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翻译学视角下林语堂自译研究

王雨婷

【摘要】自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活动，逐渐受到众多翻译学者的关注。我国的自译家有张爱玲、林语堂等，本文就选取林语堂的《啼笑皆非》（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翻译学为理论基础，从场域、资本、惯习三个概念入手，分析社会因素对林语堂自译本的影响，以期拓宽林语堂自译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自译；林语堂；社会翻译学；《啼笑皆非》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08-0097-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8.028

近四十年来，自译研究逐渐兴起。自译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原作者和译者为同一人，所以，同为作者的译者享受了最大自由可以对其原创文本进行改动，这是传统翻译无法做到的。翻译自文化转向以来，涌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社会翻译学不乏为其中之一。社会翻译学认为，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其方方面面都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翻译研究除了研究文本，也应该考虑文本之外的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翻译活动。社会翻译学的贡献之一就是将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翻译学结合起来，分别从场域、资本、惯习角度剖析翻译活动在社会层面的成因。因此，自译作为翻译活动的一种，也可以从社会翻译学的角度来分析。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的創作背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期，由于动荡的国际局势，林语堂认为美国采取的绥靖政策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主要原因，于是满腔愤怒写下该书旨在揭露英美政府的自私与虚伪，后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将该书译成中文《啼笑皆非》，企图唤醒中国同胞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赶走侵略者。本文选取我国翻译家林语堂及其英汉自译文本《啼笑皆非》（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为研究对象，以布迪厄社会学的场域、资本、惯习三个重要概念为理论指导，探究社会因素对林语堂自译活动的影响。

一、布迪厄社会翻译学

“社会翻译学”最早由霍姆斯在文章《翻译学的名与实》中提出，但是社会翻译的理论基础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拉希尔（Bernard Lahire）等学者提出。其中，布迪厄所提出的理论里，场域、资本和惯习是最为核心的三个概念。此部分主要解释这三个术语的含义以及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

首先是场域，布迪厄用场域的概念来形容社会客观结构，他将场域看作一个物理场，场中的粒子受到相互作用力的影响，人作为场中的一个粒子，不仅受到场的影响，即社会客观结构，也会反作用于物理场（王悦晨，2011）。其次是资本，布迪厄将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用于社会学中，并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三种基本形式。布迪厄将经济资本定义为可以直接转换为金钱，以财产的形式被制度化（刘晓峰、马会娟，2016）；将文化资本定义为人在社会生活中收获的文化教育等资源，社会资本可以理解为参与者在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义务，俗称“人脉”（王悦晨，2011）。最后是惯习，布迪厄认为惯习是参与者在学习、工作、生活等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习得、内化并强化了所熟悉的社会规律并产生的“定势系统”（王悦晨，2011），在日常的生活中更倾向于用自己内化的这套定势系统来做事。在翻译研究中，引入译者的翻译惯习意义重大，本文将翻译惯习定义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的思维习惯，这与译者所处的各类场域和资本的积累是分不开的，译者的翻译惯习与资本和场域可以更好地解释译者的翻译过程。

二、场域角度解读林语堂自译

（一）国际政治场域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的写作和自译与当时的国际政治场域密不可分。原书首次出版时间为1943年7月，同年秋天中文译本翻译完成。当时正处于二战期间，欧美帝国主义将战争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欧洲战场，使远东地区出现“真空”状态，日本帝国主义有了可乘之机，而欧洲局势也十分紧张，英美无暇东顾，企图牺牲中国的利益换取日本的退让，从而实现双方有条件的妥协来保全西方在华的利益。因此，英美对日采取了绥靖政策。但此政策助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基于复杂的国际局势，林语堂认为绥靖政策是日本肆无忌惮侵华的主要原因，于是写下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强烈抨击和谴责英美政府采取绥靖政策的真实目的，直指英美政府的自私和虚伪。之后林语堂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便把原文自译成中文《啼笑皆非》，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见解传达给中国民众，希望通过此书唤醒民众，不要对英美国家抱有期望，要依靠自己抵御日本的入侵，激发民众自主抗战的斗志。

（二）国内翻译场域

林语堂所处的是中国近现代翻译场域。近现代是以鸦片战争为开端，这是一个救亡图存和启蒙民智的时代，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批有识之士先后通过翻译引进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制度和思想，期望可以救亡图存、强国保种，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江治刚、湛雅洁，2021）。新思想的启蒙、政治斗争的加剧，动荡的局势激励翻译家们将翻译当作改造社会的武器。由于翻译家肩负不同的目的，因此翻译动机也有所不同。在林语堂愤慨写下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时，正值国内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身处美国的林语堂写下多篇文章批评英美政府虽表面同情中国，暗地里却卖军火给日本（张经浩、陈可培，2005），于是完成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的写作。林语堂继而将其翻译成中文，并且回国之后拿着自译本在国内各城市进行演讲访问，广泛宣传书中的思想，以期唤醒民众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将侵略者赶出中国。

