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与错位：德龄《清宫二年记》在晚清民国

马勤勤

摘要德龄是近代中国女性写作的一個特殊案例，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文学史框架无法为其英语写作提供合适的位置。《清宫二年记》出版于1911年，1914年前后出现文言、白话两种中译本。白话译本更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阅读习惯，也更流行。原作与译本的罅隙造成了读者的错位，恰好方便德龄自由穿梭于中西之间，借助舞台、报刊等公共空间，全心全意地表演“德龄公主”的形象，建构自己讲述中国故事的权威。《清宫二年记》是德龄毕生文学事业的起点，不仅可以充实有关近代中国女性小说乃至现代文学发生的全景图画，也为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提供了新契机。

近年来，中国近代女性小说创作研究在海内外兴起。这一话题展开的前提和问题意识，是希冀对文学史上女性书写的“空白之页”进行某种补充乃至重新评价。众所周知，中国女性开始写作小说，是晚清才出现的文学现象，古代才女“所专长的是诗、是词、是曲、是弹词，她们对于散文的小说几乎绝对无缘”①。然而，在近代这一中国女性小说创作重要的发生期，有一部特殊的作品被学界长期忽视并遗忘——德龄的英文小说《清宫二年记》（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1911）。

德龄（1886—1944），八旗汉军正白旗人，其父裕庚在晚清先后出使日本、法国。德龄随父在国外生活多年，1903年回国，旋被慈禧召入宫中，任贴身女官。1905年出宫，与美国驻沪领事结婚，后从事写作。1911年，她的处女作《清宫二年记》在上海、纽约、伦敦三地同时出版，记录了其在清宫的两年生活。此书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辜鸿铭兴奋地撰写文章加以推介，盛赞德龄为“新式的满族现代妇女”②。此后不久，在1914年前后，又出现文言译本《清季宫闱秘史》和白话译本《清宫二年记》。读者好评如潮，让德龄坚定了创作的决心，先后出版了包括《御香兰馨记》（OldBuddha，1928）、《御香缥缈录》（Imperial Incense，1933）、《瀛台泣血记》（The Son ofHeaven，1935） 等在内的七部作品，其中大部分在民国时期被译为中文。

如此重要的女作家，在文学史上却长期处于尴尬的位置，因为现有的文学史框架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而德龄的英语写作无法在现有的文学史格局中找到合适的位置来安放。直到近年，随着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兴起，才有部分学者关注到她③。但是，目前研究存在四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其一，关于德龄的生平，尚无全面、细致的考察；其二，研究主要采用中译本，并未关注英文原作；其三，将德龄八部清宫作品混杂在一起进行研究，但事实上，德龄第二部小说《御香兰馨记》出版于1928年，与《清宫二年记》足足相差了17年；其四，《清宫二年记》早在1914年前后就出现了两种中译本，尚未得到应有关注。此外，倘若我们将这十几年的时间差代入彼时中国的历史文化场域，便可发现《清宫二年记》及其译本均诞生于“五四”女作家“浮出历史地表”④之前，当时有能力写小说的女性寥若晨星，更何况使用英文进行创作。如此一来，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本文重返历史现场，钩沉史料，还原德龄一生的传奇经历。随后，将《清宫二年记》与民国时期通行的白话译本进行对读，勘破其中的文本罅隙，呈现由于读者的“错位”，译者对德龄自身文化视角的遮蔽与修正。此外，笔者还将着力呈现该书对德龄一生事业的“原点”意义，展现她如何以此为出发点，自由穿梭于中西读者之间，不断利用报刊、舞台等公共空间，全心全意地“表演”和建构“德龄公主”的身份，强化自己讲述中国故事的权威；进而，在满/汉、男/女、传统/现代、英语写作/中国故事、中国血统/美国身份等多种张力的冲突中，揭示德龄复杂的文化视角与身份认同。

一、德龄：“新式的满族现代妇女”

德龄，又名裕德龄，生于天津⑤，以“德龄公主”（Princess Der Ling） 的名字闻名于世。其父裕庚，字朗西，早年入胜保军营，参与过对太平天国的战争；后又接连跟随安徽巡抚乔松年、两广总督英瀚、台湾巡抚刘铭传等人，复因刘铭传保举，“得开复知府，发湖北”，“汇缘文襄，得振翅直上”。张之洞十分欣赏裕庚的才华，先让他管理沙市汉口的税务工作，“复得道员，以明保送部，转内阁侍读学士”⑥，并于1895年、1899年先后出使日本、法国。德龄之母为裕庚续弦，为一“洋妇”，颇有才华，“凡英法语言文字，及外国音乐技艺皆能之”，史料或称她是“洋父华母”所生，或曰“欧亚合种”，可见为混血无疑⑦。德龄兄妹五人，大哥奎龄为裕庚原配所生，早逝；二哥勋龄为德龄之母带入裕家，系与前夫所生，留法期间就读于圣西陆军士官学校，后为慈禧的御用摄影师；德龄行三，四弟馨龄，五妹容龄，均为“洋母”所生⑧。

关于德龄的生年，目前有多种说法，主要观点有二：其一为1881年，德龄作品的早期重要译者秦瘦鸥即主此说，德龄之妹容龄也有自传，自称“公元1882年生于天津”⑨，似可旁证；其二为1886年，德龄作品的另一重要译者顾秋心采用这一说法。事实上，早在1935年，有人专门考证过德龄的年龄：“她的妹妹龙菱，唐宝潮夫人，是光绪十五年生的”（即1889年），“德龄比她大两岁”⑩。如此看来，1886年的说法当更为准确，而且也与德龄和容龄彼时的自述相吻合。

