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色文艺的开拓者

张廷安

危拱之（1905—1973），河南信陽人。父亲危尚忠是清末秀才，以教书为生，危拱之七岁进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她从小秉性刚强，毅然扯掉裹脚布，争得了一双“解放脚”。1924年考入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学，1926年到武汉报考黄埔军校第六期，成为该校首届也是唯一一届女生队的学员，并在讨伐军阀杨森率部叛乱的战斗中，与赵一曼等共产党员一道担负起运送弹药、救护伤员的任务。

广州起义爆发后，危拱之随叶剑英的教导团参加战斗，后撤至香港。后经恽代英安排，危拱之来到上海，与党中央机关取得联系。1928年，党组织派危拱之到开封开展妇女运动工作，任中共河南省委妇女科科长。当时的河南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危拱之与省委书记张景曾扮成“夫妻”开展秘密工作，很快恢复了省委机关。她主持制定的《河南妇女工作大纲》对全省妇运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在艰难的环境中，危拱之与张景曾工作上配合默契，生活上互相照顾，产生了真挚的感情。经组织批准，两人结为革命伴侣，假夫妻变成了真夫妻。

在苏联系统学习文艺专业知识，为开拓中国红色文艺奠定基础

1929年2月，危拱之和张景曾到上海汇报工作，后受党中央委派赴苏联莫斯科深造。几经辗转，二人于6月到达莫斯科，进入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危拱之被编入十三班学习俄文，继而进入政治第一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暑假期间，苏联方面为帮助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文艺骨干，派出一批文艺人才为中国学员举办了一个文艺培训班，教危拱之她们学习排练文艺节目，有歌剧、短剧、舞蹈等。酷爱文艺的危拱之感到机会难得，她刻苦学习，很快掌握了创作、编导、排演文艺节目等专业知识，为开拓中国红色文艺奠定了基础。

1929年底，在危拱之刻苦学习之际，一场政治厄运降临到她和丈夫头上。当时苏联正在进行肃反运动，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将运动延伸到中山大学，张景曾首先遭到迫害。王明等人以张景曾说过“陈独秀还可以出来做工作”为由，将他打成“托派分子”，开除其党籍，下放到莫斯科郊区工厂劳动改造。面对丈夫的冤情，危拱之奋起抗争，很快又有人揭发她是“反动绅士的女儿，一直反对党的领导”，于是危拱之被戴上“托派嫌疑分子”的帽子，受到“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

1931年初，危拱之奉命回国。在离校之际，她提出要见丈夫，但遭到王明等人拒绝，回国后却得到了丈夫“因病身亡”的消息。1937年12月，张景曾被秘密枪杀，冤死在异国，半个世纪后，对其错误结论才被改正。

任“红军八一剧团”第一任团长兼导演，成为中国红色文艺的开拓者

1931年4月，危拱之从苏联回到上海，党组织派她到闽西苏区的彭杨军政学校任政治教员。同年夏季，党组织为危拱之恢复了党籍。

同年冬天，中央革命根据地组建红军学校，刘伯承任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危拱之任校党委委员兼俱乐部主任。她把各种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如政治讲演会、红色墙报、话剧演出等，极大地活跃了红军的文化生活，鼓舞了将士们的革命斗志。

毛泽东十分重视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指示“红军文艺运动要大发展”。在刘伯承的支持下，危拱之和伍修权等人创办了“红军八一剧团”。这是中国工农红军也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红色文艺团体，它标志着中央苏区自发性、群众性的文艺表演活动发展到了有组织、有领导的红色文艺运动，在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危拱之是红军八一剧团第一任团长，也是集编剧、导演、舞蹈、歌咏于一身的红色文艺开拓者和实践者。她积极投入工作，很快编排出一批反映红军生活的文艺节目，并赴前线慰问演出。危拱之编写的歌词简单明了、生动形象，为红军将士所喜闻乐见。在此基础上，红军大学在中央苏区招收了一千多名喜爱艺术的学员，由危拱之负责培训，组建成六十多个红色剧团。这些剧团经常到苏区乡村和部队演出，向群众宣传革命，鼓舞红军斗志。

1932年夏，苏区中央局指示，要“成立一个单独的机构来领导和推动全区的戏剧工作”，决定在八一剧团的基础上组建中央苏区“工农剧社”，张欣任社长，危拱之任副社长。7月间，危拱之主持召开两次会议，讨论起草《工农剧社章程草案》。正当她欲为开展苏区文艺运动施展才华时，却再次遭到严重的政治迫害。

