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弥尔顿对荷马史诗传统中女性之“他者”定位的改写
——以《伊利亚特》和《失乐园》为例*

吴玲英,李蒙蒙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英国16、17世纪史诗与英吉利民族命运共同体想象之研究”(20BWW05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弥尔顿作品集整理、翻译与研究”(19ZDA298)的阶段性成果。

荷马在其被视为“西方最古老的史诗”《伊利亚特》里创立的诸多史诗传统,包括神话叙事结构、战争主题及战争英雄、诗歌吁求、名录、女性之“他者”定位等,是自荷马以降西方史诗的重要惯例。几乎所有后辈史诗诗人都唯马是瞻,在充分利用的基础上,或遵循、或调整,甚至改写和颠覆,创作出他们自己的史诗经典。对于立志“要为后人留下一部伟大史诗”的弥尔顿而言,荷马列其借鉴与超越之单的首位。其中,女性的定位不仅开启西方史诗对女性的“自我”探索,更开拓为西方文学史上永恒的主题。在史诗史上,随着史诗从“原始史诗”向“文学史诗”(1)史诗按史诗类型分为“一类史诗”(First Epic)和“二类史诗”(Secondary Epic);“一类”和“二类”的划分主要按照史诗出现的时间顺序,不涉及价值判断或艺术成就。“二类”并非“二流”,仅指它源自“原始史诗”或产生于其后。早期的史诗是一种诵唱艺术,伴奏乐器是竖琴,由出没在宫廷、军营或民众聚会等场所的吟游诗人唱诵,世代相传。这种早期颂唱的史诗就是“一类史诗”,又称“原始史诗”(Primary Epic)、“传统史诗”或“口头史诗”(Oral Epic)、“真实史诗”(Authentic Epic)、“民间史诗”(Folk Epic)。“原始史诗”之经典往往是由作者根据本民族扩张和战争时期民间口头流传下来的历史资料与传说加工整理而成。“原始史诗”产生在崇尚武力的时代,其英雄主义往往体现在战场厮杀或格斗中。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和英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史诗《贝奥武甫》都是最著名和最有代表性的“原始史诗”。另一类史诗为“二类史诗”,又称“派生史诗”(Derivative Epic)、“书斋史诗”(Closet Epic)、“人工史诗”(Artificial Epic)和“文学史诗”(Literary Epic)。这类史诗首先指善于创作的文学匠人以口头史诗为蓝本创造而成,或以“一类史诗”为基础派生而来,如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属于“文学史诗”,是维吉尔根据原始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创造而成,或者说《埃涅阿斯纪》派生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文艺复兴时期的史诗,如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和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英国诗人斯宾塞的《仙后》和弥尔顿的《失乐园》《复乐园》等,都是“文学史诗”中的“强者诗篇”。发展,史诗人物慢慢被赋予自主性,女性人物尤为明显,其形象塑造逐渐脱离“他者”,慢慢成长为具有主体性的“自我”。

关于弥尔顿《失乐园》里夏娃的“自我”,国外学界从女性主义、心理分析等理论视角强调夏娃在亚当、夏娃的堕落及精神成长中的作用,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学者试图借用深层生态学理论深挖弥尔顿赋予夏娃的女性主义价值观(2)分别详见Diane K. McColley, “‘Daughter of God and Man’: The Subordination of Milton’s Eve.” Familiar Colloquy: Essays Presented to Arthur Edward Baker (Ottawa: Oberon P, 1978)105-112; Diane K. McColley, “Milton and Ecology,” A Companion to Milt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 157-73; Karen J. Warren, “The Power and the Promise of Ecological Feminism,” Ecological Feminist Philosoph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6)20; Patrick D. Murphy, “Voicing Another Nature,” A Dialogue of Voices: Feminist Theory and Bakhtin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4) 67-72; Wendell Berry,The Gift of Good Land: Further Essays Cultural and Agricultural(San Francisco: North Point P, 1979); Wendy Furman-Adams and Virginia James Tufte. "Ecofeminist Eve: Artists Reading Milton’s Heroine," Ecofeminist Approaches to Early Modernity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2011) 55-83.。但国内相关研究尚未起步。此外,国内外学界鲜见相关研究将夏娃的“自我”置于整个西方史诗传统中去追寻史诗中女性形象的演进。然而,考察荷马、维吉尔、但丁、塔索、弥尔顿等共同缔造史诗传统的里程碑式史诗诗人对女性定位的持续创新和改写,无论从学术探究还是现实价值上,无疑均有着不同凡响的重大意义。本文在分析“原始史诗”之代表荷马《伊利亚特》中女性人物的基础上,将之与“文学史诗之冠”——弥尔顿《失乐园》中的唯一女性人物夏娃进行对比研究后指出:弥尔顿在《失乐园》里改写了《伊利亚特》中女性之“他者”定位。首先,与其说《失乐园》的史诗主人公乃弥尔顿所设置的亚当夏娃之整体,不如说是夏娃之个体,因为诗人在聚焦撒旦的史诗前两卷之后,始终重墨刻画夏娃。其次,弥尔顿赋予夏娃完全的自由意志和自主意识,在史诗里逐步展现夏娃因“原初自我”中的“自恋”“自傲”而堕落、但最终通过将“自我”重构为“生态自我”而获得精神再生的全过程。

