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颂歌　爱的悲歌

褚艳红

摘要：《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这一艺术形象是爱与美的化身，她美丽、善良、温柔宽厚、刚强自爱的性格和不幸的命运使其悲剧内涵十分丰富。作品中刘兰芝对高贵的人格尊严的坚决捍卫，对美满的爱情婚姻的执着追求，对罪恶的封建伦理纲常的勇敢叛逆，合奏出一曲不屈的人生悲歌，彰显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悲剧内涵；人格尊严；礼教；叛逆精神

《孔雀东南飞》是东汉末年的一首乐府诗，最早收录于南朝人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后来人们习惯以长诗的第一句称之。诗歌通过一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着力塑造了刘兰芝这一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千百年来人们对刘兰芝的同情多于歌颂，对这一形象的悲剧内涵仅限于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借以表达下层人民渴望美好爱情的良好愿望。但是“任何形象都大于思想”（别林斯基），对文学作品形象的内涵的把握，只有细读文本，不断探索，才能深刻地体会到艺术形象永恒的艺术魅力。笔者认为，作品中刘兰芝对高贵的人格尊严的坚决捍卫，对美满的爱情婚姻的执着追求，对罪恶的封建伦理纲常的勇敢叛逆，合奏出一曲不屈的人生悲歌，彰显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一

捍卫高贵的人格尊严是刘兰芝形象的审美内涵之一。审视刘兰芝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政权得以加强的时代，也是封建礼教得以完善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礼制社会，便有了繁缛而精严的种种约束女子的所谓“妇德”。其中最典型者便如“三从四德”。《仪礼·丧服》中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1]这便是“三从”，它完全无视女性的喜乐、好恶、追求与向往，彻底剥夺了女子作为人的独立性，只能终生处于被动的“从人”的地位。而“四德”是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班昭《女诫·妇行》解释说：“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已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2]四德排斥女子的才华与能力，而推尚贞静守节、言行自敛、身不垢辱、勤于家务等，它从各个方面对女子进行限制。强调了男尊女卑、夫尊妇卑、公姑尊子妇卑的观念，有意弱化、柔化女性，让她们永远都要处于柔弱顺从的卑下地位。

刘兰芝就生存于这样的社会之中，她识大体、顾大局、忍让顺从的性格即是受女德教育的结果。“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不仅美丽聪颖，而且多才多艺、勤劳能干。出嫁之后“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但焦母的百般刁难却让她认识到了现实的严酷，于是她不再委屈自己，她要争取做人的尊严，她主动遣归了。按照恪守封建礼教的人们的认识，刘兰芝“母不先遣而悍然请去，过矣。”（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但是，研读文本，仔细推敲文本的空白之处，即会发现，如此聪明的刘兰芝，自当深知遣归的屈辱处境，而刘兰芝割舍夫妻深情自请遣归，这其中有多少辛酸往事，又是多么迫不得已！因为刘兰芝出嫁已经二三年了，在这二三年中，刘兰芝曾经付出过多大的努力，“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可想而知，在焦母的无端挑剔中，刘兰芝是怎样的委曲求全，在痛苦的挣扎中，刘兰芝对现实的认识越来越清醒，无论自己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改变婆婆固有的心态，遣归之势已成定局。与其将来被扫地出门，还不如自请遣归。刘兰芝的选择体现了生命意识的觉醒和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她不愿再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她要追求最基本的人格尊严。

