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国外主要发展模式的互动与成败得失评析

蒲国良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2)

20世纪以来国外主要发展模式的互动与成败得失评析

蒲国良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2)

20世纪特别是战后以来,世界不同发展模式之间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交织和竞争态势,构成了当代国际经济关系演进的主要内容之一,并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演变产生深刻影响。以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为转折点,世界主要发展模式的传统格局被打破,开始进入了新一轮的塑造与博弈时期。其中,在发达国家内部,以美欧模式之间的博弈为主线。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大体是以英美模式与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发展模式的竞争与合作为主线。这两者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一种相互交融、交错的复杂关系。

发展模式;计划经济模式;市场经济模式

一、百年来国外主要发展模式互动的基本态势与特点

(一)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模式与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在20世纪形成一种互有攻守的竞争态势,但最终以苏联模式落败告终

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在完成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后,以计划经济为导向的新型发展模式基本确立,并且在其初期表现出一定的体制优势。二战前夕,苏联从原来沙俄时期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为欧洲的强大工业国,其国力一跃上升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经济实力也雄居欧洲之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30年代初的大危机重创下,在一定程度上学习和借鉴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某些方法和经验,如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实行部分重要行业及企业的国有化,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广大民众的社会福利条件等。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在某些特定的年代不仅立住了脚跟,被政界、学术界、媒体认同为一种完全不同于市场经济范畴的发展模式,而且具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欠缺的某些特质和优点。正因为如此,这一模式在战后初期形成了同西方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大体势均力敌的态势,尤其是对于那些刚刚脱离殖民宗主国统治的亚非拉国家来讲,一度有着更大的优势和吸引力。这些新独立的多数亚非国家,在当时都选择了偏向苏联东欧国家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并且大都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实践,一些国家还取得一定成果,以此建立了本国的国民经济体系,扩充了国家经济实力。

苏联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各种体制性弊端日渐凸显,制度性活力相对于西方市场经济模式来讲明显缺失,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大大弱于后者,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繁荣程度也明显落后于后者。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东西柏林实际上就扩大成了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的比较与竞争的窗口,当时的西柏林明显繁荣和发达于东柏林,导致东柏林居民不断越过柏林墙涌向西柏林。那些当初选择实行计划经济模式的亚非拉国家也不得不进行体制调整,引进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特别是苏东剧变后,这些国家基本放弃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改为推行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新的发展模式。

总的来说,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与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竞争中经历了一种由扬到抑的演进态势。在两种发展模式的竞技中,苏联东欧国家的计划经济模式最终落败。当今该模式只由古巴、朝鲜等个别国家仍在艰难支撑着。

(二)欧美模式的长期竞争与互动趋势,表明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两大蓝本各有所长

资本主义内部的发展模式长期以来都不是统一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一个多种模式相互竞技的动态活动过程中的。在资本主义众多模式的运行和竞争中,英美模式与欧洲大陆模式(或者说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与莱茵模式)的较量与互动是主线,应当说最具实质意义。在20世纪初特别是战后初期,这两大模式也是旗鼓相当,各有千秋,相互之间进行借助、互补而各自走向完善的特征相对明显。英美模式注重借鉴欧洲大陆模式的国家宏观调控手段,发展公共服务建设,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欧洲大陆模式则更多地学习和借鉴英美模式的市场经济运作、制度与体制创新,借鉴美国股东价值优先经验,实行“经理革命”。20世纪70年代后,欧洲大陆模式的体制弊端日渐显现,所面临的内外困难增多,英美模式的优势日益明显。美英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通过里根和撒切尔所发起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向欧洲大陆模式发起了渐趋强大的攻势,欧洲大陆模式开始转入了模式较量的守势阶段。

尤其是在90年代以来,由于英美模式的比较优势更加凸显,欧洲大陆国家纷纷实行了一种扬弃自身发展模式,掀起了更多地向英美模式学习、借鉴的浪潮。其中以西欧社会党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最为典型,它们明确提出要借鉴新自由主义的某些精华,学习英美模式中一些有效政策和做法,重点是对西欧传统的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的“三高模式”进行“减肥”,降低体制成本,扩大资本及企业主的权利,限制劳方及工会权利,增加劳动者的责任和承担的义务。在具体的政策与举措上,放弃国家管制,实行私有化,下放权力,扩大企业自主权;大力发展以知识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推进国家和企业的技术创新,增加科研投入,降低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同时,有的国家还致力于推动金融创新,大力发展虚拟经济;降低企业赋税,减轻企业运作成本,适度减轻企业承担劳动者社会保障的费用负担;改革僵化的劳动市场体制,扩大灵活性,提高临时工、短工比例,扩大企业主的雇工及解雇权力,加大就业培训力度;改革社会福利体系,严格享用条件,降低享用的水平与标准,提高个人承担的幅度,努力从消极享受型向积极的社会福利模式转型。