1895年9月8日，裕庚出使日本，于1898年10月任满回国；次年夏又奉命出使法国，1903年初归国。两次出访时间超过六年，眷属均随行。在此之前，德龄与其妹容龄已经开始在国内接受新式教育。德龄在《童年回忆录》（Kowtow，1929） 中提到，武汉时期，她和妹妹上午学习中国经史，下午到一位美国女传教士那里学习外文，此事引来不少人侧目，甚至惊动了张之洞。尽管《童年回忆录》只能以小说目之，记载或有不确，但据《申报》记载，1895年裕庚出使日本至长崎时，先后面见长崎县知事与美国领事，“二女公子，均操英语相问答”，“应对若流，大有美国风，为中国所不多见”。德龄幼年受中西教育之启蒙，后来又在两次出访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接受了西方教育。她与妹妹容龄不仅学会了日文、法文，还研习西方音乐、舞蹈、插花等艺术，曾在法国著名的圣心学校读书，对外交礼节的学习也颇为留心。多年的海外生活经历和多门熟练的外语，使德龄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式的满族现代妇女”。因此，1903年甫一归国，就被载振举荐给了慈禧——彼时，她正在苦恼不知如何与外国人相交接，急需这类“外交人才”。于是，德龄母女三人被召入皇宫，做了慈禧的贴身女官，担任“传译”工作。

德龄在紫禁城一共居留了两年多，協助慈禧接见美国公使康格夫人、西班牙公使德卡赛夫人、日本公使内田夫人等多位外使夫人。此外，她还向慈禧传播了一些西方知识，为她介绍西方舞蹈、服饰、照相术等新鲜事物，深受慈禧信任。一度，慈禧计划在宫中组建“毓坤会”，命德龄姐妹主持，“每日讲习浅近文法及各国语言文字。凡王公大臣之福晋、夫人及五品以上之命妇、女子均准入总学会听讲”。观该会宗旨与课程设置，主要以外国语言文法为教学中心，大体还是为了培养宫中的通译人才，这也从侧面说明慈禧对德龄在日常工作中的倚重，可惜这一想法最后不了了之。

1905年春，裕庚病重赴上海求医，电召德龄姐妹前去照料；后裕庚去世，德龄以“百日孝”为名，再未回宫。在上海，德龄遇到美国驻沪领事馆副领事怀特（Mr. Thad?deus C. White），二人相爱并于1907年5月21日结婚，1913年前后生下一子（后不幸早逝）。在美国驻沪副领事卸任后，怀特改任新闻记者，仍留在中国工作。1916年以后，德龄与丈夫经常往返于北京、上海等地，也常常去美国。在此期间，德龄一度立志投身中国的电影事业，曾于1925年“与美华影片公司，正式订立合同”。至1927年，德龄又亲自编演英文独幕剧《西太后》并亲饰慈禧一角，自5月17日至19日，在上海卡尔登影戏院连演三天。演出现场十分火爆，“每日座满，后至者多以向隅为憾”；后因德龄夫妇渡美在即，应各界要求，又于6月7日至9日在兰心戏院续演三天。6月10日，德龄启程赴美，此后在美国居住长达八年，直至1935年才再次回国。

德龄第一部文学作品《清宫二年记》，记其在宫中的两年生活，原书用英文写成，1911年出版。然而，尽管1923年就有报道说德龄为从事长篇著作，正在收集资料，但似乎直到1927年渡美后，她才真正开始专心著述，至1935年回国以前，接连出版《御香兰馨记》《童年回忆录》、《玉与龙》（Jades and Dragons，1932）、《金凤》（Golden Phoe?nix，1933）、《御香缥缈录》《瀛台泣血记》等多部小说。可以说，德龄最主要的清宫作品均创作于这一时期。著书之外，德龄在美国还为两三家日报特约写稿，介绍东方文化，同时担任播音、演讲工作。在美国八年，她一直心系祖国。“九一八”事变后，“某方利用国际宣传，诋毁我国”，德龄“曾在广播电台宣传我国被侵真相，并在各地演讲”。不仅如此，在日常的播音、演讲工作中，德龄也十分留意讲述中国情形，希望“使美国人了解我国真相”。

1935年9月25日，德龄孤身一人回到阔别八年的祖国，先至上海，住在外滩华懋饭店，又于10月3日到北平。德龄此次返国，自言目的有三：一是寻找有历史意味的旧物；二是故地重游，会见旧友；三是找寻著述材料。由于此前《申报》“春秋”栏连载的《御香缥缈录》大获成功，使德龄声名大噪，记者争相采访，留下不少第一手的访问资料。与此同时，各种流言也纷至沓来，真伪掺杂莫辨。诸如说她已与丈夫离婚、与其妹容龄不合等。对此，德龄一一否认并大骂上海报纸，“谓记载失实，无中生有”。与此同时，有人质疑她“公主”的名号；有人说她是法国人，“自幼为清室一贵胄所抚养”；有人说慈禧曾欲将她纳为光绪嫔妃；还有人骂她是慈禧御前“女太监”。最有趣的，莫过于有人说起德龄出宫是因为一幅慈禧画像，“和那画师商定的画价，是二万元，而她和慈禧所说的，却是十万元”，从中赚了八万元差价，故被打发出宫。甚至，不少记者找不到德龄，便退而求其次，将她的哥哥和妹妹拉来充数。总之，德龄此次回国，引起了文化界及报界的热烈关注，俨然一文化明星。

返美后，德龄再未回到中国。抗战期间，她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多次发起公演、募捐活动，“全部收入均汇返祖国救济难民”。同时在美国各地多次参加“中国之夜”及“一碗饭”运动，支持祖国抗战。1944年11月22日，德龄不幸在加拿大车祸身亡。

二、读者的错位：《清宫二年记》及其译本

德龄第一部作品《清宫二年记》动笔于1908年慈禧去世之后，1911年出版。序言作者为托马斯·密勒（Thomas F. Millard），写于1911年7月24日。据德龄自述，该书著于上海西摩路旧居，写作时并无把握，“恐此书难得发行者之顾盼，颇存退志”；幸而得到包括密勒在内的一众好友的鼓励，丈夫也十分支持，特意为她购置一台打字机，方才坚持写完。该书一经问世就引起辜鸿铭的注意，特意撰写评论发表于上海的英文报纸《国际评论》，对此书大加推崇：

