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麓的真知灼见（二）

到1894年，中国工人大约有9万人之数。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我们过去着重指出他们受苦之深以及种种突出的优点。例如身受压迫，分布比较集中，最有觉悟并富于斗争精神等等。

在多年宣传之后，已为人所熟知。强调这一方面，反映了工人阶级一般的阶级本质，并且曾经是历史本身的需要。但在被强调的一面之外总还有没有被强调的一面。因此，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努力把问题讲得全面一点，应当是可取的。第一，同西方工人相比，中国工人“工价之悬殊几已过半”，其所受剥削之深重是非常明显的。但同当时国内农民相比，工人生活处境的悲惨色彩就不那么触目。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一般男女工人平均每月工资是银元5元左右。同一时期武昌织布官局的每人月薪则在7至10元之间。如是技术工人，其月收入能达30元，甚至更多。而1883年直隶“普通农民的总收入，甚至在年成好的年头，每人也只有十八元。”而且这“不是净收入，还必须缴纳政府的田赋”。折算起来，每月收入不过1元多点。农民受苦更深。这种比较不会损害工人阶级的形象。工人阶级的力量并不在于受苦，而是在于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第二，中国的工人阶级并不是没有弱点的阶级。我们常常提到：中国的工人阶级同农民也有着天然的联系，因为他们多数来自农村。的确，这一特点曾经为工农联盟提供了历史基础。但是，一种优点有时会带来与之相关的另一种缺点。工农之间的紧密联系，既使工人阶级可以影响农民，也使农民可以影响工人阶级，于是，这同一个特点，又使中国的工人阶级非常容易染上小生产意识。所以，在近代中国，工人群众往往很容易被帮会势力所吸引。

(引自陈旭麓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