一直到金融危机发生时,欧洲大陆模式向英美模式靠拢的趋势仍在进行,而且确实也使得欧洲大陆模式的体制沉疴有所缓解,改革成效得到一定显现。当然,这种模式调整所带来的阵痛和代价均较大,甚至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弹,特别是遭到包括左翼政党在内的进步力量与广大劳动阶层的强烈抵制。

(三)日本发展模式在前期注重对欧美两种发展模式的优点吸收,以及在本国文化基础上实现创新,但后来则在借鉴上走过头反而失去了自身

日本模式尽管说属于东亚模式范畴,但由于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确立自身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又确实呈现出与东亚其他国家不尽相同的某些特点。战后以来,日本模式在确立和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学习和借鉴了西方其他发展模式的成熟做法与相关经验,尤其是在在经济上彻底实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和魂美才”式的日本发展模式[1]。而且,有些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造与转型实际上就是在美国军事占领当局的指导和监督下实施的。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美国军事占领当局解散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形成的封建财阀垄断,打破了财阀家族对企业的控制,为日本现代资本主义创造了宽松、自由、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走技术引进型的发展道路,大力推动科技的引进和创新。日本不仅引进美国、德国、法国、瑞士等西方国家的技术,而且也引进苏联、东欧国家的技术。日本尤其重视对所引进科技的吸收、消化和改造,特别是创新,因此大大缩短了与美国等先进国家的距离。对美国的管理模式进行引进和改制。从四五十年代开始,日本着力引进美国的现代公司管理、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管理制度,同时还引进美国的董事会制度、统计制度、人事考核制度、工资制度、职业教育制度等。日本在推行“经理革命”过程中,其公司经理的权力甚至超过美国,股东权力微弱。按照欧美模式路径,日本从战后,特别是50年代起,着手建立和逐步健全日本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保险、公共求助、社会福利、公共卫生及老年保健等方面。1976年,三木武夫政府提出了“日本型福利社会设计图”。在劳动就业制度上,更多地参照欧洲大陆模式,建立了日本特色的终身雇佣的劳动市场体制,临时工、短工很少。在90年代以前,职工大都是终身就业。

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危机加重,其模式弊端日渐显露,日本自民党政府为此加大了调整力度,其改革方向更多地向英美模式靠拢。尤其是在小泉执政7年期间,大幅“引进”美国模式的做法达到顶峰。但这种模式调整也遇到很大阻力,有的改革半途而废,多数改革在小泉下台后不再向前推进。

(四)东亚模式在学习其他模式优点后异军突起,但该模式后期的不稳定性在增大

除日本外,由多数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所构成的东亚发展模式在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后,日益成为世界各种发展模式竞技场上的佼佼者,其发展业绩令世界瞩目。东亚国家在早期十分注意学习日本发展经验。一是高度发挥政府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护航作用,政府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干预力度很大;二是通过确立出口导向型的“经贸立国”,如韩国的“出口第一”的模式,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的分工进程,并且注重跟踪国际经济的结构变化,及时调整本国本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三是十分注重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吸收环节,努力实现“拿来主义”与自主创新的有机结合;四是在经济增长模式上,致力于加速工业化和国家现代化进程,推行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长时期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在20世纪后期,东亚国家和地区同时又注重学习和借鉴英美模式、欧洲大陆模式和拉美模式的某些有效做法。尤其是在经济获得一定发展的条件下,减轻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进一步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在经济管理上较多地引入美英的管理体制,加快产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大力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着手建立和逐渐形成覆盖更多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

90年代中后期以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东亚诸多国家和地区那种政府主导失效、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出口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等弊端充分暴露。此后,它们在进行模式调整时,既注意借鉴英美模式的某些有效经验,加速结构调整,建立健全的金融制度和体系,加快建造应对危机可能发生的“备用轮胎”,同时也注意吸取日本、欧洲大陆国家的经验教训,注重政府干预的适度,提高管理的透明度,加强社会事业的建设等。

(五)拉美模式历经曲折,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后借鉴新自由主义模式后的反思与模式重塑,才使其逐渐寻得新生

拉美国家在独立初期所推行的出口发展模式遭受挫折后,使其自二战至20世纪80年代又转而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也随着80年代拉美许多国家的债务危机所出现的经济崩溃而终止。

