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对当代大学生公德素质的再塑造

邹陆林

社会公德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要求。有人把它定义为“底线道德”,有人把它看成是“最起码、最简单的公共生活规则”。作为最低层次的道德要求,社会公德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的公德素养对社会发展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就日益突出,它已成为个人道德修养和文明程度的体现,也对当前高校德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大学生公德意识缺失的表现

1.公德规范意识淡薄。一般而言,中国学生年龄越小规范意识越强。幼儿园的小朋友能做到双手交叉在背后听课;小学生双手叠放在桌上,身子端端正正地坐着听课;中学生对老师还算言听计从,遵守《中小学生日常行为守则》;大学生公德规范意识就不尽如人意了。

2.社会责任意识不强。2003年,在SARS危机面前,一些大学生的表现很让人失望。在危机爆发的时候,我国整个社会秩序井然,运转正常。但一小部分大学生却走了,并非有组织的疏散,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出逃”行为。明知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一些大学生却不肯做到人走灯灭,类似现象的存在发人深省。

3.公共网络文明缺失。网络成为大学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网络为大学生闲暇生活、娱乐消费、成才就业提供了重要渠道。然而部分大学生对网络评论肆意妄为,言语的粗俗程度与其所受的教育极不相称。

二、大学生公德意识缺失的原因

1.中国古代缺乏“公德”教育传统。中国古代德育缺陷之一就是公私德不分。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根基和基本的价值方针注重血缘关系的差序伦理道德,即坚持“血亲情里”的基本精神,强调家庭私德至高无上,压抑了以“恻隐仁爱”为核心的社会公德。中国有五伦,分别处理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间的关系,五伦中有三伦直接属于家庭成员的关系,其他两伦实际上也是家庭关系的变式。对待陌生人也是先画圈,能套近乎的就以圈内人士称叔叔、婶婶、阿姨、兄弟姐妹,然后进行私德交往。因此,自古以来,人们普遍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公德意识滞后。

2.近现代公德教育效果不尽如人意。公德教育进入了小学思想品德课,但这门课程形同虚设;公德教育也写进了《中小学生日常行为守则》,但学生对它的遵守仰赖于老师的管教、同学的监督等外在力量,而没有内化为学生的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所以等他们上了中学、大学,随着外界束缚力量的弱化,他们缺乏组织观念的行为以及无公德意识就凸现出来。这说明,我们的公德教育没有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没有把公德教育作为一项心灵工程深入学生的内心,让学生真正认识到不是“老师叫我这么做”,而是“我应该这么做”。

3.当代德育规范认识上的偏颇。不少人认为德育是有德之人所为,与己无关。在有些人看来,德育跟思想政治工作密切相关,把德育看成是空洞的说教,看成是统治者稳定社会秩序、安定国家的思想奴化,德育完全是一种“上”对“下”的关系,于是乎德育成了高高在上的、虚无缥缈的行为规范,因而有“高风亮节”“德高望重”的说法。这种对德育规范在认识上的偏颇也影响了当代大学生的公德行为。还有,一部分大学生从一己私利出

发,以实际物质利益标准取代判断善恶的道德标准。

三、发挥传统文化育人功能,寻求解决途径

1.根本之策是发展经济。道德观念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它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有何关系,这是伦理学中根本性的问题。管仲学派对此有自己的见解。《管子·牧民》有一句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把“仓廪实”“衣食足”这些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满足,视为“知礼节”“知荣辱”和提高道德水准的基础。这在中国伦理学说中是极具价值的创见,实际上已经涉及经济决定道德这个本质上正确的伦理命题。

2.提高德育效果。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道德教育是指生活于现实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有道德知识和道德经验的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准则和要求,对其他人有组织有计划施加系统影响的一种活动,因而德育被独立出来看成是专职人员的专职工作,德育模式千篇一律。要全面提高德育效果,加强大学生公德修养,增强其公德意识,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改变德育方法,变德育知识传授为德育意识培养。长期以来教育界把德育当做知识来考查,于是教育者就把它当成知识来讲授,学生就将其看成知识来学习。要改变这一习惯,还需要对德育进行再定位和再认识,也需要德育老师转变教育观念,需要学生努力践行。