一、荷马史诗传统中女性之“他者”定位

荷马之“原始史诗”《伊利亚特》旨在书写战争主题、刻画战争英雄、描述战争场景。换言之,在荷马史诗世界里,“唯有战争重要”[1]179,因此,占据史诗各卷核心位置的乃战争英雄,而综观这些英雄人物,如阿喀琉斯(Achilles)、阿伽门农(Agamemnon)、狄俄墨得斯(Diomedes)、奥德修斯(Odysseus)、帕特罗克洛斯(Patroklos or Patroclus)、赫克托耳(Hector)等等,虽然对于奥林匹斯山上由神掌握的“命运”而言,这些部落首领和英雄往往处于受控之位,甚至有时遭遇“无力感”,正如永恒的人生本身一样,但相比而言,不可否认的是,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主义似乎是男性的特权,而女人却自始至终沦为战争的牺牲品,是完全被边缘化的“他者”。要而言之,《伊利亚特》中的女性大致可归纳为两类:一类是英雄们争相抢夺的美色,另一类只出现在英雄受伤、被困或濒死的记忆里,或已死英雄的传记里。

在《伊利亚特》里,女人一直都是战争英雄最显赫的首选战利品和“永远的慰藉”[2]29,在史诗里共用一个代名词:“我的战利品”。她们是英雄们征战获胜的奖赏,也是英雄们相互抢夺的对象,往往成为引发战争的导火索,即使是史诗里“有名”的女性,如导致战势扭转的布里塞伊斯(Briseis)以及史诗故事的背景人物海伦(Helen)。

史诗伊始,在希腊军攻陷斯巴达的一座城池后,统领阿伽门农获取的战利品为阿波罗神的祭司之女克律塞伊斯(Chryseis),虽然其父多次交涉,希望赎回女儿,但遭到阿伽门农拒绝,阿伽门农也由此触犯神怒;之后,阿伽门农虽被迫同意归还克律塞伊斯,却坚持要抢夺史诗主人公阿喀琉斯的战利品——一位名叫布里塞伊斯的特洛伊女人,因为他喜欢这女人的“身段体形”(I: 1.115)(3)本文所选史诗《伊利亚特》的引文出自以下版本:Homer. The Ilia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所引诗行由本文作者所译。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括号标出该著名称的首词和引文出处行码,不另作注。。眼见战利品被夺,与阿伽门农又争辩无果,阿喀琉斯愤然从战场上撤兵,而这也导致之后希腊军军力严重受创,相反,对方特洛伊军队却攻势如潮、节节胜利。阿伽门农见状,急忙派人恳请阿喀琉斯出军,但被其拒绝。阿喀琉斯的好友帕特罗克洛斯只好穿戴阿喀琉斯的战袍盔甲、假扮他出战,却被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杀死。阿喀琉斯怒而出军,不仅为朋友报仇、杀死赫克托耳,而且扭转了战局。

史诗还反复强调,十年特洛伊之战“经年苦战,为了一个女人”(3. 158),这个女人就是海伦。根据史诗叙述,特洛伊的另一位王子帕里斯(Paris)行船来到斯巴达,受到国王墨奈劳斯(Menelaus)的盛情款待,但帕里斯却趁墨奈劳斯出宫之机将其美艳绝伦的妻子海伦诱至特洛伊,并带走了大量财物。墨奈劳斯随即要求其兄弟阿伽门农和各部落首领组成希腊联军,前去攻打特洛伊,以夺回海伦及其财产,由此引发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残酷战争。然而,这位挑起战火、给男人们机会尽展英雄主义的海伦却在史诗里处于沉默、被动的“他者”地位,没有话语权,更无选择权,只能旁观男人们为争夺她而厮杀疆场。即使是在《伊利亚特》最柔情的段落里(6. 506-11),海伦的“他者”之存在也主要是为衬托帕里斯的体格魅力和勇猛。

