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及其诗与令狐绹之关系

李商隐与令狐绹的关系经历了从挚友到疏远再到绝裂的演变过程,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除了他们人品的差异、官位的变迁以外,更根本的在于他们不同的政治追求和价值目标。他们的交谊破裂对李商隐诗歌的情思内涵和艺术风格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李商隐及其诗歌的研究中,他与令狐父子之间的恩怨纠葛历来备受关注。令狐楚是欣赏和栽培李商隐的恩师,其子绹更直接促成了他的中举,故令狐父子于他可谓恩深似海。但这种恩情也最终成了李商隐难以偿还的感情债,特别在令狐楚死后,成为影响他与令狐绹之间关系乃至其仕途人生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拟在前人已有认识的基础上,结合相关作品,具体揭示李商隐与令狐绹之间关系演变的基本状况,剖析其关系破裂的原因,纠偏辨误,更好地促进对李商隐其人其诗的深入研究。

一、李商隐与令狐绹关系的演变状况

李商隐与令狐绹的结识,应始于大和三年(829年)向令狐楚行卷而蒙其赏识之后。《旧唐书》本传云:“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时商隐十七岁,绹三十六岁。第二年,绹登进士第,步入仕途,而商隐直到开成二年(837年)春才中举。二人虽年岁、地位相异,但彼此关系非常融洽。这从义山的一些诗文中即可看出,如《别令狐拾遗书》中云:“自昔非有故旧援拔,卒然于稠人中相望,见其表,得所以类君子者,一日相从,百年见肺肝。”把他们的结交看作是意气相投、肝胆相照的君子之交。据此,可知他们的交情确实真挚深厚,非同一般。正是因为有着如此深厚的友谊,所以令狐绹才会在科举上竭力相助。

但在令狐楚去世后,随着个人生活与社会政局的变化,他们的友谊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历来研究者多认为开成三年(838年)义山赴王茂元幕并婚于王氏,是他与令狐绹关系恶化的开端。对此问题现代一些学者已多有辩驳。概而言之,王茂元未必是李党,因为他与牛党的李宗闵关系更密切;令狐绹也并未因此与义山断绝来往,此后他们仍有诗篇酬赠。窃意商隐之依王幕,事先定与绹有所商讨,时商隐需营生计,而绹正服阕,无力援手,故并未拦阻。但自婚于王氏后,义山与妻族过从甚密,与令狐家则来往渐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势必引起绹之疑虑,并曾有所表露。

二、李商隐与令狐绹交道中恶的原因

首先,就对人对事的态度而言,令狐绹与李商隐的个人品行有着根本的差别。《旧唐书·令狐滈传》云:“及绹辅政十年,滈以郑颢之亲,骄纵不法,日事游宴,货贿盈门,中外为之侧目。以绹党援方盛,无敢措言。”绹身为宰相,却结党营私,纵子为恶,故虽辅政十年,实无一毫之建树。又《北梦琐言》卷二云:“宣宗时,相国令狐绹最受恩遇而怙权,尤忌胜己。”叙其与温庭筠、李商隐和罗隐三人之事,认为“以三才子怨望,即知绹之遗贤也”。清代钱龙惕云:“令狐绹当轴,举赞皇之客诛剪无孑遗矣。……十年辅政,抑之终于使府。史谓义山忘恩放利,而绹尤悭刻寡恩哉!”(《玉溪生诗笺·九日》)朱鹤龄亦云:“绹之继父,深险尤甚。会昌中,赞皇擢绹台阁,一旦失势,绹与不逞之徒竭力排陷之,此其人可附离为死党乎?”(《笺注李义山诗集序》)从绹对待政敌、文士和旧友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善于弄权术、营私利而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刻薄寡情之人。相反地,李商隐则是一个多情纯厚之人。他感激令狐楚之恩遇,有“百生终莫报,九死谅难追”之深痛;在崔戎去世后,他有“莫凭无鬼论,终负托孤心”之语,刘克庄以为“有门生故吏之情,可以矫薄俗”(《后村诗话》卷二);杨虞卿、萧浣遭党祸而死,他感念其曾经的赏识,作诗哭悼;他一生多次入幕,而与幕主及同僚皆关系融洽;他一见杜牧、刘蕡,即倾心相赏,毫无争名嫉妒之心。这些都说明李商隐虽有着高远超俗的精神追求,却并非孤高自许、狂妄骄世的小人,其独为绹所不能容,实绹之心胸狭窄、为人刻薄所致,义山不任其咎。

