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协和医院的“百年公案”

李昕

一

1924年冬，梁启超五十一岁。他莫名其妙地患了一种病，总是尿中带血，而病因不明。此病伴随了他四五年时间，一直到他1929年去世，始终未愈。起初，情况不严重，且无痛苦，他不以为意。

那时，梁启超不仅在清华讲学，而且在京城各大高校都有定期演讲，甚为忙碌，顾不上看病。加之夫人李蕙仙不久前因癌症复发去世，他悲痛不已，自然也没有心情去看病。过了一阵子，他发现自己病情加重，考虑到夫人是患癌症去世的，他开始担心自己亦有不测，感到需要去医院查一查了。这时已是1926年1月。

开始，他去的是位于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德国大夫在半个月时间里为他做了全面的检查，排除了结石和结核，但由于医学检测设备不足，始终无法判断病因。出院后，他尝试使用中药，未见效果。梁与“北平四大名医”之一的中医萧龙友有些来往，遂前往问诊，萧答复说“这病不是急症”，“任其流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这不免令梁失望。

因为怀疑自己患癌，梁启超决定到协和医院做彻底检查。

协和医院是美国人在华开办的医院，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可以进行X光透视等检查。协和的医生很快查明他的膀胱和尿道一切正常，便怀疑是肾的问题。对于究竟是哪一只肾脏作怪，医生做了一系列左右肾的对比试验：先验出两肾的排泄功能，左强右弱；接着进一步检验，发现左肾排泄物“其清如水”，而右肾排泄物带血。于是医生认为，尿血的原因在右肾，与左肾无关。接受X光透视检查后，医生果然发现梁启超的右肾上有一个樱桃大的黑点。多位专家一致认为那黑点是肿瘤，且是导致尿血症的原因。

在怀疑是癌的前提下，协和医院决定为梁启超做手术，切除右肾。1926年3月16日，梁启超被推上手术台。主刀医生是协和医院院长、著名外科专家刘瑞恒，副手是一位美国医生。刘瑞恒干净利落地切除了梁启超的右肾，就手术本身来说，不可谓不成功。但是，术后梁启超血尿并未停止，虽然有时血量很少，肉眼看不出，但化验证明，病症未愈。协和医院再次检查，却查不出原因，只得名之为“无理由之出血症”。4月12日，住院三十五天后，梁启超出院回家了。

割去一腎，症状依旧，而病人身体受损。在这个病案中，协和医院出现误诊，这是显而易见的。5月29日，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在《晨报》发表《病院笔记》一文，记述梁启超在协和医病之经过，文中难掩对医生的失望和不信任。因梁启超是社会名流，此文引起了轩然大波。众多文化名人关注到此事，陈西滢、徐志摩等借此撰文抨击西医，引发了一场中西医的是非之争。尽管陈西滢等人在嬉笑怒骂中对西医的“科学精神”不无揶揄讽刺，但引起讨论的核心问题只是协和医院的医生医术精专与否，而不是医德方面的问题。

然而，梁启超去世近七十年后，有一本书旧事重提，讲了一个荒诞的故事。

哈佛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一书中写道：“四十年后，1971年，他（梁思成）从自己的医生那里得知了他父亲早逝的真相：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出来。据他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最高机密保守起来。”

无独有偶，几年后，梁思成的续弦夫人林洙在《梁思成》（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也写到这件事：“梁启超因患肾病，多年来常尿血，经北京德国医院及协和医院诊断，他的一侧肾已坏死，应予切除。”“在协和施行手术，主刀医师是院长刘瑞恒，但因他的判断错误，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严加保密。”“梁思成住院时，才从他的主治医师处得知父亲真正的死因。”

二人的说法如出一辙。这场医疗公案被演绎为协和医院院长、外科教授刘瑞恒玩忽职守的故事，而协和医院为了隐瞒事实，在故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完全变了。这个病例不再是一次难以避免的误诊，而变成了医生不负责任、草菅人命的事故。往严重里说，医生的行为如同犯罪！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二

为辨析费慰梅和林洙二人说法的真实性，笔者查阅了梁启超本人及其亲友在这场手术前后写下的多篇文章，发现所谓“割去健康的肾，留下坏死的肾”的说法，与当事人、知情人的原始记录相矛盾。

