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讹诈》中语式对语旨的建构作用

编者按:本期发表刘宝岩、王欣和张宁的研究成果。前两篇文章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运用于文体学的研究中;第三篇文章将人称代词视角转换对凸显说话人身份所起的作用视为功能,颇具新意。

提 要:本文根据韩礼德系统功能文体学理论,论证英籍小说家阿瑟•黑利的《旅馆》选段《讹诈》中作者对直接引语、内隐的叙述者等叙事形式的选择与情景语境或作者的整体意义有关而构成“有动因的突出”,“前景化”的叙事形式对语旨具有明显的建构功能。上述叙事形式的运用是作者为处理所面临的复杂社会关系而采取的理性策略。

关键词:系统功能文体学;“前景化”的叙事形式;语式;语旨

中图分类号:H0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100(2009)04-0033-4

On the Constructive Function of Mode to Tenor inBlackmail

Liu Bao-yan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2, China)

This paper, guided by Hallidays Systematic Functional Stylistics, illustrates that British writer Arthur Haileys choice of Direct speech and invisible narrator in his Blackmail selected from Hotel is determined by the theme of the text. Therefore, the above-mentioned narrative form, leading to motivated prominence, is the authors well-chosen strategy for objectifying his viewpoint.

Key words:Systematic Functional Stylistics; foregrounding narrative form; mode; tenor

1 引言

英籍小说家阿瑟•黑利的《旅馆》(Hotel, 1966)选段《讹诈》因其精巧的构思,高超的叙事被列为世界经典名作。近年来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展开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王津(2002)、黎清群(2008)从语言模式,特别是前景化的语言模式角度,揭示语篇的直接意义、主题意义和社会意义;章永兰(2005)、王玉杰(2007)运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通过分析语言的及物性系统、语气系统等揭示语言在语篇中是如何被用来描写人物与主题的;闰继芬(2007)、张国辉(2007)从Grice的会话合作原则及会话含义理论的角度分析小说《讹诈》中的人物性格及心理;胡颖(2007)专题探讨过《讹诈》里的称谓语;康响英(2008)依据社会语言学话语与权利的观点及韩礼德的人际功能理论探讨模糊限制语在《讹诈》中所构建的人际关系。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从作者的叙事方式,即语式对语旨的建构功能方面对该名作进行探讨。本文根据韩礼德系统功能文体学理论,论证作者对直接引语、内隐的叙述者等叙事形式的选择是作者影响读者态度的手段之一。在《讹诈》中,由于作者刻意突出的形式上的文体特征与情景语境或作者的整体意义有关而构成“有动因的突出”(motivated prominence) (Halliday 1973:112),从而使“前景化”的叙事形式对语旨具有明显的建构功能。

2 系统功能文体学理论

文体学是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体的学科。系统功能文体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全面的文体分析框架。其核心是“功能”思想,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它们分别与语场、语式、语旨相对应。功能的主要作用是把突出的语言形式与情景语境在文学作品中与作者的整体意义联系起来。韩礼德将决定语言特征的情景因素归纳为三种:语场(field)、语旨(te-nor)和语式(mode)。语场指所发生的社会活动和交流的内容,影响词汇和句法的选择;语旨指参加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及角色关系,语言在特定的语境中的使用目的,它影响到句型和语气的选择;语式指的是语言传递的方式,即语言在特定的交际情景中所起的作用、语篇的符号组织方式在情景中的地位和功能,包括交际渠道和修饰方式(比如使用何种方式来表达意义、传递信息等),它影响到语篇的衔接风格。语域所反映的实际上就是情景语境。

韩礼德系统功能文体学理论“把前景化定义为有动因的突出” (Halliday1973 :112),即只有对语篇整体意义有意义的突出才具有文体价值,与语篇整体意义无关的突出没有文体价值,这样就把“突出”与“前景化”区分开来。读者对语篇意义的预测是以我们意识到的语言中固有的出现频率为基础的。如果语篇中出现了出乎意料的模式,这一模式又对表达作者的整体意义有关,即在情景语境中起突出作用,那么,这些突出特征就是有动因的前景化特征,是理解作者语用意图和语篇主题的依据。