其次,李商隐与令狐绹交道之乖离,也与他们仕途地位的相互变化有密切关系。古人云:“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他们交情的破裂未发生于令狐显贵之前,而发生于既贵之后,可见官职地位的变迁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从令狐楚去世到李商隐赴桂期间,他们的关系能平稳发展,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时当李党主政,绹虽为朝官,但并不显赫;而义山曾两入秘省,未为低贱,绹或尚以仕途党援相望。但当大中二年绹官职升迁之时,义山却落魄幕府,故对绹而言,已无利用价值;或许其追随李党人物的行为还可能损及自己的仕途利益,故而坚决与之划清界线,无论其如何陈情,皆谢绝不通。就当时情势而言,这种猜想应是较为合理的。宋代葛立方说:“绹之忘商隐,是不能念亲;商隐之望绹,是不能揆己也。”(《韵语阳秋》卷十一)认为义山没有掂量自己,不知今日之绹已非昔日之旧交,而仍望其援手,故张之洞诗云:“未卜郎君行马贵,后贤应笑义山痴。”(《读史绝句·李商隐》)但义山之“痴”,未尝不是他重情谊而轻贵贱的一种表现。当身处困境之时,向已贵显之旧友陈情乞援,也是情理中事。况且李商隐本是热衷功名之人,为的是实现自己的宏伟理想,并非甘心退迹山林的隐士。葛立方据此指责义山“厚颜”,认为其遭冷遇乃“自取之”,有故作清高之嫌。

三、李商隐与令狐绹的关系对其诗歌的影响

历代研究者多认为,李集中除了那些有明确标示的诗作之外,还有许多诗篇也寓意寄托他与令狐绹之间的恩怨纠葛。郑燮诗云:“不历崎岖不畅敷,怨炉雠冶铸吾徒。义山逼出西昆体,多谢郎君小令狐。”(《郑板桥集·诗抄·李商隐》)认为正是因为令狐绹对李商隐长期的猜疑和压制,才造成了李商隐人生仕途的悲剧,进而影响到其诗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故有学者戏称此为义山研究中的“令狐绹阴影”,挥之不去,蔽人耳目。

其次,与令狐绹交恶对李商隐诗歌的艺术表现方式及风格特征的形成也有一定的鲜明作用。朱鹤龄说:“古人之不得志于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遥情于婉娈,结深怨于蹇修,以序其忠愤无聊、缠绵宕往之致。……义山阨塞当涂,沉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语不可而漫语之。”(《笺注李义山诗集序》)吴乔也说:“义山于唐人中辞意最为缥缈,适遇令狐之扼,得极其比兴《风》《骚》之致,吸霞饮露,遗世独立,绹诚为他山之石焉。”(《西昆发微序》)都认为义山诗风的形成与令狐绹对他的压制有内在关系。事实上,在交恶之前,李商隐寄赠令狐绹之诗作,皆题目鲜明,意思明确,少有歧解。而交恶之后,鉴于对方的地位和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义山在抒写与令狐绹的恩怨情结时,不能不有所顾忌,故多采用隐晦曲折的方式,从而促进了他那种吞咽凝回、寄托隐微的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其《九日》诗句“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虽是用典托讽,但也不妨认为其中隐然含有师法屈原用美人香草来发抒牢骚之意。譬如前面提到的《野菊》《蝉》《青陵台》等诗,多通过咏物的方式借物寓情,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因令狐不肯援手致使沦落漂泊的痛苦心情。又如《独居有怀》,通篇写女子深闺怀人、幽情难通的苦闷情怀。刘学锴认为此乃寓意令狐之作,可与《寄令狐郎中》一诗合参。

总之,我们既要看到与令狐绹之关系对李商隐诗歌创作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从而更真切地理解其诗歌的情思内涵和艺术特点,但也应该看到这种影响的有限性,切忌随意夸大其作用,从而造成解读上的牵强附会,影响到我们对李商隐其人其诗的正确理解。

【参考文献】

[1]刘学锴,余恕成.李商隐诗歌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刘学锴,余恕成.李商隐文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刘学锴,余恕成,黄世中.李商隐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1.

(作者简介:景红录,唐山师范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