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鹿原》人物形象的悲剧意蕴

丛 鑫

《白鹿原》是一部真正深入到社会深层、历史深层、人的存在深层的悲剧史诗。作家通过展示形形色色人物的悲剧命运,成功地勾勒出整个民族在那个社会历史大变革时代的艰辛历程。要真实地反映那一段“民族生存状况”的历史,就要观照到从宏观的社会状况和微观的个体存在两个层面。于是,作家选择了从宗法制的变迁透视现代史演进的视角,表达对“生命的体验”,这样悲剧意蕴就自然而然地倾注在“民族生存、历史和人”之中,微观的个体悲剧也就上升为宏观的社会悲剧。陈忠实曾经说:“当我第一次系统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时,又促进了起初的那种思索,进一步深化并且转入理性境界,甚至连‘反右、‘文革都不觉得是某一个人的偶然判断的失误或是失误的举措了。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苏复壮过程中的必然。”[1]小说就将这体验熔铸于作品当中,使作品具有了关于民族生存、历史和人的悲剧意识。

一

在白鹿原上,朱先生是儒家精神的化身,白嘉轩是朱先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世俗领导者和实践者,鹿三则是封建儒家文化的坚定追随者。他们三人构成了维持封建宗法制度稳定缺一不可的三股力量,他们的悲剧,昭示着整个宗法制度崩溃的悲剧。

朱先生是白鹿原上的圣人,受到所有人的尊敬,但他还是处处碰壁,步步失败。刻着他亲手制定的“乡约”的石碑被农协会员砸碎,即使被白嘉轩重新拼接起来,一道道裂痕也是永远无法愈合;被他犁掉的罂粟,在下一个季节又被人种上,并且蔓延到整个渭河平原;主持赈灾,可扭转不了饿殍遍野的局面;慷慨激昂请缨抗日,却被政府遣返回乡;呕心沥血编撰的地方志却根本找不到读者,只能作为陪葬品和自己一起埋在地下。面对风云变幻、“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社会局势,他找不到造成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只认为是“窝里斗”。于是,他只能抱着一种超然的态度,把自己封闭在“白鹿书院”——这个他自己筑建的精神王国里。“折腾何时止”的箴言,听上去充满禅机,但只是他处处碰壁后,发出的充满苦涩的一声哀叹。他对于白鹿原的影响力随着封建宗法治的逐步衰落而消减,所以当新的社会力量即将统治白鹿原时,死亡是他必然的结局,也是最好的结局。他的死,不仅仅是生命的终结,更宣告他代表的封建文化的失落。

白嘉轩作为世俗儒教领袖,是整个白鹿家族道德的杰出代表人物,“耕读传家”造就了他强健的人格。他和他所代表的宗法制社会文化,以极为强大的力量统治着白鹿原,平衡着各方面的关系。他坚守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克勤克俭,严于律己”是他的做人准则,他把名声看得高于一切。同时,他还具有中国劳动人民身上朴素的正义感。在抗税运动时,他虽然被田福贤等人设计困在家中,但当鹿三、贺老大被抓时,为不使人指着脊梁说“他故意挑起事端后又临阵脱逃,使别人成了替罪羊”毅然到县上自首,要求代替鹿三坐牢。“持正”的作风,使他游离于各种政治势力之外,保持着特有的权威。在乱世,他自觉地承担起维持家族宗族名誉的重任:修祠堂、建私塾、立乡约、惩恶习。“持正、狠绝、忠恕”是他最锐利的武器。但社会进步的滚滚车轮和黑暗动荡的社会现实还是把他的强健人格碾碎了。

如果将朱先生作为精神领袖,白嘉轩是领导者和实践者的话,那么鹿三则是宗法制度的坚定追随者。他们三人完成了封建礼教由圣至凡的完整过程,构成稳定的三角形,支撑着旧的传统观念的大厦。鹿三代表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卑劣的奴才,也不是一个会说话的工具,他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虽然这是朱先生引导,白嘉轩逐渐一手塑造的。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金字塔社会结构中,他虽然位于最底层,但是,正因有了千千万万的鹿三的存在,宗法制度才能坚如磐石。

《白鹿原》通过对白嘉轩、朱先生和鹿三形象的成功塑造,写出了封建宗法制度和乡土中国的关联,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念乃至深层的精神、心理文化结构都被儒家文化浸染,而在走向现代,追求动荡时代下走向衰落的命运。

二

《白鹿原》的悲剧意识还体现在人的本质追求与封建礼教的矛盾冲突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吞噬,一个个纯洁的灵魂被扭曲,这是人性追求与现实的悲剧性矛盾更为具体、更具文化色彩的展示。《白鹿原》通过对具有深层的时代性和民族的特殊性的描写,反映出具有民族特殊性的历史悲剧意识。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扼杀、戕害;另一方面,残酷的政治斗争毁灭了人的价值判断, 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彻底扭曲。

在封建社会中,男性享有绝对的权威,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因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迫害最深,最残酷。这主要体现在女性的悲剧命运上。首先是鹿冷氏,她的悲剧具有相当大的典型意义。她是礼教的完全顺从者,作为父亲平衡与鹿白两家关系的筹码,在温柔的乡情掩盖下,安静地走进了鹿家的大门。但是,受到现代教育的鹿兆鹏并不接受这段无爱的婚姻。鹿兆鹏是被鹿子霖以耳光抽回家,抽进洞房,抽进祠堂的。在完成“义务”后,鹿兆鹏逃离了家庭。无处可逃的鹿冷氏像一块抹布一样被丢弃在鹿家建筑精美的四合院里,在经受了自己的公公(鹿子霖)肉体的戏弄、精神的屠杀后,她人性的堤岸崩溃——疯了。最后被亲生父亲为了“一张人脸”亲手灌下毒药毒死。她的死就像一只蚂蚁轻轻被车轮碾死,安安静静,没发出一点声音。