1932年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的中央苏区，将毛泽东的领导诬蔑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危拱之对此颇有意见，在思想和言行中产生了抵制情绪。其间，她正与红军大学军事教员郭化若谈恋爱。他们在红军大学相识时，危拱之正处于“丧夫”之痛中，是郭化若的关心使她受伤的心得到安抚。郭化若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教员，毛泽东对他很器重，说他“能代替自己给高级将领讲课”。

1932年冬，郭化若被怀疑为“托洛茨基分子”，保卫局要对其进行“监视审查”。政治保卫局派人和危拱之谈话，让她以恋人身份秘密监视郭化若的言行，并随时向“上级”报告。对此，本就有抵触情绪的危拱之气愤道：“我相信郭化若同志，他不是托派分子，我也不做昧良心的事情！”于是保卫局的人又把矛头指向危拱之，对她主持起草《工农剧社章程草案》中的条款上纲上线，说是“运用了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货”，又把她在莫斯科受的“处分”与此联系起来，进行严格审查。12月中旬，危拱之被宣布“永远开除党籍”。为保护郭化若不受牵连，危拱之与他终止了恋爱关系。

被开除党籍后，危拱之自然也被免去了工农剧社副社长的职务，但考虑到她的文艺才华，她被允许留在红军学校从事文艺教育工作。

背着处分的“黑锅”参加长征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此刻，像危拱之这样遭受“残酷斗争”的红军战士，被视为战略转移的“包袱”，是不能参加长征的。关键时刻，中央军委四局局长叶剑英提议让危拱之代表部分“犯错误”的干部参加长征。于是，她被编入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干部团，任总务科科长、队列科科长，负责后勤、宣传等工作。

干部團政委宋任穷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部队一到宿营地，拱之同志忙着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顿病号，招呼大家烧热水洗脚等。部队出发前，她督促同志们打扫驻地，上好门板，归还借来的东西，做好各种善后工作。记得在过草地时，我的马丢了，驮在马背上的粮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随着丢失了。拱之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其他同志那里为我匀了一份，帮助我渡过了难关……拱之同志对干部团其他同志的照顾也是满腔热情，无微不至的。拱之同志缠过脚，但是由于马匹少，在整个长征途中，她从来没有骑过马，完全是靠一双‘解放脚一步一步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

危拱之是背着处分的“黑锅”行走在长征路上的。她虽然被“永远开除党籍”，却仍按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部队休息时，她不顾行军疲劳，为红军将士和当地群众表演文艺节目，鼓舞战士们北上抗日打鬼子。危拱之编唱的新《凤阳花鼓》深受大家欢迎。行军途中，常有战士风趣地喊：“快点走啊，唱‘花鼓戏的同志就在前面，去听她唱两段吧！”

红军平均每天要走一百多里路，还要面临许多遭遇战。危拱之背着几十斤重的口粮、枪支和弹药，和战士们一起行军、战斗，部队休息时还要为宣传工作东奔西跑，忙个不停。因表现突出，她被干部团推荐到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

进入川康地区后，危拱之的双脚淌着脓水，走得很艰难，她渐渐掉队了。张爱萍中队的收容连救了她，安排她吃饭、宿营。某日黎明，连长王海山来看望危拱之，却发现她早已出发，拄着一根木棍在拼命追赶自己的编队。

鉴于危拱之的表现，红一军团的干部战士一致认为她是“优秀的红军干部，坚强的布尔什维克”。走过草地后，军团政治部向上级请示恢复她的党籍。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党中央决定：“凡是经过长征考验的，不论马夫、炊事员，都可以入党。”年底，经朱瑞、谭政提议，党组织给危拱之恢复了党籍。春风终于扫清阴霾，危拱之的政治生命再次复苏。

接受埃德加·斯诺的采访，使中国红色文艺远播西方

1936年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人民抗日剧社”，又名“红军剧社”，危拱之被任命为社长兼导演。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在保安县观看剧社的演出后，他大加赞赏。

那是一个星期六下午，由古庙改建的露天剧场里坐满了人。在斯诺眼里，红军剧社演出的地方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民主场合”。那里“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群众中间”，坐在草地上，演出开始后就再也没有人去注意他们了。

舞台上挂着一块红色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剧社”几个大字。三个多小时的演出包含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等，突出的主题是“抗日”和“革命”。斯诺认为节目充满了宣传性，其优点是从锣鼓铙钹和假嗓歌唱中解放出来，题材和演出形式生机勃勃，幽默风趣。