据史诗描写,此刻刚从海伦温床上出来的帕里斯,在经历激情后更如脱缰奔驰的战马,决心在战场上用敌人的血水来冲洗他性爱后的汗水,海伦的作用就此交代完毕。虽然海伦知道,自己只不过是帕里斯的床伴性战利品之一,但为了生存,她只得认命。后来帕里斯被杀,海伦又被帕里斯兄弟占有。特洛伊陷落后,墨奈劳斯斩杀了帕里斯的兄弟,正准备手刃海伦时,海伦立刻宽衣解带,墨奈劳斯再度为其美色所征服,刀剑落地,又将她带回斯巴达。海伦的“他者”地位不言而喻。

《伊利亚特》中的第二类女性只在英雄们受困、受伤、濒死时的记忆里或已死英雄的传记里才出现。在史诗第六卷,赫克托耳坦言,让他痛苦不堪的并非父母或兄弟被残杀,而是担心“妻子会被阿开亚人拐跑”(I: 6. 458)。果然,在赫克托耳被阿喀琉斯杀死后,其妻在特洛伊城破之后被阿喀琉斯的儿子作为战利品掠走。此外,即使是具有神性的女性人物,其“他者”身份也显而易见。以史诗里希腊神话中“神与人之父”宙斯的妻子赫拉及女儿雅典娜为例。虽然在史诗第一卷里,有两处场景描述赫拉向宙斯愤怒以对,但最后,赫拉都只能听从其他神的劝告:“不得不告诉你,/你得取悦我们的父宙斯/以便他不发怒”(1.610-12)。当得知妻子和女儿将违令下山去帮助希腊军时,宙斯勃然大怒,令人传唤她们即刻回山,否则,“她们将熬过十年轮转的时光,/愈合我用雷电炸裂的创伤”(8. 404-05)。两位女神回山后,宙斯又当面警告道:“如果车辆遭到电闪雷击,/你们就回不了神明居住的奥林普斯山了”(8. 455-56)。值得指出的是,《伊利亚特》里鲜有宙斯和赫拉间夫妻爱慕温情的描写,唯有动物感观性欲。史诗反复写道:每每赫拉出现,宙斯心里油然升腾性欲和交配的欲望,而赫拉只得与之交欢。赫拉的“他者”地位也由此可见一斑。

二、“文学史诗之冠”《失乐园》中夏娃的“原初自我”与堕落

在“原始史诗”向“文学史诗”发展的过程中,荷马史诗创建的诸多史诗惯例得以延续和进一步发扬,并逐渐演变为这一诗体的定义性传统。弥尔顿在“文学史诗之冠”《失乐园》中沿袭和继承了“诗歌吁求”[3]157-169、“名录”等史诗传统惯例。但与此同时,他也通过创新而创造出自身的“强者诗篇”[4]14。在其独特的创新中,“史诗主题”的改写、“弥尔顿式宏伟体”之史诗风格的创立、“史诗英雄”的重新定义,特别是其中女性的重新定位,尤其意义深刻。

就《失乐园》中“史诗英雄”的重新定义而言,弥尔顿将《伊利亚特》式具有体格强力、精良武器的“战争英雄”撒旦定位为“恶魔”,而将堕落后通过重构“自我”而获得“信仰”等美德力量的亚当、夏娃塑造为史诗英雄(4)分别参见吴玲英:《〈失乐园〉里的撒旦与基督教的恶魔传统》(载《外国文学》2014年第6期);吴玲英:《弥尔顿对史诗英雄的改写——论〈失乐园〉中“战争英雄”与“循道英雄”的二元对立》(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然而,《失乐园》的史诗英雄虽名为亚当夏娃之整体,但在很大程度上乃夏娃之个体,因为弥尔顿在塑造史诗英雄的过程中将其主要关注锁定在夏娃身上,不仅在夏娃的塑造上完全改写了荷马史诗传统中“他者”之女性定位,自始至终突显夏娃的“自我”,先在史诗第三卷至第九卷里(第一卷和第二卷聚焦被贬地狱的撒旦及其之流),尤其在第四卷、第五卷、第八卷、第九卷中分步揭示夏娃因“原初自我”中的“自恋”和“自傲”而堕落的经过,随后在史诗第十卷至第十二卷中分卷展现堕落的夏娃通过“自省”“自知”“自赎”而重构“自我”的历程。女性人物在史诗中的重新定位乃弥尔顿创新史诗英雄形象的关键。