为此,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拉美国家大都接受“华盛顿共识”,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政策思路,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向英美模式靠拢:一是推行贸易自由化,加快拉美一体化进程,密切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关系,降低关税。二是开放资本项目,消除外汇管制,大力吸引外国投资。三是推进私有化,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革力度。四是推动金融改革,实施利率市场化和国有银行私有化改革,扩大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五是推进税制改革,简化税制,降低贸易税,提高增值税。六是进行社会政策改革,调整劳工制度,简化雇主招聘程序,降低雇主解雇雇员成本,社保制度由原来的现收现付制改成基金制。

拉美国家由传统发展模式向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导向的经济社会改革使拉美经济实现了恢复性增长,提高了拉美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但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以及2001年至2002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又在相当程度上暴露了拉美国家这种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严重局限性,反映了其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收入差距拉大,抵御危机的风险处置能力不足等弊端。新世纪以来,拉美许多国家吸取教训,对那种全盘照搬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战略举措进行总结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注意借鉴欧洲大陆模式、东亚模式的一些有益经验和做法,从而实现了拉美模式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真正复兴。

(六)转型国家发展模式向欧洲大陆模式靠拢

苏东剧变后,前苏东地区几十个国家纷纷抛弃了原来的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转而推行市场经济模式。当然,前苏东地区各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模式转轨的过程中,所选择的道路又不尽相同。在上世纪90年代初,多数国家选择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只有少数国家实行向社会市场经济的战略转型。

在前苏东国家历经90年代的制度替换与体制转型之后,经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大多数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进一步厘清了自己的目标所向,总体上都是选择走西欧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它们这样做的基本战略考虑,一是地缘政治的重大影响,东欧及独联体许多国家与西欧毗邻,与西欧国家的利益关联度大。二是历史文化传统大体相近。在二战前,东西欧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相同,宗教与文化联系密切,人员频繁往来。因此,它们在发展模式的最终选择上对西欧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三是东欧、波罗的海及部分独联体国家加入欧洲联盟的战略需要。这些国家在经济社会转轨中,把加入欧盟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要加入欧盟,这些国家自然就要在经济社会体制上尽可能地向西欧大多数国家的基本标准靠拢。四是前苏东大多数国家的有识之士在价值取向上一般也认为选择欧洲大陆的发展模式更符合自己国家的国情。

二、国外主要发展模式的成败得失及未来走势

以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为转折点,世界主要发展模式的传统格局打破,开始进入了新一轮的塑造与博弈时期。其中,在发达国家内部,以美欧模式之间的博弈为主线。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大体是以英美模式与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发展模式的竞争与合作为主线。这两者之间也存在一种相互交融、交错的复杂关系。

(一)以美英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面临深刻调整,未来将会对市场的自由化进行某些限制

世界金融危机突出地表明了盛行世界30年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遭到重大挫折,其国际声誉大大下降,在国际政治思潮领域的话语垄断地位受到动摇乃至被剥夺,需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和调整。西方学者也认为,G20峰会标志着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的统治地位结束。当然,这只是较为悲观的一种观点,应当说,新自由主义模式当前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的迹象,经过调整后它仍会在当今世界占据重要位置。

当前,秉持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最主要的两个国家美国和英国都深陷经济衰退的困难境地,国内围绕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出路问题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与政治角逐。在美国,奥巴马领导的民主党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已粗线条地勾勒出对新自由主义模式进行改革和重塑的政策思路,主要表现在: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适度干预,改变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经济生活的状况,在某种范围内重拾国家的调控功能,对部分银行等金融机构实行国有化;限制经济生活中的极端自由化行为,强调市场道德建设,加强金融活动特别是金融投机的监管,严格金融体制的创新,限制金融高管的高薪;大力发展实体经济,限制虚拟经济的过分膨胀,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改变传统的消费模式,提倡量入为出、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适当兼顾公平,给弱势群体以更多的扶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医疗体制的重大改革。而共和党主流派等为代表的美国保守派势力则依然坚持自由市场发展道路。

在英国,改革与保守党两大势力则是在围绕如何评价“撒切尔主义”的争论中透视出对未来发展模式重塑的博弈态势。改革派特别是左翼势力认为金融危机标志着“撒切尔主义”在英国的彻底失败,它给英国带来了经济失序、社会分化、人们的道德水平下降、社会平衡打破等诸多弊端,认为在“撒切尔主义”的废墟上不可能找到前行的路标。布朗的工党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重拾凯恩斯主义,表明了只有对传统模式进行重大变革,英国才能有出路。而保守力量则认为,“撒切尔主义”功不可没,它是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认为英国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国家干预、国有化等措施只是应急之举,等危机缓解后英国还是要逐步回归到“撒切尔主义”,继续走自由市场发展模式之路。