当此全世界都注视着中国满族权力悲剧性丧失的时候，这本由一位新式的满族现代妇女所著的书出版了。它给予了我们有关满族宫廷以及满族上层社会的第一手资料，读来十分有趣也很有意义。过去，在这方面，人们一般都认为，濮兰德和白克好司两位先生所著的那部书，是划时代的力作。可依我看来，倒是德龄女士这部不讲究文学修饰、朴实无华的著作，在给予世人有关满人的真实情况方面（尤其是关于那刚刚故去的高贵的满族妇人情况方面） 要远胜于其它任何一部名著。不错，在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先生的书中，确实存在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可是所有这些有价值的材料，都因作者的过分聪明而被糟踏（蹋） 了……它向我们显示出对历史的歪曲竟可以达到何种的程度！

此处“濮兰德和白克好司两位先生所著的那部书”，指的是二人合著的《皇太后统治下的中国》（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该书从英国驻清官员的视角，描述了慈禧的一生与晚清宫廷政治事件，特别着力于描写慈禧狡诈的权谋与腐化的生活。在德龄著作问世前，此书已先于1910年10月在费城和伦敦同时出版，西方读者认为“在所有揭示慈禧太后谜一样的性格特征的书中，它最接近真相”，因此一炮而红，《纽约时报》《观察者》等杂志争相撰写评论，在随后的一年半内重印了八次。对此，辜鸿铭表示不满，因此大力推崇德龄此书提供了有关慈禧的“第一手资料”，甚至不惜在文章中大量征引德龄书中的原文，力证慈禧的“纯朴”“高贵”“理智”，借此纠正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对慈禧的歪曲和误解，重塑其在西方世界的美好形象。德龄原著系用英文写就，辜鸿铭的评论同样出自英文，又发表在英文报纸。换句话说，他们打算面对的都不是中国读者，而是以一种象征性的文化身份，对西方世界“发声”。

使德龄《清宫二年记》走入国人视野，是中译本的问世。1913年，上海惜余社率先推出文言译本《清季宫闱秘史》，译者则民，郭惜霒、王钝根为之序。同年7月，《东方杂志》开始连载陈冷汰、陈贻先合译的白话本《清宫二年记》，1914年1月刊完。1914年2月，商务印书馆即出版了单行本，“极蒙社会欢迎，再版未久，旋即售罄”，至1915年底，已有第三版问世。至此，在文言、白话双译本的影响下，整个社会、特别是女性群体开始对德龄产生浓厚兴趣。1914年11月，《妇女时报》第15号刊出了德龄照片。1915年1月，《中华妇女界》刊出雪平女士的《百美吟》，“集时媛小照百帧于一册，各缀一诗”，“德林郡主”与秋瑾、吴芝瑛、唐群英、汤国梨、吕碧城等女界名人并立。诗云：“一入深宫两载余，承欢阿母受恩初。繁华历尽飘然去，多少名姝若个如？”此后，德龄及其作品频繁出现在报刊上，举凡笔记小说、论说杂纂甚至广告，均有涉及。

需要说明的是，这时被中国读者广为阅读并接受的并非德龄英文原作，而是中译本《清宫二年记》或《清季宫闱秘史》。那么，似有必要对这两种译本的基本情况略加讨论。在时人看来，这两种译本最大的不同是语言上的文白之别。早在《东方杂志》开始连载白话本的《清宫二年记》时，《清季宫闱秘史》的译者则民便打算“辍译”，王钝根劝道：

翻译之事，人各不同，或以意，或以文，初无限制，要使原著者之精采（彩），尽情极致间接输送于读者而后已。吾国翻译事业，方苦不发达。……苟能热心于此，得一名著，虽百译本不厌其多，盖相得益彰，且使读者就所好而择取焉，不亦善乎？彼《东方》之译本以通俗，而子之译本以文言；《东方》以月刊分载，而子以专本单行。译者之手续既不同，读者之爱好亦各异，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者也。

王钝根指出，对于“名著”而言，“虽百译本不厌其多”，而且自信地认为读者如此广泛，“通俗”“文言”必然各有所爱——更何况《东方杂志》的连载尚未结束，而《清季宫闱秘史》将以专本单行，二者可以并行不悖。

于是，1914年1月，《清季宫闱秘史》在《申报》上刊出广告：“ 《东方杂志》有《清宫二年记》，与此同出一本。惟《東方杂志》以月刊分载，及今只见其半，此则为单行专本，购者可以立窥全豹也。”主打的卖点就是“立窥全豹”，希望赶在白话本《清宫二年记》连载结束前抢占市场份额。与此同时，《清宫二年记》的译者也紧赶慢赶，竟在1914年1月的《东方杂志》上，一下子刊出六章之多（全书总计二十章），结束了小说的全部连载；2月，又火速出版单行本，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竞争心理。

有趣的是，尽管《清季宫闱秘史》的译者和出版商都显示出某种程度的信心不足，但据笔者目力所及，“五四”之前，《清季宫闱秘史》与《清宫二年记》在读者群体中并未出现明显分殊。两种译本都曾被时人津津乐道，定价也相同，均为五角。然而“五四”之后，情况出现变化，《清季宫闱秘史》很少现身，而《清宫二年记》却反复再版，成为民国时期的通行译本。当时报载文章只要提到德龄，一般都会提及曾著《清宫二年记》。一方面，这固然与“五四”之后白话语体的盛行有关；另一方面，文言语体的受众有限，不如白话语体通俗易懂，对广大市民阶层更具吸引力。因此，本文将德龄原著与中译本进行对读，主要是指原作与白话译本之间的对读。

《清宫二年记》总计20章，以第一人称“我”来讲述在清宫的两年经历，作品中纪实与虚构混杂，可以归为自传性小说一类。同样，白话译本也以“余”为叙事视角，章节设置与原作一致，相较于晚清随意的“豪杰译”风格，算是比较忠于原作。然而对读之下，笔者还是发现白话译本与英文原作之间存在不少文字罅隙。首先，白话译本删除了德龄对国民性的批判和文化的省思，试看以下三例：

However， this is only one of the many trials that a high official in China is called up?on to bear.（不过，在中国做一个大官，还不知道有多少折磨需要忍受呢，这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The courtyard was full of people dressed in official robes of the different ranks， and，after the Chinese fashion， all seemed to be very busy doing nothing.（院中有很多穿着各种品级官服的人，看来都是无事忙，这原是中国人的特色。）