在遣归成为事实时，刘兰芝没有蓬头垢面，悲悲切切，而是像新嫁娘一样精心打扮自己：“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作者在此浓墨重彩，从头至足铺排刘兰芝的美貌，加重了这一艺术形象的悲剧意义。鲁迅先生在论及悲剧社会性冲突时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让如此美丽无辜的生命承受如此不幸的命运，这就是悲剧的魅力。面对不公正的待遇，刘兰芝表现的冷静、刚强。这在当时她所生活的那个年代，作为妇女本身能够向夫家提出遣归的要求，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做到的。被丈夫休回娘家，这是非常羞耻的事情，甚至还要承担沉重的社会压力，有的妇女宁可去死也不愿被丈夫休回娘家。而刘兰芝被休回家却严装打扮自己，镇定自若，从容不迫，表现了外柔内刚的性格。尤其是辞别婆婆时，她没有恶语相加，而是礼貌周全，言语得体，在焦母面前表现出了做人的尊严。出于至诚的本性，刘兰芝作别焦家时对小姑的关切疼爱之情溢于言表，并私下嘱咐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刘兰芝对待他人，包括伤害过自己的人，都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让读者充分认识了她的善良与真诚，自尊与自强。她是可怜的，也是可爱、可敬的。刘兰芝对人格尊严的维护，体现了时代发展的新变化。正如李泽厚《美的历程》认为，“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3]

二

对爱情婚姻的执着追求是刘兰芝形象的另一基本特征。刘兰芝和焦仲卿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婚姻，在婚前没有彼此的了解和感情，但他们的婚姻是幸运的，他们婚后情深意厚，琴瑟相谐。他们曾经有约：“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所以刘兰芝婚后竭诚尽力，委曲求全，希望感化铁石心肠的婆婆，换的与丈夫焦仲卿长相厮守的结局。即便是被遣已成事实，刘兰芝还是珍视与焦仲卿的这份感情，把自己陪嫁中的珍爱之物留给焦仲卿做纪念，希望对方“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当夫妻洒泪大道分别时，面对焦仲卿的一片挚爱之情，她虽然明白世事难料，前途茫茫，还是与仲卿相约：“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盼望着有一天能实现破镜重圆的梦想。从刘兰芝的誓言中，表现了她对生活充满了憧憬，特别是对爱情有着深深的期待。她希望夫妻能够忠贞不渝，长相厮守。她的誓言与另一首汉乐府民歌《上邪》极为相似：“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首诗歌感情的表白激昂热烈，而这蒲苇、磐石之比更显得深沉执着，表达了刘兰芝“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的爱情观。

刘兰芝两度拒婚更表现了她对爱情的坚贞。兰芝回到娘家之后，先是“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的县令公子遣人求婚，后是“娇逸未有婚”的郡守五郎派县丞前来说媒，面对富贵荣华的诱惑，面对太守家迎亲的排场，刘兰芝丝毫不为所动，她所珍爱的，只是与丈夫彼此之间的爱情。为了这份真情，刘兰芝进行了抗争，但残酷的现实粉碎了她的梦想，刘兰芝被迫允婚，面对丈夫的误解和冷嘲热讽，她没有反唇相讥，表现了对丈夫的理解、宽容和诚挚的情怀。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名弱女子，地位卑下而又孤立无援，在一次次挣扎中，刘兰芝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她义无返顾地举身赴清池，走得干净、果决，对那个黑暗的社会没有一丝的留恋。刘兰芝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爱情的尊严，这是对爱情的最美、最悲壮的颂歌！