(一)夏娃“原初自我”中的“自恋”之本性

诗人弥尔顿先后通过多视角,即夏娃本人、亚当及对手撒旦的叙述来凸显夏娃的“原初自我”——即她被创造之初未经教育、未受试炼的本真自我,其中尤以自恋最为突出。首先,根据史诗第四卷从夏娃本人的视角描述,夏娃最初被造时,与堕落的撒旦一样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刚被创造的夏娃一醒来便陷入思索:“我是什么?/从哪儿来的?怎样来的?”(PL: IV. 450-51)(5)文中所选弥尔顿诗文皆出自英文原版哥伦比亚《弥尔顿集》(The Works of John Milton. 18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P, 1931-1938.),详见引用作品。文内《弥尔顿集》缩写为WJM。弥尔顿的神学著作《论基督教教义》(On Christian Doctrine,下文简称为《教义》)被收录在WJM的第十四卷至第十七卷;文中出自《教义》的引文由本文作者所译,并以WJM加卷数和页码的方式随文标出,不另加注。但为了方便辩识和查阅,弥尔顿史诗的所选诗行,改以诗歌名PL(指《失乐园》)加史诗卷数和行码的方式标出,不另加注。所引诗行的中文翻译参考了朱维之和金发燊的译本,略有改动。,由此开始萌发对其“自我”的探寻。夏娃乍见自己湖水里的倒影,不禁惊退,但即刻又忍不住“高兴地再回头观看”(462)并“对它凝视”(466),爱慕之情油然而生。弥尔顿通过第一人称叙述将夏娃内心那喀索斯(Narcissus)式的自我迷恋揭示无遗。后来,当见到“俊秀而高大”(480)的亚当时,夏娃仍认为他不及自己的影子那般“美丽、妩媚和温存”(482),随即转身离去,只留下亚当在其身后悲叹。

随后,在《失乐园》第八卷中,弥尔顿又透过亚当的视角再展夏娃的“自恋”。亚当第一次见到夏娃时,便情不自禁地对她萌生爱意。但夏娃,与荷马史诗传统中的“他者”女性不同,却“知道自己的价值”(502),所以并未被动地接受安排、在原处等候,而是自主地选择离开,任凭被弃的亚当“悲叹”(480)和“绝望”(481),直至最后亚当对她多番恳求和甜言蜜语后,方才“顺从”(490)。

当然,夏娃“原初自我”中的“自恋”是基于她对自身价值的肯定。然而,过度的自我迷恋往往会转变为另一种心理认知——自负或自傲。在弥尔顿看来,自傲是万恶之源,因为它往往令人目空一切、无法正确审视自我,最终必然导致堕落。也正因为夏娃“自恋”这一致命弱点,致使撒旦能清晰和准确地辨识出夏娃乃两性中更易受到诱惑的一方,于是,撒旦以此为依据分步对夏娃展开策略性进攻。

在史诗第五卷中,弥尔顿详细描述了撒旦对夏娃的初步诱惑。这一次,诗人通过亚当与夏娃对手(撒旦)的视角又一次突显出夏娃的“自恋”,并揭示夏娃的自恋源于自身“本性的缺陷”[5]51。撒旦在潜入伊甸园后,首先对着梦中的夏娃耳语,夸赞其美貌,称万物都被其迷住,而这一番描述恰恰满足了夏娃对自身容貌的迷恋心理;接着,他将夏娃引至知识树旁,怂恿其品尝禁果,实现从人到神的跨越。从夏娃对自己“飞升到了云中”(PL: IX. 586)、“俯瞰广阔大地”(587)的梦境想象,不难看出其潜意识中摘吃禁果、升级为神的欲望。通过梦中幻境,撒旦将邪恶的种子种于夏娃心中,令她之后愈加狂妄自大,不再听从亚当的劝诫。至此,夏娃的“自恋”升级为“自傲”,为其随后的堕落埋下了伏笔。

(二)夏娃堕落之关键“自傲”

史诗第九卷的现实诱惑是夏娃的“自恋”恶化至“自傲”的自然结果,也是她堕落过程的关键点,是史诗故事的中心环节。其间,夏娃的“自傲”在亚当与她、撒旦与她,以及她与亚当之间的三轮辩论中逐级膨胀,最终不可避免地将她和亚当引向堕落。