This little time proved to be a matter of more than two hours and a half， but as thisis considered nothing in china， we did not get impatient.（所谓的“一会儿”，实际上过了两个半小时，这原是中国人的习惯，对于时间的遵守总是很马虎。）

上述第一例的场景是1903年德龄全家归国，发现父亲在出使法国前花费很多心血建造的家宅，在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被焚烧殆尽。德龄对此感到无奈，因为此类“折磨”是中国官员必须直面并接受的。然而《清宫二年记》却只译为：“中国风俗，凡入仕途，即当以国事为念，不可顾及一家一身。凡私家之损失，惟有默默而已。”第二、三例发生在慈禧首次召见德龄母女三人之时。第一次入宫的德龄，带着好奇、怀疑和审视的眼光打量着清宫生活，对中国官场的“无事忙”以及中国人不守时的毛病，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同样，《清宫二年记》仅将前一句轻描淡写地译为“院中着礼服者甚重”，后一句为“所云一刻，实二钟半时也”且“余等亦不性急”。不难发现，上述三例译文都有一个明显特点，即译者不仅省略了德龄批判性的语句，而且还将这些“遭遇”视为理所应当；“余等亦不性急”等句，更凸显了作为臣子的驯服。

其次，白话译本改造了德龄的形象，将原作中有主见、立志要改变中国落后局面的“新女性”，转变为顺从、柔弱的传统女性，且看原文：

I knew that if Her Majesty had made up her mind that I was to marry him I couldnot help myself， but， at the same time， I made up my own mind that rather than marryanyone who I did not like， especially one I had never seen before， I would leave theCourt all together. （不过太后决心要我和他结婚，那也没有办法，但是我同时决心，如果要我嫁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尤其是一个陌生人，我宁愿离开这里。）

Although I was not able to do much toward influencing Her Majesty in the matterof reform， I still hope to live to see the day when China shall wake up and take her prop?er place among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我虽不能劝说太后实行维新，但仍希望看到中国能自强自立，与世界各国并立。）

上述第一例出现在小说后半部分，慈禧十分喜欢德龄，希望将她留在身边，故计划让她嫁给“某亲王”。对此，德龄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情绪，甚至决心以离开紫禁城的方式抗争。但在白话译本中，却只留下轻飘飘的一句：“余闻之，思此事或与余有关系，不知如何始得逃此难关。”本来态度坚决并具有反抗策略的德龄，被改造成优柔寡断、裹足不前的模样。第二例出现在德龄离宫之后，亦是全书收尾，传达了她对不能帮助清廷改革自强的遗憾，以及对中国有朝一日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期盼。大概这句话传达出对晚清政体的失望，同时暗示了她的雄心勃勃，又出自一位女子之口，多少让人感到不适，故而译者径直删去。以上两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德龄的形象从原本的怀疑、反抗、行动，改造成为顺从、屈服、等待。也就是说，白话译本不遗余力地将德龄身上那些不属于传统女性特质的部分清除殆尽，如此一来，当然也更符合中国传统礼教对女性的期许。

再次，白话译本相较于原作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译者省略了不少清廷礼仪和中国习俗的细节。试看如下两例：

As perhaps most of my readers know， it is the custom to kowtow when Her Majestygives presents and we kowtowed to her when she gave us the fruit and cakes and thankedher for her kindness.（我的读者大概知道，凡太后赏赐各物，应该叩头谢恩。因此当太后赏赐水果和糕点时，我们叩头感谢她。）

The eighth day of the fourth moon every year is the ceremony of eating green peas.According to the Buddhist religion there is a hereafter which divides or grades， accordingto the life that is lived on earth， that is to say， those who live good lives is go to the heav?en when they die and those who are bad go to a bad place to suffer.（四月初八为佛生日，宫中有吃青豆之礼。根据佛教，这一天会决定一个人的来世，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

在第一例中，德龄津津乐道于宫廷中最习以为常的礼仪——叩头。对西方读者来说，他们时常会带着好奇、不解与嘲笑的文化偏见，来审视着这一古老、具有东方特色的礼仪规范。关于西方读者的阅读口味，德龄显然十分了解，若干年后，她的作品《童年回忆录》的英文标题就是Kowtow （即叩头）。然而，叩头对中国读者来说，可谓司空见惯，因此白话译本只译出后半句：“太后赏赐各物，余等复叩头谢恩。”平铺直叙，轻描淡写。再看第二例，德龄详细解释了佛教中的“来世”观念，同时也解释了宫中为何要在佛生日这一天吃青豆。这些内容对中国读者来说都是基本常识，但对西方读者而言，却是新鲜的知识和轶闻。此外，原作在讲到吃腊八粥的风俗时，特别补充了“腊八”的时间，即农历二月八日；写到慈禧为牡丹花系花绸时，额外介绍了牡丹花在中国寓意“百花之王”；讲到康有为时，也不忘补充说明他是维新运动的领袖。总之，德龄原作中存在大量为了方便西方读者理解，但对中国读者来说不过是基本常识的内容，白话译本将之全部删去。

最后，全书最大的一处删减出现在第三章，即德龄陪同慈禧看《蟠桃会》。这出戏共三幕，第一幕写各路神仙赶来参会；第二幕写他们在天宫饮美酒、吃蟠桃时，孙悟空来捣乱；第三幕写天兵天将对孙悟空束手无策，最终他被如来降伏并压在五行山下。关于《蟠桃会》的故事、场景、服饰，德龄在原作中事无巨细地加以敷衍，足足占据七页篇幅。然而，白话译本却只留下了一句轻描淡写：“戏开场，第一出为蟠桃会，一切布景，皆暗合西法。”对西方读者而言，神秘的东方故事和古老的中国戏曲演出方式，无疑具有十足的吸引力，但对中国读者来说，倘若将《蟠桃会》的情节与场景布置一一译出，无疑是冗长而又拖沓的陈词滥调。因此，原作中长达七页的描写，在白话译本和更加忠实于原作的文言译本中都被删掉了。