3 文本分析

《讹诈》是长篇小说《旅馆》的片段,叙述的是旅馆侦探长奥其维抓住公爵夫妇交通肇事的把柄而进行敲诈的故事。公爵夫人发现公爵嫖赌的隐情后跟踪追迹,俩人在回家途中却因酒后驾车而酿车祸。为逃脱责任,他们将肇事车辆藏在旅馆车库的角落,但被奥其维发现。事后,警方加紧追踪肇事车辆,奥其维则趁机到公爵夫妇的官邸敲诈一万美元,公爵胆小怕事,不知所措,公爵夫人与他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较量,最终她以两万五千美元降服了奥其维,让他冒着生命危险把肇事车辆开到北方去维修以销毁罪证。

3.1《讹诈》的语场与语旨

《讹诈》的表层意义是奥其维对公爵夫妇进行讹诈,然而从深层次看,文本还表达了另一种讹诈:公爵夫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与金钱对地位卑微的旅馆侦探长的精神和意志进行“反讹诈”。为达到彻底销毁罪证、逃避惩罚之目的,公爵夫人决定收买奥其维,诱使他冒着生命危险把肇事车辆开到北方去维修。在重金面前,奥其维处于一种“欲罢不能,欲退无路”的两难境地,最后只得违背自己的初衷,乖乖就范,听从她的调遣。这种讹诈与奥其维的讹诈相比,手段更加隐蔽,行为更加卑劣。

地位低微的奥其维在讹诈时尚存廉耻之念,从未对钱进行赤裸直接的表白:

“但我不是不讲道理的,所以我先到你们这来了,这样你们能够先告诉我你们的想法”。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是来听听你们有什么想法的”。

“我倒是希望,”奥其维说,“你们俩能想出点什么办法来。”

即使是在公爵夫人领会了他的用意后的“你要钱,是不是?”和“你要多少钱?”的逼问之下,他的回答还是较为委婉:

“……但是,我也要吃饭呀。”

“唔……我想你们是非常富有的。”

读者若站在这位地位卑微、收入微薄的侦探长的立场,以较为客观的态度来评判他的行为,理解他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出此下策,并对他产生些许宽容也未尝不可。

与奥其维相反的是,一向以清高自居的公爵夫人在谈到钱时却毫不隐晦,表现得相当直白而赤裸:

“你要钱,是不是?”

“……如果能把车子悄悄地修理一下,我们可以出大价钱。”

“你要多少钱?”

“我只问你多少(钱)。”

“不”,她毫不含糊地说。“我们不会付给你钱的。”

“我们不是给你一万美元,而是要给你二万五千美元。”

“给你二万五千美元,”她重复道。“现在先付一万美元,还有一万五千美元等你到了芝加哥跟我们碰面时再付。”

这表明,对他们这样的上层人物而言,用“钱”来解决问题——即使是见不得人的交易——已是公开的秘密,根本不用隐瞒,也无须遮掩。这样,作者便将批评的利剑指向了上层社会,而像奥其维这样的普通人的丑恶无耻的行径难道不就是“上行下效”的恶果?

