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敦煌知县许乃穀和他的敦煌诗

李军

自雍正元年（1723）置沙州所、三年（1725）升沙州卫以来，清代地方官吏和文人学者开始逐渐关注敦煌，而兴味所集，借诗吟咏，亦蔚然成风，赓续不绝。作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汉唐名郡，清人在对敦煌进行吟咏时的关注点，绝大多数聚焦在千佛洞、月牙泉、鸣沙山等历史文化遗址方面。而道光年间曾任敦煌知县的许乃穀，自然也不例外，但相较之下，他的敦煌诗，却又别具特色与价值。

许乃穀其人

许乃穀（1785—1835），字玉年，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有同治七年（1868）刊行的《瑞芍轩诗钞》传世。据集中所载其友人萨迎阿所撰《署安西牧敦煌令许君传》可知，许乃穀出生于当地一个官宦世家，兄弟八人，其为第五。道光元年（1821），许乃穀中乡举，时其兄许乃济官臺中，弟许乃普与从弟许乃庚官翰林。因回避之制，许乃穀屡次不得参与会试，仅考取咸安宫教习，从事吉地工程。道光八年（1828），许乃穀以叙劳铨选为甘肃环县知县，九年（1829）权皋兰，又寻权山丹，十年（1830）权抚彝（今临泽）通判，是年秋，浩罕国入寇南疆，受命从固原提督杨芳赴花门军营，戎马筹边，至十一年（1831）秋，方事定而还，在返回抚彝途中，曾路过敦煌，并短暂停留，是年冬，又调任敦煌。至十四年（1834）冬，大计卓异，署安西直隶州牧。道光十五年正月初八日（1835年2月5日），许乃穀以心力交瘁而病亡，年仅五十有一。甘肃本瘠贫苦寒，而许乃穀每至一地，都亲力亲为，鞠躬尽瘁，为官一方，造福百姓，故有口皆碑，深受爱戴。尤其是在环县任内，许乃穀建书院、开煤窑、造桥梁、修水利、课农桑，环乃大治，比其去也，士民讴思纪石焉。而在敦煌的三年任内，许乃穀更是倾注全力，兴学养士、祈雨捕虫、通渠南山，又开堡煤、筑柳桥，故尤得人心，当讣至敦煌之时，士民巷哭，为请建祠祀之。诚如萨迎阿所论，许乃穀真正做到了“视民事如家事”，且“其为民谋水火生活，皆切于日用，而其兴一利、除一病，每不过数月，人咸惊其神速，亦知其精诚所注，措百倍他人乎”，诚可谓“子民之父母如君者，始可当之而无愧矣”！

许乃穀的敦煌诗

许乃穀的敦煌诗，总计有十五首，起自道光十一年（1831），迄于道光十三年（1833），收在《瑞芍轩诗钞》卷四。诗作内容，概而言之，可分为二：

记录造福一方的政绩作为，反映地方百姓的苦难生活。

许乃穀虽然出身于官宦世家，但长期以来却因回避制而无由从政，直至道光八年（1828）四十有四时，方得铨选甘肃环县知县，其期待之心、激动之情，不难想象。道光十一年（1831）冬，许乃穀由抚彝通判调任敦煌知县，次年（1832）即用唐人元结《舂陵行》韵作《阳关行》，叙写了他浚水源、搜地利的艰辛经过，尤其是千方百计减轻当地百姓的苛捐杂税，最后表达了“会须百姓足，感激见情辞”的拳拳为民之情。继此诗后，他又用元结《贼退示官吏》韵作《兵车行》，叙写了自嘉庆二十五年（1820）爆发新疆张格尔叛乱以来至道光六年（1826）敦煌一带“处处征兵车，家家驱策前”的兵荒马乱景况。接着又叙写了道光十年（1830）再次大规模征兵，造成敦煌“百室无一全”的惨不忍睹景象。最后从作为地方父母官的自身角度出发，无可奈何而激切渴望地表达了“为吟少陵句，古人重守边”的长治久安之思。

敦煌虽为边地，但民风淳朴，许乃穀作为父母官，兴学养士，本为其分内之责，而这也是他为官甘肃各地时持之以恒、一以贯之的。道光十二年（1832），许乃穀在敦煌城内圜桥一带，率众植杏，其后作《圜桥植杏诗》，借孔子杏坛讲学之典以劝谕莘莘学子，寄托了他“诸君如侍杏坛上，要叩千秋贤圣关”的殷切期望。敦煌又素来苦寒贫瘠，尤其是常年干旱，而道光十三年（1833），又遭大旱，作为父母官的许乃穀，心急如焚，以至梦寐之间，不能或舍，这年端午之际，他写下《午日》一诗，绝望慨叹曰：“午日千家插红柳，一镫万里梦青山。绝边好雨如良友，相见无缘造物悭。” 但他并未放弃一切可能的希望，一直在月牙泉边虔诚祈雨，终于迎来甘霖，于是喜极而歌，一连写下《月牙泉祈雨有应》《喜雨》二诗。而同年十月，历时整一年的敦煌城西党河柳桥，亦顺利高峻，于是用苏轼《雨桥》韵作《党河柳桥诗并序》，对建桥缘由、经过、情形等进行了翔实介绍，以记建桥之不易，更表欣喜之心情。

又是同年深秋时节，苦寒干旱的敦煌一带，还难得一遇地下起了一场皑皑大雪，这让许乃穀更是欢欣雀跃、喜不自胜，写下《十月十三日大雪放歌》一诗，结尾处云“我欲醉骑白凤羾苍昊，俯看大千世界同一缟”，其眷念万千苍生的仁爱之心、希冀天下大同的高远理想，喷薄而出，令人动容！

