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家庭与文学转型期的知识女性命运
——以湖南衡山陈氏家族陈撷芬、陈衡哲两姐妹为中心*

刘 钊,李 坤

(1.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2.长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陈撷芬和陈衡哲分别是清末、民初两个时代的历史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妇女运动史上均有显耀的地位。1899年,陈撷芬在上海创办《女报》(后更名为《女学报》),是近代中国新闻学史上的第一位独立办报的女报人。1914年,陈衡哲作为第一批清华学堂公派女留学生赴美留学,获得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教,是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她们是中国新旧制度更迭的大时代的亲历者,是先行觉醒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知识女性的代表。她们以笔为旗,表达平等、自由、独立的思想追求,在近现代文学史上也占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然而,由于近现代文学长久被“新文学”与“旧文学”所隔离,清末至五四的女性创作这道“隐蔽的风景”尚未被全面揭开,也就很少有人把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女性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近年,陈范、陈衡哲研究的新成果问世,又有被学界所忽视的陈撷芬生平史料的新发现,使这两位同族堂亲姐妹的关系呈现出来。在变动的近代社会与跌宕的家族命运背景下,综合考量二人的生命际遇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纵向考察清末民初知识女性的思想嬗变,亦可辩证地认识近现代文学新旧交融格局的形成。

一、末世名门望族的两位新女性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同时进入了中国式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道路。甲午战争的挫败使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民族国家意识觉醒,戊戌变法惨遭镇压,进一步激化了清政府与知识阶层的矛盾。1903年,近代史上著名的“苏报案”发生,章太炎等人被捕入狱,邹容英勇就义,宣传反清革命的《苏报》被查封,苏报馆老板陈范带着自己的女眷逃往日本,其中包括他的长女陈撷芬。1917年,留美女学生陈衡哲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白话小说《一日》,被称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女作家。陈衡哲为陈范的侄女、陈撷芬的堂妹。

陈氏家族的历史可追溯到汉代,原在北方,南宋绍定元年(1228)迁至湖南衡山(今衡东县霞流镇),此后世居于衡山。陈衡哲的名字便是对于祖上衡山的纪念。陈氏两姐妹的曾祖父陈伟(?—1865)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选任江苏金山县(今属上海市金山区)知县,祖父陈钟英(1825—1881)在江苏、浙江各地任职长达20余年,与妻子赵氏有三子六女,[1]338长子陈鼎(1)陈鼎(1854—1904),字刚侯,号伯商。生于杭州。光绪二年(1876)中举,光绪六年(1880)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五年(1889)恩科任浙江乡试副主考官,汪康年等皆出其门下。戊戌政变,罹党狱。大赦后,卒。著有《黝曜室诗存》《怀庭府君年谱》《校邠庐抗议别论》等。、次子陈范(2)陈范(1860—1913)本名鼐,后改名彝范,再改为范,字叔柔,号梦坡、蜕翁、蜕庵等,晚年更名蜕。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府安吉县衙署。光绪十五年(1889)秋考中举人,十六年(1890)通过捐纳,补江西铅山县知县缺。因“苏报案”,流亡日本。辛亥革命后,先后主持上海《太平洋报》、北京《民主报》笔政。能诗,曾加入南社。有《蜕翁诗词刊存》等行世。和三子陈韬(3)陈韬(1869—1937),生于杭州,字季略,号玉蠕,国学生。先后在成都入成绵道沈秉望幕,继入四川总督锡良、赵尔丰幕,后又任乐至、郸县、奉节等县知县,数年后复返成都,供职于财政公所。1912年由成都至江苏常熟,第二年任六合县税官,不久至苏州居住。1917 年起寓居北京。,均曾在北京、江西、四川等地做官。咸丰二年(1852),祖母在江苏武进(今常州)主持建筑了陈氏大宅,由此,陈家成为远近闻名的名门望族,其家族四世系图如图1所示:

图1 陈氏家族四世系图

陈衡哲在早年生活自述中写道:“一百多年以来,我们家族在扬子江上来往宦游,早就习惯了各处的奇人异事。这就是中国的‘国际主义’,它同世界上的大国际主义没有什么大区别,而后者在我多年后留学异国时将对我产生莫大的吸引力。”[2]25所谓“我们家族”不仅指陈氏父系家族,还有祖母的赵氏家族,以及与陈家子女联姻的李、袁、张、周、沈、庄等诸多家族。他们以衡山陈氏家族为中心,在清朝末年俨然形成了一个官宦世家的网络群体。然而,翰林陈鼎尽职尽责地完成朝廷的任务却受变法牵连而入狱。陈范在江西做官被罢黜后转向经营《苏报》,点燃反清革命舆论却导致家破人亡,后在穷困潦倒中死去。陈韬在清政府垮台后便赋闲家中。陈氏三兄弟的生命际遇说明陈氏家族是典型的书香门第,靠传统的科举制度走上仕途。他们既不适合混迹政界,也不具备圆滑投机的经商手段,家族成员在本性上是睿智的、坦诚的和倔强的,这在陈撷芬、陈衡哲两姐妹身上亦有体现。

陈鼎兄弟三人在清政府摇摇欲坠时遭遇多舛的命运,“生不逢时”,陈撷芬姐妹们却“恰逢其时”。她们不仅遗传了家族的聪慧基因,还赶上了男女平权的启蒙时代,女子教育得到重视,“那时候知书达礼又家道中等的人家常设有家塾,由一位读书人当先生,全家的孩子当学生。有时候亲戚家的孩子也会被送去‘伴读’,但一般说来,学生人数较少,大概两到十二个吧。”[2]31祖母赵氏具有远见卓识,要求每个出生于陈家或嫁入陈家的女子,都要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或多或少的造诣,陈衡哲的母亲庄矅孚(4)庄曜孚(1870—1938),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曾从师袁毓卿学画。光绪三十一年(1905),丈夫陈季略到四川乐至县任知县,随夫填任,创办女学。中华民国成立前夕回到常州,任武进女子师范学校图画教师。后寓居北京。一生作画数千件,对菊写生36种,堪称精品。就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中国画女画家。这样的家族文化使陈撷芬、陈衡哲这辈的女孩子幸运地走在时代前列。

陈撷芬(1883—1923),笔名楚南女子,出生于江苏常州,是独立创办《女报》并最早参与反清革命的女报人。[3]618-6191899年,陈撷芬自办《女报》,后称因稿源不足停办。包天笑曾记载陈撷芬在苏报馆时的状况:“有时他(指陈范,笔者注)的女公子也来报馆,在这写字台打横而坐。她是一位女诗家,在报上编些诗词小品之类。”[4]1821901年,陈撷芬在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发表《戊戌政变感赋》等诗三首,赢得声名。1902年,陈范参加了蔡元培等人创办的爱国组织中国教育会。教育会下设爱国女学,“初办时,学生很少;爱国学社成立后,社员家中的妇女,均进爱国女学,学生骤增。”[5]196陈撷芬是爱国女学最早的学生。同年5月8日(光绪二十八年四月朔日),《女报》复刊,随《苏报》附送。1903年2月更名为《女学报》,出版3期后,“苏报案”发,第4期在横滨发行后被迫停刊。陈撷芬为《女报》撰稿,宣传女权和革命,得到赞誉:“唤起同胞一半人,女雄先出唱维新。要修阴教强黄种,休把平权笑白尽。”[6]164

在日本,陈撷芬参加了反清秘密会党三合会,1904年4月,她与秋瑾相识,9月,与秋瑾、林宗素重组共爱会,并将其改名为“实行共爱会”,被推任为会长;还发起组织女留学生开展推翻清王朝的演说活动,任女子雄辩会会长。陈撷芬乐善好施,自己“虽赤贫,能力作而未尝辍所学。得间且反(返)国,携女同志多人东渡求学。意在多一人受教育,即为人群增一分幸福也”。[7]1910年,陈撷芬与留日学生杨希仲(5)杨希仲(1882—1924),原名杨培贤,生于重庆江北区。宣统二年(1910),杨希仲由日本转赴美国留学深造商科。1913年,他开始筹办银行。1915年,成立重庆第一家商业银行——聚兴诚银行,任总经理。1924年,杨希仲三兄弟在经营上发生严重分歧,加之连年内战,导致聚兴诚经营困难。1924年去世,死亡原因有食物中毒和服毒自杀两种说法。结婚,并陪同丈夫赴美国留学。1912年春天回国,秋天随丈夫赴重庆生活,任杨氏家族依仁学校的校长,并亲自讲授外语。学校“特别开办商业班,专门为聚兴诚银行培训经营管理人才”[8]227,她广收杨氏子弟、姻娅后生及邻里童稚入学,“由壮及老,言及希仲夫妇,犹多怀念不已”[9]454。

