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服饰

萧振鸣

故乡——短衣与长衫

鲁迅孩童时的服饰，可以从他早逝的四弟椿寿的画像中反映出来。椿寿因患急性肺炎去世，只活了六岁。画像中的椿寿身着至膝大襟袍褂，内有白色衬衣，肥大的裤脚下面是扎起来的，项上戴有长命锁，红鞋白袜，头上一抹小刘海。

晚清至民国，百姓的装束大都如此，只是富裕人家与穷苦人家的服饰衣料的质地、款式有很大的差别。鲁迅的小说、散文多通过对人物服饰的描述，来表现人物的性格、阶层。

小说《孔乙己》中能出十几文钱买一样荤菜的多是“短衣帮”，也就是做劳工的人，而“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药》中描写刽子手：“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

《风波》中的酒店老板赵七爷是有身份的人，他穿的是宝蓝色竹布的长衫：“赵七爷的这件竹布长衫，轻易是不常穿的，三年以来，只穿过两次：一次是和他怄气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时候，一次是曾经砸烂他酒店的鲁大爷死了的时候；现在是第三次了，这一定又是于他有庆，于他的仇家有殃了。”

《孤独者》中，在魏连殳的丧仪上“还闲站着几个短衣的粗人”“我刚跨进门，当面忽然现出两个穿白长衫的来拦住了，瞪了死鱼似的眼睛，从中发出惊疑的光来，钉住了我的脸”。这里的“短衣的粗人”与“穿白长衫的”身份与气势有显著的不同。

求學——制服与和服

1902年，鲁迅先后在日本弘文学院和仙台医专读书，穿的是制服，后来到东京基本就穿日本的和服，现存鲁迅留下的不少照片可以佐证。日本的学生制服为黑色，样式是对襟立领，前面有五个纽扣，左侧胸前有一个衣兜，下面无兜。孙中山后来设计的中山装，就有很多这种衣服的元素，只是上下四个兜，领子为折叠式。

周作人曾描述鲁迅在日本时的穿着：“他平常无论往哪里去，都是那一套服色，便帽即打鸟帽，和服系裳，其形象很像乡下农民冬天所着的拢裤，脚下穿皮靴。”鲁迅穿的和服都是布料做的，有单夹棉三套，内穿衬衣，但从不穿衬裤，逛书店时也常穿木屐。

1909年6月鲁迅归国，先后在杭州和绍兴教书，服饰问题给他带来了一些烦恼。他在《病后杂谈之余》一文中说：“我回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

鲁迅在杭州和绍兴教书时都有照片，立领的衬衫上打着领带，里面是马甲，外面是西装。他在夏天时做了一件白羽纱长衫，一直穿到十月天冷为止。

从袍褂党到自由人

民国时期的国民正装是长袍和马褂，鲁迅把主张实行长袍马褂的人称为“袍褂党”，但他南下后基本上以穿长衫为主了。1926年10月23日，他写信给许广平汇报：“只穿一件蓝洋布大衫而不戴帽，乃敝人近日之服饰也。”

1927年10月，鲁迅到上海定居下来，成为自由撰稿人，度过了他最后的十年。上海是中国服饰比较引领潮流的城市，鲁迅曾在《上海的少女》中写道：“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鲁迅在上海期间的许多照片，基本是热天穿白布衫，冬日穿灰色棉袍，黑帆布面的胶底鞋，即使会见外国友人，也是穿中式长袍，从不穿西装。

有几张照片比较经典，一张是鲁迅1930年9月50岁生日时在春阳照相馆所摄，后来都被用作鲁迅的标准像，与此同时史沫特莱也为鲁迅照过一张坐在藤椅上的半侧身像——这两张都是身着白布长衫，表情深沉严肃，目光犀利。

还有一张上身内穿白色中式衬衣，套大V字领毛背心外套长袖毛衣，西裤系皮带，左手叉腰右手执香烟，潇洒而和善，极富生活气息。

鲁迅对服饰的历史很有研究，他曾在《作文秘诀》一文中说：“人类学家解释衣服的起源有三说：一说是因为男女知道了性的羞耻心，用来遮羞；一说却以为倒是用这来刺激；还有一种是说露着不好看，盖上一些东西掩掩丑。”令人难忘的还有这句话：“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

阿建//摘自2023年9月25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