计，然而细究发现，郭沫若在戏剧中对古琴的书写，明显有着精心考量和细致设计，是传统文化在现代戏剧创作中的成功表现，发挥着彰显人格、喻示知音、制造美感等重要功能。

关键词：郭沫若；古琴；人格；知音；赋美

郭沫若作为我国现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人生经历丰富曲折，饱经霜雪，荡气回肠，堪称一代传奇。他才华横溢，不仅在政治、史学、考古、诗歌等领域成果丰硕，而且在戏剧领域也是建树非凡，是我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北斗泰山。在郭沫若的多部剧作中，比如《卓文君》《蔡文姬》《屈原》《棠棣之花》《虎符》等，频繁出现古琴意象。古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乐器，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围绕着此种乐器形成深厚博大的古琴文化。从表面上看，古琴在郭沫若笔下似乎只是简单细微的道具，可以被忽略不计，然而细究发现，郭沫若在戏剧中对古琴的书写，明显有着精心考量和细致设计，是传统文化在现代戏剧创作中的成功表现，发挥着彰显人格、喻示知音、制造美感等重要功能。

一、身随显人格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人们常将古琴与君子相联系。古琴是君子用于求爱的工具，“窈窕淑女，琴瑟友之。”[1]文士不可随意弃琴，“士无故不彻琴瑟”[2]。君子通过古琴来警醒自我，而非沉湎于享乐游戏，“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3]君子用古琴怡情悦性，陶冶情操，“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悦心。”[4]至圣先师孔子也曾经学习过古琴：“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5]“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6]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向往的“德馨”生活同样离不开古琴。

真正的君子必然具备高尚的人格與正直的品性。郭沫若的剧作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致力于发掘、张扬某种崇高的历史精神”[7]。文学艺术的核心是人物形象，精神上的崇高要借助生动鲜明、饱满立体的人物形象予以体现。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彰显崇高，郭沫若常让古琴紧随在屈原、婵娟、文姬、卓文君、蔡文姬等正面人物身旁，作为他们高尚人格的外延而出现。比如，郭沫若笔下的屈原，品格高洁，博学多才，风度儒雅。他忠诚于自己的国家，维护百姓的利益，面对危害国家的奸佞小人，哪怕含冤遇害，身陷囹圄，也要始终抗争到底。对于这样一位君子，郭沫若在他身边放置一张古琴，并让屈原随着剧情发展进行弹奏，既体现出这位伟大爱国主义诗人的才华横溢，也能借助古琴意象，喻示他人格的崇高伟岸。同样是《屈原》中的婵娟，虽然身份卑微，仅是屈原身边的侍女，但她聪明美丽，勤劳善良，明辨是非。在屈原遭到诬陷，众叛亲离的时候，婵娟不离不弃，坚信屈原的清白，甚至不顾个人安危，痛斥南后的卑鄙无耻、罪恶丑陋。她的品格洁净无瑕，同屈原一样令人钦佩，所以郭沫若在剧中多次安排她怀抱古琴，陪伴在屈原左右，既体现她侍女的身份，更暗示出她对屈原高尚人格的追随。在《虎符》中，如姬作为琴师的女儿，身边也伴有古琴。如姬是一位伟大的女性，美丽、坚强、勇敢、智慧且富有才华。她接受信陵君的委托，以身犯险，窃取虎符，将她那狭隘短视的夫君魏王衬托得无比渺小。事发后，她有机会投奔信陵君保全性命，可为了防止世人误会，让自己和信陵君的关系蒙污，于是在父亲墓前用匕首结束自己的性命。她的死堪称全剧最动人的地方，生命虽然逝去，灵魂却震撼着每位受众。

郭沫若还借助古琴，从反面书写人物形象，刻画人物的表里不一、虚假伪装。《卓文君》中的程郑，人前引经据典，款款而谈，张口君子，闭口君子，私底下却觊觎儿媳卓文君的美色，还罔顾伦理，夜晚叩敲卓文君的房门。第二幕结尾，趁周围无人，程郑抱起卓文君的绿绮古琴，连连亲吻，其内心的丑陋、变态、扭曲暴露无遗。《屈原》中的宋玉，是屈原的亲传弟子。屈原对他期望甚高，并写下一首《橘颂》赠予，勉励他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宋玉表面答应：“我愿意追随先生。”[8]此句一语双关，既表明愿随屈原一同去田野散步，也表明愿在人格和志向上追随屈原。宋玉表明态度时，左胁抱起了古琴，没多久，又将古琴授予婵娟，请婵娟抱着。这抱琴、授琴的动作，细微间暗示出宋玉内在的虚伪，日后他果真在屈原落难时，为了名利，抛弃恩师，改投他处。

