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理论

胡嵩

【摘要】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理论有着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渊源，其关于人类本质的思想建立在对弗洛伊德思想的批判之上，提出了关系才是人类存在的本质。人生活过程中获得关于世界的特定关系是性格的基本基础，对于性格形成过程中的同化过程和社会化过程，以及性格中生产性取向与非生产性取向的区分，有助于判断一个群体中的整体性格取向，这是弗洛姆社会性格理论中用于分析社会的必不可少的工具。社会性格理论中将社会性格作为经济基础和特定社会思想之间的“中间者”，也表明了弗洛姆想要简化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人类本质；性格；性格学；社会性格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4）08-0057-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8.017

弗洛姆的思想处于“分析”和“大陆”哲学传统以及人文科学倡导者之间，通常既不受尊重也不受欢迎，它通俗易懂的风格难以获得高度的尊重。尽管弗洛姆的思想不受重视，但他对社会理论的发展有着独特的贡献。

一、弗洛姆关于人类的基本本质的论述

弗洛姆的思想建立在对弗洛伊德思想的批判之上。弗洛伊德认为人由两种基本生物力量驱动，即自我或自我保护，以及性本能或力比多[1]120。同时，人的心中存在两种基本原则，即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任何心理事件都是由力比多和与之相伴随的快乐原则促成，而现实原则为心理事件施加了一种恒定的压力，这两种原则实现平衡才能保证精神的健康。因而，在人面对外部世界的需求时，快乐原则常常受到现实原则和暂时推迟满足原则所取代，以追求长期、与世界一致的快乐，由此引发了本能驱使和自我控制之间的冲突。[2]118-120

但在弗洛姆看来，弗洛伊德对人类本质的理解过于机械化。尽管弗洛伊德通过讨论本能的变化，认识到了自我发展过程中心理机制的冲突和分歧，并因此产生了一种差异化的斗争意识，但弗洛姆认为这些理解的提出仅仅是根据简单的生物和化学知识，变化作为一种本能的防御，从根本上仍然与人类器官的快感有关，因此，弗洛伊德那里的人只是“生理上被满足和压抑的人类机器”，无法产生自发的行为。①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所描述的缓解紧张的动机，无法符合大量实证数据，而这些数据表明，在任何年龄，人类都在寻求兴奋、刺激、爱情和有益的关系，渴望增加自己与世界的联系，简言之，人类的动机似乎既来自紧张感的增加，也来自紧张感的减少。[3]630

可以看出，弗洛伊德的观点是一种潜在的机械哲学，这种哲学把人类生活的复杂行为都归结为人类的本能。诚然，弗洛伊德在力比多理论中清楚地指出，除了本能和本能影响之外，社会环境对这些本能起着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但他对人的本质理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系统，人与人之间主要是不相关的，人们只是被迫或被引诱与他人建立关系。因而，人与社会的关系本质上是静态的，同时否认了人对社会的影响，而社会也仅仅是简单地满足或压抑人的自然冲动。弗洛伊德的“性人”可以被视为古典经济人的一个直接变体，人们彼此之间保持着陌生的关系，如果逼不得已要产生关系，人们也只是为了获得本能的满足。弗洛姆在《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中强调，尽管弗洛伊德总是将个人与他人联系起来，但这种联系也只是“满足本能上给定需要的交换，这一过程中，与另一个人的关系始终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4]10。

与弗洛伊德不同，弗洛姆提出了人类的意义的概念，其中人与人的关系被认为是基础性的，这是基于人类存在条件而产生的主要需求，弗洛姆通过人与世界、与他人、与自然和自身的关系来理解人，因此，弗洛姆认为人主要是一种社会存在，否认人类主要是自给自足、通过他人或外界来满足自身本能的观点，将不受本能的相对自由视为人类物种的定义特征。作为进化过程中独特的“突破”产物，我们立足于自然，也超越了自然，就我们自身的身体和生理功能而言，我们属于由本能决定的动物（特定的动作模式，反过来又由遗传的神经结构发展而来），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行为不再由遗传的既定机制所固定，我们已经打破了自然的总趋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人类脱离了自然。