综上，白话译本较之德龄原作做了不少微妙的调整，改动主要发生在三个方面：其一，删除原著中对中国传统礼教与习俗荒谬性的批判；其二，改造了德龄的形象；其三，大量省略了有关清廷礼仪和中国习俗文化的细节描写。以上这些改动，是德龄与中译者面对完全不同读者群体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文本策略。德龄《清宫二年记》以英文写出，面对的是西方读者，讲述中国故事是为了满足他们对古老而又神秘的东方古国的好奇；白话译本则是面对中国读者讲述清宫传奇、宫闱秘史。从翻译与市场的角度来说，译本校准了德龄游离于中西的文化视角，修正了她原本想要呈现的怀疑与反抗精神，以及勇敢又有主见的女性形象；同时剪刈了原作中有关清廷礼仪和中国习俗的细节，使之更加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阅读习惯。然而，译本毕竟已经不同于原本，中西目标读者的奇妙“错位”，也迸发出了强大的文本张力：一个野心勃勃试图对传统发起挑战，另一个则打算继续延续旧有传统的惯性。意味深长的是，原作与译本之间的文本罅隙，恰好为德龄在中西之间自由穿梭提供了便利，使她借助舞台、报刊等公共空间，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

三、中国故事：创作源泉与身份认同

在《清宫二年记》中，德龄煞有介事地谈论宫廷习俗，展示自己掌握的帝后秘闻，正所谓“说紀实说虚构，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混用，反正满洲宫廷，事事新奇，又逢多事之秋，碰来碰去翻天大事。只要一一说来，就够让西人瞠目结舌”。尽管白话译本面向的是中国读者，且出现了文化视角的改写与偏移，但中西读者还是共享了某种好奇与窥视的欲望——对古老而神秘的紫禁城的渴望，这里曾经象征着皇权与神圣，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地方，也是革命者想要摧毁的堡垒。同时，读者也迫切地想要以此透视帝国最后的黄昏，洞悉晚清政局的沧桑巨变。因此，1913年10月，《东方杂志》在《申报》上刊出广告，这样介绍《清宫二年记》：

小说一门，自本卷起，改登《清宫二年记》，记为前清驻法公使裕庚君之女德璘（龄）女士所撰。女士入宫侍慈禧太后二年，故知宫闱事甚详。慈禧于近年国事之关系，可谓重要。书中所记，凡庚子后变法之真相、外交之实情，与夫德宗末年之待遇、端肃诸人之被诛、戊戌之政变、庚子之拳乱，其实际为外间所不能知者，均时时由慈禧口内流露而出。至于慈禧私蓄之美富、性情之乖僻、政见之卑陋、游嬉之荒纵，又如宫中礼俗之奇异、服色之奢诞、宫眷之童驿矣、阉宦之险毒，皆为吾辈脑筋万想所不到者。女士身历目观，一一记载无遗，则此一书，实合政治小说、历史小说、神怪小说而兼赅之矣。

广告要点有二：一是概述《清宫二年记》的内容；二是交代德龄的特殊身份及其与慈禧的关系，暗示此书的纪实性。引文中加下划线者，为原广告中特意放大的文字，可以看作出版商对此书“卖点”的强调；“皆为吾辈脑筋万想所不到者”，则说明该书的娱乐性与独特价值之所在，以激发读者的好奇心。类似的介绍也出现在则民文言译本《清季宫闱秘史》的广告推介中。

《清宫二年记》甫一面世，便大获成功，多次再版。1916年2月，又被商务印书馆纳入“说部丛书”第二集，定位也从此前的“政治小说、历史小说、神怪小说”三合一，变为纯粹的“历史小说”，刻意强调其纪实性。此后，这一分类方式基本固定下来。1921年，《小说丛谈》在讨论“历史小说”时，特意将《清宫二年记》与《三国》《列国》等书并置，称：“此类小说，可补史鉴之不及，广搜某时代之遗闻轶事。”如此一来，德龄作为清宫代言人的身份也愈发深入人心。

两年的宫廷生活，让德龄终生难忘；原作与译本双双驰名中外、好评如潮，又给了她莫大的鼓励与信心。接下来的一生，德龄一直在对清宫的不断追忆中度过。前文已述，自1927年去美到1935年回国之前，德龄共创作了七部小说，这些小说以《清宫二年记》所载内容为起点和蓝本，逐渐敷衍成两类作品：一是帝后传奇，如《御香兰馨记》《瀛台泣血记》，讲述慈禧与光绪等人的故事；二是宫廷故事，如《童年回忆录》《御香缥缈录》，大多穿插了自传性视角。可以说，《清宫二年记》是德龄毕生文学事业的起点，不仅赋予了她“亲历者”的讲述权威，而且还以实际的内容，成为其日后创作的灵感源泉。

前文已述，从1911年的《清宫二年记》到1928年的《御香兰馨记》，中间横亘了十几年的漫长时光。在此期间，德龄还试图以更加有趣且可视的形式——电影（戏剧），来继续她对清宫的追述。1925年，德龄在与《新闻报》记者的谈话中表示“立志献身银幕界者，已有多年”，“已与美华影片公司，正式订立合同，担任主要演员，并任艺术指导，暨中国风土人情等表演之顾问”。三天后，《申报》又称德龄之夫怀特参与创办美华电影公司，“第一影片由德龄公主任主角，其剧本系叙述宫中情况”：

德龄公主以随侍慈禧太后久，故清宫各种情形，靡不熟悉。《清宫二年记》之内容，异常隽永，原文与译本，均传诵一时……德龄公主因与慈禧太后相处久，故慈禧太后之言语举止，彼均能描摹毕肖，将来剧中彼即自扮慈禧太后……

这里重点强调的，依然是两年的宫中经历和《清宫二年记》赋予德龄的权威与文化资本。可惜的是，此后这部电影便没有了下文。后来又传出由德龄亲排的“慈禧太后新剧”在京开演的消息，“所演情节，均为宫廷中琐闻”，“颇有精彩，闻观者甚众，群许为有价值之作”。此后，大概由于德龄对此事念念不忘，终于在1927年去美国之前，隆重在舞台上搬演了独幕剧《西太后》，开演之前在《申报》上刊出广告：

