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的心性论对苏轼词的影响

刘渝霞

禅宗是一种追求人生理想境界的独特修持方法。它以心性论为基点，通过心性修持获得心性升华，是一种摆脱烦恼、超越现实矛盾和生命痛苦、追求思想解放和心灵自由、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佛禅对人生和生命的玄妙认识对苏轼的影响非常显赫，并对其词的创作和审美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

苏轼早年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学而优则仕”，青年得志、得意时名满京城，士林仰望。然而其后却仕途不顺，残酷的政治现实使他处于北宋政治斗争的漩涡，三次遭贬谪，晚年更是遥谪海南，几乎在流谪中度过了他仕途生活的大半。这种大起大落，使他“致君尧舜”的理想根本没有机会施展，荣辱、得失、穷达、祸福长时间交替更迭，不能不使苏轼从青年时“奋历有当世志”转向消沉，发出“人生如梦”的慨叹。为了平衡和抚慰自己痛苦的心灵，他只能转向佛禅寻找解脱，来与苦难的人生相抗衡。在遭贬谪的岁月里习禅，使得苏轼即使身处逆境仍有一种随遇而安的旷达与超脱，他才能够尽情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充分实现自己在文学和文化方面的独特价值，他的精神才能给天地众生以无尽的滋润。

苏轼非常推崇禅宗的心性论，并身体力行。禅宗认为修禅成佛，就是见性成佛，就是用自己的心性去体认，要“治心”、“安心”、“定心”、“识心”方能“见性”，识得自性便成佛道，便是实现了超越。它反对舍弃现实感性生活扭曲自性去寻求超越，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坛经》)，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超越意义，实现理想的精神境界。禅宗要求从“饥则吃饭，困则打眠，寒则向火，热则乘凉”(《密庵语录》)中体会禅道，从“青青翠竹，郁郁黄花”(《祖堂集》卷三)中发现禅意。即从青山绿水中体察禅意，从人自身的行住坐卧等日常生活中体验禅悦，在流动无常的生命中体悟禅境，从而实现生命的超越、精神的自由。①苏轼的作品中，特别是他在被贬谪的岁月里，这种学说成为他用超然的态度来藐视忧患、排解贬谪生活的苦闷和忧伤的一种精神寄托。他的词作极力追求乐观豁达、随缘自适、随遇而安、顺其自然的自由自在。

随着时光的流逝，宦海的沉浮，苏轼对《坛经》中的“随所住处但安乐”，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黄州后，他明确提出了“随缘自娱”“随缘委命”。禅学思想一方面成为苏轼生存的哲学支撑，“苦乐随缘”、“得失随缘”，“缘”既然是宿因注定，就应该在困顿中找到生的乐趣。另一方面，随缘自喜的生活态度涵养着苏轼良好的创作心境。由于外部直接压力的一时摆脱，也使得苏轼获得了一种萧散无碍的创作心境，使审美创作呈现出最佳态势。②他的文学创作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峰。

苏轼把禅学的超越意识运用在了对自己生活态度的洒脱体味、超然认识上。不用去思考过去如何，也不用担心未来怎样，关键是怎样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执著于此生的过程。在本是一座山环水绕的荒城黄州，他觉得“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在被古人视为畏途的荒远岭南，他感受到“岭南万户皆春色”、“罗浮山下四时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再度远贬海南，他又吟诵“胸中有佳处，海瘴不能腓”，“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临江仙》)。这种履险如常、随缘自乐的心态，使他无论在何地都感到如同家乡一样安适。所谓“随缘自适”，靠的便是主体心境的恒定，以不变应万变。“我生百事常随缘，四方水陆无不便”(《和蒋夔寄茶》)，“随缘”是以心灵来涵盖万物的。③

这种面对现实超然独乐的生活态度，这种将生命审美化的生活态度，使苏轼的生命在人生困顿时迸发出迷人的光彩，获得了精神的自由，从而转化为文学艺术，使其词读起来往往疏朗痛快。他在《十拍子》中写道：“白酒新开九酝，黄花已过重阳。身外傥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东坡日月长。玉粉旋烹茶乳，金齑新捣橙香。强染霜髭扶翠袖，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身外之事既然虚妄不实，而如今恰好美酒新酿，菊花绽黄，那么何不痛饮一醉为快!可见，对身外世俗名利的否定，反而使他更加肯定自身精神的真实存在。“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道出了他由于超越了时空限制而获得的最大的精神自由。