三、资本角度解读林语堂自译

（一）文化资本

提到林语堂就不得不谈及他文化资本的积累。1895年10月10日，林语堂出生于福建坂仔乡的一个基督家庭，因此，从小就接受东西两种文化的熏陶。在小学和中学期间，不但接受了四书、《诗经》《史记》等中国古典作品的启蒙，还受父亲的影响，大量阅读了林琴南翻译的西方小说，如《福尔摩斯》《天方夜谭》《茶花女》等，另外还阅读了莫泊桑等西方作家的作品（张经浩、陈可培，2005），培养了较高的英文水平。

林语堂后进入上海圣约翰学校就读，期间，他精读了西方自然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书籍，广泛了解西方文化，并且开始用英文写作。1916年，林语堂到清华大学担任英文教员。次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汉字索引制说明》，这也是林语堂第一次用中文发表文章（林太乙，2002）。在清华工作三年之后，林语堂获得学校奖学金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后又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留学回国后，林语堂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讲师。

林语堂通晓中英两种语言，写下《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等英文作品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曾两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郑玮，2018）。中文作品有《剪拂集》《大荒集》等。除此之外，林语堂终其一生进行了很多翻译实践，共翻译超过五十部作品，其中包括国内外散文、诗歌等各类文学作品。

总而言之，林语堂所处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翻译实践都为他积累了深厚的文化资本，造就了他出色的双语能力，正是由于他流利的英语和对中西文化的深刻理解，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的自译才能获得成功。

（二）經济资本

除了文化资本的积累，林语堂积累的经济资本也为他的自译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林语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就担任校刊英文编辑一职；留学归国后，先后在北大《中国社会与政治学评论》和《中央副刊》等杂志担任英文编辑及主编，除此之外，他个人主编《开明英文读本》也是全国最畅销的中学英语教材，每年的版税就有六千元人民币；林语堂还持有开明书店的股份八千元，人寿保险七千元，银行存款两千元，《宇宙风》股份四百元（林太乙， 2002）。

除了编辑、出版的工作，林语堂的写作事业也为他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益。在写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之前，林语堂已有三部英文作品出版海外。首先是上文提到的《吾国与吾民》的出版，其在美国的反响十分热烈，仅在半年时间里，《吾国与吾民》就印了七版，列入Best-seller十大名著之一，林语堂也收获了六千美金的版税；其次就是《生活的艺术》的出版，这本书不仅被美国“每月读书会”（Book-of-the-Mouth Glub）选为特别推荐书，也为林语堂带来了很高的经济收益；最后一部出版的书便是《京华烟云》，该书同样也被美国“每月读书会”选中，成为特别推销书（林太乙，2002）。

1939年，林语堂凭借四万两千美元的版税收入被冠以“版税大王”的称号，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可以靠写作过着闲适生活的文人（张洁、刘华，2018）。林语堂积累了非常雄厚的经济资本，因此，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想翻译的作品进行翻译。基于当时的场域环境，林语堂选择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来进行自译。

四、惯习角度解读林语堂自译

林语堂的翻译惯习可以从其多年的翻译实践中找寻线索，他的翻译思想便是翻译惯习的具体表现。

林语堂一生发表过诸多有关翻译理论的文章，其译论在长篇论文《论翻译》（1933）中集中进行了陈述。首先，林语堂提出翻译标准问题的三个方面，即“第一是忠实标准，二是通顺标准，三是美的标准”。“忠”解释为达意、传神，要比较忠实于原文，但也并不是完全的忠实；“顺”解释为要将原文的意义理解清楚透彻，再根据目标语读者的需求强调语言句法要符合读者习惯；其次，林语堂讨论了美的问题，认为文章之美在质不在体，因此翻译一定要将作者的神韵翻译出来，认为“翻译是一种艺术”（张经浩、陈可培，2005）。最后，林语堂提出了“译入语读者反应”，解释为要对源语和目标语都要有透彻的理解和精准的把握，对目标语读者高度负责，并且在结尾处引用克罗齐“翻译即创作”的说法，表达了林语堂对于翻译的态度（陈荣东，1997）。这些翻译理论也使得林语堂在翻译界拥有了一席之地。

林语堂的翻译惯习在其《啼笑皆非》自译本中也得到了相应的体现，具体表现为：增添副标题、必要信息明晰化、非必要信息模糊处理以及兼顾“忠实”“通顺”和“美”。

（一）增添副标题

例1：2 KARMA（Yutang，1943）

业缘篇第二——此篇言唯心史观并解释“事功不灭果、报循环之理”为全书立论的张本（林语堂，2017：11）

此处选自第二章。可以看出，章节的标题是单个的词，但是译成中文后，适当增添了副标题来补充说明。在例句，原标题的“KARMA”是一个佛教词语，指的是身心言行必有苦乐之果，意思类似于“因果报应”“善恶终有报”的含义，林语堂在译成了佛教词语“业缘”，指的是众生造业各有差别，所受的果报也就各不相同，难以穷尽的意思。可以看出林语堂基本忠实于原文，但是对于不了解“业缘”二字的读者来说可能是一头雾水，因此林语堂增加了副标题，用“事功不灭果、报循环之理”进一步阐释了“业缘”二字的含义。