讴歌辉煌灿烂的敦煌文化，兼及实地考察的学术研究。

许乃穀本为南方杭州人，命运却让他后半生在西北甘肃度过，而他与敦煌，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诚如萨迎阿所说“君家西湖官西疆，载江海才来敦煌”。如上所述，许乃穀作为敦煌一方的父母官，他已尽心尽职、问心无愧甚至深得民心、崇为城隍；同时，许乃穀还精通诗词书画，并且学识渊博，加之热衷地方文化，这也使得他在与汉唐名郡敦煌结缘的时候，能够机缘巧合、一展才华，在敦煌文化乃至敦煌学上占有一席之地。

早在许乃穀知敦煌前夕的道光十一年（1831）重阳节之际，他从新疆疏勒（今喀什一带）返回抚彝（今甘肃临泽）途中经过敦煌时，就曾应第三次出任敦煌知县的苏履吉之邀，于月牙泉边参加集会，即兴创作了《季秋月朔自疏勒还莅敦煌九日苏九斋刺史履吉招集月牙泉即席同赋》一诗：

万里花门匹马还，依然未到玉门关。谁言瀚海三危远，难得重阳半日闲。天上倒分丹桂影，堤边陡立白沙山。多情坡老茱萸会，一洗尘容渌水湾。

花门，指花门军营，在居延海（位于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北三百里处。可以看出，在许乃穀笔下，季秋重阳时节的鸣沙山和月牙泉，与平日相比，更添了几多俊爽和妩媚。

许乃穀在知敦煌后的道光十二年（1832），又陆续创作了以下三首敦煌诗。其一为《渥洼种花词》：

渥洼今号月牙泉，天马生于元鼎年。一瞥玉花千百载，白沙红柳大堤边。我来正值艳阳天，健步移花月窟前。咫尺桂香攀不得，散他红雨到灵泉。山脚横斜水面攲，嫣红柔绿映涟漪。嫦娥半面窥明镜，合倩风姨簪一枝。桃腮红衬柳眉低，西子湖头醉眼迷。绝塞春光太迟暮，割来一角白苏堤。

诗中所写月牙泉，汉武帝时名曰“渥洼”，元鼎，为汉武帝年号之一。诗中油然而生的思乡之情，无论是西子湖，还是白苏堤，既是许乃穀他自己一刻也挥之不去的，也是令后世读者不禁为之动容的。

其二为《招鹤篇》，该诗篇幅甚长，并有小序。兹仅录其序如下：

敦煌城南月牙泉，广卅余亩，深不测底。沙山壁立其上，时有声自山出，如殷雷，如铜鼓，故曰鸣沙。汉元鼎四年，天马生渥洼水中，武帝作《天马歌》，即此泉也。泉产铁背鱼、七星草，服之长生。星草历历可撷，铁鱼觅之勿得。往有鹤来集此，二载而去，余始悲其堕落，继幸其冲举，而又望其归去来也，为沿堤遍植卉木以迟之，作《招鹤篇》。

诗作较有特色价值者，一是月牙泉所产，二是招鹤之原委，而全诗主旨，即以鹤自喻，讽世兼思乡。

其三为许乃穀敦煌诗代表作《千佛岩歌并序》，特详录序文如下：

敦煌城南四十里有千佛岩，即雷音寺，三危峙其北。山错沙石，坚若铁，高下凿佛龛千百，其中圮者数百，沙拥者数百，危梯已断、不能登者又数百，而佛像如新、画壁斑斓者，尚不可以数计。莫高窟前有周《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龛碑》，文中叙前秦创建之由及李君修葺千龕之事，纪武氏圣历元年，实唐中宗嗣圣十五年也。睡佛洞外有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文载灵悟法师为李大宾之弟，按其世系，大宾即周李君之昆孙，以故重修。复旁开虚洞，横建危楼，时则庚辰开元二十八年也。按，河西郡县，至德后陷于吐蕃，大中中始复。此碑纪年剥落，惟“十”字、“年”字、“辰”字犹约略可认，天宝后改年为载，大中前正朔未颁，辄以开元断之。碑阴为《李氏再修功德碑》，叙其先赠散骑常侍功德及张义潮时事。其碑建于甲寅，为唐昭宗乾宁元年。莫高窟旁如来窟檐上书“宋乾德八年，归义军节度使西平王曹元忠建”。按，唐宣宗大中五年，张义潮归诚授节，传至张惟深，卒后，沙州推长史曹义金为帅，请命朱梁，仍授归义节度使。周宋间，其子元忠奉表入贡，遥授封爵，至宋乾德只有五年，所书乾宁八年，实开宝三年，以其时中外隔绝、朝命罕通故也。文殊洞外有元《皇庆寺碑》，至正十一年建，功德主为西宁王，记文者沙州教授刘奇也。余谓既有唐碑，必有前秦碑，访之耆士赵秀才吉，云：乾隆癸卯，曾于岩畔沙土中得断碑一片，书“前秦建元二年（苻坚年号），沙门乐僔立”，旋为沙压，遍寻不得。盖前秦创建，唐一再修，宋元继之，力大功巨，吁其至矣。爰为作歌，且以是数碑者为金石家所未著录，志乘内亦未搜入，因详及之。

该诗的相关内容，当为许乃穀亲自游览考察莫高窟后所精心结撰。而诗序所及最引人注目和最具研究价值的对象，诚如许乃穀自己所称，主要是“为金石家所未著录，志乘内亦未搜入”的“数碑”，这也在后来成为敦煌学研究领域长期以来所关注的重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