演出结束次日，斯诺对人民抗日剧社充满了好奇，专程去采访社长危拱之。危拱之成为代表中国红色文艺团体接受西方记者专题采访的首位女红军。二人见面后，斯诺首先对危拱之参加革命的经历作了详细询问，危拱之则把红军剧社的发展历史向斯诺作了详细介绍。危拱之还告诉他：“有时候，这些剧团到苏区边界的集市乡村为群众演出，国民党部队的士兵们也会偷偷跑来观看。他们看完演出后，都表示不愿再打红军了。”

危拱之的介绍让斯诺领悟到红军剧社把“艺术搞成宣传”的深刻内涵。他写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由于不断地改换节目，几乎每天变更活报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农民不易轻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题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了解，剧社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

在采访中，斯诺还看到红军剧社的演员们“除了伙食和衣着之外，所得生活津贴极微，但是他们像所有共产党员一样天天学习，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工作。他们到哪儿就睡在哪儿，给他们吃什么就愉快地吃什么，从一个村子长途跋涉到另一个村子。从物质享受来说，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报酬最可怜的演员，然而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愉快的演员了”。

红军剧社的巨大作用让斯诺断言：“可以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看成是一个盛大的巡回宣传演出……他们真诚迫切的宣传目标始终是要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教育他们，说服他们起来为‘人民当家做主——这是中国农村中的新气象——而斗争，为共产党心目中的具有正义、平等、自由、人类尊严的生活而斗争迫使在中国实现巨大的变化。”

斯诺完成采访后，在1937年7月前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该书第三篇第五节专门写了红军剧社的演出实况和采访危拱之的详细内容。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发行，在中外读者中引起巨大轰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文艺和红军剧社社长危拱之的名字一时名扬四海，盛传不衰。

组建“孩子剧团”，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1月，党中央派危拱之到河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到任后，危拱之化名为“魏晨”，在开封扶轮小学以教书为掩护，组织抗日救亡文艺团体。当时学校中有很多学生是失去双亲的孤儿，危拱之把这些孩子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剧团。孩子们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都喊她“魏老师”。危拱之将孩子们按年龄排列为大哥、二哥、三姐、四姐……一直排到二十三弟，二十三个人组成了一个亲密无间的学习演出团体。在危拱之的关怀下，孩子们学习文化知识，排演文艺节目，十分温馨。

排演休息时，一个孩子说：“我想我家，想我父亲。”

“我也是，我父亲是铁路工人。我家住在铁路边上，是日本飞机轰炸让我失去了家，成了孤儿。”另一个孩子说。

“魏老师，是日本鬼子的侵略，我们才没了家。我要坚决抗日，不让更多的孩子再做孤儿……”危拱之被孩子们的情绪所感染，她眼含泪水，感到自己责任重大。

1938年3月8日，河南社会各界在开封大陆剧院举行抗日救亡文艺会演，孩子剧团参加了演出。危拱之编导了抗日短剧，孩子们的精彩表演让观众耳目一新，振奋不已。这次会演后，开封“孩子剧团”正式成立。随即，危拱之带领剧团到郑州、洛阳、许昌等地演出，又从豫东辗转到豫南开展抗日宣传。在奔波途中，孩子们食不果腹，但为了抗日救亡，大家的情绪依然十分高涨。

一次，剧团在某县城露天演出时，一位战士看了演出的歌舞剧《流浪儿》后，起身振臂高喊：“弟兄们，看看这些被日本鬼子残害逃出来的孩子，谁心里不难过啊！打死日本强盗！为小弟弟小妹妹们报仇！为中华民族报仇！”在场的官兵和群众几乎都哭了，危拱之和孩子们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开封沦陷后，孩子剧团撤至豫南确山县竹沟镇。根据党组织指示，危拱之把孩子剧团分成四个小组，其中两个小组先后到达洛阳，由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安排专人护送去延安。另外两个小组到达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部驻地，与新四军“拂晓剧团”合并，成立“青年先锋队剧团”，继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危拱之赴东北任中共热河省赤峰市委书记，指挥反霸斗争和镇压反革命分子。她沉着果断，组织市内工业生产有序进展，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由于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中战斗、工作，多次遭受政治迫害和生活折磨，身体过度透支，神经官能症、心脏病、肺结核等疾病愈加严重，尤其是肺病复发，危拱之经常吐血不止。1949年初，党组织将她送到北平治疗。3月，危拱之抱病出席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危拱之无法坚持工作，被批准治疗休息。

1973年2月8日，危拱之在北京抱病终老，享年六十八岁。危拱之是中国革命的第一代女兵，中国红色文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唯一被“开除党籍”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红军。她历尽枪林弹雨，几经政治蒙冤却百折不挠，始终热爱党，热爱革命，矢志不渝地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用忠诚的一生生动地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