如果说鹿冷氏的悲剧发生得无声无息,那么田小娥的悲剧犹如飞蛾扑火一般,爆出了炫目的火花。“对悲剧来说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引起我们快感的不是灾难,而是反抗”[2]。反抗使田小娥成为整个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形象。她毫无顾忌地向奴隶式的封建婚姻关系挑战,挣脱封建伦理的束缚,勇敢地同黑娃结合,同黑娃一起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农运;为了报复白嘉轩,设计使白孝文投入自己的怀抱;最后,即使被自己的公公鹿三以维护白鹿村的封建道德的名义残酷地杀害,也要掀起一场瘟疫,去控诉吃人的礼教。

田小娥从对礼教的反抗转变成放任自身欲望的畸形发展和对生命的自轻,在对抗中一步一步走向人性和尊严堕落的深渊。但是,众人泼到她头上的脏水和加于她的罪名更恰恰反映了传统礼教的罪恶和社会世俗的可悲。她仍然是一个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下的被侮辱者与被压迫者,是同封建秩序抗争的斗士,不屈的复仇女神。小说以魔幻的方式表现她死后灵魂的抗争,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她的冤魂以不同的方式把被害的真相传达给黑娃、自己的婆婆、仙草,缠住杀害她的凶手鹿三并借他的口羞辱白嘉轩,在白鹿原制造瘟疫,让曾经唾弃过她的人为自己陪葬。即使尸骨被焚烧,也要化作漫天飞蛾……高高耸起的砖塔不断提醒白鹿原上的每个人:她曾经让整个大地颤抖。她的悲剧命运蕴涵了巨大的社会、历史、 文化和人性的容量,从一个特定视角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白孝文则是封建礼教和残酷的社会环境使人纯洁本性堕落、扭曲、疯狂的悲剧。白孝文是《白鹿原》中最难言说的人物,他在传统礼教的严格教育下长大,又最终背叛了传统礼教,去享受着世俗的光环,又嘲弄着礼教的虚伪。

三

“人的存在的根本意义在于对自由的真正、完全的占有,这也是人类的终极理想。但现实中人没有谁能达到这种理想境界,这除了人自身的局限外,更重要的是社会历史的局限”[3] 。然而严酷的政治斗争毁灭了人的价值,白灵和鹿兆海的悲剧命运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们三个人出身相同、经历相似,表面上他们选择了性质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一个加入共产党,另一个加入了国民党,但实质上,他们是为了一个相同的目标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看谁的主义能救白鹿原”。但是他们的悲剧命运却是惊人地一致,一个曾经在白区长期工作的地下党员居然被清洗,家属得到了烈士的称号;另一个打算到抗日前线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爱国军人,却被派到边区剿共,被流弹打死,又被罩上抗日英雄的光环送回白鹿原。

他们都走过了曲折、坎坷、艰险的人生历程,他们的人生追求和生命轨迹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深刻的历史内涵,显现着生活的逻辑。作品的历史悲剧意蕴渗透在白灵的壮烈与崇高,鹿兆海的冷峻与无奈之中。他们人生价值的毁灭,给生活和历史留下巨大的问号和惊叹号。白灵被杀许多年后,白灵的儿子——作家鹿鸣面对母亲的历史性悲剧时意识到:“重要的是对发生这一幕历史悲剧的根源的反省。”当年以“革命”“救国”的名义举起屠刀的人们早已烟消云散了,我们是否想过,他们给中国革命历史增添了多少曲折?给中国的社会生活酿就了多少悲剧?

《白鹿原》通过对既定秩序的捍卫者,既定秩序的牺牲者,以及既定秩序的反抗者的悲剧命运的展示,引发了我们对民族的、时代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阶级的、人生的局限性的无尽思考。

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变革,人们不但要经历血与火的洗礼,更要经历痛苦的蜕变。社会制度变革的成功,以旧制度的灭亡,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为完成的标志。但是思想观念的蜕变,则要经历更为艰难漫长的历程。白鹿原是一个远离政治风暴的关中农村,作者选其作为作品的环境,有其深刻涵义,是十分值得称道的。时代的潮流,在这里已经成为余波,而正由于是余波,所以各种矛盾的斗争才更加激烈,投机者的对社会现代化的“可怜的模仿”[1]就更加夸张,人们在黑暗动荡的生活中就更加无所适从,人们的悲剧命运便更加无法避免。他们的悲剧命运也就更有了代表性的意义。朱先生在寂寞、失望和无比“孤清”中“仙逝”,他的悲剧显示的是儒家文化传统的历史命运的悲剧;历尽惊涛骇浪的白嘉轩,极度悲愤之后灵魂出壳,彻底“超脱”,他的悲剧是宗法制度的悲剧,更是儒家文化传统实践者的悲剧;黑娃的寻找人性的复归却毁灭于灭绝人性者的黑手下;白灵惨死于共产党内极左派的屠刀下;年轻有为的鹿兆海则是蒋家王朝反共的牺牲品;白孝文在黑暗的社会环境中人性被彻底扭曲,成为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鬼;田小娥、鹿三和鹿冷氏成了封建礼教的祭品……他们的悲剧都深刻着时代的烙印,涂着斑驳的政治色彩。《白鹿原》记录了白鹿原上形形色色的人们的悲剧,折射着那个时代整个民族的悲剧,折射出整个民族在那个时代的悲剧。

【参考文献】

[1]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问答[J].小说评论,1993,(3):21-22.

[2]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330.

[3] 程亚林..悲剧意识[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230.

(作者简介:丛鑫,燕山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