二、琴挑以知音

古人还常将琴与友谊、知音联系在一起。《诗经·鹿鸣》中用古琴招待好友：“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9]俞伯牙和钟子期，阮籍和嵇康，他们千古传唱的友谊故事离不开古琴。唐代孟浩然作诗怀念故友：“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10]岳飞意图收复河山，却壮志难酬，内心苦楚无人倾诉，“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11]琴能以乐音打动人心，关键在于演奏者情感的诚挚，“夫金石丝桐，无情之物，犹可以诚动，况穹穹而天、冥冥而神，诚之所格，犹影响也。”[12]可尽管演奏者情感充沛，但受众没有一双善听的耳朵，终将是对牛弹琴，可见知音的重要性。

郭沫若常在剧作中安排人物演奏古琴，借助琴挑来吐露心迹，寻觅知音。卓文君和司马相如以琴结缘的爱情故事最早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此后多有小说戏文进行演绎。郭沫若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大胆的改编，他笔下的卓文君温婉娇美，长于音律，年少孀居的她虽不缺衣短食，但父亲的专制、公公的觊觎以及伦理的规训却建构出宛若水晶石一般的囚笼，她想逃离，又缺乏勇气，因此郁郁寡欢。而司马相如尽管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却空有抱负，无人赏识，只能患病居家，贫苦度日。每逢深夜，他便抚琴自哀，感叹半生落拓，家徒四壁，知音难觅。琴声远扬，吸引了卓文君的注意，她从哀婉凄楚的琴声中听出了相似的境遇，不禁产生共鸣与同情。她开始常常等待司马相如的琴声，琴声为她灰暗的世界带去了一抹鲜亮的光彩。终于，卓文君的心弦为琴声所撩动，为了抓住仅有的人生希望，她鼓足勇气，誓要摆脱禁锢生命的牢笼。在《卓文君》中，古琴衔接起人物，推动着剧情发展，让两个被命运摆弄的苦情人儿走到一起，既遵循了历史真实，又极富诗意与美感。在话剧《屈原》中，屈原注重对青年的教育，关心青年人的未来，不因为自己才学高、辈分长、名望大而自傲，愿意和青年朋友进行推心置腹的平等交流。前文提及屈原赠予宋玉新诗《橘颂》，就发生在第一幕，屈原新作诗歌，交予宋玉朗读。《橘颂》在内容上主要是勉励青年人要像橘树一般，拥有坚定的志趣、开阔的心胸、从容的气度，要勇于为真理而奋斗，它的意境、格调极为高远，富有浪漫主义气息。宋玉朗读时，屈原坐在一旁抚琴伴奏。诗歌婉转，古琴悠扬，传递出屈原内心深处对青年人茁壮成长的期许，这种期许不仅是对宋玉，更有郭沫若对每位欣赏他作品的青年人。屈原是用抚琴和诗歌来表露心迹，寻觅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愿永远和你做个忘年的朋友”[13]。他认为宋玉便是此人，只可惜错付了。

至于话剧《虎符》，信陵君和如姬的友谊同样与古琴有关。《虎符》取材自《史记·魏公子列传》，在《史记》中，如姬为报答信陵君帮助报杀父之仇的巨大恩情，替信陵君窃取了魏王的兵符，但《史记》中关于如姬父亲的信息却没有太多记载。郭沫若丰富了这段情节，将如姬的父亲设定为琴师，定名为师昭，如姬在父亲师昭的教导下学会弹琴。父亲师昭被人所害，如姬伤心多年，幸好信陵君查明凶手乃一名青年琴师，帮助如姬复仇。信陵君为援助赵国，讨伐秦军，恳请如姬窃取虎符。如姬答应下来，并在琴师师昭的墓前将虎符交付，古琴一直穿插在如姬和信陵君的往来中。在《史记》中，如姬和信陵君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报恩；在话剧《虎符》中，俩人除了恩情，还有思想上的共鸣，“我相信他们应该还有一种思想上的共鸣，便是她也赞成信陵君的合纵抗秦的主张。”[14]他俩的关系是真挚的、纯粹的、高尚的，都是渴求美好，追寻真理，为了国家和人们的未来而奋斗，所以如姬才会欣然接受信陵君的委托，并舍生取义，慷慨赴死。喻示友谊的古琴无疑为剧作增添了文化和美学上的韵味。