陈衡哲(1890—1976)也出生在常州,从小就被发现比家里的其他孩子聪明。1904年底,在舅父庄蕴宽(6)庄蕴宽(1867—1932),字思缄,号抱闳,晚年号无碍居士,江苏武进人。清末民初政治人物、书画家,能诗擅联。光绪间历任浔阳书院主讲、百色厅同知、梧州府知府等职,并在两广地区创办了许多学校。辛亥革命后,曾出任江苏都督,后上京任审计院院长达12年之久,还是故宫博物院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建议下,陈衡哲离家赴上海求学,想通过蔡元培去爱国女校读书。当时,蔡元培已离开上海,陈范因“苏报案”被清、日两国通缉。1905年农历新年的前两天,陈衡哲在上海独居客栈等候爱国女学开学,偶遇从香港返沪的陈范。“至于三伯,虽然他常常住在上海,我不常看到他,因为他那时候正积极参加革命地下工作,和警察捉迷藏,所以我不容易见到他。”[2]101陈范认为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独自住在客栈不安全,便把她送到一位湖南亲戚家过年,使她阴差阳错地去了张竹君办的中西女子医学校。

1915年,陈衡哲向留美学生群体办的《留美学生季报》投了一篇人物传记《来因女士小传》,被“季报”这一期的编辑任鸿隽(7)任鸿隽 (1886—1961),字叔永。四川巴县人。晚清末科秀才。早年就学于中国公学,后留学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处总务长,后往天津主持《民意报》,旋又赴美攻读理化等科。1915年与赵元任等人创组中国科学社,任社长,出版《科学》杂志。1918 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并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四川大学校长等职。1949年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市科协副主席。著有《科学概论》。发现了她的文学天赋。任鸿隽是科学社创始人之一。1916年9月,任鸿隽邀请陈衡哲赴马萨诸塞州参加科学社组织召开的大会,她是参会人员中唯一的女留学生,在此与胡适相识。胡适留学于康奈尔大学专攻哲学,当时正热衷于提倡白话作诗,遭到任鸿隽、杨铨、胡先骕等留学生的反驳。陈衡哲没有参与他们关于白话文创作的论争,却创作了《一日》,“给予这个孤独的斗士以道义上的支持”[2]52。胡适后来带她走进《新青年》文学阵营。

二、转型期女性写作的新旧文体观

清末民初激荡的社会生活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异彩纷呈,它不仅在思想上具有强烈的冲击力,也带来文学形式的巨大变革。在社会、家庭及文学裂变、转型的历史关节点上,有书香传承的陈氏家族成员进入历史。且不讲陈鼎、陈范这一辈的成绩,陈撷芬、陈衡哲两姐妹天赋不分伯仲,分别代表了清末和五四新旧两个时代女性创作的起承转合。

陈撷芬创办的《女报》(《女学报》)设有论说、演说、尺素、女界近史、译件、专件、谐铎、杂俎等栏目,其中大部分文章出自陈撷芬之手笔,以《独立篇》《姑媳要平等》《尽力》《世界十女杰演义:西方美人》等篇为代表,涉及多种文体,语言上半文半白,浅显易懂,以实现当时启蒙妇女、宣传平等的目的。她拒绝将妇女解放问题寄托于男子身上,希望女子能尽二万万女子应尽之义务,从男子的“维持与干预”中跳脱出来,真正实现独立。[10]1-4她认识到妇女解放不仅要争取女子从男子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还要避免嫡庶有别、妾不如妻等传统家庭中的等级观念所导致的女子之间的相互摧残。她提倡西方家庭的相处方式,主张子女与父母分居,避免过分紧密带来的憎嫌,提倡妇女间的平等。[11]11-16她看到了女子缠足、不讲体育的弊端,认为“龋齿折腰以为媚,婑媠萎靡以取怜”是对女子健康的戕害。她反对以男子审美为女子美的标准,推崇健康的女性美,“体育既废,德育与智育亦随之矣”[12]1-4,指出体育的重要地位。