曾著《清宫二年记》之德龄郡主（即T. C. White夫人），近编就一英文独幕剧《西太后》……是剧略述清慈禧西历一八六二年之宫闱秘事，并插入某贝勒与慈禧某宠信女侍之一段情史，哀感香艳，为外间所罕闻者。慈禧一角，则由德龄郡主亲饰。盖彼深居禁宫有年，为慈禧第一亲信之女侍，举凡慈禧之性情举止，莫不深悉，今饰斯角，当可描摹入骨三分也。

同样是讲述清宫故事，同样是用英语演出，不同的是，德龄已经不甘于只做一个旁观者了：这一次，她扮演清宫故事中的绝对主角，化身为那个具有至高权威的老妇人——“在北京的中心，在禁城之内，慈禧乃是一个太阳，全中国皆绕之而行”。而且演出中“所有服装及朝用诸品，俱清宫遗物，与其他舞台上所见者迥异”。从《清宫二年记》中的旁观者出发，再到在《西太后》的舞台上将自己包装进入慈禧的躯体，成为亲历者，德龄一步步建构起自己讲述宫廷故事的绝对权威。

作为早期的中国现代女性写作，德龄作品具备“五四”女作家所不具备的质素，即复杂的文化思考与身份认同。前文已述，多年的西方生活经历与中西糅合的新式教育，让德龄在东西文化的对比与碰撞中获得十分复杂的文化视角：她时而站在中国视角来面对西方世界发声，津津乐道于清宫生活；时而又会站在西方视角来审视中国，反观传统礼教与习俗的荒谬。而该书刚好又以第一人称写出，方便叙事者随时介入故事，穿插对文化的省思。与此同时，德龄隶属汉军正白旗，其家族早已融入清代旗人的政治和文化氛围中；倘若将之置于当时民族矛盾的历史背景中，则使作品多出一个复杂的衡量维度。在《清宫二年记》中，德龄曾借助皇后之口说：

现在到美国去的，都是平民，他们国里，以为我国人都像那样，我想不好。教我们满洲贵族也到美国一游，他们才晓得上等人是不同的。

在此，德龄不仅表现出强烈的旗人身份的自我认同，而且还以此为傲，并始终贯穿于她后来的写作。在《童年回忆录》中，德龄回忆了幼年时期突然发现自己是“满洲人”时的情景，意识到自己身份的特殊性：“满洲人……是和汉人完全不同的一支民族……满洲族是一个流浪的民族。”然而，清室已经灭亡，旗人身份和慈禧册封的“郡主”头衔，在民国已不具备合法性。于是，德龄不断利用报纸、舞台等公共媒介讲述清宫故事与帝后传奇，借此建构自己曾经“不平凡”的身份。甚至，当德龄作品的译述者“草草地译出了Princess这一个字，并没有考虑到在中国还有‘公主‘郡主之分”，她不仅没有否认，反而“落得‘自高身份的以公主自居了”。

此后，德龄更加卖力地在公众面前“表演”这一“清室公主”角色。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远在美国的德龄“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不仅“上书政府，痛诋溥仪，并条陈收复东北计划，书长万言”，而且“致书溥仪，促其醒悟”。同时，她还计划撰述两本书：一是《满洲身历记》，“盖攻破满洲人欲立满洲国之根据者也”；二是《那兰圣堡》，“盖攻破所谓满洲民族自决之说者也”。德龄的爱国举动引起了国人赞叹，大赞“逊清剩遗一位德菱公主”，“因其是清室的公主，且系世界的作家，进（这） 一番举措，就越发招人注目了”。至1935年德龄归国，连签名都堂而皇之地写为“Princess Der Ling”，刊载在彼时的报刊上。甚至在她1944年去世时，“中央通讯社”也以“德龄公主撞车身死”来发布消息。

德龄在追忆清宫、撰写“中国故事”时，还有一个“宏愿”——让外国人了解真正的中国。这一想法发端于《清宫二年记》，后来贯穿于她一生的文学事业。早在1923年德龄接受采访时，就说到美国人现在对中国很关注，“住在中国内地的外国人虽然亦有著书立说……可是都只偏于一隅之见”，“要使他们知道中国社会生活的真相，非由中国人自己描写不可”。1925年，德龄不满于美国拍摄的中国影片大多失实，立志投身电影事业，“欲以中华人民之真实的生活状态，与东方之文明，昭示于世，使世界洞明中国究为何种国家，何种人民”。1927年，德龄去了美国，此后不断写作、演讲、播音，都是因为“华侨在美，苦力居多，他们常瞧不起中国人”，故要“多方为祖国宣传，使大众了解东方古国的实情”。1935年，德龄回国寻找写小说的材料，她说：“总想介绍一点中国新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给外国人看，因为直到现在，他们还以为中国是一个野蛮民族，这是应当纠正的。”可见，无论德龄身处何方，中国都是她魂牵梦绕、无法割舍的乡愁，是她想象与创作的源泉。然而，她憎恨礼教的压抑，向往自由，对紫禁城毫不留恋：

哪一种生活比较好些呢？两种我都知道，我却不愿把我的板屋去换那个紫禁城，连颐和园作为饶头——虽然上两处中的任一房舍都比我加省的家大些；但是在这家内我得自由自在的过活。

