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 “ 敬重 ” 概念在情感中的独断与错位

王翔

【摘要】情感主义与质料伦理学认为道德动机与感性情感的关系实为密切，其根据在于情感在道德过程中可以同理性达到内在和谐的状态。而康德在道德情感方面提出“敬重”这一特殊情感却不可避免地在质料与形式之间发生关联，为道德根据与动机争论留下继续辩驳的余地。从休谟独断论迷梦中惊醒的康德，却在对“敬重”这一道德情感的理解中陷入了另一种独断。

【关键词】情感；敬重；质料；形式；结构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4）08-005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8.016

这种独断一方面被学者指认为康德对理性与意志结盟的偏爱，导致了对情感作用在道德行为中的忽视。另一方面则是“敬重”的情感要素并非完全由感性情感所构成，“敬重”之中同样蕴含着意志与理性。康德在对“敬重”的解释里模糊了敬重的界限，倘若敬重全然是一种理性与意志的产物，就不需要披着特殊情感的外衣中介道德的过程，如若“敬重”本质上还是一种情感，那么“敬重”的特殊则侧面则反映出情感与道德动机的关联，体现出康德对“敬重”构建的不足。

一、“敬重”在情感中独断与错位的缘起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与休谟的“同情”概念都蕴含着对情感的认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指示出在一种幸福的生活状态下，理性与情感是统一的。二者一来不是一种对立状态，二来倘若出现对立，那么从根本上说这种状态就必然不是幸福状态。而休谟的“同情”概念更是把情感的位置直接放置在道德行为的根本动机之上，在主次关系上把道德行为之所以能够实现建立在对情感认同的基础之上，以“同情”为主，而理性则是次要的提供方式与原则。概言之，亚里士多德和休谟对情感的认同构成了后来情感主义者批判康德伦理学的主要批判来源之一，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康德建构自己学说所要执行的任务。由此，康德处理道德情感的方式上引发了人们的质疑。一是关于情感是否有必要进行如此复杂的学术建构，去贴合道德义务的中心，激起中国哲学的某些看法，即认为在突发状况下还能否依据康德所谓的法则实施道德行为。

作为最早提出并支持“道德情感”这一问题的夏夫兹博里从美学视角将情感的特殊中介作用表达出来，他认为最高的善并不是某种武断的甚至是感受惩罚所必须遵循的命令，而是一种发自内在的本性，一种真正的善能够被“内感官”所感知，情感能够成为衡量道德的标准，并且能够把对道德的约束感转变为扩张欲。他的学生哈奇生更是进一步把关于“道德情感”的理论系统深化，并成功获得休谟、弗格森、斯密等人的关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康德像蓄水池一样开始了对“道德情感”的暧昧与批判。

这种暧昧一方面表现在康德对哈奇生“道德情感”概念内涵的认同，承认道德情感在道德实践的特殊作用，但对于形式原则的重视却并不逊色于道德情感的肯定，也就是在《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的原则之明晰性的研究》过程中，康德表现出一种在道德情感与形式原则的困惑，康德认为“表象真东西的能力就是认识，但感受善的能力却是情感”[1]，至此，康德展现出对道德情感与形式原则的双重肯定，但却不能进一步表达二者的关系以及他本人的主张。因此，这是康德对“道德情感”暧昧的一重表现。

另一方面，康德对“道德情感”的暧昧则表现在对情感的批判以及在理论解释上的牵连。如果说在康德在“道德情感”研究初期存在一种不确定以及谨慎，那么在《纯粹理性批判》的沉淀后，康德带来的是对“道德情感”明确的批判立场，康德批判“道德情感”的目的十分明显，他已经有意识的认识到本体与现象的巨大鸿沟，诉诸感性并不能为形而上学进行沉稳的奠基，而是必须从理性中寻找，并且把理性从过去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努力中清扫出来，以哥白尼革命的颠覆性认识重新开启形而上学的构建。正是在十年沉寂的深刻思考过后，康德最终以否定性的立场观点驳斥对“道德情感”的重视，也正如此，康德已然走上一条不同于过去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对道德情感认同的新道路，那种在感觉与经验间寻找形而上学原则的方式被康德排除了。

总结来说，康德对情感的区分过于粗暴，不利于情感因素的科学解析。通常情感被视为非理性因素，但道德情感却与情感难舍难分。功利主义者与经验主义者把情感的自然倾向当作道德的起源，但康德却并不这样认为，如果道德行为出自偶然的感性催动，那并不具有普遍必然性，那么道德价值与人的自由就往往具有不确定性。由此，道德行为的根据不能是视情况而定的个人准则，于是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任务之一就是继续清扫和排除偶性的因素，建立纯然形式的法则，因为只有形式才能保证普遍必然性的确立，但是康德忽视了质料的存在也可以是不证自明的，质料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与形式一般的“真”。