在日本,陈撷芬进入教会学校横滨英和学院学习,从1905年至1919年间未见有作品发表,就此销声匿迹,直到1920年底,上海《时报》附张《妇女周刊》上开始连载她著译的科学小说《人兽接脑记》。(8)关于这篇小说的发表情况和详细分析,参见刘钊、任春雨的论文《近代报纸“附张”的时代价值——基于〈时报〉与陈撷芬著译小说〈人兽接脑记〉的一次媒介考察》,《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此时五四白话文运动已兴起,该作仍然采用半文半白的语言,或者是旧作,或者是作者执着于旧体文学观。1923年4月至9月,她在《大世界》的“鸿雪世界”等栏目中,陆续发表了十一篇短文、两首古体诗、两首词和一篇小说,短文集为《听雨仙馆漫录》,词集为《玉楼词》,可见她对自己的创作有长远打算。(9)据张默君《哀吾友陈撷芬君》一文透露,陈撷芬有遗作译著数种,包括《学校管理法》《家庭与学校》《图书馆指南》各一卷,《景玉楼感遇记》一卷,均尚待集刊。这些作品的主题大多为赏戏之作,赞誉金小楼等艺人,反映了她去世前的生活状态。极短的小说《他为什么堕落的》标“警示短篇”,与陈衡哲最早的白话作品《一日》有相似之处。小说以第三人称、片断式的情节叙述,描绘了女子钱颐贞的几个生活场景。她晨起读书,在学校的讲坛上大讲恋爱自由,与男友浪漫地约会,最后却悲戚地离了婚。小说末尾,陈撷芬评语道,当时社会中这样的现象不在少数,质疑“他为什么堕落的”?小说语言通俗,结构简单,采取了古代小说文末“评语”方式,以自己的“实名”加以评论,不免让人联想到她个人的婚姻经历。这篇小说发表仅1个多月后,即1923年7月30日她便去世,年仅41岁。

陈撷芬退出历史舞台呼应着陈衡哲那一代五四女性的登场。早年父亲在北京时,陈衡哲就用文白混杂的文字给父亲写信,得到母亲的鼓励。“很多年后,大伯的女儿告诉我,当我的第一封信寄到北京时,父亲和大伯觉得我信的特别的文体和新颖的处理很有趣。所以我虽然胆敢违背信件文体的常规,父亲也鼓励我多写信,说我的信很有创意。”[2]521917年6月,在“小说创作方面则相当寂寞”[13]53的时候,陈衡哲以莎菲为笔名发表了《一日》。它被收入陈衡哲的第一部作品集《小雨点》中,胡适为其作序:

当我们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一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的最早的作品。《小雨点》也是《新青年》时期最早的创作的一篇。民国六年以后,莎菲也做了不少的白话诗。我们试回想那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状况,试想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是何时发表的,试想当日有意做白话文学的人怎样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了。[14]6-7

1918年至1920年,陈衡哲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诗歌《人家说我发了痴》《鸟》、剧本《老夫妻》、小说《波儿》《巫峡里的一个女子》等作品,遵循了新文学的“四大体裁”原则。从留学期间的创作到《新青年》上发表的作品,印证了她走向新文学的历程。她的古体诗曾得到任鸿隽、胡适等人的赞誉,但她放弃了旧体诗转向了现代白话诗创作。“当她一九一八年九月在《新青年》杂志开始发表新诗的时候,尚无女性对新诗问津,冰心发表《繁星》则远是两年以后的事了;即使男性写新诗的也寥寥无几,而且陈衡哲的第一首新诗距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发表的第一批新诗,时间仅半年多。”[15]13《鸟》一诗以风雨中飞翔的鸟和困在笼子里的鸟作对比,表现出享受自由的快乐,已经较为成熟,使她在新文学史上取得独特的地位。20世纪20年代以后,她为胡适等人创办的《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撰文,摒弃了早期《运河与扬子江》《老柏与野蔷薇》《西风》《小雨点》等作品所擅长的童话、寓言等艺术手法,专以杂文文体表现对社会问题和时事政治的关注,这以1936年3月至5月间《独立评论》上连载的长篇通讯《川行琐记》为人瞩目。她以犀利的语言抨击四川地方政治的腐败和妇女地位的卑微,显示了她作为学者和妇女运动推动者的理性思考。