最后，似乎有必要討论一下德龄为何采用英语来写作。早在1913年，《清季宫闱秘史》的作序者郭惜霒便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猜测：“或欲炫耀其外国之文学；或国学未湛深，莫由透达其意旨，均未可知。然借外国文以聊避泄漏宫事之罪名，或其当时之实情欤？”是否“炫耀”，或许只能揣测；但所谓“国学未湛深”，当不是实情。据笔者所阅史料，不少曾采访过德龄的记者，都对她流利、地道的“北平话”印象深刻。1925年，《申报》还记载了德龄的一次演讲“中国古代及近世之妇女”，“历举古代妇女如周文姜、汉高后、汉平后等德行事功，并将古代女子之俗尚礼节与今世相比较，极言妇女在世界事业上之地位，日见重要”，可见其文史素养过硬。至于“借外国文以聊避泄漏宫事之罪名”，则更是无稽，因为此时德龄已与怀特结婚、加入美国籍，且清室将倾，书中又无不敬之言，有何“罪名”可言？因此，笔者以为，德龄采用英文进行写作，完全是自己的主动选择，因为其目标读者本就是西方人。更重要的是，德龄痛恨中国礼教对女性的压抑，如此，语言也就成为“反叛”的一种武器。或许，自离开清宫后，德龄选择美国人作为终身伴侣，以英语进行写作，都是在不断强化自己的这种批判与疏离。正如她后来自豪地说：“我从不曾做过中国礼教下的奴隶，中国礼教注定中国女子的天地限于一个家，这种用意是外国女子所不能了解的。”

结语

纵观德龄的一生，1911年的《清宫二年记》是重要的分水岭。此前，尽管她多年跟随父亲出使外国，但主要还是生活在被中国礼教习俗萦绕的氛围中；之后，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室覆灭，加之嫁给美国人、入美国籍，并时常往返中美两地，德龄对传统礼教习俗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然而，“清宫”这一符号，已经赋予了她十分可观的文化资本，足够支撑起终生的文学事业。由此为起点，德龄尝试将清宫故事搬上舞台，并在接下来的作品中不断对这一母题进行变形、重组、放大，创作出多部小说。不妨说，德龄的后半生，都是在对清宫的追忆中度过的，《清宫二年记》在其生命中具有重要的“原点”意义。

与女性涉足小说创作一样，非母语写作，同样是近代才出现的文学现象。最有名的作品，无疑是陈季同用法文创作的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Le Roman de lHommeJaune）。此书1891年出版于巴黎，因在法国颇具影响，后来又被译成意大利文。由于这部小说充满了“西式叙事风格”，所以严家炎主张将其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之一。对于这一看法，部分学者表示怀疑，最大的原因是《黄衫客传奇》直到2010年才被译为中文。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黄衫客传奇》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然而，《清宫二年记》与之不同，因为它在1914年前后就已经出现了两种中译本，对当时的中国文坛产生过实实在在的“即时性”影响。而且，这一事件出现于“五四”现代女作家集体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其本身所包含的现代性意蕴不言而喻。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德龄的美籍身份及其非母语写作，为我们今天如何在现有的文学史框架中安置她带来了巨大的困扰。然而，彼时的人们似乎并不存在这个烦恼。1934年，德龄另一部在民国流传颇广的小说《御香缥缈录》的译者秦瘦鸥说：德龄以前曾写过一部《清宫二年记》，译成国文后，很受读者称赏，可算是一个中国前辈的女作家。在女作家尚不多见的中国，对于伊的作品，我们似乎应该尽量介绍。

此处的“中国前辈的女作家”，与辜鸿铭对德龄的评价“新式的满族现代妇女”，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秦瘦鸥看来，德龄的美籍身份与非母语写作，不仅没有使她丧失“中国女作家”的身份，反而由于其特殊身份和使用的语言本身，进一步增强了她身上的现代性意蕴，足以成为当时女作家的先声与典范。

德龄是中国近代女性写作的一个特殊案例，她的特殊性来自清宫经历、西方教育以及写作语言，她在小说中对两种文化的思考和审视，利用读者的“错位”自由穿梭于东西之间，对自我形象的表演与建构，都是新文学阵营的女作家所不具备的，更难以用新文学的话语进行描述和定位。西语女作家的身份为德龄戴上了一双镣铐，她却反而跳出了更加新奇的舞蹈。因此，对德龄的研究或许是一个契机，提醒我们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文学就已经将中国文化延伸到了异域空间。接下来，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如何突破现有的文学史框架，来安放这些异质的、边缘的作家，从而还原一幅有关近代中国女性小说乃至现代文学发生的全景图画，让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真正同频共振、相容相生。

① 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②辜鸿铭：《中国的皇太后：一个公正的评价辜鸿铭评论德龄著〈清宫二年记〉》，《中国人的精神》II，杜川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第242页，第242—249页。

③ 参见胡屏：《被遗忘的女性写作——华裔美国女作家德龄（Princess Der?ling） 研究》，艾晓明主编：《20世纪文学与中国妇女》，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1—243页；闫秋红：《论早期海外华人作家德龄的清宫题材创作》，《满族研究》2012年第1期。

④ 此说法源自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⑤《德菱郡主访问记》，《立报》1935年9月28日。

⑥ 禅翁：《德龄女士之家世，并质秦瘦鸥先生》，《正气报》1936年8月28日。

⑦ 参见禅翁：《德龄女士之家世，并质秦瘦鸥先生》；今觉：《德龄是公主耶？（一）》，《小日报》1934年5月9日。又，容龄在回忆录中直称其母为“洋妓”，是“中美血统的混血儿”，参见叶祖孚整理：《西太后御前女官裕容龄（二）》，《纵横》1999年第2期。

⑧ 参见禅翁：《德龄女士之家世，并质秦瘦鸥先生》；叶祖孚整理：《西太后御前女官裕容龄（二）》。

⑨ 叶祖孚整理：《西太后御前女官裕容龄（七）》，《纵横》1999年第7期。

⑩ 依依：《德菱的年龄》，《金钢钻》1935年10月17日。

1935年德龄回国，在上海华懋饭店接受了记者访问，称1903年入宫时17岁，参见《德菱郡主访问记》。同年，容龄也说自己入宫时15岁，参见熙：《德菱郡主的妹妹龙菱公主剪影》，《时报》1935年10月7日。

《使星东诣》，《申报》1895年9月9日；《星使谒客》，《申报》1898年10月31日；《轺车过叻》，《申报》1899年9月19日。

德龄女士：《童年回忆录》，顾秋心译述，百新书店1948年版，第47—48页，第26页，第68页。

《详纪钦使抵日情形》，《申报》1895年9月16日。

叶祖孚整理：《西太后御前女官裕容龄（二）》。

《女学将兴起点》，《大公报》1904年10月11日。

Thomas F. Millard，“Foreword”， Princess Der Ling，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 London： T. Fisher Unwin，1912， p. 9.

