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江苏师范大学 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0 引言

十九大以来，我国提出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由高增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加快企业发展向集约化转型，推进传统产业向高新科技产业转型，完善新兴产业链，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物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快速提升，成为畅通我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环节，其发展质量不仅影响着我国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也是我国建设“物流强国”的重要标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数字经济建设，加快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推动经济朝高质量方向发展。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和广泛普及，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发展质量改善的新动能[1]。基于以上背景，本文深入研究数字经济与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为各地指导数字经济服务物流业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1 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数字经济方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从两大方面概括数字经济内涵：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该定义全面涵盖了数字经济的基础要素、技术属性、发展载体等，被学者们广泛使用等[2-3]。王如意[4]使用德尔菲法和嫡权法的结合，计算得出浙江省的各个县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指数。刘军等[5]建立了包括信息化、互联网和数字贸易三个维度来刻画中国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第二是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赖靓荣等[6]认为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李娟等[7]从物流效率的角度来衡量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罗瑞等[8]将物流业发展质量定义为创新安全、结构优化等多个维度的统一。梁育民等[9]基于物流业提质增效、智慧化、绿色化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计算权重，从而得出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第三是数字经济对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方面。何黎明[10]发现物流产业数字化能有效推动物流业发展质量提升。张伟达[11]通过实证检验证明：市场化程度越高，数字经济越能推动物流业的高质量发展。罗瑞等[12]发现数字经济能促进技术创新，从而驱动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综合现有学者研究可以发现，目前学界对于数字经济和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尚未确定，学者对于数字经济和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刻画也因不同的内涵理解而各有侧重。此外，现有文献缺乏从多维指标综合测算数字经济和物流业发展质量来研究其驱动作用，并且二者关系的区域异质性问题也鲜有涉及。这为本文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一定思路和博采众长的机会。

2 作用机理及研究假设

2.1 数字经济驱动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2.1.1 数字经济促进物流业运行规模扩张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和普及，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人们对物流业的依赖加大，其为物流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商业机会，此外，跨境电商的发展也可以促进物流行业的国际化发展，从而推进物流业的规模扩张。

2.1.2 数字经济促进物流业结构优化

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物流业，能够提升物流服务的便捷性，塑造智慧物流。同时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形成人们对电商服务的依赖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从而大大提升了物流业在第三产业中的重要性，促进物流业结构优化。

2.1.3 数字经济促进物流业发展效率提升

数字经济赋能物流业可以提高其数字化联动水平，进而催生智慧物流和数字物流。在数字物流时代，物流业融合数字技术，形成物流服务精准化、智能化以及物流信息实时可得，从而实现物流业发展效率的提升。

2.1.4 数字经济促进物流业绿色发展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物流信息的实时跟踪和共享，优化物流路径和配送方案，减少物流运输中的空驶率和低效率，数字技术也可以促进物流企业实现线上销售和服务，减少物流运输中的实体交流和纸质文件，从而降低物流业的碳排放和能耗，促进物流业绿色发展。

综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技术的应用，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从规模扩张、结构优化、效率提升、绿色发展四个方面来驱动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数字经济能驱动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2.2 数字经济驱动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区域异质性

我国版图广阔，在资源、人才等诸多方面，各省份在都存在着较大差异，数字经济与物流业发展水平也同样呈现着显著的区域差异性。

东部城市经济基础雄厚，对于人才、技术的吸引力普遍大于西部地区，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因此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具有先发优势。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规模较低，但在近几年政府扶持、政策倾斜等因素的作用下，其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并朝着规模经济的方向发展。同时，东部地区交通发达，电子商务交易频繁，其为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带来电子商务的蓬勃生长，并提升物流业服务的数字化、精准化程度，从而促进物流业发展质量的提高。而西部地区地广人稀，货运成本较高，难以形成物流业的规模化发展，导致物流业发展质量不高，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物流业可以降低人力资本、提高电商服务水平，从而推动物流业发展质量提升。

