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抵制日货运动与日本的对华政策

印少云

(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历史学】

民初抵制日货运动与日本的对华政策

印少云

(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抵制日货运动是民初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广大民众参与外交、反对日本侵华的一个重要方式。持续不断的抵制日货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对华政策,进而间接影响了民初政治的走向:它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在侵华手段上向温和的方向发展,也牵制了日本对中国内部军阀混战的参与和支持,在客观上对中国政局的变换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抵制日货运动也使日本从列强的联合阵营中分离出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列强对中国革命的联合干涉,日本也因此加紧在革命阵营中寻找新的代理人,对中国革命阵营的分裂起到了催化作用。

民初;抵制日货;日本;对华政策

近代以来,随着民权思想的传入和国民意识的觉醒,民众对外交的参与热情一浪高过一浪。尤其到了民国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外交事件能够逃过公众的眼睛。但是孱弱的民国政府,既没有实力去捍卫国家的权益,也没有胆量和勇气去伸张民意。抵制外货就成为民众自发地参与外交的重要渠道,以此来表示对帝国主义侵华辱华政策的不满。本文拟以民初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抵制日货运动为中心,考察该运动对当时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

第一,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持续不断的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在侵华手段上在一定时期内向渐趋温和的方向发展。

民初的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的对华政策由大隈的“武力外交”(以对华“二十一条”的提出为主要代表),到寺内的“威压外交”(以西原借款为主要表现),再到 1920年代中后期的“币原外交”(也称为“睦邻外交”),在侵华手段上体现了渐趋温和的特征。

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夙持大陆政策,志在夺取中国的权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日本施展其在大陆的“抱负”提供了绝好的机会。1915年 1月,大隈内阁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没有等到大隈为自己的“成就”而高兴的时候,日本国内对这种强硬的对华政策所招致的中国人的抵制的批评就已经接踵而至。尤其是该事件所引发的中国举国一致的抵制日货运动,引起了日本国内部分人的担心,一些人开始怀疑日本传统的对华策略。横滨正金银行董事小田切写道:今后日本对华“若还和过去几年一样,采取侵略的、恫吓的、强迫的态度,那么必然会招致中国政府和多数人民的仇视和愤慨,妨碍日本在华发展经济事业”[1]。而标榜所谓“王道主义”的西原更是露骨地说,侵占领土固然容易,但是征服民心却要困难得多[1]。而日本的政界元老山县友朋则批评大隈的对华政策说:“此种缺乏远见之外交,为国家前途计实不胜忧虑。”[2]

由于大隈内阁赤裸裸的武力侵略政策和外交讹诈手段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所以在袁世凯死后,日本统治集团认为有必要采取不会引起中国人反感的更好的办法。为此,新任内阁首相寺内正毅一改大隈内阁时期的对华强硬姿态,决定实施新的对华方针。这一方针的突出标志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寺内的高级顾问西原龟三 5次秘密访问中国,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的所谓的“西原借款”。这一新政策的实质在于以“中日亲善”、“中日经济提携”为幌子,谋取更多的利益。正如西原本人所说:“帝国对华政策的终极目标或则是彻底加以侵略压迫;或则是实行王道亲善……即中国的领土,要么由日本帝国直接主动地保护,要么让中国自己保全自己。但若是前者,则我国每年必须负担二十亿元的支出,更必须冒以国家命运作赌注的风险……将激起四亿民众的反感……何如亲善主义政策,以使四亿民众与我和睦同化。”[3]

寺内内阁与他的前任大隈内阁所执行的对华政策不过是手段上不同而已,其积极推行对华侵略和扩张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寺内内阁执政之时,以“西原借款”为诱饵,不但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而且还对段祺瑞扩充皖系势力准备发动内战的动机大加利用,诱使段政府与之签订了《中日军事协定》,并以此为依据,派兵进入北满,日本政府依据这一借款“实际上取得中国军事上之特殊地位”[4]114。因此,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不仅未能缓和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不满,反而进一步招致英国、美国对日本的不满,尤其是 1918年由留日学生首先倡导的抵制日货运动再次提醒了日本在华之举的失策。