1923年，德龄夫妇回国，途经火奴鲁鲁，接受了一家报馆采访。文中说，“他的儿子才十岁，这次带着同来”，据此推测，其子当生于1913年前后。参见粲九：《德菱之近况》，《新闻报》1923年2月27日。

舍我：《与德龄女士谈话记》，《新闻报》1925年5月24日。

《英语〈西太后〉剧将开演》，《申报》1927年5月3日；《英语〈西太后〉开演预告》，《申报》1927年5月12日。

《剧场消息》，《申报》1927年6月7日。

据与德龄一起出演《西太后》的伍爱莲所说，参见黑海：《伍爱莲口中之德菱郡主》，《福尔摩斯》1927年6月7日。

倩：《德菱女史之行踪，为著说部，首途来沪》，《时报》1923年4月2日。

黄寄萍：《德龄郡主谈话后的印象》，《中华》第38期，1935年。

华：《德菱最近一席话》，《时代日报》1935年10月20日。

《德菱郡主到上海，小住几日即赴平》，《立报》1935年9月27日。

《德菱到平》，《立报》1935年10月4日。

猫庵：《德菱郡主访问记》，《社会日报》1935年9月28日。

《德菱今南下，昨在平辞亲友》，《立報》1935年10月14日。文称：“临行否认与妹龃龉，龙菱曾到站送行。”

《德龄郡主大骂上海报纸》，《娱乐》第1卷第15期，1935年。

参见毅盦：《德菱公主的派头》，《小日报》1935年10月5日；扬眉：《重莅东方，德菱公主到上海》，《世界晨报》1935年9月29日；新眉：《德菱旧事》，《金钢钻》1935年10月7日；猫庵：《斥“德菱”》，《金钢钻》1935年10月6日。

瘦秋：《“清宫二年记”作者德菱的出宫原因》，《时代日报》1935年11月19日。

京音：《德菱兄的话》，《小日报》1935年10月26日；熙：《德菱郡主的妹妹龙菱公主剪影》。

《德龄郡主襄赞甚力，李时敏在美排演〈黄马褂〉》，《电声》第7卷第20期，1938年。

秦瘦鸥：《介绍原著者》，德龄女士：《瀛台泣血记》，秦瘦鸥译述，百新书店1946年版，第3页，第1页，第3页。

即Millard Thomas Franklin Fairfat （1868—1942），译名“密勒·托马斯·富兰克林·费尔法克斯”，美国人。原系纽约《捷报》驻华记者，1917年在上海创办英文周报《密勒氏评论报》，曾参与辛亥革命时期创办的英文《大陆报》，1919年退休离华。

叶春年：《德龄郡主清宫谈》，《申报》1925年5月29日。

陈礼荣：《迟来的清算》，《博览群书》2006年第3期。

《〈清宫二年记〉三版出书》，《申报》1915年12月10日。

雪平女士：《百美吟》，《中华妇女界》第1卷第4号，1915年4月。

参见林纾：《清代轶闻：德菱第二》，《小说新报》第3卷第8期，1917年；纳川：《小说丛话》，《中华小说界》第3卷第6期，1916年；《世界皇室奇谈》，《申报》1914年9月2日；《（历史小说） 西班牙宫闱琐语》，《小说月报》第6年第7号，1915年；《商务印书馆〈清慈禧太后画像记〉全书》，《申报》1916年1月26日；《清代野史慈禧传信录》，《申报》1918年10月29日。

王钝根：《序二》，德菱女士：《清季宫闱秘史》，则民译，惜余社1913年版，第1—2页。

《介绍新书》，《申报》1914年1月4日。

《本馆经售〈清季宫闱秘史〉》，《申报》1914年1月4日；《〈清宫二年记〉三版出书》，《申报》1915年12月10日。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豪杰译”，是指为了文学启蒙或政治宣传的需要，译者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常常对原作的主题、结构、人物等任意增添、删减、甚至改写。参见蒋林：《世纪回眸：梁启超与“豪杰译”》，张柏然、刘华文、张思洁主编：《中国译学：传承与创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190页。

Princess Der Ling，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 p. 6， p. 15， p. 16， pp. 271-272， p. 383， p.43， pp. 144-145， p. 145， pp. 28-35.

德龄：《清宫二年记》，冷汰、贻先合译，《东方杂志》第10卷第1号，1913年7月。

德龄：《清宫二年记》，冷汰、贻先合译，《东方杂志》第10卷第6号，1913年12月。

事实上，除了《蟠桃会》的段落，上文列举的《清宫二年记》中改动和删除的句子，在《清季宫闱秘史》中都保留了。

赵毅衡：《后仓颉时代的中国文学》，《华文文学评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东方杂志〉第十卷第七号》，《申报》1913年10月5日。

《本馆代售〈清季宫闱秘史〉》，《申报》1914年2月4日。

《第二集说部丛书四十一至五十》，《申报》1916年2月8日。

寂寞余生：《小说丛谈（八）》，《申报》1921年3月27日。

《美小说家欢宴德龄公主》，《申报》1925年5月27日。

《艺术界消息》，《时报》1925年9月8日。

《英语〈西太后〉剧将开演》。

《德菱公主之今昔》，妙悟译，《今代妇女》第14期，1930年。

咏：《德菱公主亦责溥仪》，《活跃》第13期，1933年。

枕琴：《德菱女士关怀祖国》，《金钢钻》1932年12月6日。

《德菱痛斥溥仪》，《时报》1932年12月25日。

参见而已：《德菱近著感言》，《福尔摩斯》1933年1月13日；《德菱女士撰述中之两书》，《新闻报》1933年1月11日。

粲九：《德菱之近况》。

郭惜霒：《序一》，《清季宫闱秘史》，第3页。

参见《德菱郡主访问记》；黄寄萍：《德龄郡主談话后的印象》。

《扶轮学会之聚餐会》，《申报》1925年9月4日。

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秦瘦鸥：《关于本书的声明》，《申报》1934年6月1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李松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