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抒写自己的心

“耶稣受难”出自《圣经》。《圣经·旧约》中的《以赛亚书》和《圣经·新约》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对“耶稣受难”都有大致相同的叙述。在这些记述中，耶稣是作为上帝派到人间来拯救世人的使者形象出现的。他的身上集中了神性和人性这二方面。它是上帝之子，同时又是上帝在人世间的代言者。人神合于一体的独特性存在又让他在人与神之间起着沟通的中介作用。耶稣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见一斑。作为“神之子”的耶稣，他主要是为了承受和解救世人所犯之罪，甚至不惜为此牺牲自己；而作为“人之子”的耶稣，他是为了把自己的同胞从罗马帝国、奴隶主统治之下拯救出来并为此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不难看出，无论是作为“神之子”，还是作为“人之子”，耶稣都不是以一种孤高在上、俯视众生的全知全能的神的形象而存在，他甚至不能够完全自主自为。但他明白了上帝的安排，甘愿为了拯救世人而走上十字架。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不惜以个体的毁灭来拯救人类的个体承担意识和自我牺牲精神，赋予他英雄的光芒。可以说，在《圣经》中，耶稣的受难是他走向拯救人类之途的不可躲避的关卡。耶稣通过牺牲自己从而拯救人类。耶稣的神性光芒在其人性化的经历中得以凸现。因而，耶稣被钉十字架既是悲惨之事，又是耶稣的伟大与崇高之处。而在这背后，更是上帝的宽恕和无尽的爱的一种体现。因为耶稣是上帝唯一的亲生子，上帝以自己的亲生子的受难来赎世人之罪，上帝的爱和无形的感召力不言自明。耶稣的死，在此更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完成。《圣经》借耶稣的受难来昭示上帝的宽恕和爱，凸现的是上帝对人类的救赎感和施恩感。不难看出，耶稣受难的价值和意义在更深的层面上体现出上帝至高无上的爱的形象，人们对上帝的皈依也是必然趋势。

鲁迅的《复仇（其二）》在细节方面并不悖于《圣经》中有关耶稣受难的叙述。但是，鲁迅将原有的耶稣受难的神性昭示价值（上帝的宽恕和爱）有意剔除了，着重突出的是耶稣置身的环境的冷酷以及耶稣自身所承受的精神苦痛。在《圣经》中，耶稣对上帝满怀虔诚和忠贞，他强调自己是“神之子”，并且不止一次预言过自己的死，他并未因对今后自身的遭际的清醒预见而停止传教的步伐。可以说，正是对上帝的虔信和皈依使得他在承担上帝赋予他的使命时有着强大的信念支撑。他相信自己能够赎世人的罪孽并且拯救世人，即使是被钉上十字架。耶稣的这种勇于献身的精神和对世人无限的爱所显示出的救赎意义具有了宗教的价值。而笔者细读《复仇（其二）》，发现鲁迅主要是以讲述《圣经》中耶稣受难的故事的方式来表现凡人的悲哀、愤怒以及不可避免的复仇。鲁迅在《集外集拾遗》中说过：“马太福音是好书，很应该看，犹太人钉杀耶稣的事，更应该细看。”但是，《复仇（其二）》中被钉杀的耶稣已经不再是那个替众生赎罪的“神之子”了，而是一个为庸众受难却最终被庸众所侮辱、戏弄甚至迫害的先觉者。耶稣神性的光芒消失了，有的是人之子的痛楚。这与《圣经》中的耶稣有本质的区别。但《圣经》中耶稣对人类怀有大悲悯的情怀，为拯救人类不惜献身，这种对世人无限的爱与鲁迅在精神上又有着相契合之处。鲁迅毕生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并希望寻找到救国救民的途径。这种崇高的思想和积极的行动铸就了鲁迅坚韧不屈、永不妥协的强劲人格和理性精神。但是现实却又是那么的不如人意，让人失望。在写作《复仇（其二）》之际，鲁迅的心情颇为沉重，大革命的时代风浪已恢复平静，过去的统一战线（《新青年》阵营）又土崩瓦解，“带兵的老把总”非但没下位，反而活在逍遥中，穷苦的闰土们和阿Q们依旧卑微地苟活，表面上的社会激荡并未动摇骨子里的沉重烂物。而启蒙愚昧民众的先觉者们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拥戴，反而被愚昧者们视为疯子、怪物，遭到这些不觉悟者们的侮辱甚至不自觉的迫害。鲁迅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体味到其中浓重的悲剧性。《复仇（其二）》中，作为先觉者的耶稣与愚昧的兵丁们、祭司长、文士、强盗以及其他以色列人构成对立的双方。这些不觉悟的麻木愚昧的同胞围绕在耶稣四周，使得“四面都是敌意”，而耶稣就置身于这样一个危机四伏、孤立无援的荒诞存在之中。他有的只是“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鲁迅在此反复强调“悲悯”和“诅咒”。面对这群麻木不觉悟的民众，忧国忧民的鲁迅怎能不悲悯他们？但是这些不觉悟的民众非但不能理解先觉者的良苦用心，反而以“敌意”相对，这怎能不让先觉者感到悲哀乃至诅咒他们？不管是悲悯，还是诅咒，这都是一个可悲的事实。耶稣在他们的残酷和自身的痛苦面前显示出崇高。他不惧痛苦，不喝药调和的酒，人们也因此不能拿他作娱乐。他反而清醒地玩味着人们的可悲。由此，也向愚昧的群众“复”了“仇”。这更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悲剧。

可以说，正是鲁迅在特定时期的经历及心境影响并左右了鲁迅的创作。《复仇（其二）》正是鲁迅化用《圣经》故事艺术地表现并展示这种心境的结晶，而《复仇（其二）》也十分细致地体现了鲁迅当时的独特心理感受。

（班业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