弗洛姆对人类本质的核心理解是，人类是理性和自我意识的拥有者，人类物种的特征是从自我塑造（autoplastic）行为转变为异质性（alloplastic）行為，也就是说，从试图改变内部环境（或实体）的行为转变为试图改变外部环境的行为。弗洛姆认为，人的存在本质上是二分的，理性的能力将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动物，另一部分是区别于动物的灵魂。人的本质不在于某一特定的性质或状态，而在于人的存在所固有的矛盾，也就是说，人既是肉体又是灵魂，属于两个互相冲突的世界。人不仅具有生物性需求，还具有社会性需求，人除了具有诸如饥、渴等生物性需求，还具有爱恨、追求权力、恐惧等社会性方面的需求，而这些正是社会进程的产物。虽然弗洛姆在人类本质的核心保留了关于二分法的观点，但他认为这种二分法是存在的，而不是本能的。那么，人的激情并不是压抑或升华生理需要的结果，它们是他试图从生活中找到的意义。[3]31

二、弗洛姆的性格学

在弗洛姆的叙述中，性格的基本基础来自生活过程中获得的关于世界的特定关系，并且其关系形式是开放和高度互动的，在个体和文化上都有所不同，性格是人类的“第二天性”，性格的定义是“永久的激情结构”[5]54，或者更直白地说，是“所有非本能斗争的永久系统，人类通过这种系统将自己与其他人和自然世界联系起来”[3]305。弗洛姆把性格看作是心理发展的结果，性格的形成是基于与外界产生关系时所产生的同化过程（外界事物的获得和同化）和社会化过程（与自己和他人有关）。在这两个过程中的取向代表了可以被视为性格核心的东西，弗洛将其称为“性格学”（Characterology）。

弗洛姆将他的性格学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种取向，也就是分别在同化过程和社会化过程中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种取向，根据它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特性来理解它们。在同化过程中的非生产性取向：接受取向、剥削取向、囤积取向、市场取向和对死亡的爱-破坏（necrophilous-destructive）取向。在接受取向中，个体认为一切好的都源于外界，如果想要某样东西，它是被动地接受，而不是主动得到。在剥削取向中，一切好的也都被视为来源于外部，但与接受取向不同的是，剥削取向是通过武力或狡诈的手段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这一取向可以延伸到任何方面，包括感情、智力等。囤积取向则并不認为外界的事物是好的，他们的安全感完全是建立在囤积的基础上，消费则被认为是一种威胁，其囤积的不仅包括金钱和物质，还有情感和思想。市场取向被认为作为商品的自我体验和作为交换价值的自我价值，它反映了市场的支配地位和潜在影响，其原则和价值在多大程度上被嵌入到心理系统的运作中。当市场价值，而非人的基本特征，成为评价的标准时，自尊就会受到影响，一个人必须根据这一标准不断寻求成功，这一事实使情况更加恶化[6]52-53。对死亡的爱-破坏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市场取向的基础上，necrophilia的定义是“对所有死亡的、腐烂的、腐坏的、病弱的东西的强烈吸引；它是一种把有生命的东西变成没有生命的东西的激情；为了毁灭而毁灭；对所有这一切的唯一兴趣是机械的，它是一种撕裂生活结构的激情”。对死亡的爱-破坏性格更喜欢生活在过去，被暴力、力量、控制和机械所吸引，他们是冷漠的，信仰法律和秩序，并渴望确定性。

同化过程中的生产性取向指的是人类发展的一种规范，它的内涵并不是衡量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而是被视为“自我的自由活动”，也就是“自发”（sponte）一词的拉丁语词根的字面意思：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即通过自己的心理和情感力量的自发活动。弗洛姆对人类自我同化过程中的生产取向的讨论似乎超越了同化的范畴，进入了社会化的范畴，“人格的‘生产性取向’指的是一种基本态度，一种在人类经验的所有领域中的关系模式，它涵盖了对他人、对自己和对事物的心理、情感和感官的反应”[6]61。