文体不是孤立的形式,而是传达创作主体思想情感的载体。尽管陈撷芬、陈衡哲分别属于辛亥革命和五四时期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但她们在各自的创作中都体现了赋有时代性的文体创造。20世纪初年,陈撷芬那一代知识女性办刊办报,其目的是宣传平等、启蒙女界。通俗易懂的演讲词便是以文字记录在报刊中的“声音”叙述;中外人物传记中女豪杰、女英雄、女军人形象成为掮起民族国家大任的女国民榜样,酝酿着现代女性小说的发生;旅外游记展开了女子看世界的图景;时评、政论文则成为知识女性口诛笔伐专制统治和迂腐文化的武器,即便是传统的诗词歌赋也打上兴女学、求平等的现代生活印记。可以说,陈撷芬、胡彬夏、秋瑾、徐自华、吴芝瑛、吕韵清、吕碧城等这一代人的创作,体现了民主、科学、平等的现代思想,在形式上既有写作传统的传承,又有出于启蒙女界的功利性文体创造。

陈衡哲仅比陈撷芬小7岁,却因为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机遇成为与“旧文学”决裂的文化转型人物。现在可见陈衡哲最早的文章是刊载在1908年1月24日《上海报》上的《论竞争与倾轧之别》一文,(10)该信息见黄湘金的《陈衡哲早年史迹考索》一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5期),并有全文附录。李火秀在《过渡时代的“造桥”者——陈衡哲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页)也简要评介了此文,但笔者尚未见原文。1912年,她在《东方杂志》上还发表过一篇译文《改历法议》,但她本人却说,“我生平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1916年的《中国学生季刊》上,那时候我已经是美国瓦特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了”[2]51。《留美学生季报》误为《中国学生季刊》可以理解,但在该刊1915年春季第二号和秋季第三号上发表的两篇署名文章《致某女士书》《来因女士小传》也“忘记”了,便值得思忖。1916年,她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的是《记藩萨女子大学》一文,1917年则是被胡适高度评价的“记实小说”《一日》。她将自己创作的起点定为《记藩萨女子大学》,大概是遵从新文学的“标准”的。

在“个人的发现”的五四文学时代,她的《来因女士小传》虽然不是标志性的“第一人称叙述”,但对所记述的美国独立女性表示出由衷的敬佩之意。阿英曾赞扬陈衡哲与其他女作家的不同,她“能以跳出‘自序传’式的描写的圈外,很客观的,而且态度积极的描写了一切,以及创作关于人生问题的小说”[16]325。在《新青年》创作时期,陈衡哲总结出清末中国社会的症结在于“愚”“弱”“穷”,这种反思与其留美期间所受到的科学救国思想影响密不可分。作为一位独立的知识女性,她必然遇到家庭与事业、为妻与为母等现实问题的困扰,她的《洛绮思的问题》《一支扣针的故事》等小说指出了知识女性在家庭与事业之间的两难选择。但是,她推崇女国民思想而非贤妻良母主义,(11)陈衡哲与胡彬夏曾一同留学美国,在家庭观念、女性独立等方面观念一致。胡彬夏早于陈衡哲毕业回国。1916年,她兼任《妇女杂志》主编,发表过主张新女子、新思想的文章,体现了女国民思想。见刘钊:《“国民文学”的性别内涵及文学史价值——以近代中国女留学生的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5期。这恰恰说明她承袭了陈撷芬那一代女性写作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三、“娜拉走后怎样?”