梁启勋曾写下《病院笔记》和《病床日记》两文，分别发表于1926年的《晨报》和1929年的《大公报》上，可视为知情人的第一手记录。

《病床日记》中说：“（梁启超）入协和医院，由协和泌尿科诸医检验，谓右肾有黑点，血由右边出，即断定右肾为小便出血之原因。任公向来笃信科学，其治学之道，亦无不以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故对西洋医学向极笃信，毅然一任协和处置。”“及右肾割去后，小便出血之症并未见轻，稍用心即复发，不用心时便血亦稍减。”这里说得很明白，诊断认为病在右肾，割去的也是右肾，并未割错。至于尿血不止，则是另一回事。

《病院笔记》里还记录了手术中协和医生力舒东和主刀医生刘瑞恒开的一句玩笑：“据力舒东之言，则当腰肾割出时，环视诸人皆愕然。力与刘作一谐语曰：‘非把他人之肾错割乎？刘曰：‘分明从右胁剖开，取出者当然是右肾，焉得有错。乃相视而笑。”这玩笑也证明，主刀医生刘瑞恒是明辨左右的。

梁思成在1929年其父去世后，曾作《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一文，文中提到其父“入协和医院检查多日，认为右肾生瘤，遂于3月16日将右肾全部割去，然割后血仍不止”。至于梁启超本人，则在手术后发表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声明中明确说，自己的病“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无论梁启超本人、其弟梁启勋，还是其子梁思成，都证明是梁的右肾被怀疑有病，而且正是这只被怀疑有病的右肾在手术中被切除了，并不存在费慰梅、林洙二人所说，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

当然，费慰梅写到了她的资料来源，她说：“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一个好朋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这些告诉了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广为人知。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比较熟识的其他人那里知道，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由此可知，费慰梅依靠的是间接人证，而林洙是复制了费慰梅的说辞。笔者判断林洙复制费慰梅的说辞，有两点证据。其一，林在费之后出书，她没有为费所讲述的故事添加任何新材料；其二，林、费二人的著作，竟然出现了相同的差错，就是都把梁启超1926年3月到协和就诊的时间，错写成了1928年3月。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她们错误地把手术时间推后了两年，对公众认知造成了严重的误导。因为1928年3月距离1929年1月梁启超去世只有约十个月的时间，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把梁的去世和这场手术联系在了一起。

当然，始作俑者是那两位实习生。他们作为手术的参加者，却传出如此闲话，分析来龙去脉，极有可能的是他们误把手术进行时力舒东医生和刘瑞恒医生那句玩笑话——“非把他人之肾错割乎？”当作事实传播了。

最有分量的证据，还要数梁启超的病案。2006年8月10日，北京協和医院举办了一次病案展览，展览中展出的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就医的病案，使这桩百年公案真相大白。

病案记载，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患尿血症住进协和医院，经X光检查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决定予以手术割除。手术后解剖切下之右肾，可见樱桃大小之黑色肿瘤，经化验排除癌症。提示这黑色肿瘤是良性瘤。

病案内并附梁启超本人声明，即上文提到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的英文稿。这是梁启超为了避免人们误解协和医院，特地要求放在病案里的。根据病案可知，梁启超的右肾只是长了一个较小的良性肿瘤，它不是尿血的病因，也完全没有必要切除。协和医院对此施以手术，显然是基于对尿血原因的误判。但是，手术并没有将健康无肿瘤的肾切下，反将有肿瘤的、“坏死”的肾留在体内。

三

然而，虽然“割错肾”已被证明是子虚乌有，此事还可从另一个角度来发问，即这是不是一个“错割肾”的故事？也即梁启超的“割肾”是否可以避免？

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从“割肾”后的疗效及对“樱桃大黑色肿块”的病理检验结果来看，“割肾”是无意义的，应该避免。然而，当尿血经多方医治不止，而X光检查又在肾上发现异常黑点的情况下，则似乎很难做出不需要动手术的决策了。须知，癌症凶险，防之宜慎。在不能断定肿瘤是良是恶之时，保险起见，医生大多是主张切除的。

那么，作为主刀医生，刘瑞恒是否可以在手术过程中避免割下没有癌变的肾脏呢？在此问题上，刘瑞恒受到很多诟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著名文人陈西滢的《“尽信医不如无医”》，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左肾（应为右肾，下同）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任何毛病。你以为他们自己承认错误了么？不然，他们也相信自己的推断万不会错的，虽然事实给了他们一个相反的证明。他们还是把左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

但学习西医出身的鲁迅知道事情不像文人揣度的那样简单，他为此事撰文，在为西医辩护的同时，讥讽陈西滢的文章是“对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在“仗义执言”，因为陈的说法，实在是违背常识了。

