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向内转”到“向外转”

1999年,鲁枢元先生曾于《南方文坛》(当年第3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向内转”》的文章,对他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向内转”思想及其在中国文艺理论界造成的影响做了详尽的回顾。十年之后,再对先生的文艺思想做一番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他文艺观的转变。

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他近年的新著中:2006年,鲁枢元先生出版了一部关于生态文学研究和生态批评的著作——《生态批评的空间》。与之前的文艺观相比,在形式上,这本书看似实现了一个由“向内转”到“向外转”的过程,然而在思想上,它却是对“向内转”精神的延续和拓展。

所谓“向内转”,最初指的是在文艺研究中关注对文学艺术家创作心理的研究,属于文学心理学思想。对于鲁枢元来说,对作家心理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向文学艺术的本真状态回归。可以说,这一文艺思想被用于评判新时期中国文学转向是极为大胆的尝试,为当时(80年代)的文艺理论研究和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域。虽然该理论在被引入国内文艺理论界的初期阶段遭遇了很大争议,但是它最终还是得到了文艺理论界的广泛认同。

“向内转”的实质,既可以说是向文学创作主体的回归,也可以说是对感性和情感的回归。在鲁枢元先生看来,文学本身就是具有强烈的主观性的意识活动,那么对文学现象的批评和研究也必然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当然,这一思想的引入跟鲁枢元先生本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他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感性、对生活充满浪漫式思考的人。因而,对于当时的文学批评来说,这种转向是对程式化、崇尚科学和理性的单一的评论模式的一种超越。甚至可以说,这种文艺观的提出,把人们的思想从理性和科学的评判模式中解放出来,回到文学最真实、感性的情趣当中。对作家心灵的探索,以及对作家的“内环境”与文学作品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成为文学批评的“新”{1} 的方面。正如鲁枢元在他的《创作心理研究》中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变观察为思索、变感觉为体验、变感受为回味、变认知为想象的过程。”{2}

总的来看,将心理学思想、心理学研究方法等引入文学批评,借助心理学来分析文学现象、解决文学问题,是“向内转”文艺思想最基本的批评方法,它不仅在于揭示文学创作的心理过程,更重要的是实现文学批评的精神性回归,最终实现文学对所谓“物理环境”的剥离。

“向外转”

“向内转”对于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影响是深刻的,但是,鲁枢元先生并没有因此在此止步不前,近年来,他对文学生态批评的关注和研究又为中国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气息。这也预示着一种新的“转变”。

“新”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的出版。全书分为四个部分,集中探讨文学生态批评的知识性空间,在内容上,它主要包括对生态批评的意义和价值的阐发、生态批评对象及其范畴的研究以及对文学批评未来转向的预言等等。

一方面,正如鲁枢元先生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所说:“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这次文学批评理论的‘转移,是一次基于‘人类文明知识系统大转移之上的‘时代性转移。”{3} 所谓“转移”实际上就是一种新的转变过程,同“向内转”相比,这次转变仍然是借助其他学科来解决文学批评中的问题,不同的是,它并非以进入文学家内心深处为目的,恰恰相反,生态批评所关注的是外在于人类的宇宙和自然,以及自然生态同人类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文学作品当中反映的人和生态之间的关系。如此看来,生态批评思想正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来研究文学现象,并希望借此来唤醒迷失在现代科学和理性思维当中的人类精神——文学精神。这一新的转向,俨然是一个“向外转”的过程。

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人类对自然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给整个生态的整体平衡带来了威胁,更重要的是,这种威胁增加了人类精神的危机和人类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隔阂。鲁枢元相信宇宙精神的存在。并且,根据大地伦理以及深层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这种精神性存在也得到广泛认同。对于生态主义者来说,地球是一个活着的实体,并非机械科学观视阈下的毫无生命意义的研究客体。生态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类精神危机,是生态批评产生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在鲁枢元看来,生态转向还意味着“人文转向”,这也是产生生态批评的更为深层的原因。现代科学和理性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也让人与周围的环境,尤其是生态环境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人文精神的逐渐疏离正是造成人类精神危机的根源。自然对于人类来说不再是美丽的、浪漫的和充满幻想的,而是变得僵死。在此基础上,文学艺术和文学批评也开始走向规范性、科学化之路。这条路,同80年代之前中国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所走的路并没有太大差别,它们都是与人文精神相背离之路。

当代生态学理论认为,地球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人类纪,即认为人类的活动已经能够深刻的影响地球的生态环境。以此来看,人类的精神也会对精神生态产生重要的影响。假如人类精神被科学和理性完全奴役,那么,精神生态也必将受到牵连,整个生态系统最终很可能会走上毁灭。