1919年,鲁迅在女师大发表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给出娜拉两条出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7]29,使“娜拉出走”成为五四时期炙手可热的一场关于妇女出路的讨论。1958年,郭沫若撰文指出秋瑾所走的路正是“娜拉的答案”:“求得应分的学识与技能以谋生活的独立,在社会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在社会的总解放中担负妇女应负的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牺牲。”[18]320世纪上半叶,众多知识女性因为反抗包办婚姻、追求自由而离家出走,投奔革命。她们虽然没有像秋瑾一样牺牲在清政府的屠刀之下,为争取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献出生命者也不在少数,证明了娜拉的“出路”不仅有两条。陈撷芬和陈衡哲也都有“出走”的经历,但她们的人生不仅异于秋瑾,彼此之间也截然不同。

陈撷芬与秋瑾都是在1902—1903年间开始接受女权思想的,陈撷芬留日之前就办《女报》、参加爱国女学、学习暗杀和制作炸药等革命手段,这些活动都早于秋瑾。在日本,她们共同组织“实行共爱会”,陈撷芬任会长,地位也高于秋瑾。然而,陈撷芬因婚姻不幸,郁郁寡欢而亡,被认为是“蜕变”的女权革命者,最终被历史所淡忘。事实上,陈撷芬始终热衷于宣传和实践女权,积极参与女权革命。1911年底,得到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她便偕丈夫动身回国。1912年春到上海后,她参加了张默君等人的女权革命组织神州妇女协济社。重庆的女权革命氛围远不及上海浓郁,她不幸的婚姻生活迫使她离家出走,(12)从张默君《哀吾友陈撷芬君》一文所悉,陈撷芬的灵柩厝北四川路蜀商公所,基本可断定陈撷芬是出走而非离婚。导致她与丈夫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竟然是“复以无出,不见谅于戚长”[7]。因其不能生育,杨氏家族不能容纳她,丈夫执意纳妾,她又未能劝止,内心伤痛,患上脑疾。(13)在《杨氏家族谱系表》中,杨希仲名下有一子,名为锡融,后来也留学美国,证明杨希仲纳妾属实。 见时广东:《1905—1935:中国近代区域银行发展史研究——以聚兴诚银行、四川美丰银行为例》,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1923年春天,陈撷芬离开杨氏家族,到达上海,然而,7月便亡命于此,原因竟是脖后最初生一小脓包。离世前,她最大的困惑和悲愤的质问恰如那短篇小说的题目:“他为什么堕落的”?令人唏嘘的是,陈撷芬的“家庭革命”并非源于丈夫不学无术,或自己的社会理想无以实现,而是吸食鸦片和纳妾这样的“堕落”行为。在小说中,她并没有明说“堕落”指的是什么,读者只能猜想为夫妻感情破裂,根本想不到家族的传宗接代观念与女性独立精神之间的强烈冲突竟然发生在陈撷芬这位最早的女权革命者身上,她只能与女主人公一样无奈地“出走”了。她的这篇小说早于鲁迅的《伤逝》,说明五四后的男女青年不仅面临彼此的爱情危机,还依然陷落于个人与传统之间的矛盾漩涡之中。

陈撷芬的丈夫杨希仲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是近代金融史上较有名气的金融学家,创立了四川第一家私人商业银行。杨家当时为重庆首富,然而,兄弟间的矛盾纷争日益加重,致使杨希仲颓废神伤。传言他服毒自杀的原因是,1924年 11月,留美同学、上海银行创办人陈光甫路过武汉与之会晤,听说他吸食鸦片和已纳妾,言词中颇含责备之意,力劝其切勿消沉。杨希仲席间抑制不住内心的羞愤,竟用力将手中的酒杯握破。不数日,杨希仲即自杀。此事是否属实尚有待考证,但至少说明陈腐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留美学生中是遭到唾弃的。在豪富的商贾世家,因袭的传统文化势力异常强大,女人不育不仅关乎传宗接代,还是家族瓜分政治权力和经济势力的砝码。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撷芬的婚姻悲剧不仅来自她所希求的二者挚诚情感的淡薄,更是遭到转型期大家族传统文化观念痼疾的迫害。她一贯生活俭朴,认为享用夫家的财富是耻辱,靠办学执教获得自己的独立。然而,她从教的学校是杨氏家族所创,她本人与笔下的女主人公钱颐贞一样,离开夫家便也失去了原来的教职,这使之沦入极为尴尬的生存境地。