在弗洛姆对同化过程的叙述中，所描述的是与世界的同化关系，而在社会化过程中所考虑的是与他人的关系，弗洛姆对这一过程中非生产取向的描述分为两大类：共生关系（symbiotic relatedness）和撤回（withdrawal）。在共生关系中，本质上涉及的是“使自己与自己以外的人或事物融合以获得个人缺乏力量的倾向”[4]140，弗洛姆把这种倾向分为三个方面：对统治的追求（施虐）、对服从的追求（受虐）以及他所说的乱伦共生（incestuous symbiosis），这其中的两个取向是对应于同化过程中的两个非生产性取向，也就是对统治的追求取向对应于接受取向，对服从的追求取向对应于剥削取向。弗洛姆认为，施虐狂的激情在于获得对另一个生物的绝对控制，从而将他或她的无能转化为全能的经验[3]386，其目的并不一定是施加痛苦，而是把一个人变成一个东西，或者把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变成无生命的东西。受虐狂的激情在某种意义上与虐待狂相反，受虐者关心的不是把自己膨胀成全能，而是把自己降格为虚无，从而失去自我，从而消除自由的负担[4]151。在受虐狂和虐待狂中，自由被放弃，消极的个体依赖被接受。乱伦共生是指对母亲形象和/或替代品的依赖，乱伦共生关系构成了从发展到独立和取代与人类成熟原始自然关系的失败。作为一种关系形式，乱伦共生关系发展成一种与成长的趋势相反的趋势，导致理性的扭曲和作为一个完整人类的经验的缺失。撤回的三种形式主要是：冷漠、对死亡的爱-破坏②（necrophilous-destructiveness）和自恋。同样这其中的两种取向也对应于同化过程中的两种非生产性取向，即囤积取向对应于对死亡的爱-破坏，冷漠取向对应于市场取向。冷漠取向可以说是向统治当代工业社会权威的屈服，这种权威的内化导致了一种伪自我的产生，使个体处于一种强烈不安全状态，其特征是需要不断得到认可，以避免更深层的不安全感和对失去自我的怀疑[4]203。社会化过程中的死亡的爱-破坏取向可以看作是撤回的极端形式，破坏他人的冲动是源于害怕被他人所破坏。弗洛姆认为它是一种消极的超越：绝望地试图通过摧毁这个世界和所有与之相关的事物来拯救自己，它可以被看作是生活受到挫折时对生活问题的答案，因此也可以看作是“无生命生活的结果”。[4]177关于自恋取向，弗洛姆认为在社会化过程的所有非生产取向中，它是最无效的，其特征是“自恋者无法感知到另一个人的现实与他自己的不同”[7]68。通过自恋人格的自我膨胀，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外部世界的低估，只要他或她没有回声，自恋者就试图平息孤独和恐惧的感觉。

按照弗洛姆的叙述，社会化过程中的生产取向是爱和理性，这显然与消极取向中服从“逃避”自由相对立，这一生产取向是建立在“人与人、人与自己、人与自己的积极的、创造性的联系”[7]31之中。与非理性激情控制的非生产性取向不同，生产取向被认为是基于爱和理性特性的人际关系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爱被理解为“在自我完整性和自主性的基础上实现人与人的结合”[8]17（在这里，结合被理解为“关心、责任、知识和尊重”的前提；“自我的自主性”，因为这些特性只有在自主的自我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

三、社会性格理论

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理论是进行社会分析的中心工具。弗洛姆从个人性格中推出社会性格，将社会性格定义为“一个群体中大多数的成员结构的基本核心，它是该群体共同的基本经验的生活方式的结果”[4]276。正是基于“不同社会或阶级的生产或生活方式的差异，导致了特定社会所特有的不同性格结构的发展”这一观点，使得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理论的综合成为可能，实现了精神分析唯物主义。由此可以看出，这一理论的实际目的是揭示经济条件和普遍社会特征之间的关系，并解释一个特定的社会或阶级所具有的社会性格及其原因。