二、“敬重”在情感中独断与错位的表现

“敬重”的特殊性在于它作为一种对道德法则的情感，能够成为沟通现象自我与本体自我的枢纽，同时康德也表示“敬重”也是一种适中的情感，它是介于“爱”与“畏”之间的尊重，它不同于自爱的狂热，也不同于自矜的狂妄。从某种意义而言，它是以被动的机制面对道德法则，使人意识到一种“精神分裂”，尽管遏制感性欲望只是通往聆听上帝呼声的其中一途，但康德却不得不忽视这种内在的情感倾向，哪怕他曾赞成道德情感能够在道德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维护理性存在者的崇高，进而使人反思到人性还存在得以完善的可能，普通人必须在达到道德目的的同时，经历痛苦的精神嬗变。

而在這方面，康德对道德情感的忽视在于，他并没有把道德情感当作一种可以培养并引导的重要因素。康德所重视的必然性很大程度上可以被歪曲为消极的必然性。道德情感的重要作用不断被其他具体科学所揭示意味着关于情感在道德行为与动机的现代性阐释中不断有新的内涵被赋予，关于伦理学的建构没有理由忽视新的发展成果，同样康德遗留下的历史难题，还要经历新的阐释与检验，可以说康德把形式在各领域高扬的同时，感性的欲望以及善变的情感也正在经历新的产出。

在人类拥有自由意志的前提下，康德给出了感性冲动的两层规定。一是在现象界中作为有限的有理性的存在者的人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感，二是纯然形式的道德法则所要排除各种偏好，在这期间会诞生出不同感性情感的“敬重”，它是更为高尚的，对道德法则尊重的情感。由此，概括康德“敬重”的生成有这样的特征，即道德情感并不一定通过一种内感官生成，通过理性自身得出的就是“敬重”。

更进一步说，康德是通过绝对命令拒斥感性情感的。其一，通过普遍的立法形式拒斥感性情感。由于情感不可通约，通过一种对道德法则的符合确立对所有有理性的存在者都适用的普遍法则，以形式反对质料（经验、情感）。其二，通过重视人是目的而实现拒斥主观偏好。康德重视人的目的性而非手段性，指示不能纯粹地把他人作为一种上升的手段，实际上也就是重新揭示出一种平等的观念，避免了一种“欲上人之心”的产生，将人从现象界提升到道德本体的高度，把人的价值再次高扬出来。其三，通过意志自律实现意志与理性结盟，对抗感性情感。作为双重存在的人，自身就可以成为打破因果性法则的例外，因而积极的来讲，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都可以成为道德法则立法的主体，他的意志与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达到统一，把对道德法则的“敬重”嬗变为一种主动遵循，克服被动服从的可能。“但是，上述三种表现道德法则的方式在根本上只不过是同一个法则的三个公式，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在自身中自行把另外两个结合起来。不过它们中间毕竟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与其说是客观实践的，倒不如说是主观的，也就是说，是为了（根据某种变化）使理性的一个理念更接近直观，并由此更接近情感。”[2]

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在现象界中，人无法摆脱感性、欲望、冲动的纠缠，理性与感性的冲突使人显现出一种矛盾，大家可以想象两大类别与四种情形，尽管康德没有明确的划分，但是根据康德的哲学理论，可以根据基本的二元划分得出：遵循理性与遵循感性两大类别的人，他们可以进一步划分为遵循理性感召却受情感纠葛的人与遵循感性感召而受理性呼唤的人，以及完全受感性支配与不受感性纠缠的人。实际生活中，更多的是介于理性与感性摇摆的常人，这样划分有诸多问题，用现象界的杂多对应本体界的“自在之物”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对应康德理论的问题，承认存在本体界比承认人是多重存在难，一是双重存在的人到底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二是理性与感性的冲突何种意义上能够突显出前者谁更为重要？这些问题还有待详细阐述，总结来看，这不仅是康德“敬重”概念造成的二元分裂，也可以视为康德对情感独断与错误安置的表现。