面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中国国内强烈的排日情绪,1918年 9月,继寺内内阁之任的原敬内阁被迫再次修正了寺内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宣布放弃前内阁的援段政策。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真的要放弃其在华捞取既得利益的目标,在因“二十一条”而弹劾大隈的内阁会议上,原敬说:“吾人认为,诸如此次取得中国同意而将发布之条约,若致力于中日亲善之道,与中国结成最亲密之交往,则谈笑之间即可办成。”[5]他并没有否定“二十一条”本身的必要性,只是说这种做法招致中国的反对不好。这也正是大正时期历届内阁对华政策最终走上武力侵略道路的根本原因。

从大隈内阁的强硬政策到原敬内阁的“新”对华政策,表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向怀柔和温和方向发展的特征。如果说这一发展的趋势在五四前表现得不太明显的话,那么五四以后,在原敬内阁的对华政策上得到了体现。五四前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的对华贸易影响不大。五四运动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1918年各国对华商品输出总量中日本占了 44.9%,可是从 1919年以后,就持续走低,到1921年,降低到 24.5%;1923年,因收回旅大问题,抵制日货运动再起,当年日本对华输出量只占各国对华输出量的 24.2%[6]。虽然在整个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日本一直采取高压手段迫使北京政府对民众的抵制日货运动进行压制,但其作用终究是微乎其微的。仅 1923年因收回旅大而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中,在中国本土之日人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在天津约为一千二百万,上海约为四千万,总计各埠超过一亿元[7]。在对日本的贸易影响方面,日本大藏省调查表《支那排日之影响》指出,六月间对华之输出为 1 405万元,输入为 1 866万元,入超461.9万元,比前年同期输出额减少1 346.6万元,输入额增加 855万元[8]。

抵制日货运动的蓬勃发展对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24年,随着加藤内阁上台,币原重喜郎担任外相,日本对华政策向温和方向发展的趋势得到进一步体现。1920年代初,日本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从1920年开始慢性经济萧条接连不断地袭击日本,1923年关东大地震又造成了一百亿日元的损失。加藤内阁上台后,将振兴对外贸易列为政府最紧急的任务。币原外相认为,大力扩大对华经济合作正是实现这一任务的捷径。正因为如此,币原倡导的对华经济扩张政策为日本统治集团所采纳。

1924年 6月,币原在议会宣布了他的对华政策:一、不干涉中国内政;二、维护合理的权益;三、对中国现状抱同情和宽容的态度;四、中日实行经济合作,共存共荣[9]。“币原外交”代表了日本统治集团内部迫于经济危机的冲击而对中国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的关注。“五卅”惨案之后,对于英国推动日本共同制裁中国的建议,币原外相曾这样表示,日本对华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额的重要部分,与英国情况不同,长期为中国“抵制日货”所苦。从政治大局考虑,日本不能忍受处于中国人长期怨恨的地位[10]。这充分体现了日本在对华政策上一再调整的根本原因。

第二,抵制日货运动牵制了日本对中国内部军阀混战的参与和支持,在客观上对中国政局的变换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国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日本在中国主要采取了挑起南北之争,以从中渔利的策略。袁世凯死了以后,日本政府又着意扶植段祺瑞的皖系政权,以便在中国获取更多的利益。通过西原借款,日本不仅从中国得到了大量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得到了其他的包括政治强迫所不能获取的权益。所以,寺内在下台前曾不无得意地自夸说:“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实际扶植日本在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4]116

当然,能够对日本对华野心起到遏制作用的还是民众以抵货运动为主的外交运动。1918年,留日中国学生以抵制日货相号召,发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军事协定的斗争浪潮,这次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一次公开的预演。而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不仅是广大民众对日本扶植下的段政府的强烈声讨,也是日本在华权益从欧战期间形成的在华优势转变到在华失势的转折点。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和驻沪武官佐藤少佐,面对上海异常激烈的排日声浪,建议日本政府和参谋本部撤退在边防军中任职的日本军官,以免激起更大的排日风潮[11]。