首先,亚当与夏娃就是否分开劳动发生争辩,夏娃的“自傲”初步显现。夏娃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亚当分派的任务以及与他一起工作的惯例,而是主动要亚当“听我/原先想的那样去做;让我们分工”(214-15)。当亚当向其解释单干或独处可能给敌人(指恶魔撒旦)以诱惑的机会时,她自傲地回应说,“他(敌人)的侮弄不能直接污损我们的/荣名,反而损及他自身”(329-30),并反问亚当,“如果不是单独受试练,单借外力,/那有什么信、爱、德之可言呢?”(335-36)。尽管亚当极力劝解,夏娃仍执意单独前去工作,并自以为是地认为撒旦“将遭到更可耻的失败”(384)。此时的夏娃已不甘于只做亚当的附手,而是渴望突显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尤其是自由选择的意志,她甚至自大地相信自己足以独立抵制一切诱惑。

夏娃选择与亚当分开劳动,是“自傲”的夏娃第一次任由“原初自我”中的自主意识外露。实质上,只有当一个人开始成为并承认自己已成为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时,她才有可能改良“原初自我”、获得精神成长。在《失乐园》中,弥尔顿在真实诱惑情节之前将夏娃多次置于各种试探、诱惑中,并让她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判断,正是为了突出夏娃的自由意志。在这一过程中,夏娃“原初自我”中的“自恋”恶化为“自傲”,并在“自傲”中进一步膨胀,这一发展轨迹注定了其堕落将不可避免。

但于撒旦而言,夏娃的独处为他展开诱惑提供了极好的时机。在近400个诗行里,弥尔顿形象生动地刻画了这一现实诱惑场景。首先,撒旦极尽阿谀之词奏响诱惑的序曲,一方面赞美夏娃为“美的造物主最美的肖像”“神圣的美”,称自己在她面前唯有“崇拜”和“供奉”之举,另一方面变换自己“娇媚”“嗔怪”的表情,以取悦夏娃, 巧妙而成功地使夏娃的自尊和自主及潜在的那喀索斯式自恋和自怜进一步膨胀。夏娃完全沉溺于撒旦精心准备好的、长达45个诗行的演讲中。通过撒旦浪漫而激情的演讲,读者似乎游历了诗人弥尔顿之前的英国爱情诗歌传统:从锡德尼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情诗,到多恩的偶像崇拜情诗,再到马维尔的《致他的娇羞的女友》(“To His Coy Mistress”)等诉怨情诗。此时的撒旦,就如同爱情诗歌传统里的诗人们一样,将夏娃高高置于“神”的位置,以阿谀之词开始,以献媚之语结束。而在两人辩论的最后,撒旦将夏娃的“自傲”推向极致,怂恿夏娃:她只需犯下一个“小小的罪”(694),便“会和神一样”(710)。夏娃一直想与亚当平等,“成为女神”更是她内心最深处的欲望。此时的夏娃已自傲至盲目,无法识破撒旦的欺骗伎俩和文字游戏,开始与撒旦一同大胆质疑禁令,“为什么单单禁止知识?/禁止我们善,禁止我们聪明!”(758-59),最后毫不犹豫伸手摘吃了禁果。弥尔顿在描述摘吃禁果这一对人类命运有重大影响的关键事件时,英文原文仅用了四个单音节词;这种简单明了的措辞凸显出夏娃付诸行动时内心的果断和决绝、她的自傲、她迈出堕落的不计后果。但此时的夏娃尚不自知违禁的严重后果,而是彻底沉迷于自我幻想,视自己为大胆反叛传统、反抗束缚、追求自由和自主权的“英雄”。然而,如前所述,综观荷马史诗传统,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于,史诗中的女人共有一个名字“我的战利品”;就连那几个“有名”的女性——布里塞伊斯、海伦、裴奈罗佩(Penelope),亦无一不是被动的“他者”。

弥尔顿在塑造夏娃时改写了《伊利亚特》等原始史诗中没有话语权和主体意识的女性之“他者”形象,在夏娃堕落之后更是将之刻画为具有完全自由意志和自主意识的个体。弥尔顿在《失乐园》里反复强调,自由意志既是人堕落的本源,也是改良“原初自我”、建构“生态自我”的基础。“生态自我”,顾名思义,即一个人的“自我认知以及经过历练、通过教育了解和尊重其他存在并与之相连的认知”[5]112,而在其中,人的自由意志极其关键;唯有自由意志的存在,人在面对诱惑时方能拥有独立选择的自主和自由,是屈从还是抵制皆由个体决定,而这种选择对于人的自我重构和精神成长不可或缺,理解这一点对分析夏娃的成长尤为重要。可以说,自由意志是夏娃堕落之后经过“自省”“自知”和“自赎”而将“自我”重构为“生态自我”的坚实基础,是夏娃在做出抉择、承担后果和责任的过程中不断成长、达至精神再生的保障。