首先,“政治老师”的称谓要变。小学政治老师应该称为思品老师,中学政治老师称为思政老师,到了大学就应该称为德育老师,以此突出思想品德的重要性。

其次,德育老师要改变德育在学生头脑中高不可攀的形象。我们德育老师应该把道德“从天上拉回人间”,让学生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有德之人。而且成为一个有德之人并不是难事,那就是每一个人做好应该做的每一件事,扮演好自己应当扮演的角色。

再次,德育老师要真正具有帮助学生树立公德意识的自觉性,把德育观念渗入学生头脑,并通过学生日常行为举止来检验,而不要动不动就拿考试卷来考查。让学生自己形成这样的潜意识:“我应该这么做”,“我不应该那么做”,等等。

(2)改变德育模式,变德育主体被动接受为德育主体积极参与。长期以来,我们的德育更多地是以说教为主,学校一般在星期一或者星期五有一节班会课,班主任在会上一般是表扬一部分人,号召其他同学向他们学习,同时批评一部分人,让其他同学引以为戒。这样以身边的例子为榜样,当然可以起到有打有压、褒贬结合的作用,但是,长此以往,教育效果会大打折扣。我们要把德育主体这种被动接受变为积极参与,让德育主体积极主动地参与德育工作。大学里有不少学生社团,社会实践活动就是学生社团活动的重要内容,学生参加社团就是想通过这样的组织形式来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展示自己的才干,所以在这类实践活动中,要促使德育主体积极参与,并将公德教育寓于其中,让学生亲身感受。

(3)改变德育教师,变教育者独立引导为教育者以表率和榜样角色影响被教育者。德育不只是说教,教育者不能高高在上、夸夸其谈,而应该根据人们喜欢模仿和追求卓越的心理特征,选择身边有真情实感的典型形象,特别是教师的“言传身教”来传道布德。孔子就很重视榜样的作用,从国家的层面看,他认为道德教育中最重要的是统治者本身的榜样作用。他在《颜渊》中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他认为统治者的道德水平、道德状况决定了芸芸众生的道德水平、道德状况。从德育老师的个人来看,他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教育者人格的榜样作用是无形且巨大的,其言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受教育者,正所谓“润物细无声”。

3.正确处理义与利之间的关系。有关义利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充满困扰和争论的话题。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重商主义氛围使不少大学生“重利轻义”“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从而迷失自我。因此,关于如何处理义利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妨从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所借鉴。

(1)重义轻利。孟子从性善论出发,非常重视道德,强调“义”的重要性。例如孟子见梁惠王,劝说梁惠王讲仁义、轻私利。王曰:“叟!不员(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这里的“利”是指统治集团中的小集团利益、局部利益和一般人的个人私利。“义”是指当时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社会准则。这些规范和准则主要是指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也包括一部分涉及社会公共安全的利益。孟子告诫,如果统治集团间不顾道义,不顾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你争我夺,社会公德缺失,必将危及社会公共秩序和安全,最后使整个国家无法收拾。

(2)以义制利。荀子主张“以义制利”。他认为,社会由礼义道德规范维系,而人的“好利”欲望虽不可去,但终究是产生恶的根源,因此,人要“群居合一”实现社会安治,要使社会公共秩序井然,就必须使“好义”的道德理性战胜“利欲”之情。

(3)德法并济。《管子》认为道德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培养良好的社会风尚,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权修》篇曰:“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

第二,培养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才。《管子·权修》把修身、树人看成是治国、治天下之本。“有身不治,奚待于人;有人不治,奚待于家;有家不治,奚待于乡;有乡不治,奚待于国;有国不治,奚待于天下。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

第三,培养人的羞耻心,养成自觉遵守社会伦理秩序和君主法令的习惯;用道德规范来教育民众,“以仁错之,以耻使之”。

(4)谋德举才。《管子·君臣上》把道德品质看成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孝悌忠信”成为“举贤”的首要条件。“论才量能,谋德而举之,上之道也。”

中国传统文化里把“德”看成是兴国安邦的重要条件,是人生修养的重要表现。作为祖国的栋梁、民族的希望,大学生必须自觉地加强道德品质的培养,“知耻而后勇”。

总之,随着社会的转型,公德教育在实现从国民公德教育向社会公德教育的转化。传统的道德观念失效的同时,孕育着新的道德观念的出现,那就是把“公德”作为“道德底线”来培养,作为一种观念扎根于大学生的头脑,让年轻一代真正树立公德意识,而不应该只是将其看成知识的学习、规则的遵守。◆(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研究生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