被人们所称道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正是他的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态度的体现，一种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呈现在读者面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作者由眼前自然界的风雨推及政治上的风雨和人生的风雨，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表现出旷达超逸的胸襟，充满清旷豪放之气，寄寓着独到的人生感悟。苏轼在逆境中处惊不变、泰然处之、从容淡定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他对禅宗超越、超然、超脱的理解。

另一首《定风波·海南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中，通过对歌伎柔奴身处逆境而安之若素的可贵品格的歌颂，抒发了自己在政治逆境中随遇而安无往不快的旷达襟怀，寄托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词中的柔奴该有怎样一种柔静沉美的风韵和一种意态自足的淡然?!宁静淡远、意态自足而随缘自适，恰是苏轼此时心态的写照。

同样，《满庭芳》(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以情理交融、奔放舒卷的笔力，尽情地展示了苏轼在人生道路上受到重大挫折之后既愤世嫉俗又飘逸旷达的内心世界，表现了他宠辱皆忘、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作者终于摆脱了世俗功名的苦海，获得了精神的超脱与解放，这是一曲感人至深的生命的觉醒和呼唤。

苏轼善于在大自然的山水笔墨之间参禅悟道，在禅理中领悟、寻求解脱苦难的人生哲理，再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生活，并将珍视生命、美化生活的独特感受融入艺术作品中，在题材的处理、意境的创造、想象力的发挥以及语言的运用诸方面，都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引导，善于发现和表现生活中的美，进而创造出充满哲理而又美不胜收的艺术境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他的作品具有一种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的意境美，进而形成空灵甚至飘逸的境界，他真正领悟了人生，对人生价值不断追求和超越，因而他在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都达到了很高的审美境界，他自己也实现了从现实人生到艺术人生的转化。

他的《西江月》中，“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春寒料峭，醉不得归，人马露宿于郊野，在他人本是极为凄苦难耐之事，何况此时的苏轼谪居黄州，“只影自怜”、“憔悴非人”、“疾病连年，人皆相传已死”，④处境十分艰难。按常情他无论如何是潇洒不起来的，但情况恰恰相反。当他忘掉了利害得失，以“闲者”的心态静穆地观照自然和人生时，才能发现春夜月下的景致是那么迷人，才能发现和容纳“万山攒拥，流水铿然”之美，才能以“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的姿态去亲近自然，自然随即内化入心，在这种心物无间中，作者的生命状态也实现了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这个“醉”是一种沉浸于美的享受，是一种闲适的人生境界。他是在将苦难的世俗人生进行审美化的处理，于苦境中寻出乐趣，在逆境中求得解脱，将凄苦化为愉悦，把抵牾融为和谐，这样就省却了许多烦恼，体会生活的更多乐趣，领略到世间更多美好的东西，就会真正发现生活中的美。⑤

苏轼类似的词如《临江仙》(细马远驮双侍女)“溪山好处便为家”、《满江红·董毅夫名钺》“忧喜相寻，风雨过，一江春绿”、《浣溪沙》(倾盖相看胜白头)“故山空复梦松楸，此心安处是菟裘”等，皆写出了他人生修养中超然旷达、不为外物所累的一面。这种超旷自适“恰恰是烛照人生、参破玄机的睿智，恰恰是傲视磨难、超凌逆境的坚忍”。⑥在这超然旷达的胸襟之后，是其人生所遭受的种种挫折与打击所构成的重重阴影。主观修养之超旷与客观身世之不幸，其间的反差是如此鲜明。这使得我们在阅读苏轼这类词时，既赞叹其处世态度，又感慨其坎坷遭遇，品味良久，耐人寻味。

注释：

①方立天：《禅宗精神——禅宗思想的核心、本质及特点》，《哲学研究》，1995（3）。

②王树海：《佛禅的人生观和苏轼生命历程的审美化》，《齐鲁学刊》，1994（3）。

③黎小冰：《随心入禅境旷达对人生——禅宗对苏轼创作的影响》，《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4）。

④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⑤韩丽霞：《超然心态与苏轼黄州文学创作》，《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版。

⑥张晶：《心灵的歌吟：宋代词人的情感世界》，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单位：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