社会性格为我们理解个人性格以及社会中大多数人所共有的社会取向提供了思路，同时，社会性格创造或引导人们的内在冲动去完成符合社会性格的任务。正如个人性格可以区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特征，社会性格则可以区分不同社会或阶级之间的某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被认为“在其动态性质和权重方面，对整个社会的所有个体都具有决定的重要性”[9]59。因此，如果不考虑一个人所生活的社会或阶级以及在其中的地位，那么他的性格永远无法被理解。此外，这一理论还帮助我们理解特定文化或阶级中的大多数人所共有的社会取向，社会性格“代表了强大的情感力量，我们必须了解这些情感力量才能理解社会的运作”[6]57。弗洛姆认为社会性格的功能是“在一個特定的社会中塑造和引导人们的力量，以使社会继续运转”[4]282，也就是社会性格内化了外在的需要，从而利用人类的能量来完成给定的经济和社会系统的任务，创造出一种内在的冲动来做必要的事情。因此，社会性格具有双重含义：如果一个人的性格大致上符合社会性格，那么他性格中的主导驱动力就会引导他在其文化的特定社会条件下采取可取的行动，同时，那些性格与社会性格最完全等同的人也会获得社会的奖励，适当的社会行为也会带来物质上的成功，以及得到“善”和“有道德”的认可。

社会性格影响了社会成员，同时也塑造了社会成员的能量，社会的稳定相对较少地依赖于外部力量的使用，通常依赖于社会性格。一般来说，在某种前反思的层面上，任何特定社会中的个人都可以说是倾向于按照他们必需的方式行事，也就是说，一个社会、阶级或地位群体中一定数量活跃的自主体有内在动机去履行他们所参与的社会所必需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自主体的社会必要角色和愿望之间不存在明显的不匹配。因此，社会性格是一种心理能量，巩固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并且确保个人可以在任何特定的社会中生存。如果大多数人适应了个人在该社会领域或其所属群体或阶级中必须完成的客观任务，那么人们的能量就被塑造成使他们成为社会、群体或阶级运作所必需的生产力的方式[4]281。

一个社会的整体文化影响了社会性格的形成，但显然，经济因素在整个文化影响社会性格的作用中占主导地位。弗洛姆强调，不能通过单一的原因理解社会性格的起源，它是包含在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因素的相互作用中，社会性格的形成受整体文化的影响：抚养孩子和培养、文化、艺术、宗教、习俗方面的教育的方法，也就是整个文化结构保证了它的稳定性。弗洛姆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思想，他认为经济因素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具有“一定优势”，即生产、获得最低限度的食物和住所的需要，以及经济现实的不可改变性，但他承认，虽然由生存产生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生活方式和实践（社会关系等），但宗教、政治和哲学思想也“决定、系统化和稳定社会性格”[10]79。因此，弗洛姆认为社会性格的概念能够通过展示一个特定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是如何相互转化的，从而完成马克思主义关于一个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与其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依存的思想。弗洛姆的观点是，社会性格是两个领域之间的中间者，因此，特定的经济基础影响了特定的社会性格，特定社会性格影响特定的社会思想，反过来，特定的社会思想影响了特定的社会性格，特定的社会性格影响了特定的经济基础，简而言之，经济基础和特定的社会思想可以通过社会性格这个中间者而相互影响。