因此,《讹诈》的语场是见不得人的丑恶交易“讹诈”与“反讹诈”;语旨是揭露以公爵为代表的腐败的上流社会,他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对民众生命及法律威严极端地漠视,犯下命案后不是主动自首,而是想方设法地掩盖,掩盖不成就实施“反讹诈”。语篇的必要条件之一是目的性,语篇的主观性决定任何语篇都必须体现意识形态。语篇是在语言的外壳下起操纵作用的社会化意识形态。语言只是语篇的形式,意识形态才是语篇的内容。任何一种语义内容都有若干种语言形式可供选择,选择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是在不同语境下不同目的的作用和结果。内容决定形式,意识形态决定语言再现形式的选择。作家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将自己的意识形态通过作品公诸于世,借助作品中的人物展示自己的喜怒哀乐。功能语言观认为,语言是一种构建社会现实的资源,任何社团都拥有多种相同或相异的社会现实或世界观,所有话语在表达一种社会态度时都是在冒险,是在同时与一系列表达不同的社会态度的话语建立相同或相异的关系。作者对比较敏感的话题发表看法时,为保护自己,也为使自己的观点具有客观性而易于被读者接受,往往采用弱势、客观、中性的介入策略。由于讽刺的对象是仅次于亲王或国王的显赫贵族公爵,公爵夫人还是王亲国戚,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作者在选择语式时进行了精心的考虑:全文四分之三的篇幅都采用叙述干预较小的直接引语、内隐的故事外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及外聚焦视角等叙事形式。

3.2 《讹诈》的语式对语旨的建构功能

《讹诈》全文有109个自然段,除了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等信息的第一、第二两段及透视公爵夫人的内心活动的七段外,其余100段都是以直接引语的形式出现的,而且绝大部分篇幅都采用内隐的故事外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及外聚焦视角等叙事形式。申丹指出:语言现象出现的频率超常地高或超常地低都构成一种偏离。这种叙述形式究竟是作者无意插柳还是有意选择的?它与文本的主旨建构究竟是否有关联?本文认为作者在文本中采用叙述干预较小的直接引语、内隐的故事外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及外聚焦视角等叙事形式是为了使自己的观点“客观化”的匠心选择。

3.21 直接引语

作为作者,要使小说真实可信,在与读者交流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如何提高话语表达的可信度,使读者相信作者在陈述的过程中是客观的。因此,人物话语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小说艺术的“专利”,因为在小说中人物话语“需要处于另一时空的叙述者转述给读者”(申丹1998:306) 。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产生不同的效果。“变换人物话语的表达方式成为小说家用以控制叙述角度和叙述距离,变换感情色彩及语气的有效工具” (申丹1999:37)。直接引语就是原原本本记述人物在某时某地所说的话,并把它放在引号内,一般情况下有引述句,引号里的内容使用现在时。直接引语的词汇特征是保留体现人物特点的语言成分与语音特征,多采用谈话(非书面语言)形式,大量的疑问句、感叹句、不完整句、不连贯的话语及表现人物特有主体意识与个人特征的口头禅、粗俗语、行话、俚语等不规范的语言成分或标点和拼写方法,这不仅能达到生动形象的效果,还能创造跳动变幻的言语境界,表现人物复杂的思想和瞬间的感受。因此,直接引语具有生动逼真、表现力强的特点,能够产生很强的音响效果,有助于成功塑造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话如其人,《讹诈》里公爵夫人考究用词,一方面说明她身份高贵,受过良好教育,另一方面表明她想借语言优势给奥其维施加压力的企图。作者对奥其维的刻画更是成功地运用直接引语的典范。在奥其维的语言中有大量粗俗的、不合语法的俚语:

“Pretty neat set-up you folks got.”(画线部分应为nice)

“Whether you got fancy titles neither.”(应为either)

“I seen you come in...”(应为saw)

“the kid and the woman was hit...”(应为were)

“…if shed had drove...”(应为driven)

“Theres things it pays to check.”(应为Therere)

“You two was...”(应为were)

“They find who done...”(应为did)

此外,他的语音也极不标准:

“Rushing any place aint gonna bring back the kid nor its mother neither.”