（二）必要信息明晰化

例2：…we cannot foretell like Nostradamus.（Yutang，1943）

我们不能效诺士忒拉戴马，预言其祥【Nostradamus，欧洲的刘伯温，生于十六世纪】（林语堂，2017）

在该例中，林语堂通过增加文内注释，用“刘伯温”来比欧洲的“诺士忒拉戴马”，这样虽然中国读者不认识“诺士忒拉戴马”，但是熟知“刘伯温”，就可以明白“诺士忒拉戴马”在欧洲的地位如同中国的“刘伯温”一样，能够帮助读者理解文章。

（三）非必要信息模糊处理

例3：The confiscation by General Wavell of China's Lend-Lease supplies arriving in India…（Yutang，1943）

……是租贷案运到缅印的中国物品，遭人扣留……（林语堂，2017）

例4：Confucius was one; Ts'in Shih-huang， who built the Great Wall， was another.（Yutang，1943）

孔子便是一例，嬴政也是一例。（林語堂，2017）

在例3中，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原文中的“General Wavell”在译文中仅用“人”一笔带过，在这里林语堂也是考虑到此类信息对中国读者来说是不重要的信息，因此对信息进行弱化；例4中，原文中的“Ts'in Shih-huang”后用从句来补充“秦始皇”的功绩，对于外国读者来说这样处理利于通过“建造长城”这一壮举来了解“秦始皇”，但对中国读者来说是多余信息，因此将原文中的从句进行省略。

（四）兼顾“忠实”“通顺”与“美”

例5：On the basis that human chicanery， the play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emotions of jealousy and fear are the same in all ages， Thucydides was quite right in his predictions.（Yutang，1943）

然人情狡黠，妒忌猜疑，强权倾轧，舞弄是非，古今无别，正如修氏所假定。（林语堂，2017）

例6：What we need above all is a theory of the rhythm of life and of the unity and interrelatedness of all things.（Yutang，1943）

我们所最需要的，就是阴阳消长，祸福倚伏，万物齐一，复归本原的哲理。（林语堂，2017）

例5、例6的相同点是原文为并列结构并且都是“of”结构的短语，自译本中林语堂都处理成了四字结构。首先，林语堂基本忠实于原文。从结构上来看，并列的“of”短语和译文的四字词语形式一一对应，从内容上译文十分巧妙地再现了原文的意义；其次，译文的四字结构符合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阅读习惯，意义通顺，读起来朗朗上口、气势磅礴，对读者的感官造成强烈的冲击，使译文更富美感。

林语堂的这种处理方法也是充分考虑到了汉语文章的特点和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例6中，林语堂引用了老子的话反映道家的哲学思想，可以引起读者强烈的认同感，增强译文的权威性（王显辉，2014），这也是林语堂从小积累的文化资本的再现。

综上所述，本文从社会翻译学的场域、资本、惯习概念入手，分析林语堂自译《啼笑皆非》背后的成因。林语堂的自译活动实际就是其通过长期翻译实践而逐渐在内化的翻译惯习影响下，按照相应的场域规范，凭借多年积累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进行的一次特殊的翻译活动。林语堂《啼笑皆非》自译本充分考虑译语读者，具体体现在：林语堂在自译本中增添副标题向读者阐明章节主旨，对于原文的必要信息和非必要信息通过注释、省译等方法得以再现或弱化，此外，考虑到译语读者的喜好与中文的特点，林语堂在其自译本中兼顾“忠实”“通顺”与“美”，因此可以说林语堂的自译活动是一次极具挑战但是非常成功的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

[1]Yutang，L.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New York： John Day Company，1943.

[2]陈荣东.一篇不该忽视的译论——从《论翻译》一文看林语堂的翻译思想[J].中国翻译，1997，（04）：27-31.

[3]江治刚，湛雅洁.社会翻译学视角下的中国翻译史[J]. 民族翻译，2021，（04）：88-96.

[4]林太乙.林语堂传·我心中的父亲[D].陕西师范大学，2002.

[5]林语堂.啼笑皆非[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

[6]刘晓峰，马会娟.社会翻译学主要关键词及其关系诠释[M].上海翻译，2016，（05）：55-61.

[7]王显辉.浅析林语堂自译本《啼笑皆非》[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3（02），96-99.

[8]王悦晨.从社会学角度看翻译现象：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关键词解读[J].中国翻译，2011，32（01）：5-13+93.

[9]张洁，刘华.文化生产场域理论下林语堂文学译介模式解读[J].当代文坛，2018，（02）：130-134.

[10]张经浩，陈可培.名家·名论·名译[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1]郑玮.布迪厄社会学视角下的林语堂翻译惯习研究[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8），（12）：131-134+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