笔者专就此说法请教过肿瘤外科的专家。专家告知：“20世纪20年代用X光诊断右肾肿物已经足够先进，手术后证实右肾确有肿瘤，这说明X光的诊断没有错误。因为肾脏的良性肿瘤（错构瘤、血管瘤）很少见，而且良性瘤不会导致血尿，所以这时医生自然会怀疑梁是生了恶性肿瘤。开刀时，打开腹腔，可能看到两个肾脏一样。因为大多数肾脏肿瘤生在肾脏内部，是没办法用肉眼看到的，手术全凭术前X光片指示该切哪个肾，肺癌手术也如此。”

于是笔者又问：“假如你是主刀医生，遇到这种情况会如何处理？”

专家回答说：“回到当时的情况下，因为没有其他检测方法，根据术前患者尿血之临床症状，加X光片示右肾肿瘤，我是主刀医生也一定要切除右肾。”

也许，梁启超“丢腰子”，虽是源于误诊，却带有某种必然性。

四

右肾切除后，梁启超的尿血症未见好转，这是肯定的。可若要说每况愈下，却也不符合事实。梁启超的病情是反反复复、时好时坏而已。梁自己认为，总体情况毕竟比术前好些，“过去每天小便都有血，现在不过隔几天偶然一见”，“便血之多寡，辄视工作之劳逸而定”。若是休息得好，也便多日没有血尿。所以，医生总是嘱其静养。然而，梁启超讲学著书，没有一刻稍闲。

因梁启超手术三年后，便以五十六岁盛年而逝，很多人便自然地将他的死和“割肾”联系了起来。最早发难的，是梁启超的好友伍庄。他在梁启超祭文中写道：“予不用爱克司光镜，予知致君之命在于割肾。”至于今天的人们，在欣赏梁启超的超卓才华、叹息他的英年早逝之余，也难免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不是错割一肾，梁的一生或许不至于这样短吧。

事实上，在梁启超自手术至去世的约三年时间里，他一直是协和医院的常客，曾多次就医治疗不同病症，包括继续治疗血尿，也包括医治痔疮、小便堵塞和肺部感染。而他的死，终究与尿血症及割去一肾无关，他不是患尿毒症或者肾功能衰竭等疾病去世的，他留在体内的左肾，一直工作正常。这一点，梁启勋在《病院笔记》中提到，“幸而左肾之排泄功能，决无障碍”。所以，尽管右肾被冤枉地割去，倒也“不必追悔矣”。

根据家属的记录，梁启超的死因是肺部感染。

梁思成在《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一文中记载，其父于1928年秋开始患一种怪病，起初病情较为轻微，只是发烧，食欲不振，没有其他症状。先由日本医生诊治，未见效果，于1928年11月28日转到协和医院。协和医生为他拍了肺部X光片，发现左胁微肿，怀疑有肺痨，但是取痰化验，没有找到肺结核菌，却发现痰中有大量末乃厉菌（Monelli）。医生又从梁肿胀的左胁取出脓血化验，同样发现此菌。医生做了实验，将梁的脓血注入小动物体内，结果看到小动物内脏溃烂出血。

协和的医生都没有治疗这种病症的经验，他们遍查医书，最后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某医学杂志上查到唯一一篇论文，讨论的病历与梁启超的病情相似。但该论文建议使用的药物，协和医生考虑病人体质过于虚弱，担心发生副作用，只能勉强试之。结果未能控制病情发展，梁启超于入院五十多天后去世。

伍庄在文章中也说，梁启超最后患病十分怪异：“有瑞典医生谓其病甚奇，世界上患此病者曾有三人，二人死而一人生云。”

这些记录都表明，梁启超患的病在当时是绝难救治的。至于末乃厉菌究竟为何物，其引起的肺部感染应称为何种病症，因搜寻无果，笔者便请教了胸科专家和微生物科专家。

可是胸科及微生物科专家均不知道“末乃厉”这个细菌名称，自然也不知道由此细菌感染引起的疾病。微生物科专家专门查了细菌谱系，未发现此菌。专家告诉笔者：“可能是近一个世纪它已变异或不存在了，正如天花病毒当年肆虐世界百多年，后经全世界几十年种牛痘免疫，此病已被灭绝一样。”

如此说来，梁启超的死因，大概没有人能说清楚了。但他的死肯定不是因为切去一个肾，这倒是清楚的。而有关梁启超与协和医院的“百年公案”，极可能只是一场有关名人私事的捕风捉影的集体炒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