因此,鲁枢元认为,生态批评所关注的,正是人类的精神危机——当代人类精神的偏执、癫狂、扭曲、物化等等,这些也是造成生态破坏的精神性原因。现代科学和理性精神对于精神生态圈(包括人类精神在内)的破坏,是当代文学艺术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如果要解决当代人类的精神问题和精神危机,人类就必须扭转自己对于自然和生态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精神。生态学的介入,对文学批评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学批评不再只是关注人类的命运和前途,它将人们的视野转向更为广阔的区域——整个生态,它是对整个宇宙自然的关注。因而,将文学批评的视野向自然延伸,就意味着“向外转”。

由此可见,“向外转”实质上是一个更大程度的回归的过程,如果说80年代的“向内转”让文学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精神性存在才是文学艺术最基本的存在方式的话,那么,生态批评意义上的“向外转”的过程,让人们开始意识到人类的精神性存在还需有更为深广的层面作为依托,这个层面就是精神生态层面。这也是《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的第一个部分所要阐明的问题。

“内”与“外”的内在一致性

对于文学来说,“内”与“外”的分界是十分模糊的,即使兰色姆在他的《新批评》中对所谓的“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做出了明确的界定,但是,目前学界对于这种界定依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是否有一个真正的、封闭的完全属于文学的区域存在,仍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如果依据兰色姆观点来看,鲁枢元在80年代所倡导的“向内转”实质上是一个“向外转”的过程,对艺术家创作心理的研究是外在于文本的,相对于文本来说,这只是一种“外部研究”。以此来看,“内”与“外”刚好发生了对调,这近乎于一个诡异的文字游戏,也反映了这个问题本身的模糊性。按照这个标准来评判,生态批评与文艺心理批评一样,也属于文学的“外部批评”。与文艺心理批评相比,生态批评与文本之间的距离似乎更大。如此看来,鲁枢元先生似乎一直是在“向外转”,并没有向“内”转过。

但是新时期文学批评家们依然承认鲁枢元先生的文艺心理研究是一种“向内转”的文艺思想,这其中的内在原因恐怕就不是简单的“内”与“外”的文字游戏可以解释清楚的了。

在本文看来,所谓文学的“内”与“外”,看似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实质上是有内在一致性的。文学批评中“内”与“外”之间的区别并非《新批评》所勾勒的那样,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相反,在精神实质上,生态批评同文学心理学批评一样,是对文学最本真精神的回归,同属于对文学内在精神实质的研究。对影响文学的所谓“外部”要素的研究和探索,目的在于寻求文学内在的最本真的精神实质,这些研究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外部批评”可以概括的。

“内”与“外”的不同仅在于研究视阈上。生态批评注目于整个自然,重视精神生态与人类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相对于人类心理而言,精神生态是一种外在于人类灵魂的“关系”。但是,人类的内在精神包容于整个自然的精神生态之中,对精神生态的研究,同对人类灵魂和精神的探索是一致的。这种向“外”的转变,可以说是将人类的内在精神引向外在于人类心灵的、更为广袤的精神生态的复杂的“关系”体系之中。

所以,“内”与“外”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鲁枢元先生对文学的批评和研究看似是一个“向外转”的过程,但是其内在目的却是向文学本真精神回顾。从文艺心理批评到生态批评,鲁枢元先生的文艺思想经历了一个从人类内心向精神生态的转变。而真正的文学精神也并非仅仅存在于人类内心深处,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心理和精神的影响,才是文学精神最根本的依托。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精神生态批评这个所谓的“外”部研究对于文学批评的精神意义。

何为“精神生态”?

何为精神生态?这是一个建立在后现代哲学基础上的概念。从怀特海到大卫•格里芬,后现代哲学从解构式的批评模式,走向自我建构阶段。这一阶段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生态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提出:

受到怀特海过程哲学的影响,大卫•格里芬及其追随者们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后现代哲学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关系”代替了实体,成为构成宇宙万物的最基本的元素{4}。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中,鲁枢元先生对精神生态的界定明显受到这一哲学思想的影响。略有不同的是,他为这个概念增加了更多的诗性成分。他认为,精神生态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5}。显而易见,精神生态就是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里的环境虽然包括了三种环境在内,但是实际上它们统统属于生态环境这个大的范畴,因此,准确地说,精神生态是人的精神与整个生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关系”则是构成这个概念的最基本的元素。它意味着人类精神和生态精神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讲,精神生态也就具有了鲁枢元先生所说的“流动性”,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变动不居的概念,而非僵死的、实验模型式的科学概念。它所建构的基础本身就是有机的、灵动的。目前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所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生动的观念。较之“向内转”,文艺观的此种转变,为文学批评赋予了更为深广的精神意义。