弗洛姆强调了社会性格的长期稳定性，同时也提出社会客观条件的改变带来社会性格的改变。除了在革命等非常时期，只要一个社会的客观条件不变，社会性格也保持不变，同时在社会中起着稳定的作用，如果社会的客观条件发生改变，其社会性格也会发生改变，但社会条件的改变并不会立即导致人的改变，会出现一定的“滞后性”，也就是弗洛姆所谓的“滞后现象”。社会性格是由一个社会的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导致了意识形态、风俗习惯和教育（这种教育不仅指学校的教育，同时包括了家庭的教育等）方法的形成。一种文化中的社会性格决定了该文化下大部分人的性格，即使社会条件发生改变不再适应其经济条件，但通过老师、父母以及与之有关的人的社会性格和教育方法、价值观对儿童的影响，使得儿童仍然由过去所决定。即使在之后学习和掌握了有关新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知识，儿童时期所形成的固有社会性格也难以改变[11]235，只有在新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持续影响下，社会性格的改变才成为可能。

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理论是由社会无意识概念所支撑，由“社会过滤器”来保证社会无意识的持续存在。正如个人性格原则延伸到社会性格层面一样，弗洛姆将压抑原则从个人层面延伸到社会层面。弗洛姆认为，社会无意识是一个社会中最大多数人共同具有的被压抑的领域，这些被压抑的领域正是社会不允许存在于社会成员的意识之中，因而称为社会无意识。社会无意识通过“社会过滤器”实现，社会过滤器的作用在于规定哪些思想是被允许通过其而达到人们意识的层面，哪些思想是必须被压抑在人们的无意识层面。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社会过滤器”，以确保特定的思想得以通过。当社会客观条件以及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改变时，“社会过滤器”也会随之改变，那些不需要存在于无意识层面的事物就可能成为意识层面的东西。[12]13社会过滤器由语言、逻辑和社会禁忌组成。就语言而言，某些微妙的情感体验进入意识的能力取决于某一特定语言所能容纳潜在体验的程度，同时语言的结构、句法、语法都是经验的边界。就逻辑而言，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所认识到的逻辑思维规律是普遍的，但弗洛姆举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维方法（矛盾律、同一律和排中律）和悖论逻辑（在中国和印度人的思维中占有突出地位）的例子，认为生活在前者文化中的人很难意识到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相矛盾的经验。前两者是通过隐式的形式过滤人们的思想，社会禁忌则是通过显式的形式过滤人们的思想，它通过直接宣布某些思想和情感是不恰当的、被禁止的、危险的以阻止它们进入人们的意识。[13]90

四、评价

弗洛姆对性格取向的描述，从同化过程和社会化过程中的取向，即每个过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做了一定的区分，但需要指出，他对性格取向的描述相当混乱并漏洞百出，基本上包括对同一现象的不同方式和方面的描述，如同化过程和社会化过程中的生产性取向有着不可避免的重叠论述，似乎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将生产性取向与非生产性取向作为性格中的唯一区别，而不加入同化过程与社会化过程的区别。

虽然弗洛姆的理论存在缺陷，但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理论为社会行为理论提供了一种图示，可以用来分析行为人的表达、情感、愿望和思想对社会行为的意义。同样重要的是，弗洛姆的工作将基于人类经验的基本心理活动概念提升为分析状态，并将其视为社会过程中的基本变量，这样做不仅对于正确地解释社会过程至关重要，而且还能使与这些相互关系有关的规范类别重新融合，因此，使社会科学与社会理论思想的事实价值分离得以超越。更为重要的是，弗洛姆对于人类本质的基本二分法的整个性格讨论的框架，以及他从其中得出的结论，即生产性地活着。也就是说，要积极地与世界和他人联系，要摆脱贪婪和利己主义的强迫，热爱生活，通过存在而不是拥有来体验生活，这就是对二元对立做出的最佳反应。因此，在弗洛姆那里的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其目的是帮助人们寻求繁荣并实现真正的自我。

注释：

①弗洛姆认为，只要不是从紧张感中解脱的行为就是自发行为。

②弗洛姆区分了生命的爱（biophilia）和死亡的爱（necrophilia），前者指的是为生命趋于自我保护、整合和统一；后者则是指对一些已死且不再生长的东西的爱，包括一切无机的、机械的事物的爱。这两种与前述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有明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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