Aint应为isnt, gonna应为going to, nor...neither应为or... either. 另外,把can 读成kin, got to 读成gotta,out of读成 outa ,must have 读成musta 等。

大量粗俗的、不合语法的俚语及不标准的语音表明奥其维是一个粗俗、缺乏教养、未受教育的家伙。直接引语给人以栩栩如生的印象,各色人物在舞台上自我表演,非常真实自然,给人以身临其景的感觉。

利奇(G. Leech) 和肖特(M. Short) 在《小说文体论》一书中对小说中表达人物言语和思想的各种方式及其语言特征、功能和文体价值进行了探讨。他们根据叙述者介入的不同程度对引语形式进行了排列(见下表)(G. Leech and M. Short2001:218)。

从利奇和肖特对引语的排列可以看出,直接引语是叙述干预较轻的话语形式。使用直接引语给人一种所有话语是角色自己口中说出的事实话语,作者独立于角色的话语之外,退居为“观察者”,读者感到所听所闻更客观,更可信,更易与作者形成“同盟”关系。这时的作者隐身了,也就是说作者给读者以这样的一个暗示:读者现在所接收的信息完全来自于人物角色的嘴巴,人物角色对思想内容负完全的责任。因此,直接引语作为一种话语表达形式,在《讹诈》中的运用并非作者的随意行为,对它的选择表达了作者试图在读者心目中建立起一种信任的关系,使读者相信其提供的话语和思想的真实性,以此来影响读者的态度。其优点是它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角色的思想内容,而非由作者用自己的话转述或总结概括出来的思想。作者把信息来源完全投射到人物身上,减轻了作者对信息所承担的责任,使信息内容的可信程度增加,缩短了与读者的距离,实现小说人物与读者交流的直接性。

3.22 内隐的叙述者与外聚焦视角

西摩•查特曼在其《故事与话语》中,根据叙述者可被感知的程度,提出外显的叙述者与内隐的叙述者的概念。在查特曼看来,“外显的叙述者往往对故事中的人物与事件展示出一种话语倾向,读者往往可以从话语中隐隐约约地感受出其对故事中人物、事件与情境的态度;而内隐的叙述者在作品中几乎不露痕迹,读者几乎无法感受到叙述者的存在,也无法得到叙述者的任何暗示,只能在阅读时自己去加以判断和掌握叙述者的基本情况”(S.Chatman 1989:34)。为了营造“实”的氛围,《讹诈》中的叙述者并不是故事里的人物,而是处于故事外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除了在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等信息及透视公爵夫人的内心活动外,基本上隐身不见,像记者拿着摄影机进行写实拍摄,以旁观目击者的身份通过外聚焦视角(只有在透视公爵夫人内心活动的几个段落中发生视角转换,短暂代以零聚焦视角)客观地报道面前发生的一切,不偏不倚的“中立”叙述者不对人物言行或客观事物进行任何评论,只起“录音机”和“照相机”的作用。摄像式的外聚焦视角表明聚焦者是个局外人,“读者像是在观看舞台上的场景或像是在看电影中的镜头”,读者通过这样的镜头获得了较强的身临其境之感,“仿佛一切都正在眼前发生” (申丹2004 : 217)。“在外聚焦叙事中,恰恰是由于叙述者——聚焦者的不加干预,让人物仿佛在戏剧的舞台上自己展示自己,才使作品具有独特的美学效果”(谭君强2002:127)。“故事外叙述者的眼光往往较为冷静、客观、可靠”(申丹2004:217)。内隐的叙述者与外聚焦视角双重力量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客观性与说服力。

4 结束语

让事实说话。在西方文化中,客观性最具说服力。作者对直接引语、叙述者等叙事形式的选择既让《讹诈》这出好戏“自己叙述”,“自己展示”,辛辣的锋芒直捅上流社会的心窝,又达到使作者观点“客观化”、“非个人化”,进而达到保护作者的目的。在文体的选择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适合情景语境,最有效地表达讲话者的全部意义”(张德禄1998:57)。因此,上述叙事形式的运用是作者为处理所面临的复杂社会关系而采取的理性策略,作者刻意突出的形式上的文体特征与情景语境或作者的整体意义有关而构成“有动因的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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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8-07-12

【责任编辑 王松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