同一时期,国内直系、皖系的矛盾已势如水火。1920年 5月,正当国内直、皖矛盾不断升级,双方公开备战之时,日本也在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政局。5月 21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向日本外务省报告说,段祺瑞准备出动“参战军”对付直系和奉系的联合,建议根据北京政府过去有关参战军不得用于政争的承诺,应请北京政府外交部对此予以说明[11]。担任北京政府军事顾问的青木宣纯,也向日本陆军参谋部建议说:“我国从前在中外人士间,有援助段祺瑞之误解,这成为去年排日风潮之重要原因。复查参战军 (即今日之国防军)不使用于内战一事,政府当局曾有公开声明。而今段祺瑞为对抗直隶派,公然违反大总统的意旨,使边防军第一师、第三师及陆军第九师向保定方面出动。对此如不采取任何处置,则我国将被视为今日尚在援助段祺瑞,公然同情其反抗大总统意旨之专横行为。此定将更增加今后之排日风潮……此际我国可根据边防军不得用于内战之声明,向中国政府抗议,使其履行声明。”[11]青木的建议,反映出中国此起彼伏的抵制日货运动已经引起部分在华日本人员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不得不考虑再次支持段祺瑞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

正当日本政府举棋不定之时,南方政府向日本驻广州领事提出质问,并请日本实现编练这支军队时做出的不用于政争的承诺。在上海的日本商人也对政府的举棋不定表示了担忧,他们担忧的不是别的,正是这些年来一再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上海日侨商业会议所要求日本政府撤退边防军中的日本军官,并提出:“现当本地排日风潮逐渐平息之际,而因近日舆论煽动,恐将重新抬头。即使在北方援助边防军,于我国有所收获,则中国全国之舆论,显然于我国不利,而整体所蒙受之损失实大。”[11]

迫于种种压力,日本外务省于 7月 16日发表了对华的不干涉声明,明确表示对这次直皖战争采取中立态度。虽然皖系军阀于战争开始之前曾经向日本驻华使馆提出各种援助要求,但日本政府一直未做出明确反应;与此同时,段祺瑞、徐树铮也向日本在北京的大仓洋行提出,以天津裕元纺织公司股票二百万元作抵押,要求借款二百万元充当军费,也未能实现[11]。这其实只是抵制日货运动影响日本对待中国军阀战争的态度的一个侧面,可以断定,以抵制日货运动为主要形式的国民外交运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对华政策是很难说清的,但是我们在讨论民初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日本渐趋温和的对华政策的时候,就不能不对这一原因给予充分的关注。

第三,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从列强的联合阵营中分离出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列强对中国革命的联合干涉,日本帝国主义也因此加紧在革命阵营中寻找新的代理人,对中国革命阵营的分裂起到了催化作用。

1920年代的日本经济危机以及中国持续不断的、越来越强劲的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在华利益受到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几乎所有日本政要都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了。他们的分歧在于以何种形式来干预和扭转这种状况,而不是根本否认这种状况的存在。币原外交就代表了部分统治者以怀柔来实现其经济扩张政策的主张。由于在根本上着眼于改变日本在华形象,并致力于消弭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大革命时期曾经一度主张联合列强干涉中国革命的英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在日本这里首先遭到拒绝,无论这种拒绝是如何巧妙,给英国的打击都是不言而喻的。

“五卅”惨案发生以后,中国再次掀起了新一轮的抵制日货运动,外相币原敏锐地看到,“五卅”之后,中国抵制日货运动造成了日本对华贸易的急剧下降:6月,华中进口日货额下跌到 300万美元,这仅仅为前 5个月的平均额的一半;7月,华南日货销售额由 300万日元降为18.2万日元(300万美元按当时外汇汇率折算为 572.2万余银元)[12]。币原担心,这样发展下去,其对华的经济扩张政策势必遭到破产。

在“五卅”惨案的处理过程中,日本外相币原一方面担心中国乘机离间英、日关系,在未来的关税会议上失去英国的支持,同时也害怕在与中国的交涉过程中,英国抢先与中国达成谅解,从而引起中国人民的不满,掀起排日浪潮。在他看来,只有尽快与中国政府达成谅解,解决工人罢工被杀事件,才可以缓和中国的排日浪潮,减少抵制日货运动给日本带来的损失。于是,他向内阁提议,日本在确保“满洲的特殊权益”的同时,必须维护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为此,应努力改变日本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日本应该寻求单独解决日商纱厂罢工案的处理途径。