基于美英等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经济运行的惯性趋势,它们未来肯定仍将走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不会向欧洲大陆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臣服”。但它们也不会完全回归到传统的新自由主义的老路上去,而是会根据时代的变化与形势要求进行一定的调整和改造。

(二)欧洲大陆模式在坚守其核心原则的同时,仍会继续进行改革调整,借鉴其他发展模式的精华,这一模式的辐射范围将有所拓展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欧洲大陆模式与新自由主义模式相比处于明显的弱势状态,有时甚至处在受“批判”的地位。金融危机明显地改变了其处境。尽管金融危机使得欧洲大陆模式增强了“自信心”,并且在国际思潮领域暂时取得了话语主导权,但这一模式的某些弊端并未因金融危机的爆发而自动消失,比如体制僵化、制度创新不足的问题,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保障问题,财政困难加剧问题,国际竞争力弱化问题等,而这些恰恰是英美模式的优势所在。欧洲传统发展模式的深层次问题并非短期可以彻底解决的,欧洲大陆模式的体制沉疴依然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才可能治愈。

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大陆模式在重塑过程中展现出许多新的动向与特点:一是进一步展现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彰显其调控功能。二是着力发展实体经济,加速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致力于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三是大力宣扬道德和良知,强调市场的存在基于道义,市场的健康发展有赖于价值观和道德理念的支撑,倡导勤奋、责任心、诚信、积极进取、讲公道的风尚,认为市场的无形之手需要社会的援助之手的配合。四是追求塑造一种人性、人道、公正、可持续的全球化,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

欧洲大陆模式未来演进的趋向相对来讲比较明朗:一方面,它将会更加高扬社会市场经济的旗帜,坚持其基本价值取向,向国际社会张扬其公正、互助的人性魅力。在国际范围内加大同英美发展模式的竞争与博弈力度,巩固自己的话语优势。另一方面,它也会继续对其传统模式弊端进行改革和创新,改变其经济体制僵化、劳动力市场活力不足、社会保障体制入不敷出的状况,在此过程中学习和借鉴英美模式、东亚模式的经验,乃至加强与它们的交流与合作。

(三)东亚模式在新形势下面对许多新课题,日本模式甚至面临何去何从的艰难考验

东亚模式曾有过较长时期的辉煌,但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暴露出许多深层次的问题,经过十来年的调整虽有所改观,但本次金融危机再次显现出该模式的结构性问题。这两次危机表明:秉持东亚模式的许多亚洲国家严重依赖于外国资本流入,缺乏高效的资本市场。日本学者中村哲就强调,东亚经济对发达国家和跨国资本具有“依赖性”和“从属性”,这就是一种结构性问题[2]。其外向型、出口导向的经济体制使之更加依赖于国际市场,比其他地区更深入地参与进国际分工体系,因而在危机中所受冲击就更直接甚至更剧烈。国外特别是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随着东亚经济完成“原始积累”、基本实现工业化,其经济自由与政治集中的矛盾趋于凸显,尤其是由社会严重分化所引发的不稳定性导致了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多国的政局与社会局势动荡;该模式中的部分国家继续依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依赖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已渐渐地难以维系,有的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明显上升;采用东亚模式的一些国家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也难以继续走污染环境、浪费资源、长期追求高增长的粗放型发展道路。

当前,东亚及东南亚许多国家都在对其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和调整。如进行经济体制与结构改革,实行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加强区域内的贸易联系,扩大内部需求,减少对区域外的市场依赖;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扩大政府对银行保证金的覆盖面,增加外汇储备,实行金融资源的多元化配置;加快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升级;适度进行政体改革,顺应本国中产阶级等群体的民主诉求,增加决策透明度,减少体制性腐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遏制社会分化趋势,维护社会稳定。

日本模式历经90年代的经济衰退,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也遭到重大冲击。在日本内部,发展模式之争日趋凸显,小泉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负面影响日渐加大,金融危机则被一些政界、学术界视为“美国模式的失败”。目前反新自由主义、反美国化的势力在政界、学界占上风。自民党的麻生太郎,民主党主要领导人小泽一郎、鸠山由纪夫等主张重振日本模式,并对之进行必要的改革,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要求;而自民党内的小泉、中川秀直以及民主党内的冈田克也、前原诚司等则主张按“美国模式”的思路对日本模式进行重大变革。而日共、社民党、国民新党等小党则极力反对美国模式。当前,这种模式的争论并未了结,日本未来究竟走何种发展道路还要取决于哪股政治力量今后在政坛占上风。

