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的伦理

宋建英

《读书》一九九八年七月号的一组有关“等待”话题的文章，以及探讨知识分子伦理的几篇文章，还有颇具只眼的“编辑手记”，之所以放在一起读，是受到林兆华的启发，各种观点在内心中冲撞一番后，便有了另一个话题：等待的伦理。

本世纪初的契诃夫用他的《三姊妹》发出了等待的信号，娥尔加、玛莎和衣丽娜“去莫斯科”的等待虽漫长无奈，却又美丽忧伤，这种等待的姿势在世纪初平添了一道坚忍的风景。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就不那么雅驯，他瞅准了世纪的结穴点，在它的腰部狠狠地来了一刀，疼吗？知道疼就好，还等待吗？戈多先生就是乌有先生。贝克特似专为消解而来，他就像那报信小男孩，不断地消解等待的希望。但谁又能责怪贝克特，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无情地横亘在世人面前，二十世纪的西方世界笼罩在混乱和怀疑的气氛之中，贝克特发出这种声音还奇怪吗？与贝氏时隔半个世纪，在北京的戏剧舞台上，我们得有机缘聆听林兆华的等待。国人身在世纪末，物质的、精神的因素都来缠绕，世界是一团混乱，要判明自己处身的时代，却也难为，等待的姿态如何，似乎成了一块试金石。

发出等待信息的往往是知识分子，从拉季舍夫，别尔嘉耶夫直至契诃夫代代薪火相传，他们生来就是良心和良知的族类，他们的精神生活无不指向宇宙的秩序和本质。但就是这种美丽的等待的确损耗了他们的身心，比如衣丽娜从不为自己的命运悲哀，只为忘记了“窗户”的意大利语单词而伤感，等待中她们被等待所窒息，等待自身变成了无用的附属品。在贝克特那里，等待本身更受到了严厉的质疑，爱斯特拉冈说：“我都呼吸得腻烦啦。”

于是这种等待就比鲁迅《二月》小引中萧涧秋的徘徊还要糟糕，徒留其出局者的哀叹。我极同意“编辑手记”中的看法：“不愿做齿轮，也不愿做石子，这大概就是所谓知识分子问题，也是所谓知识分子的伦理问题？”但语气中尚存狐疑。伦理中可以包含宽容与自省，但不允许逃避，正如赛义德所言：“在我看来，最应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王东亮《“结构不上街”的事故调查》表明：知识分子伦理，还不是不证自明的问题，至于以“创造了知识分子‘干预和‘介入功能的法兰西民族也提供不了几个能预言历史，总是站在正确一方的例证”作托辞而为知识分子身体不必“在场”的辩解则不具有说服力。只在等待中等待，只在话语中确立话语中心，是其伦理的重大缺失。从“‘结构不上街，也罢”的喟叹里我们看到了其左右摇摆，首鼠两端的脆弱，如果知识分子在不断自我消除不纯族类的过程中都难以自持，一味翘首，一味踟蹰，那么如何能够在复杂的时代关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世界已变得十分复杂，在各种具体情况中需要考虑到的可变因素又数不胜数”，知识分子如果总是如履薄冰，各人自扫门前雪，只满足于“学理”的正确，逃避“学理”之外的关怀，就只能产生一边喧嚷，一边沉寂的局面。知识分子不能只满足于形而上的运思，他也如战士，他不能因为可能担负失败的责任而拒绝上阵，他不能“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而应现身说法，“在场”说法。“等待”不应推广，“知识”需要实践，知识分子应该是全身最硬的一块骨头，比如鲁迅，比如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