三、“敬重”在情感中独断与错位的根据

首先，康德对形式先天性的赋予忽视了质料先天性的可能，窄化了对先天的认识。这样就揭示出康德的“敬重”作为一种特殊情感不仅排斥了低级的原始欲望，也同样把更为复杂的情感统归到“敬重”之中，“敬重”排斥主观随意性的同时也把其他情感的特征与层次排除在外。道德情感本可以在伦常行为中进行更深的建构。从复杂程度上看，康德视之为无意义的建构有可能成为解构康德体系的关键。为了避免沦为空洞的形式主义，“敬重”不得不诞生以沟通现象界与本体界，但这种特殊的情感实质仍是一种情感的普遍性证明，这是康德对道德情感认识上的独断，也是作为侧重形式与理性一方不得不面临的理论挑战。由此，被康德排除在外的质料就成为突破康德学说的重要缺口，并引发了一系列关于道德情感安置的错位效应。

其次，康德对道德情感的认识忽略了情感的自主外探与客观需要。康德注意到人的二重属性使得人依靠彼岸的支撑能够继续此岸的追求，但是康德忽略了即便是不具有普遍性的相对情感，也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种普遍需要，李泽厚将情感视为中国伦理道德观念的根源，“道始于情”“理出于情”都说明情感作为呈现本体性道德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情感的特殊存在展示了人性的不同，特殊的情感往往和普遍的理性勾连在一起。一方面，康德排斥欲望，但另一方面，康德把情感完全等同于欲望。尽管情感与欲望、偏好、私立错综复杂的勾连在一起，但康德排斥违背法则的欲望不应牵连积极的情感因子。李泽厚提出的情理结构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儒学传统那种生生不息的韵味，他强调情理结构合乎一种比例，相互渗透，强调道德秩序介于动物（欲）与神性（理）二者之间，不能随意指认情感仅是辅助理性实现自由意志的手段。人类高级的情感追求同样值得肯定，经验与物质要恰如其分的填充情理结构，这样的讨论就把康德“敬重”的独断与错位重新复归到一个更适合讨论的高度。

最后，道德形而上学建构应建立在实践之上，纯然形式的法则对比道德情感同常人的人格生成、主体间性的发生发展以及道德生活中，谁更具解释力还值得推敲。正如李泽厚所说：“人们对战斗英雄、革命烈士的敬重，主要不在于他们的人性情感（热爱人民或仇恨敌人），而是他们把人性情感实现在宁死不屈、奋不顾身的坚毅意志即人性能力中”[3]。也就是说，即便不经历痛苦的精神蜕变，人也依旧可以产生出敬重的情感，这对康德式的敬重概念产生逻辑是一种正面冲击。回想生活中具体的道德问题，不难发现形式伦理学一样有所局限，诸如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不同层次的分类往往揭示出道德的不同层次要求，道德要想不涉及经验、质料往往是不现实的。

这般意义上，康德的论证似乎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人们视之为现象的世界以某种方式影响甚至决定着这个不可透视的本体世界。也正如此，古往今来的道德主题备受争论，其方式规范常常因地制宜，日常的道德行为不仅是个体自身感性与理性的认识，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不为物役的道德是一种追求，但如何恰如其分的用方法表示也往往将道德行为的特殊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从时间维度上看，过去道德的矛盾有所延续，并以更深的姿态重新展示，而当前处在道德冲突下的我们，应尽的义务是在未来使得道德更规范，更好地维护各方利益，保障其不受侵害，形式上这符合康德义务论的说法，内容上这是继续现实此岸耕耘的人的努力。

四、结语

复杂剖析道德结构就会发现，道德行为背后的动态过程绝不是忽视发生发展过程就可以断言的，倘若一切事物都能够拥有一种普遍必然性，那么人们也许可以收获一种轻松，但倘若大家还在时间的大河中流淌，那么一切根据的来源或动机就都将成为悬在头顶的未决利剑。从学术的严谨程度上看，单从《纯粹理性批判》的建构，就能发现康德学说的与众不同与思考之深，那么回到《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在处理实践理性的过程中，如何看待情感与理性同意志的关系就不可避免的使人产生疑问，康德何以会犯“贬低”情感的低级“错误”，并由此提出“敬重”概念，这本身还具有思考价值，不仅可以使后人少走一些学术上的弯路，指导生活里的实践，同时也是学习研究的乐趣，即如何更为贴近作者本身想表达的思想，透视所处一定时代之中人的思维的局限，以及站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登高望远，把学术推进到新的高度仍是当前时代不可或缺的学术主题。

参考文献：

[1]李秋零编.康德著作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01.

[2]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A]//康德著作全集（第四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44.

[3]李澤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上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139-140.

[4]陈红阳.论康德的敬重感[D].四川外国语大学，2014.

[5]王晓帅.道德情感在知行统一中的中介作用研究[D].吉林大学，2018.

[6]杨宗元.略论道德情感在道德推理中的作用[J].伦理学研究，2018，（06）：43-47.

[7]惠永照.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道德情感[J].哲学动态，2018，（04）：97-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