三

对罪恶的封建伦理纲常的勇敢叛逆使刘兰芝的形象更为光彩照人。刘兰芝是一个美丽、聪颖、善良、宽容、刚强不屈的形象，从她身上找不出令人厌恶的缺点。而这样的好媳妇却不为婆婆所容。焦母是一个极端蛮横不讲道理之人，视兰芝的美德而不见，置仲卿夫妻的爱情于不顾，一意孤行，棒打鸳鸯。有不少研究者为此寻找焦母厌弃刘兰芝的理由，持“门第说”者认为，焦母是因为两家的婚姻门不当户不对而看不起刘兰芝，焦仲卿是“大家子”，且“仕宦于台阁，有地位有身份，而刘兰芝“生小出野里”，与焦仲卿贵贱差距很大。但从作品中得知，焦仲卿不过是一小吏，而从刘兰芝的嫁妆和自小所受的教育可看出她家境殷实，两家的差距并不构成主要原因。持“无子说”者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封建社会，对父母最大的“小孝”就是“无后”，断送宗族的“香火”。刘兰芝嫁到焦家，没有生下一儿半女，无子被休，名正言顺。如若成立，那么县令公子和太守五郎相继到刘家求婚，难道他们不怕断送了香火？似也荒谬。若从人类固有的心理因素分析，焦母的行为抑或是出于人类早期的“恋子情结”，多年守寡的她无法容忍兰芝抢走自己最亲近的儿子，也同样无法容忍平素对自己敬爱有加的儿子的“移情别恋”。因此，夫妻越是恩爱，就越发引起她的失落与嫉妒；兰芝越是贤良，就越发引得她的不满。无论哪一种理由，焦母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自己的儿媳妇。焦母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权利，是因为在焦母的背后有强大的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做后盾。汉代是讲究孝道的，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孝道更是立国之本。孔子云:“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4]《礼记》云:“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也，示民有上下也。”[5]董仲舒明确地提出:“夫孝者，天之经也”。[6]《孝经》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7]在封建社会家天下的时代，这无疑强化了家长的地位，强调了家长的权威。封建社会并不注重夫妻间的情感，《礼记·内则》篇：“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世不衰。”[8]正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重压下，刘兰芝逐渐产生了朦胧的反抗意识，她不甘心作一个会说话的奴隶，不愿意任人摆布。面对焦母的“不悦”，敢于自请遣归，在遣还时的严妆，无疑就是一种示威，她不是悲悲艾艾、灰溜溜地离开。而是光艳照人、坦荡出门。在和焦母告别时，她不亢不卑，说话谦逊有礼而又透着骨气。“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绵里藏针的讲话方式，说得焦母哑口无言，表现了刘兰芝的倔强性格和叛逆精神。

同样，当刘兰芝回到娘家后，刘兄又用了家长制赋予他的权力，动用了封建社会对广大妇女的约束机制，“长兄为父”，所以尽管刘兰芝非常希望能与焦仲卿破镜重圆，但面对势位富贵的诱惑，兄长责备她“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言外之意已经在下逐客令了，刘兰芝的态度是“仰头答”，对刘兄的仰头和对焦母的严妆，在思想上如出一辙。刘兰芝虽然表示“处分适兄意”，但表面允婚，内怀死志，和焦仲卿相约“黄泉下相见”，双双以死殉情。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权威，拆散了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美满婚姻，毁灭了刘兰芝和焦仲卿团圆的梦想。刘兰芝拼却一死维护自己的神圣爱情，对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做出了最勇敢最激烈的抗争。在这种反叛当中彰显着自我，用宝贵的生命谱写了一曲不屈的人生悲歌。

总而言之，中国封建社会所建立的森严而繁复的礼法织就了一张大网，将中国女性重重裹束，她们的生命权遭遇强固的牵制、肆意的践踏，使她们难以发出畅快的、自由的、生命的呐喊。然而“悲剧一方面像音乐一样，是苦闷从内心发出的呼号；另一方面，它又像雕塑一样，是光辉灿烂的形象。”[9]吟诵这首悲剧长诗，刘兰芝这一不朽的艺术形象穿越千年的时空，向世人彰显了女性自我的生命价值：爱情高于生命，自尊高于爱情，人格尊严高于一切。

参考文献：

[1] 崔高维校点：《周礼·仪礼》[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P67。

[2] 张福清编注：《女诫：女性的枷锁》[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P3。

[3]李泽厚：《美的历程·魏晋风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P193。

[4]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三联书店，2004，P27。

[5]郑玄注：《礼记》卷第十五[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P20。

[6]苏兴撰：《春秋繁露义证》 [M]，北京:中华书局，1992，P315。

[7]王爱宽：《孝经译注》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P58。

[8] 《四书五经全译》 [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P1392。

[9]蒋孔阳：《美学新论》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P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