陈撷芬的性格不擅交际,落落寡合,这与秋瑾的刚烈和陈衡哲的执拗均为不同。据说,在日本留学期间,陈范曾想将其嫁于富豪做妾,是秋瑾等留日女学生劝阻了陈范。陈撷芬性格温顺,遵从父亲的安排,与其成长环境有关。旧官僚陈范两度丧妻,“苏报案”使其家产被没收,当时尚有两位待字闺中的女儿要养活,小妾因生活难以为继而另谋生路。陈撷芬幼年丧母,一直跟随父亲,在颠沛流离中自然更理解父亲及家庭的窘境。她离家出走完全出于被动,那时父亲已经去世,上海只有妹妹陈信芳皈依基督教,在徐家汇修道院里生活。鲁迅在提出娜拉的两条路后,于1925年创作《伤逝》,是对娜拉出走的进一步思考。子君的爱情破灭后,她没有堕落而是回到了父亲的家——曾经她为追求爱情所逃离的专制统治的牢笼,但鲁迅终究还是不甘心让曾经的反封建斗士投降,便使之莫名其妙地死去。陈撷芬比子君更悲惨,她没有一条回去的路,最终成为父权制的牺牲品。

陈衡哲的成长历程与陈撷芬完全不同。陈韬在13岁时父母双亡,家族势力已经衰弱。在陈衡哲的眼里,父亲的才华不及两位伯父且脾气暴躁,父亲的坏脾气没把亲戚朋友都赶跑完全得益于母亲的涵养和维护。陈衡哲母亲的才华与能力使她的父母之间形成了女强男弱的关系。“母亲和其他还健在或去世了的女亲戚的榜样让我很早就感觉到女人如果目不识丁或者气质庸俗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虽然我长大后看见的全中国的总体社会状况完全毁灭了我早年的这种想法。”[2]31陈韬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发现陈衡哲聪慧便为她单独授课,并且是先学较难的《尔雅》,之后便是地名及中国历代君主的称号和统治年代等地理、历史知识。“我并没有抱怨,因为我为我两个姐妹只念普通女孩子的课本而我却在攻读成为大学问家的事实感到受宠若惊。”[2]33在后辈的回忆中,陈衡哲的脾气也不是很好,也许倔强的性格遗传于父亲却也成就了她的一生。

“娜拉出走”的话题跨越了时空和性别,是因为“在家族制度下,父于子、夫于妇具有相似的权力地位。作为相互交叉的两个群体,青年和女性同属家族专制和父权主宰下的弱者,他们在新文化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下,为反抗礼教、争得做‘人’(个人)的权利组成利益共同体,共同向家族主义和父权制度挑战”。[19]210在清末至五四的社会转型时期,旧制度分崩离析,新的伦理文化秩序在艰难地建立,娜拉出走的意义因此不是妻子是否依附于丈夫的简单命题,是以“家”为原点的革故鼎新的文化符号。五四时期的陈衡哲具有青年和女性双重身份,作为女性,她7岁抵抗缠足,18岁抗拒父亲为她定下的婚约,她的这些行为与清末至五四妇女解放的进程是一致的,天足成为她后来出国看世界的前提条件。她曾信奉不婚主义,却被任鸿隽的三万里求婚所打动,“当叔永在美国对我提起结婚的事的时候,他曾告诉我,他对于我们的结婚有两个大愿望。其一是因为他对于旧家庭实在不满意,所以愿自己组织一个小家庭,俾他的种种梦想可以实现。其二是因为他深信我尚有一点文学的天才,欲为我预备一个清净安闲的小家庭,俾得我耑心一意的去发达我的天才。”[20]99在五四青年文化“弑父”的年代,以自由恋爱、两情相悦为前提组成的现代小家庭自然是青年个体生存最理想的状态,任鸿隽的结婚理由打动了陈衡哲,因为她对大家族的弊端深恶痛绝。她曾描述过20世纪前期陈氏家族的状况,两个伯父,一个在北京翰林院当翰林,另外一个在江西当官。因此,在祖母造的房子里,“我也就不曾亲眼目睹中国大家庭中婆婆像皇太后那样统治她结了婚的各房儿子家庭的复杂情况。但是,母亲的日子并不那么轻松简单,因为我的某个伯父有时候会带着一两个小妾回来探亲。这些小妾因为太太不在,就摆起了太太的架子,正是要母亲像对待嫂子那样敬重她们。”[2]22家族中的等级制度是扼杀人性的根本,纳妾不仅是两性间的尊卑秩序问题,也造成了妇女之间的阶级层次。早在陈撷芬那一代知识女性就已经认识到,平等不只是男女平等,还是人与人的平等,包括同一性别之间的人与人的平等。