综上，由于政策红利、经济基础等原因，我国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物流业发展质量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会导致数字经济促进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不同。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数字经济驱动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区域异质性。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设计

本文建立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式（1）中：WHQDi,t为省份i 在第t 年的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DEIi,t为省份i 在第t 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Xi,t为控制变量集合；μi为省份固定效应，δt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为尽可能稳健，本文采用省份与年份双固定模型进行检验。

3.2 变量测度与说明

3.2.1 被解释变量

“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包含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的概念[13]，其内涵远大于经济发展。因此本文借鉴李敏杰等[14]的思路，从运行规模、结构优化、发展效率、绿色发展四个维度来建立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测算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如表1 所示。

表1 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3.2.2 核心解释变量

考虑到数字经济内涵的多样性，本文基于指标选取的相关性、代表性和可获得性原则，参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相关指标，建立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标体系（见表2），并运用熵权法测算其综合发展指数。

表2 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标体系

3.2.3 控制变量

本文借鉴赵涛等[15]的研究，最终选取交通条件（ROAD）、金融发展（FIN）、城镇化（URBAN）、政府干预（GOV）这四个可能影响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控制变量。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

本文首先对全国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下，采用逐步回归法分析，结果如表3 所示。

表3 全国样本基准回归

第（1）列展示了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观察发现，DEI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0.488 2。其次，在逐步加入交通条件、金融发展、城镇化、政府干预等控制变量后，可以发现第（2）至第（5）列中DEI 的回归系数都大于0 且逐渐减小，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有力证明了数字经济驱动我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显著，本文的假设1 得到验证。

4.2 区域异质性分析

为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不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文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下分别对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区域进行回归估计①，结果如表4 所示。

表4 区域异质性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无论东部还是中部、西部的省份，DEI 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证明了数字经济驱动物流业发展质量提升的作用在东、中、西部都是显著存在的，进一步支持了假设1 的结论。

同时，比较第（1）至第（3）列可以发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数字经济促进物流业高质量发展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东部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最高，达到0.450 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中部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最低，西部省份的回归系数略低于东部，中、西部地区的数字发展水平系数都在5%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东、西部省份受到的数字经济红利要大于中部省份，本文的假设2 得到验证。

4.3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进行替换。本文根据张勋等[16]的研究成果，将原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水平（DEI）替换为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FI）进行了回归分析；将物流业增加值（WGDP）作为各省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替代性指标，分别进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如表5 所示。

表5 替换核心变量检验结果

由表5 可以看出，在替换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证明了前文结论是稳健的。

4.4 考虑内生性问题

为了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杨黄群慧等[17]的研究思路，以1984 年各省份固定电话年末用户数作为数字经济水平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计。但由于该工具变量属于截面数据，不能用于面板数据回归，本文继续参考Nunn 和Qian[18]的思路，将1984 年各省份每百人固定电话数与上年度全国互联网用户数的交互项，作为当年数字经济水平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6 所示。

表6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工具变量的两个阶段显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且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的假设。因此前文结论稳健可靠。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测度了我国30 个省和直辖市2011—2019 年的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实证分析发现：（1）数字经济对我国物流业的高质量发展驱动作用显著，其中金融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物流业高质量发展也是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更换核心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仍然稳健成立。（2）分区域样本下，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分别在1%、5%、5%的水平下显著驱动了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其中东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强；西部地区促进作用稍次于东部；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弱。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各地在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给予数字经济发展充分的“试错空间”。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推进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强数据安全保障，以数字技术赋能物流业，在“试错空间”之内，充分挖掘数字潜能，推动数字技术与物流业深度融合。（2）各地需因地制宜制定各地发展战略。中西部地区应从“留住”和“引进”两个方面入手，加强物流业人才培养和数字物流科技创新，为数字经济推进物流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从而乘着“规模递增”的快车争取实现弯道超车。东部地区应利用好资源禀赋优势，通过集聚效应加快数字技术创新，以数字技术推进物流业降本增效，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红利，领跑全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注：①根据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以及2000 年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本文将我国30 个省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这11 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这8 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这11 个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