与日本人积极寻求解决“五卅”惨案的态度不同,英帝国主义在中国仍不顾事实地顽固坚持对华外交的炮舰政策,不但不积极寻求问题的解决,反而一意孤行,继“五卅”惨案之后不久,又在广州制造了“沙基惨案”。并且还积极推动美、日等国,希望对中国进行共同的武力镇压。在南方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英货运动。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采取了单独对英的外交策略,分化帝国主义阵营。而日本也乘机于 7月向段政府递交了一份“单独警告”的照会,允以联合列强,磋商准许段政府以按照 1922年华盛顿条约决议征收附加税、调查治外法权等为条件,诱使段祺瑞同日本单独解决上海问题,从而摆脱其“祸首”处境,缓和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

日本寻求解决的姿态与南方政府“单独对英”的策略有了共同的基础,使日本有机会从“五卅”的泥淖中解脱出来。尤其是随着华南掀起了抵制英货的高潮,日货遂乘虚而入,大量运销两广、福建等地。华北各口岸开始时是抵制日货,不久在南方政府的鼓动和影响之下,实际上变成抵制英货。结果,英国对华贸易遭受到了重大损失,而日本对华贸易却扭转了下降的趋势。1925年度,日本在各国对华输出的总额仍保持了与上年相当的水平,而与此同时,英国却比 1924年下滑了 6.2个百分点,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英国第一次在对华贸易中落后于日本[6]。

为了使单独对英的外交策略获得成功,国民政府在汉、浔事件后,果断地收回了汉口和九江英租界,而对该地的日租界却分毫未动。这一举动显然使日本大受鼓舞,更为重要的是,在“沙基惨案”以后,在对华贸易中,英国的受损与日本的获利,也使日本对怀柔的对华政策甚感满意。正如台湾学者吕芳上指出的那样,“日人从五卅事件记取的教训是:外国有力量伤你身体,中国人则有办法伤你‘钱袋’”[13]。所以在 1927年汉浔事件以后,英国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准备出兵上海的时候,日本委婉地加以拒绝。它认识到,在没有迫在眉睫的危机的情况下出兵上海不是明智之举,他们从中国持续的抵制日货运动中看到,“国家尊严对英国人或许有更多的意义,但贸易才是日本的一切”。因此,他们决定袖手旁观,“宁可待在家里继续开店营业”[13]。不久,日本作了不派兵的声明。

1927年 3月 24日,英美军舰炮轰南京,制造了“南京惨案”。之后,英法美意达成一致意见,准备共同武力干涉中国革命。英国再次邀请日本共同行动时,币原还是以日本在长江上游有2 000居留民,6个领事馆、办事处,日本不能像英国那样采取强硬措施为由婉拒[14]。当然,日本采取这一对华政策还有更周全的考虑,币原外相对中国革命阵营内部矛盾的了解和他意在分化革命阵营的图谋,都是他拒绝武力干涉的原因,为保护自身的侵华利益,日本也因此而加紧在中国革命阵营内部寻找新的代理人,从而加速了中国革命阵营内部的分化。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即中国民众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是造成列强联合武力干涉政策破产的重要原因。

民初抵制日货运动无一不遵循“以经济促政治”的理路,很显然,运动的最终结果和发起该运动的初衷有很大的差别,它没有也不可能阻止日本武力侵华的行动,但是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该运动不但直接导致了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也进而间接影响了民初政治的走向。

[1] 裴长洪.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 [J].历史研究,1982(5):21-38.

[2] [日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94.

[3] 俞辛焞.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J].南开学报,1982(4):59-67.

[4] 刘彦.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 [M].上海:太平洋书店,1932.

[5] [日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445.

[6] 丁应求.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的研究——以中日关系为主[D].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86:57.

[7] 留日学生之重要报告[N].大公报,1923-07-15.