因担心自己无法与亚当保持平等地位,摘吃禁果后的夏娃曾一度犹豫是否要与亚当共享禁果,但之后想到自己摘吃禁果可能会死,而自己死后“亚当会和别的夏娃结合”(IX. 827-29),夏娃于是决定劝诱亚当一同堕落,并发出了她在史诗里话语最长、表达最流畅的一段(855-85)。这也似乎验证了禁果的奇妙:禁果真的使“心智稍欠的”夏娃摆脱了少言甚至失语的“他者”之困境,突然获得话语权,拥有了更多的“自我”以及她盼望已久的、与亚当平等甚至超过亚当的神性。

无论是在《创世纪》中还是《失乐园》第八卷中,夏娃都被描述为是用亚当心肝旁的一根肋骨而造,因此亚当视她为“骨中骨”“肉中肉”(VIII. 495)。这一表述貌似浪漫深情,却暗示两人地位的极端不平等性。在诸多评论家看来,《失乐园》中的夏娃同样反映了女性所处的弱势地位。不少女性主义者更认为,弥尔顿对夏娃这一角色的塑造反映了他对女性的轻视和偏见。如,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声称所有那些有文化的女人有必要“回看‘弥尔顿的女妖’”(“Milton’s bogey”)[6]118。在《父权诗歌与女性读者:对弥尔顿的女妖的反思》中,吉尔伯特(Sundra Gilbert)亦指出,弥尔顿笔下的女性正体现了女人身为第二性或“他者”的处境[7]168-182。此类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尤其当读者脑海里联想起弥尔顿《斗士参孙》中参孙的妻子大利拉。但这些学者也许只考察堕落之前以及堕落之时的夏娃,而完全忽略甚至剥离了夏娃在她与亚当堕落后精神再生过程中的努力和作用,尤其是她对于堕落亚当的救赎。也许正因为如此,弥尔顿倾注了史诗中绝大部分篇幅聚焦夏娃,尤其刻画堕落夏娃救赎亚当以及将建构“生态自我”的每一个步骤。而从这一点来看,上述学者的观点未免过于偏激。

有趣的是,英国中世纪诗篇《创世纪B》里的夏娃花费一整天时间恳求亚当,亚当最后才应允与她同罪。但在弥尔顿的《失乐园》里,亚当听完夏娃的描述,虽有短暂的震惊、恐慌、沉默,但随后立即表明了自己要与夏娃一同受罚的决定,尤其在夏娃对其表白后更是义无反顾地随之一起堕落。这从另一角度反衬出夏娃在夫妻关系中的关键存在。

史诗反复暗示,亚当堕落完全因为夏娃的美色。仅以第八卷为例,弥尔顿多次描写到夏娃的美貌以及亚当由此产生的情欲冲动 (526-27;530-31;533-34;539;545-46)。亚当坦言,夏娃“美艳时的强大魅力”(534)令其无法抵御,他“一见销魂,一触夺魄;/初次感到情欲,奇异的刺激”(530-31)。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伊利亚特》里将女性视为“床伴”的男性世界,亦让人联想到十四行诗中对其倾慕女子甜言蜜语却实为情欲所驱的男性情人们。这些描写无不表明,弥尔顿在塑造亚当时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并延续了自荷马史诗以来处于主导地位的、激情至上的男性形象。于亚当而言,取悦夏娃胜过服从禁令。但是,相较于夏娃屈从于诱惑的细节化处理,弥尔顿并未花费太多笔墨描写亚当,也许,亚当的心理活动并非弥尔顿的关注重点,所以,他才对此一笔带过。弥尔顿的这一艺术匠心实则反驳了伍尔夫、吉尔伯特等学者的偏见或误读。

三、堕落夏娃的“生态自我”之建构与精神再生

“自恋”“自傲”的夏娃堕落后,恶果首先显现于,她与亚当间纯洁无邪的爱沦为性欲,如同撒旦对乱伦女儿“罪”的欲望,亦如《伊利亚特》里包括宙斯与赫拉在内的赤裸裸的动物性交欢。亚当“以挑动春情的/欲眼投向夏娃,她也报以/同样的风情,二人的欲火/燃烧得正旺”(IX. 1013-16)。此时,亚当夏娃间曾经以理性为基础的爱彻底消失,唯剩肉体的放纵和欲望的发泄。这也意味着,如果两性失去爱这一生命之源后,其婚姻唯有依靠肉欲或通过外在法规的压制和监督来延续,而这无疑是悲剧。亚当夏娃之间曾经天真的爱情不复存在,甜蜜的交谈亦沦为指责和控诉,理智和意志遭受蒙蔽,俩人间唯有永无止境的“忿怒、怨恨、不信、猜疑、/吵闹”(IX. 1124-25)。