陈衡哲倔强的性格得到来自家族长辈和丈夫的呵护甚至“纵容”。在三舅庄蕴宽的提议下,她从13岁就开始离家在外求学。庄蕴宽曾亲自为陈衡哲讲授国学,还将女子的人生概括为“安命”“怨命”和“造命”三种形态,教诲陈衡哲做“造命”之人。陈衡哲写作《川行琐记》引起风波时,任鸿隽对她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2]231她清楚地知道自己,“靠了这个道德上的大支持,我才能在儿女及家务繁琐任务之外,对于自己的使命,仍旧尽得一点责任。这支持使我努力,使我向上,使我能尽量的去发展我的能力与抱负。”[2]231来自大家族和小家庭的这些关爱,使陈衡哲的才华充分展露,倔强的个性得到张扬,又实现了女性在家庭与事业间的平衡。因此,相较于陈撷芬,陈衡哲的“出走”不是在家族传统的重压下对个人不幸命运的抗争,而是具有自由精神的个体生命对父权制文化的挑战和出离。

四、结论

陈撷芬和陈衡哲两姐妹是清末至五四文学女性觉醒的两位典型代表。她们同出一族,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有利于走出清末和五四二元对立的模式,在社会、家庭与个人交叉的时空方位上探究她们的思想、创作及个人命运的统一性和差异性,揭示转型期的复杂性。

在文学创作的主题上,陈撷芬着力表现女权思想,在辛亥革命时期发挥了文学的政治功能。陈衡哲的文学创作承袭了对于民族国家的这种责任担当,同时,在民国政府建立的社会新环境下,她开启了五四一代知识女性对于人格独立的新认知,彰显出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追求。她们的创作形式新旧俱在,体现了各自的时代特征,相互间又呈现出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从文体观念上讲,陈衡哲自觉地遵守五四“四大体裁”的分类标准,陈撷芬则是顺其自然的文体态度,但从创作实绩上看,清末至五四时期的文学新旧并存,并非决然对立。此外,家族历史和两人关系呈现了她们的精神历程。她们虽然出自同一家族,但各自的性格与家庭成长环境差异很大,婚姻状况对女性命运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

陈衡哲从未提及自己与陈撷芬的关系,推断主要原因为:动荡的社会政治生活使陈鼎、陈范两位伯父在政治上严重受挫,她的自传采用“非写实”的手法,有效地回避了敏感的政治问题。她的这部自传出版两年后,即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国民政府令》表彰陈范的革命功绩。假如这份历史性结论“不迟到”,陈衡哲的表述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陈衡哲对于陈撷芬的感情是复杂的。陈撷芬是早期女权革命的参与者,但陈衡哲对于“女子敢死队”这种革命的态度有所保留,坦言“她们中的一些人也要我加入,说这是表达我爱国心的最好方式,但我拒绝了”[2]4-5;她也不赞同陈撷芬的婚姻观,坚持“宁愿嫁给贫穷的读书人也不嫁有钱的商人”[2]23的观点。可见,如同她有意疏离旧文学阵营,追求新文学一样,陈衡哲有意识地与自己家族中的一些人物保持着距离,对于庄蕴宽这样无争议的历史人物,则态度极为明朗。她说:“我的早年生活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标本,它揭示了危流之争中一个生命的痛楚和欢愉。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本书不记载客厅生活的高雅艺术或花前月下的浪漫柔情。在与险恶的环境进行殊死较量时,生命无法顾及装饰,它唯一专注的只能是它自身的未来和命运。”[2]4这是对那个新旧交织的复杂时代的慨叹,关乎一个家族及其家族内部每个人的命运,这也是陈衡哲的文学观和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