精神生态这个概念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一本书中占据了最为重要的位置,全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个概念展开的。作者首先将精神生态这个概念引入文学批评中来,其目的是为了借助精神生态批评的方式找回失落的文学精神。他认为,造成文学“诗意消解”的原因就在于一种“量化的”、“算计性”的价值体系占据了人类的生活,人们距离自然以及纯真的本性越来越远,货币哲学所建立的价值体系让人们遗弃了精神追求,完全沦落为数据、表格所编织的复杂陷阱当中,人与自然之间已经失去了在心灵和精神的交流。正因如此,拯救人类精神、让人类精神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回归到一种相互调和的、融通的状态,成为生态批评的精神意义所在。

鲁枢元先生认为,拯救人类精神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发精神生态资源,让人类精神回归到自然生态的本真状态。他借用哲学家舍勒的三分法,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以及精神生态做了界定,并认为精神生态才是人类精神的最终存在方式。精神生态学正是研究如何让人类精神回归到这种合理的存在方式之中。当然,这涉及跨学科综合研究,是新兴的生态学和古老的文学研究之间的结合。鲁枢元先生采用了这样的办法将两者巧妙结合起来,即,运用生态学的知识和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来开发文学中的精神生态资源,并用这些资源对文学批评甚至包括整个文学批评史做一番重新梳理,从而拓展文学研究的空间,发挥文学更大的功用,最终目的是要解决现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

对生态批评的对象、尺度以及知识空间的研究,都属于精神生态的研究范畴。它的首要实现方式,便是文学的精神生态批评。因而,所谓的“向外转”,实质上是重拾人类生存的“物理环境”,这个“物理环境”并非单纯的社会环境,而是人类生存的整个宇宙、整个生态系统,对这个系统的重新认识,在精神上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认同感。

小结:“入世”与“出世”

正像《生态批评的空间》第二部分第七节标题所说的那样:“文学,一种恢宏的弱效应”,所谓弱效应,似乎是一种“出世”的、边缘化的效应。在这个文学逐渐被边缘化、弱化的时代,它的作用、它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文学应当采取一种出世的、闲淡的、恬静的姿态,不问世事、只求保有一份自我精神的清净乐土,最终陷入更为边缘化的地位;还是采取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即使处于弱势地位,依然冒着被货币价值体系所同化的危险,孜孜不倦地去唤醒人们心中失落的精神,何去何从,这似乎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

鲁枢元先生对文学的研究,似乎一直在这两种精神之间往返。80年代“向内转”的文艺思想,在当时来看,似乎成了一种退步的、不思进取的、消极的象征,然而就是这样一种“不合时宜”的思想,却促成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转向,现在看来,这种转向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并非是一种倒退,相反,却极大地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发展,是对单一的理论批评模式的超越。反观先生的治学之道,究竟是“出世”还是“入世”、是倒退还是进步,简单的定论显然不足以概括其思想精髓。

再到新世纪,鲁枢元又将另一门新兴的学科引入文学批评——生态批评,他将人们的视野从人类自身引向整个宇宙自然,将人类的精神引向更为广阔的外在精神世界,近乎于一种“向外转”的思想。可以说,“向外转”是一种走向荒野的精神。它再次引发众多质疑:在现代精神以及现代科学和理性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生态批评理论的提出无疑像一瓢冷水。但是它还不足以浇灭现代思想家的热情,同“向内转”相比,它遭遇了更大的阻力。尤其是以金钱、价值实现为追求的现代社会,生态批评同样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思想。

因而,生态批评被当做一种“出世”的消极精神,并被拒斥在主流思想之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是,现代理性和科学对生态的破坏已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生态保护运动逐渐兴起,无数生态保护者积极干预社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局面。在此种形势之下,生态文学的兴起就成为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种内在需要,而生态批评以及更为深刻的精神生态批评,就成为推动人类思想进入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精神动力。从这点来看,精神生态批评反而拥有一种积极的、“入世”的精神。它的终极目的在于实现人类精神的回归,同现代价值体系相比,这种回归无疑是一种“进步”。

由此看来,“出世”与“入世”这两种看似极端对立的精神,却在鲁枢元先生的文艺思想中得到消解:与主流思想偏离的“出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在认识到主流思想偏执和弊病的基础上积极干预人类精神问题的“入世”的过程。他在近年的另一本新书《心中的旷野》里也表达了类似的生态观,并以散文的方式体现了这两种精神的结合。总的来说,《生态批评的空间》为精神生态批评开拓了广阔的视域,在文学研究中引入了其他学科,不仅为文学批评增添了活力;更重要的是,它为日益边缘化、日益偏离自身存在意义的文学和文学批评指明了方向,这个方向就是精神生态。

【注释】

①所谓的“新”的方面,仅指在当时的批评界所缺乏的一种对于感性、主观性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早在中国古代以及西方文学批评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②鲁枢元:《创作心理研究》,149页,河南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③⑤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2、9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参阅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常如瑜,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