堕落引致的更严重的后果是“精神自我”的消亡和“整体自我”的破裂。根据《创世纪》,人以神之完美形象而造,创造之初不仅有“神一样的”外表而且有“神一样的”内在美德。弥尔顿在其哲学著作《教义》中反复申明,每个人的完整自我乃人性和神性所组成的复合体,但复合体的基础和根本为人性,而人性在历经并坚定抵御诱惑、臻至完美后便拥有了神性,特别包括精神自我中的理智。一个人只有在诱惑面前像耶稣一样坚守信仰,坚守自身“与神的相似性”,他才能保留其神性,保持其“自我”的完整性,或者说,他才不愧为人这个称号。而对于史诗诗人弥尔顿而言,具有“神一样的”外在品质和“神一样的”内在美德是衡量其史诗主人公独特而唯一之标准[8]79-87。反之,人一旦失去对自己的控制,不能用理智节制和规范自己,尤其不能抑制住人性里撒旦式的恶魔本性,理智便会脱离,“自我”便支离破碎,唯有激情本能存留,随之而来的就是混沌、疾病、最终死亡。这种“精神死亡”才是堕落的本质及其带来的最大恶果。正因为如此,弥尔顿在《教义》里特意反复强调堕落之人的“精神再生”,并指明,其关键就在于“自我”的精神建构。

“我是谁?”夏娃提出的这个形而上的哲学问题在以个体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中具有永恒追寻的意义。但对此艰涩深奥的问题,弥尔顿却给出了简单易循的阐释,其答案就在于保持“自我”的完整性。弥尔顿首先在《教义》的诸多章节中对此进行系统阐释,又在《失乐园》里明确总结道,保持完整“自我”的核心在于建构其美德,而美德的核心组成就是“信仰、德行、忍耐、节制,/此外还加上爱”(PL: XII. 583-84)。

在《教义》第一卷第七章中,弥尔顿强调,人是以神的形象而造,人能否获得如神一样的特殊材质和精神取决于人自身的意愿,因为人是“活跃的、有感知力的、理性的”(WJM: XIV, 41)个体,而“信仰”是“这个活着的灵魂”之灵魂。“信仰”是弥尔顿始终关注的美德,是诗人串联其作品《失乐园》和《复乐园》的史诗主题,亦占据了《教义》第一卷里三十三个章节中的大部分篇幅。弥尔顿认为,从实质上来说,人的堕落源于自身而并非外在因素,是因为“自我”中的信仰产生动摇,“理智受蒙蔽”(85)。他坚信,堕落之人的“自我”重构,尤其是其中“信仰”的回归,是人再生的唯一出路。关于堕落之人的“自我”重构,他在《教义》第一卷第十七章至第二十章中做出了极有引导性的阐述。

在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里,弥尔顿写道,“‘自我’的重构意味着人的更新”(XV, 343),而“更新”的方式又分“自然的”和“超自然的”两种。前者往往引起忏悔和信仰两个变化;而后者的本质是“再生”,意味着人会从内在展开脱胎换骨般的改造,新的“自我”得以重构。后来,弥尔顿在修改《教义》时刻意在第十八章增添了一段话,以突出“超自然更新”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强调通过这种更新,可以获得崭新的精神面貌,这才是真正的“再生”。可见,“自我”重构的成功与否将决定堕落之人能否再生。

在第二十章有关“信仰”的阐述中,弥尔顿再次指明,“自我”能否再生完全取决于信仰,亦在《失乐园》里明确指出,“信仰”是重构之“自我”中美德的核心,人必须“靠他们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信仰/站立”(PL: XII. 527-28),而信仰也决不能依赖暴力的强迫和法律的束缚存在。

此外,弥尔顿还阐明,人必须有责任,这才能证明一个人是有理性的个体、一个活着的灵魂。《教义》第二卷主要探讨人的各种责任和义务以及承担它们所需的美德。这无疑揭示,堕落之人再生的关键并非外在的救赎而是“自赎”,即,依靠重构“自我”的美德精神力量。因此,堕落之人是继续沦落、成为像撒旦一样的恶魔,还是坚定“信仰”、成长为“英雄”,这取决于人本身。