综观东亚模式的未来走势,可以设想,它不可能完全照搬哪一种发展模式,而会仍以自身的传统发展模式为蓝本,保持本模式的基本特点和优点,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创新,并继续借鉴其他模式,如欧洲大陆模式、英美模式的经验。

(四)拉美模式也酝酿着深刻的调整和改革,并在兼收其他模式优点的基础上前行

新世纪以来,拉美大多数国家就在总结世纪之交金融危机教训的基础上再次对其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和总结,并探索重塑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国家因政治判断与价值取向的差异,出现了几种有明显个性差异的调整思路:一是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为代表的拉美左翼力量主张对传统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进行根本性清算,谋求建立新型的经济体制,甚至走所谓拉美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其主要举措就是大力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领导,把一些重要的资源部门和重要行业收归国有,加强对市场自由化的约束,增强民众对经济生活的参与,扩大就业,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国家的再分配功能,努力实现社会公平。二是以巴西、智利、秘鲁等为代表的国家主张对拉美传统模式以及完全照搬新自由主义的做法进行较大程度的改革和纠正,以拉美的民众主义思想为基础,注重借鉴社会民主主义的某些理念,更多地吸收欧洲大陆发展模式的优点,同时不完全否定新自由主义,而是继续实施其一些有效做法,并在此基础上塑造具有拉美自身特色的、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模式。三是以哥伦比亚、墨西哥为代表的极少数国家,基本肯定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主张按美国模式来对拉美传统模式进行改造,密切拉美与北美的关系。

拉美地区有33个国家,各国之间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尽相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也较大,实际上并不存在整齐划一的拉美模式。今后拉美国家仍会走多层次的、多样式的发展道路。拉美左翼会是本地区部分国家的一种选择,但它能够维系多久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鉴于拉美多次发生经济与金融危机的教训,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恐难成为拉美多数国家的主流模式,但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仍有一定市场,只是绝大多数国家不会完全照搬。估计巴西、智利、秘鲁等所倡导的发展战略将会成为拉美多数国家的选择,有可能成为拉美未来发展的主流模式。

(五)前苏东地区多数转型国家在总体仿效欧洲大陆模式过程中,今后会更多地根据本国国情进行改造和创新

金融危机表明,脱离自身条件,不切实际地向欧盟标准看齐,把欧洲大陆模式奉为“圭臬”在转型国家行不通。此次金融危机中,东欧部分国家深受过度依赖西欧国家以及过分追求套用欧洲大陆模式的诸多标准之苦,波兰、匈牙利等国就为此受到很大冲击,从而促使这些国家进行思考。东欧和部分独联体国家未来可能更多地考虑如何实现欧洲大陆模式的本土化改造问题,既把建立欧洲大陆发展模式视为前进方向,同时更注重培育其适应本国国情的土壤。许多独联体国家只是把欧洲大陆模式作为探索自身未来发展模式的参照系数,在大体的框架和总体思路上对之借鉴,并不会机械地模仿和照搬。

一种发展模式的塑造和成型,需要较长时间的锻造和实践检验。因此,总体上说,转型国家的发展模式尽管从方向上讲是向欧洲大陆模式靠拢,但当前大都处在过渡阶段,要成为一种相对独立和定型的发展模式还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塑造过程。

(六)“金砖四国”崛起对世界主流发展模式的冲击与影响扩大

“金砖四国”的崛起是当今国际经济发展的一个崭新现象,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现行的国际经济格局,提升了一些新兴大国的国际影响。当然,在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实力、经济体制与运行方式等诸多方面,四国都存在明显差异,不能说它们同属一种发展模式。

当前“金砖四国”对世界其他模式的影响与冲击主要体现在:一是四国的经济增长较快,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实力大幅上升。在金融危机前,四国经济年平均增幅为7%～10%,高于世界平均增速近1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0%以上。二是“金砖四国”经济实力明显上升。当前四国均已挤入世界十大经济体之列,占全球 GDP的15%,按购买力平价则达25%。四国国土占世界的1/4强,人口占世界的2/5,是一个巨大潜力的消费市场。三是四国特别是俄、巴两国都是资源大国,中、印则是世界多种产品及资源的消费大国,四国的经济活动无论对卖方还是买方市场都影响重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世界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向。四是在金融危机后,四国在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体系中的话语权扩大,影响力增强,它们尽管还无力改变西方的主导地位,但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1]杨薇.日本文化模式与社会变迁[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1:189.

[2]中村哲.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32-36.

D50

A

1000-2359(2010)06-0036-06

蒲国良(1966-),男,河南柘城人,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8JJD710019)

2010-09-21

[责任编辑 孙景峰]