[8] 日报发表排货之影响[N].大公报,1923-07-24.

[9] 沈予.五卅运动与日本对华政策[J].档案与历史,1988(4):69-78.

[10] 沈予.论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M]//中美关系史论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223.

[11] 章伯锋.直皖战争与日本 [J].近代史研究,1987(6):177-189.

[12] Remer,Charles Frederick.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M].Baltimore:John Hopkins Press,1933.

[13] 吕芳上.北伐时期英国增兵上海与对华外交的演变[J].近代史研究所辑刊,1997(27):185-229.

[14] 于永.论北伐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J].社会科学辑刊,2000(3):107-111.

Abstract:Civil diplomacymovement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movementof boycott against Japanese goods became the popularway to fight the aggressive policy of Japan,which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Japan’s Policy toward China.Itmade Japan’s Policy toward China become moderate on the one hand,it impeded Japan attending warlord melee of China on the other hand.At the same time,civil diplomacy movements of the boycott against Japanese goods made the joint interference from the powers bankrupt completely.And it also intensified Japan to look for the new agent from China,which promote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revolution camp.

Key words: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Movements of Boycott against Japanese Goods;Japan;Japan’s Policy toward China

The Study ofMarxism Sino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W orld History

YAN Xu

(NationalDefense University,Beijing 100091,China)

The academic circles studyMarxism sinolization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 at present.W 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the innovation of practice,it becomes the self-conscious pursuit to studyMarxis m sino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world history.Thereby the research pattern covering the visual angle ofworld-history and that of China will be established.

Marxis m sinolization;the perspective of Chin;the perspective ofworld history;

On Criterions of Demarcation of Science

ZHOU Wen-hua

(School of Philosophy,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China)

Abstract:As for the criterions of demarcation of science,that the absolute criteria given by logical positivism and Popperian are absurd ismade clear by Thomas Kuhn through his analysis of history of science.Kuhn suggests that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a researching field to be a science is that a paradigm emerged in that field.Kuhn is the father of historicism who holds relative criteria for demarcation of science.This relativis m reaches its extreme at the hands of Paul Feyerabend,Larry Laudan and Richard Rortywho declare the problem of demarcation is spurious.Both their view and Lakatos’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 give room for pseudo-science.This paper gives a nor mal definition of science by connecting falsifiability,essential universality,coherency and observational prolificacy properly.The definition is a logical and historical criterion of demarcation which can eliminate metaphysics and pseudo-science.From the definition we can deduce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ce which are supposed to have.

Key words:demarcation of science;essential universality;Popper;Kuhn;Lakatos

Problem Reductions in the Revolution of Neoteric Physics

SHEN Jian

(Law College,JiayingUniversity,Meizhou,Guangdong 514015,China)

Abstract:Problem reduction(PR)is a new topic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In the paper,the paper tries to show that there are some classical PR cases in the revolution of neoteric physics,and by those cases,the paper argues the existence of PR can be verified.Moreover,on the basisof those cases analysis,the paper rejects thewidespread view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problem reduction and science revolution are mutually exclusive.

Key words:the revolution of neoteric physics;problem reduction;science revolution;relationship

The Essence and I mpact of Kuhn’s Paradigm ThinkingM ode

WU Chun-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GuangxiNormalUniversity,Guilin,Guangxi 541004,China)

Abstract:Kuhn’paradigm thinkingmode is the basic view and method generated on the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structure of a certain science field.It develops and transfor mswith the advance of the science and is also incommensurable,more comprehensive than the logicalpositivis m and Popper’s falsificationism but having itsown limitations,affects the developmentof SSK significantly from various aspects.

Key words:paradigm;scientific community;thinkingmode;SSK

TheM ovements of Boycott aga inst Japanese Goods and Japan’s Policy toward Ch ina

Y IN Shao-yun

(Law and Politics Institute,Xuzhou NormalUniversity,Xuzhou,Jiangsu 221116,China)

K258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8444(2010)02-0210-04

2010-01-21

2006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6JSBLS009);江苏省“青蓝工程”资助项目。

印少云 (1970-),女,江苏泗阳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与对外关系研究。

责任编辑:仇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