三、音扬好赋美

话剧艺术来源于西方，郭沫若的戏剧创作又以话剧为主，但他并非简单照搬西方的戏剧形式，而是力图探索出一条具有民族风格和中国特色的戏剧道路。路径之一，便是将中国戏曲和西方话剧进行高度有机的融合。郭沫若自幼就喜爱戏曲艺术，对其高度推崇：“《国风》《楚辞》、乐府、六朝的民歌、元曲、明清小说，这些才是中国文学真正的正统。”[15]他曾经为《西厢记》作过标点本，颇受市场欢迎；他讴歌赞美元代著名戏曲作家关汉卿“是一位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伟大战士”[16] ；他认为话剧和戏曲尽管有着不同，“但是我们应该促进它们相互接近”[17]。中国戏曲在形式上以歌舞演故事，讲究唱念做打，是一门具有高度综合性的传统艺术。受此启发，也得益于自身丰厚的文化艺术修养，郭沫若在戏剧创作中巧妙融入大量诗歌、音乐、舞蹈等元素。当戏剧文本经过创造性转化，最终呈现在舞台上时，观众便能收获丰富多元、咀嚼不尽的美感。而古琴演奏，悠扬动听，悦耳醉人，时而舒缓，时而急促，时而喜悦，时而悲愤，配合曲折的剧情，饱满的人物情绪，观众会更加容易进入戏剧情境中而流连忘返。

比如话剧《蔡文姬》，蔡文姬嫁于匈奴左贤王，育有一儿一女，虽婚姻幸福，家庭美满，但久居草原的她又无时无刻不思念故土中原。曹操渴望招罗天下英才，安排董祀出使草原，好接回蔡文姬，为表诚意，还亲自监制一张焦尾琴，作为礼物相赠。蔡文姬同意返还中原，但路途中对儿女、丈夫的牵挂思念，对自身才干或许难以胜任《续汉书》撰述工作的隐忧，对可能辜负曹操与父亲而产生的焦虑，令她无比迷茫与彷徨，乃至晕厥在父亲的墓前。在第三幕中，蔡文姬内心苦闷，却不知找何人倾诉，只能于亭中对月而坐，弹琴自伤。按照郭沫若剧本中的设计，此时的舞台上，没有激烈的动作，没有戏剧性的对白，没有绚烂的布景，但却不会给人以单调枯燥之感。首先，一月一亭一人一琴，周边三两静寂无言的听众，宛若一幅格调高雅、富有意境的古画。再者，琴声、吟唱声让看似静止的画面里饱含情感的澎湃与律动，达到了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美学高度。这样的设计，既让观众在舞台下领略到无限美感，也更能够深入蔡文姬的內心世界。

在《虎符》第四幕中，恰逢中秋佳节，尽管此时兵荒马乱，邯郸城被秦军包围，魏国10万大军作壁上观，信陵君及手下门客生死未卜，可魏王宫内依然准备举行跳月会，闹腾个通夜。侍婢侯女、朱女早已排演好了进宫表演的节目，临去前，魏太妃、如姬准备先一睹为快。侯女、朱女于是唱跳起来，如姬在一旁抚琴伴奏。表演的节目是歌舞《牛郎织女》《张果老》，前者由侯女、朱女同演，一左一右，且唱且跳，生动展现出牛郎织女真挚的情感；后者由侯女戴面具、风帽，作驼背形，扮相诙谐幽默，叫人忍俊不禁。二者的唱词皆属于民间歌谣风格，浅显通俗，又生动流畅，但用古琴进行伴奏，无疑是郭沫若的一种巨大创新。古琴作为传统乐器常伴随在文人身边，偏向雅的文化，民间歌舞则偏向俗的文化，历史上，民间歌舞较少用古琴伴奏，《虎符》中对二者的融合，在美学上给观众以耳目一新之感。

四、结语

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乐器，古琴经常出现在戏曲作品之中，比如在《西厢记》《玉簪记》等作品中都有对古琴进行书写的细节，在塑造人物、推进剧情、丰富美感等多方面发挥功能。郭沫若在话剧创作中进行古琴书写，既体现出对传统创作范式的继承，也体现出在探索中华民族风格的现代戏剧道路上的尝试与努力。另外，随着当下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对文化精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在创作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无疑是打造戏剧精品的路径之一，既可以扩充故事内蕴，增加艺术质感，还可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两者相得益彰。郭沫若在剧作中对古琴的书写显然是这方面的典范，在当前语境下，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积极借鉴，无疑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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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春秋]左丘明.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8：272.

[4][战国]荀子.荀子[M].辽宁：万卷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20：152.

[5][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255.

[6]吴楚材，吴调侯，编.古文观止[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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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司徒博文，主编.中国诗词名句鉴赏辞典[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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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李标晶，主编.简明郭沫若词典[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165.

[17] 彭放，编.郭沫若谈创作[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182.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