在《失乐园》里,弥尔顿通过堕落的夏娃改良“原初自我”、将“自我”重构为“生态自我”的过程艺术地再现了其上述哲学思想。具体而言,弥尔顿在史诗末三卷(即第十卷至第十二卷)里设置夏娃通过“自省”“自知”“自赎”三步重构“自我”,获得由人性和神性组成的完整之“生态自我”,不仅避免沦为撒旦式恶魔,而且踏上成长为英雄的追寻之旅。

夏娃“生态自我”建构的第一步为《失乐园》第十卷所描绘的“自省”阶段。亚当将堕落的一切过错归于夏娃,严厉斥责道:“别让我看见你,你这条蛇!”(PL: X. 867),责骂夏娃为“祸水”(896)和“惹起人世间无穷灾害,/破坏家庭和平的原因”(905-06)。这不禁令人联想起荷马笔下引发十年特洛伊战争的海伦以及使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不和的布里塞伊斯。面对亚当的愤怒斥责,夏娃没有反驳,而是自省和忏悔,谦卑地表达自我的悔改之心,并勇敢承担责任,恳求亚当“把全部罪名/……,全部归在我身上”(934-35),弥尔顿的这一刻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堕落之人重构“自我”时所需的美德,也暗示了夏娃的英雄品质和担当精神。原本不断斥责夏娃、将其视作狡诈虚伪之蛇的亚当,看到她谦卑的态度顿生怜悯,而夏娃的“自省”也让他开始忏悔,他停止责备,决定与夏娃一同承受刑罚以期获得上帝的宽恕。作为社会共同体中最亲密的关系,夫妻关系对于人的精神生活是至关重要的。两者间相互包容、理解、扶持,爱才能达到心灵上的契合,促进两人的和谐相处和精神成长。反之,夫妻间相互埋怨、责备只会彼此伤害,恶化两者关系。正如亚当之前所说:“二人的遭遇不可分,……/失去你就是失去我自己”(IX. 958-59),因此,亚当向夏娃建议两人共同承担责任,这无疑有助于他们共同的精神再生。

当然,仅仅只有“自省”是不够的。随后,夏娃和亚当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夏娃“生态自我”的建构。就亚当而言,米迦勒引领他登上山顶,将“节制”“忍耐”“信仰”等“英雄知识”逐一传述于他,令其领悟这些概念之真正内涵。但为了让夏娃更充分地了解堕落之人再生要承担的责任,弥尔顿则再次设置夏娃入梦,以最终完成“生态自我”的建构,而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指引”的作用如同“经验”“历练”一样必不可少。在睡梦里,夏娃获取了知识,得到了教导,其中尤其包括“自我认知”。于是,她不再视自己“美艳无缺”(IV. 634),不再轻信自己是撒旦所言的“女神”(IX. 547),不再因自恋自傲而使理智受到蒙蔽,她清楚地认识到其命运与亚当息息相关,并自知已不配居住于乐园之中、蒙受恩典,但与此同时,她也相信,只要坚定信仰,一切仍可挽回。由此可见,夏娃通过自我认知收获了“信仰、谦卑、顺从”等美德精神力量,成为弥尔顿所定义的史诗英雄。

在“自省”和“自知”的基础上,夏娃决心踏上“自赎”的旅程,她对亚当说,“领我走吧,我决不迟疑”(XII. 614)。由此,失去乐园的夏娃与亚当一道,信仰坚定,在精神自我的装备下勇敢地踏上孤寂而困苦的追寻之旅,“去追寻内心远为快乐的乐园”[9]184。

四、结语

总而言之,弥尔顿在《失乐园》中改写了荷马史诗传统中女性之“他者”地位,首先于史诗第三卷至第九卷追索夏娃因“原初自我”中的“自恋”“自傲”而堕落的过程,接着在史诗末三卷里又进一步追踪了她建构“生态自我”的三个阶段。如果说,是夏娃的“自恋”和“自傲”导致乐园的失去,但也是她通过“自省”“自知”“自赎”而达至的“生态自我”修复和拯救了他们自己,并开启了人类历史上对内心乐园的追寻旅程。可见,弥尔顿将史诗的主要关注自始至终聚焦在夏娃身上,改写了荷马史诗传统中女性之“他者”形象,将史诗里唯一的女性人物夏娃塑造为具有自由意志和主体意识的个体,由此在西方史诗史上占据了“永远无法被超越”[10]10的经典地位。而这种对女性“自我”的探索发展到18世纪之后则成为英国文学中更为显性的创作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